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頂假髮在2008年8月再次現身。母親之前完全沒有戴過它，因為她的頭髮還剩不少，外出時不會覺得難為情。但隨著化療次數越來越多，她覺得還是改改那頂假髮吧。母親和她的瑜伽老師已經成為很好的朋友，她帶著母親做整體療法，比如生物反饋和冥想。這位老師知道有人能把假髮弄得好看一些，把顏色改得更適合母親本身的髮色，尺寸也改小一點。
我們在初夏閱讀了好幾本與當下時事、即將開始的總統大選，以及和奧巴馬有關的書。母親對奧巴馬的喜愛與敬重也日益加深。但在我們的八月讀書會，母親想要做點改變，於是我們決定討論卡巴金一系列關於正念與冥想的書。我們讀的第一本書是《多舛的生命之旅》，這本書詳細介紹了禪修，以及在生活中發現抗壓之道，都有助於療愈。卡巴金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分子生物學博士，也是該校醫學院減壓診所的發起人。這本書最早出版於1990年，描述了他自己和其他科學家的研究發現，提供以心性療愈身體的方式。我們現在看的是他1994年出版的《正念》，這本書主要介紹的是正念與禪修，講述活在當下，不僅是靠減壓強化療愈的效果，而是讓生命的每一分鐘都過得踏實。「正念是指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覺察，即有意識地覺察，活在當下，不做判斷。」卡巴金這樣寫道，「這種專注力可以培養人們的感知、清明以及接受當下現實的能力。」
「你該試試瑜伽，甚至試試禪修。我覺得真的有幫助。」我們坐在一起時母親對我說。
「我知道。」我回答，「但我沒時間。」話音剛落，我就意識到我的回答聽起來多麼荒謬，跟母親比起來，我的時間太多了。「不過看看這類書我覺得也會有幫助。」我抱有希望地補充，「也許閱讀這本書本身就是一種禪修了。」
「可能吧。」母親說，「但肯定跟真正地做瑜伽不同。」
卡巴金的近作《恢復理智》中有一段話，我把它標記出來給母親看。很遺憾，我不記得我標記在哪一段，又為何標記，甚至連書放哪兒了都想不起來。這本書我還幫助編輯過，所以找不到這本書尤其讓我生氣。我很確定，最後一定能在我公寓的某個亂紙堆裡找到它，只是現在我太過激動，根本找不到，這可能驗證了母親的話。
「你看起來累壞了。」每次母親看見我都會這麼說。我的確很累，因為我已經決定要開設一個烹飪網站。於是我滿城亂跑，到處開會，酷暑加上神經緊繃讓我大汗淋漓，我要跟合作夥伴談網站設計、投資架構，要在跟朋友租來的四層樓的辦公室裡跑上跑下，還要在他們的葡萄酒店裡稍作停留，簡短聊聊，然後帶一瓶葡萄酒回家或是去吃晚餐。我對我的哥哥妹妹說起過我們忙碌的生活。我們希望自己這麼忙，因為如果我們突然慢了下來，與母親突然多了許多共處的時間，這可能會讓她覺得，我們認為她很快就會去世了。此外，母親並不希望我們盤旋在她四周。當她身體好一點的時候，她還有自己要見的人、要做的事。
初秋過去了，母親那段時間總體來說感覺挺好，當然也少不了難過的日子。自從她被確診以來，至今差不多有一年了。幾次高燒讓她數度進出醫院，有時甚至還需要留院治療。2008年9月的一次住院治療中，我們第一次目睹了母親的痛苦，她自己也說出了難過的話。那一幕讓人目不忍視：她咬著下唇，緊閉雙眼，痛到全身弓起。當疼痛有所緩解後，母親立即要了一片止痛藥。在那之前，母親從未要求吃過任何藥效強過雅維的止痛藥。那天，醫生給了她一片撲熱息痛片後她才好了一些。
