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會送給母親書籍。那些書她大多數都已經看過了，但她從不對送禮物的人這麼說，她認為那樣很不禮貌。如果收到重複的禮物，她就會把多餘的那份送給別人，但絕不會告訴送禮物的人她已經有這件東西了。聖誕節的時候，同樣的書母親會收到好幾本。她會寫一封熱情的感謝信，再把書送給朋友和護士，或是放在公寓裡的圖書交換區。
沒看過的書她也會收到很多本。她會送給我一本，自己留一本，看完後也許再送給別人。
一月的讀書會以三十七歲的作家莫欣·哈米德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揭開序幕，莫欣出生於巴基斯坦，後在美國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法學院，畢業後擔任管理顧問的工作，於2001年搬去倫敦。有兩個人都將這本書作為聖誕禮物送給了母親，儘管這本書已經是出版一年了，但很顯然，這本書像是為她寫的。母親一口氣看完了，又跟我討論了幾個小時這本書謎一樣的結尾。這本書講述了一個來自巴基斯坦的普林斯頓大學的年輕學生，他想盡辦法融入紐約生活，最後還是不得不返回巴基斯坦的故事。這本書的獨白部分很對母親的胃口，讀者可以透過主人公自己的話來瞭解他們的內心。「9·11事件」在書中也佔據了大量的篇幅。所有人都想找回某件東西——死去的男朋友、一個可以接納他的地方——然而回到過去已經不可能了。我們這個時代，已經發生太多的事情了。
對於小說令人費解的結尾，我和母親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們再次回到了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的門診中心的時候討論了這本書，候診室裡擠滿了人，我們只在電視區找到座位，我們壓低嗓音，以免吵到別人看電視。當電視屏幕上充滿世界各地金融界噩耗的時候，我和母親也會看一眼。
我們對《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的意見相差很遠，那年我們常常爭論很多事。在小說的結尾，可以很明顯看出兩個人物會死掉一個，只是很難判斷是哪一個而已。我認為只有一個結局，只是現在還無法想透徹。但母親認為這種模稜兩可的答案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因為你的選擇會暴露出你內心的想法。我現在相信母親是對的，但那時候挺不高興的。
儘管用了點時間我才接受這種模稜兩可的結局，哈米德的小說讓我重新對自己審視一番，哪些值得相信，偏見又是如何造成的。在我們看這本書的時候，大衛·羅德仍然沒有音訊，這讓人感覺尤其傷感。母親告訴我，大衛並不愚蠢，他不會跟一個他不信任的人出去，而且他對當地的瞭解和直覺都是一流的。儘管如此，一個人還是可能因為不小心而犯下大錯。如此說來，政客們怎麼知道在這個地區可以信任誰？軍官們知道嗎？當地的人又怎麼知道我們中的哪個人值得相信？俄羅斯人？德國人？法國人？還是美國人？即便選擇相信美國人，那麼又該去相信哪些人？
我跟母親說起我小學二年級時的班主任，威廉太太。那是1969年，當我們吵鬧不休的時候，她就會對我們說：「孩子們，如果在這裡你們都不能彼此好好相處，又怎麼跟那些在越南北部的同胞們和平相處？」儘管我才讀小學二年級，也覺得這句話有點太天真了。不過，威廉太太確實是對的。
我問母親阿富汗和鄰國還有沒有希望，「當然，只是不能光用嘴巴說。這是我們學到的一課。你必須跟大家一起努力，通過與人共事的方式瞭解對方，你可能還是會判斷錯誤，但這個方式會讓你瞭解更多。這個是真的，無論你身處何處都適用。」母親回答。
「可是你怎麼才能知道哪些人值得一起共事呢？怎麼才能在開頭就避免犯錯？」我想起母親作為婦女委員會理事長期間的旅行經歷——在查爾斯·泰勒的叛軍進攻時前往蒙羅維亞，去塞拉利昂、幾內亞和科特迪瓦，在旅途中，她和同事必須判斷該相信誰，該相信哪些決定。
「你無法總是正確判斷出該相信誰。有時你以為你做了正確的決定，往後還是會錯。但當你與他們一起旅行、與他們一起工作、發現他們的人性，就會留心他們想找出什麼樣的信息？會不會跟別人說？然後你還要自己判斷，他們做的這些有意義嗎？如果你還不能完全決定，就再多瞭解一點。你不能什麼都不做。」
2009年1月中旬，奧賴利醫生的檢查室裡傳來一個壞消息－－腫瘤再次快速增長。儘管它們仍然沒有為母親首次治療時那麼大，卻也表示新的化療藥物已經無法阻止癌細胞，該換另一種治療方法了。檢查室中沒有太多的傢俱或裝飾，沒辦法讓人分散注意力。地板上鋪著地毯，椅子是塑料的，有個放置用過器具的容器，上面印有生物性危害字樣，一個金屬的洗滌槽、紙巾、檢查台、簾幕。當聽說了壞消息時，母親靜靜地看著奧賴利醫生，好像在說：「沒關係，我承受得住，這不是醫生的錯。」
他們準備當天就開始新的治療。奧賴利醫生告知了我們治療的副作用，聽起來與之前治療的副作用相差無幾：手指麻木、皮疹、腹瀉、口腔潰瘍、脫髮。母親寫了張紙條，提醒自己記得從幫她修改假髮的朋友那裡拿回假髮。
「但我們要調整好劑量，我覺得副作用不會太嚴重。應該不會像在希羅達時嘴皮破得那麼嚴重。你也不用取消去佛羅里達的原定計劃，我知道你有多麼嚮往那裡的天氣。」
「太好了，我還能去佛羅里達。」母親說，然後她又補充道：「我很高興嘴巴不會破得那麼厲害，我真的很不喜歡。」她說得好像口腔疼痛是某種口味，好像有什麼人會喜歡似的。
「這次不會了。」奧賴利醫生笑著說，「太難受了，對吧？」
「不過你給我的漱口水很有用。」母親說。
「你還有其他要問我的問題嗎？」奧賴利醫生問。
母親搖了搖頭。
「那好，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奧賴利醫生說，「你的孫兒會從日內瓦去佛羅里達看你嗎？」
母親笑了起來：「哦，是的，巴黎和紐約的那幾個也會去。」
回去的時候，母親說她已經猜到了這個結果，她能感覺到腫瘤在增長。所以她現在只希望能去佛羅里達，大家會去看她，她還可以和那邊的朋友聚聚，再享受一下溫暖的天氣。
那天在化療室裡，我們又再次談起了《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的結尾。「我已經把結尾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真想知道最後死掉的那個人是誰。我最討厭搞不清楚狀況。」我說。
「我也是，所以我總是先看結果。但有時，人生就是沒辦法預知結局，即使你知道了全部的過程。所以只能做最壞的打算，但盡最大的努力。」
我們最後離開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的時候正值寒冷的一月，天氣不太好。但母親堅持要坐公共汽車，於是我陪她一起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