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剛剛結束的秋天，我們的讀書會依舊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在看書的空當，我們不時回過頭去看短篇故事集，比如《紐約客》中刊登的故事、選集，還有我在維羅海灘買的毛姆短篇故事集。
毛姆的書中寫了一個故事《司事》，我們和母親都非常喜歡。
《司事》跟毛姆的其他故事一樣，會讓你莞爾一笑。故事的開頭是一個謙卑的男人突然被辭退，那是他唯一會做的工作，新工作的要求他還遠遠達不到。我想母親喜歡這個故事的部分原因是，它講了命運和人生中可能遇到的財務或其他方面的意外之喜。在失去工作之後，主人公身上發生的一切竟然開始奇跡般地好轉。因為母親認識很多命運跌宕起伏的人，所以這些講述人生重歸美好的故事總是對她有著特別的吸引力。
《司事》對於2008年的11月來說，是個諷刺的警示。那時，金融界開始衰敗，股市轟然坍塌，雷曼兄弟一敗塗地，甚至連美國汽車產業也瀕臨破產的邊緣。在故事的結尾，一位銀行家慫恿我們如今富裕了的主人公將所有的現金全部轉成「金邊債券」，幸運的是，他不願這麼做，在後來的故事中發現，他也沒辦法這麼做。
我和母親在讀書會花了大量的時間來討論市場和全球金融危機。我們很難對這個話題避而不談，因為報紙上每天都充斥著這類報道，我們倆還都愛看報紙。金融危機對我也有影響，因為我還在為剛剛建立的網站籌募資金。不用說，那個時候可沒有人願意掏出鈔票來，我也開始質疑，一再從自己的私人積蓄中拿出錢來是否是明智之舉。
有時我和母親坐在一起，我喝著摩卡，凝視著十一月灰色的天空，如果找不到話題可聊，我就會翻出手機，查看手機上的股票行情，隨時將壞消息報告給母親（我們身邊坐著的幾個人對此也很好奇）：今天跌了一百點、二百點，甚至三百點。母親對股市的消息又愛又恨。她很想知道，但知道後只會讓她更加鬱悶。她想要留點錢給我們和孫輩們當教育基金，還有她最愛的慈善事業。她曾經給過我一個慈善團體的名單列表，可以告知這些人把錢捐獻給慈善機構。可是除了那些她曾經服務過的地方外，她還在那麼多的董事會中任過職，所以，控制名單中的慈善團體的數量讓她覺得很為難。所以她不時地會讓我添加一個慈善機構的名稱，一加再加，但三思之後，她又重新將數量減少到四五個。她總是試圖放進不同的機構，並把那些在過去幾年她無法全心投入的幾家填進去。
由於我的新事業是一個烹飪網站，所以我經常會談論與廚師和菜譜有關的話題，所有這些都圍繞著母親來聊，因為她的胃口越來越差了。一個朋友從威尼斯帶熱巧克力送給她，她很喜歡，於是我們搜遍全城想替她買類似的巧克力。除此之外，她還喜歡果凍和清湯。她依舊繼續參加晚宴，也會盡量吃東西。今年的感恩節，母親決定要辦一個小型的晚宴，只有家人和幾個朋友就夠了。去年她身體疲憊，沒辦法參加湯姆和安迪家的感恩節聚餐，今年她決定親自主持一頓晚餐。哥哥的首任妻子法比恩和我們關係很好，兩年前母親甚至還飛到歐洲去參加她和新一任丈夫的婚禮，今年她特地從巴黎來看母親，這次感恩節晚餐她也會參加。我們計劃早點開始，也早早結束，但像火雞、派、球芽甘藍和紅薯這樣的美食一個都不會少。
「媽媽，你確定能自己主持晚餐嗎？」我們都這樣問她。
「如果我覺得不舒服，我就會回屋休息。不過我今年有太多需要感謝的了，我根本沒想到我能活到現在。我也想到了那些無法來這裡的人們。我一直在為大衛·羅德祈禱，希望他能夠回家過感恩節，但現在看起來是不可能了。所以，現在我祈求他能在聖誕節回來，跟他的妻子一起團聚。」
母親一直跟南茜·哈奇·杜普利保持著聯繫，不斷打聽大衛的消息。但所有人都認為，保持低調，什麼都不說，才是救回大衛最好的方法，所以她不能透露給別人這件事。杜普利通過一些渠道得知，以塔利班的綁架記錄來看，大衛的狀況還算可以，但無論採取何種活動都需要耗費漫長的時間。現在母親已經不說大衛的名字了，只把他稱為「我們的年輕朋友」，她也提醒我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杜普利無比確信大衛一定能回得來，但也告訴母親，整個地區的情況每天都在急轉直下。她曾在白沙瓦停留過很長時間，那裡被她稱作「綁架之都」，不到萬不得已，她絕對不會出門。
