母親被確診患有胰腺癌之後的幾個月，主演過《人鬼情未了》和《辣身舞》的明星帕特裡克·斯維茲也患了同樣的病。他比母親年輕很多，母親很喜歡他的電影，只不過在他生病之前對他並沒有太過關注。一個月之前，母親即將起程前往佛羅里達小住，電視播放了一段帕裡克接受芭芭拉·沃爾特斯的專訪。可是我把這事忘記了，直到那天我打開電視，習慣性地轉台，恰好趕上播出。這段專訪很令人震撼，像母親一樣，斯維茲非常坦然地表達了他的希望與決心，他將與癌症抗爭到底，雖然他知道自己終將死於癌症。
訪談剛剛播完，電話就響了。
「他是不是太棒了？」當然，我知道母親在說斯維茲。「跟我想的完全一樣。」她對於斯維茲的坦率以及毫不避諱談論治療造成的腸道問題尤為欣賞。母親也同樣坦率地談論過這些——痙攣、腹瀉，以及便秘，這些通常都是會讓大家不太舒服的話題。但她堅持如此。在難民營的經歷讓母親對於這些事情沒有過分的拘謹，她也不認為其他人應該對此那麼忌諱。
母親到目前為止一直沒有機會和胰腺癌病人聊聊，也沒機會結交病友，因為大部分病人都撐不過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就去世了。現在她才覺得她總算遇到了一個病友，哪怕只是在電視上。她說她會把斯維茲的訪談錄像帶去佛羅里達，還要給她在那裡的朋友們觀看。
母親抵達維羅海灘時，她的身體狀況非常糟糕，糟到她覺得跑去那裡真是個天大的錯誤。她發高燒、渾身顫抖、腹瀉、手腳麻木、噁心嘔吐。不過一天後，在克服了飛行伴隨的種種不適之後，她感覺好多了。她還調侃了那些在機場用輪椅作為插隊道具的人，他們根本不需要輪椅，卻讓像她這樣真正需要輪椅的人，站在漫長的隊列裡。
「媽媽，你可以用機場的輪椅啊。」我在電話裡提醒她。
「但那應該留給真正需要的人。」她說。母親就是這樣的人，在公共汽車上還是會給比她更年長的人、孕婦和孩子讓座，她知道當汽車轉彎時，這些人會抓不牢。她也會瞪著那些身體健康卻不讓座的年輕人。
母親跟以往一樣，在佛羅里達停留期間也安排了很多活動。我一到她在維羅海灘上租下的別墅裡，她就迫不及待地告訴我她的計劃。有我陪著母親，父親就能夠回紐約待一個星期處理一下他的工作，我們去年也是這麼協調的。大衛幾天後也會過來。我的哥哥、妹妹以及家屬也都已經來看過母親了。
「早晨第一件事兒就是去看海牛。艾德裡安、米洛、露西、塞伊都好喜歡海牛。」
早晨，喝一杯母親已經準備好的咖啡，然後出門，穿過噴泉、大門、街道，來到港口。我們站在碼頭邊緣，等著這種體型壯碩、造型奇特、灰色笨拙的海洋生物現身。
「我真希望今天能看到海牛。」母親說。
回想這一年半，我總是被各種怪異的迷信想法突然衝擊到，這就是瓊·狄第恩所說的「不可思議的想法」吧。我當時的腦海裡都是下面這種荒誕的句子：如果海牛出現，那麼今天就會是個好日子，母親會感覺「好多了」；如果海牛不出現，那麼今天就是個「不太好」的日子。我深深地望向海水，希望能夠看見一隻海牛。我看向母親，她正抿著嘴唇，好像女生弄勻口紅時的動作。可是她並沒有塗口紅，乾裂的嘴唇被風掃過一定很痛。
然後我看見海牛了，先是一隻，再一隻，又一隻。港口混亂地停滿汽艇，白色的艇身映襯著晦暗的海水和湛藍的天空。這些船沒有人開，靜靜地停泊在岸邊。海牛們緩慢地在船隻之間移動。稍遠一點，是全速行駛的汽艇。當你凝視著海牛的背影時，會發現它們的背上被劃出一道道巨大的結痂的傷口。
「它們被汽艇划傷了。」母親說，「太可怕了。」
看完海牛，我們回到公寓吃早飯。吃飯時母親坐在身邊陪著我，她會努力吃一點燕麥片或是英式麥芬蛋糕，不過她的胃口實在不好。《紐約時報》過一會兒才會送來，我們吃早飯時會先看當地的報紙，母親特別愛看房屋或公寓出售的廣告。
「我們可以在這裡買一間小公寓，大家都可以過來住，孩子們一定會很喜歡的。」
早飯後，就該去電腦中心了，母親可以在那裡查收她的電郵，接著去賣酒的小店買瓶紅酒或者威士忌，然後去熟食店買晚餐要吃的東西，接著是超市。
我們一般會睡個午覺，然後看書，一直到四點。那是母親最喜歡的時刻。當時鐘準時指向四點的那一刻，我們準時出門去海灘散步。讀書會現在是移動的了。母親喜歡海灘的天然美景，她總也看不夠，也期待其他人出來散步，或是帶著他們的狗慢跑。母親不只是與一些人點頭致意，她還跟許多人打招呼。
「看，那邊有一隻特別漂亮的英國可卡犬。主人是一位從聖地亞哥來的女人，她為有學習障礙的孩子們工作。她的女兒在參軍。」
我不想看到什麼可卡犬，也不想見聖地亞哥來的女人，更不想知道關於她女兒的事。除了母親，我不想跟任何人說話。我想跟母親討論書或大海，然後在溫柔的海浪聲中沉淪。當然，我喜歡狗。但所有這些陌生人的生活、他們的故事對我來說，是會讓美景減色的。隨著時間的慢慢流逝，這些人打擾了我與母親所剩無幾的有限對話，我感到憤怒。