杜普利的樂觀為母親帶來了許多希望，現在她每隔幾個小時就會查收一下郵件，看看是否有大衛的消息。她每天都為大衛祈禱，在每週上教堂做禮拜的時候也會說起他，並讓教堂裡所有的人一起為大衛祈禱，不過不說他的全名，只說「大衛」。奧巴馬的選舉讓母親費了大半年的心思，而現在，大衛被綁架了。從某種角度來說，這兩件事在母親心中佔據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母親和大衛並非彼此熟識，也沒有認識很長時間，但對母親而言，大衛是她新結交的一位忠誠的朋友，她覺得所有老派記者都是如此，他們是一股能讓這個世界變得美好的重要力量。
我不太記得感恩節的晚餐了，但我記得在晚餐之前，母親告訴我，她與父親去看了教堂裡的骨灰安置所，想看看以後自己的骨灰會放在哪兒。我記得那天很冷，很久以來母親第一次為了食物而興奮，儘管主要是為了剩菜。她告訴我她打算用火雞骨架熬湯，再加入豌豆、蘑菇和奶油，最後放入火雞肉。
晚飯期間她看起來精神很好，但我也記得有那麼幾次她出現了疲態。她臉上的光彩消失了，她要費好大力才能不讓沉重的眼皮合上。然後，突然間地，好像有誰扳動了開關，她臉上的神采又回來了，雙眼睜大，也有力氣了。原本她已經撐不下去了，卻能在一瞬間恢復正常，微笑也還是那麼迷人。
感恩節後，母親的身邊圍繞著比以往更多的親人和朋友，大家幾乎都以她為中心。在她生病的初期，她有時會想要一個人待著，而現在，她根本沒有獨處的機會，但她覺得這樣也很好。
我十四歲時，有一次心血來潮，一個人去林肯中心的長凳上坐著。我坐在靜止的噴泉旁，腦子裡充滿浪漫的孤獨感。那天天氣晴朗，空氣清新，我坐在那裡感到全身暖意融融。我坐在那裡，無比佩服自己，我一邊望著人群，一邊享受著孤獨。然後有人坐在了我的身邊，那是個白髮蒼蒼的女人，可能有七十歲了，或者八十多歲了。她看起來有些邋遢，我暗自祈禱，希望她不要跟我說話，可她還是開口了。
「你有朋友嗎？」她問。
我說我有，我有許多朋友。
「那你一個人坐在這裡幹什麼呢？你應該跟你的朋友們在一起。」
當我與母親坐著等待奧賴利醫生的時候，我回憶起了這段經歷。坐在我們周圍的大多數病人都是由兒子、女兒、配偶、朋友陪著，但也有人獨自坐著。當進去抽血時，他們得自己拿著大衣，或是請一個陌生人幫他們看著。
近來我常常思考孤獨，因為我們現在正在看夏目漱石於1914年出版的著作《心》，也是夏目漱石從東京皇家大學的教授職位退休之後撰寫的十五本小說之一。這本書我在大學期間看過，那個時候我正在上這本書的譯者埃底溫·麥克萊倫的課。夏目漱石對於友誼的複雜本質所做的探索，特別是身份、地位不等的師生情誼，讓我目瞪口呆。我想讓母親看看這本書，自己也想重讀一遍。
當我和母親討論這本書的時候，我們發現彼此都被書中的同樣一句話震感了，那是老師對年輕學生闡述的孤獨，老師說：「如今我們生活在充滿自由、獨立、利己的環境，而要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孤獨。」這句話讓年輕人無言以對，因為真相對於他們來說太過沉重了。
我問母親有沒有感到孤單過，「沒有。」她說。當她擔任婦女委員會的理事長期間，她曾被困在西非一個荒涼的難民營裡，無法按原定計劃回家，所以她曾一度厭倦旅行，很想待在家裡不出門。但她說，想念別人與孤身一人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告訴母親，我大學畢業後第一次搬去香港住的時候，我感覺是非常孤獨，那時我還不認識大衛。一天早晨醒來，我意識到我飛越了大半個地球，只希望有人能主動認識我，而不是努力去認識別人。
「你怎麼會孤獨呢？」母親說，「有那麼多人想要跟你分享他們的故事，講述他們的生活、家人、夢想、計劃。」但此刻母親無法克制自己不去想大衛·羅德，想著他離開妻子和書籍，甚至永遠也見不到那些想要與他分享彼此故事的人，他該有多寂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