我不明白，怎麼會有人總想要與別人交談？等待化療時、在出租車、機場、市場、難民營以及晚餐會上，這些人總是有太多話要說。「就沒有那樣的時候嗎？媽媽，當你只想一個人待著，獨自一人或者只跟你認識的人說話？」我問，「看起來你在任何地方都總是在見人。」
「我不是總想要見人。」
「才怪，你總是想要認識人。」
「不是，我有時候也不想。但認識人不是什麼難事。只有先去認識某人，跟他說話，最重要的是問他問題，才能確定你想不想認識這個人。而且我沒覺得這對我是種打擾——他們給了我們更多的話題，就像書一樣。」她停頓了一下，「但我真的不是總想要認識人的。」
突然，一隻可卡犬在午後的微風中闖進我們的視線。它身後跟著一個女人。
「你好，蘇珊，這是我兒子，威爾。」
「很高興認識你。我剛從紐約來，」我開口寒暄，接著說：「媽媽跟我說你在聖地亞哥為需要特殊服務的孩子工作。你的女兒好嗎？她在軍隊裡，對嗎？」
回到家後，我試圖想起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放學一回到家裡就會問母親一天過得如何，或是問父親他聲音沙啞是不是因為感冒了……之類的。我還記得從寄宿學校回家後就會這麼問他們，但當時只是在談話結束時敷衍了事地問一下。
我不懂得怎麼詢問和聆聽（是真正地用心聆聽），也習慣尋求樂觀的答案來滿足自己，覺得所有的事情都會有所好轉，不會從糟糕變得更糟糕。可我的母親卻令我失望了，我絕望地盼望她的病情能夠好轉一點，可怎麼越來越差了？
我帶著瓊·狄第恩的《不可思議的一年》來到佛羅里達。我和母親在這本書剛出版時都看過，但我想要再看一次。狄第恩在書中描寫了丈夫突然去世後自己的生活，她在書中的前幾頁對此做過描述。書中也寫到了她的女兒一度病重，瀕臨死亡，之後卻又痊癒了。悲劇的是，她的女兒在這本書寫完之後、出版之前，死於胰腺癌。《不可思議的一年》是一本關於死亡、悲傷以及疾病的書。
狄第恩把丈夫去世的悲傷與自己父母去世後的感覺做了比較：
「悲傷，當它襲來之時，沒有人可以預見。這跟我父母死的時候不一樣：我爸爸在八十五歲生日前夕去世，媽媽在九十一歲生日前幾個月去世，兩人在去世之前都經歷了幾年之久的逐漸衰弱。他們走的時候我很難過、很孤獨（無論多大年紀的孩子，被父母拋棄時都有孤獨感），為過往的時光，沒有說出的話語，為無法分享的，甚至無法用任何現實的方式表達的感謝，為他們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所忍受的痛苦、無助、生理上的羞恥感，為所有這一切感到後悔。」
我沉浸在這本書中，並且不時回去看那一段話。母親還沒有去世，她還好好地活著。我雖然難過但並不孤獨。而且我還有機會去說我想說的話，做我想做的事，這樣我就不用遺憾後悔。我有機會來感激並且減緩母親的痛苦、無助，以及生理上的羞恥感。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母親還活著，卻也即將死去。她想要談論朋友、工作、孫兒、房地產和我們正在讀的書（特別是狄第恩的書，我剛看完母親就又重讀了一遍），音樂、電影、交通、好笑的故事、舊日子以及我的工作……那是一個漫長的單子。她想要與我、與所有的家人一起共度時光，但也想要認識新朋友。
我體會到狄第恩用字遣詞的智慧：分享與接受。我發現，只要我願意跟母親討論任何她想談的，或是僅僅靜靜地坐在她的身邊，陪著她安靜地看書，這些都是分享。我甚至沒有探究，沒有追問，或是沒有注視來表達對她的接受。
那是愉快的一天。天色漸晚，我給自己倒了杯酒。我們把從熟食店買來的火雞與麵條加熱一塊吃了。晚飯後，我們一起看了關於政治人物李·艾特沃特的紀錄片。我們都很喜歡這部片子，只是影片以他死於癌癥結尾，還有一些他飽受疾病折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鏡頭。
在看電影的過程中，我抬頭看了幾次，想看看母親在做什麼。影片結束後，我問她感覺如何。我繼續努力用從《疾病的禮儀》一書中學會的方式提問：你想要告訴我你的感受嗎？我仍然認為這是個絕佳的建議，只是過了一段時間後，這種提問就會看起來有點做作，太過正式，就好像當教室裡只有你和老師兩個人，你仍然舉手提問一樣。這種問話方式很適合打電話，但當我和她在佛羅里達的房子裡時，這麼問就會顯得怪異。
「好些了。」她說。
我希望這是真的。畢竟我們真的看見海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