「我感覺自己像個愛發牢騷和抱怨的人。」吃藥時母親這樣說。
我跟父親站在那裡，我們知道不該笑，但我們都笑了出來。母親生氣地看著我們。
「媽媽，你有癌症。你可以要求吃止痛片，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知道。」母親說，音調有點上揚，「可是我並不需要止痛片。」母親停了一下，「我在想羅傑第一次跟我說的話，他告訴我，我將會痛不欲生。」她和羅傑後來又聊了很多次，羅傑來紐約的那次，他們還見了面。幾年前，羅傑照顧完患了艾滋病的兄長和胰腺癌病人，離開了紐約的朋友和忙碌的生活，搬去了丹佛，從事一項更富挑戰性的同性戀權益基金會的工作。我和母親從未告訴過羅傑，那第一次談話曾經如何刺激了母親，我和母親與他的友誼也絲毫未減。「我想，那次可怕的談話其實是一件好事，也許是他故意那麼做的。無論現在我有多麼難受，我總是想著，好吧，這還沒有羅傑說得那麼糟糕。這個方法真有效。我有些擔心羅傑，他的背痛很嚴重，人們理解不了他隨時隨地忍受背痛之苦，他不像我這樣，好日子和壞日子交替著，他只有不斷的疼痛。」
當我和母親再次去找奧賴利醫生做檢查時，拿到了母親上一次住院的完整報告。上次母親痛不欲生的症狀並不是癌症引起的，而是她的結腸發炎了，幾乎可以確定是可復發的細菌感染，那是一種很難治療的病菌，母親在之前的一次住院中染上的。母親的化療要暫停一陣子，休息一下再開始新的化療，最近的化療藥物副作用太大，讓病患難以忍受，而且效果也不如預期。
至於腫瘤，仍然比一年前母親第一次檢查時要小——現在大概佔到她肝臟的8％。奧賴利醫生講話時，我就邊記邊發問。每次我都會這樣做，如果我沒有一一記下，我就什麼也記不住。
奧賴利醫生有些話要對母親說，她坐了下來，問母親使用那麼多針頭的感覺。母親看起來像個注射毒品者，手臂上遍佈著針眼。那是無休止地抽血檢查和化療的結果。奧賴利醫生說她想要在母親胸骨上方皮下植入一個人工血管，這能讓打針簡單一些，也能在新一輪的治療中用得上，在新的治療中母親要接上一個裝化療藥品的小瓶子，掛幾天藥水，直到藥物滴完才能取下來，醫院會教我們如何掛上小瓶，如何拆下來，母親也可以隨時去診所請工作人員幫忙。
奧賴利醫生認為母親最好選擇嘗試藥品5-FU，並與亞葉酸一起使用，可以加強抗癌效果。奧賴利醫生又提醒了我們，這種治療會帶來口腔疼痛、腹瀉、手腳敏感疼痛等副作用，不過跟之前疼痛的程度相比，這次會輕一些。
如果我們需要的話，還可以看看說明書。
我很喜歡「書」這個字眼。所以我們的讀書會現在也納入了製藥公司的夥計們寫的藥品說明書。母親接過了說明書，像往常一樣一再地謝過奧賴利醫生，然後準備離開。
我提醒母親，她還有一個想問的問題。
「沒關係的，威爾。」母親說。
奧賴利醫生想知道母親的問題。
「不必麻煩醫生了。」母親一邊說，一邊對我不理會她的暗示感到惱怒。
「我媽媽在11月12日有個很重要的晚宴。」我說。
「是國際救援委員會的年度晚餐。」母親補充道。
「她真的很想參加，也想讓自己看起來有精神些。」我接著說，「我聽說利他林可能有效，是真的嗎？」
我在高中時吃過不少這種藥，至今有相當多的朋友仍在使用，所以我知道這些。利他林是一種速效藥，它能讓嬰兒穩定下來，也能讓成年人提神。
「對，這是個好建議。」奧賴利醫生說，「許多病人都覺得它有效果。我給你開個單子。」她對母親說：「你哪天沒有什麼重要事情的時候，可以先吃一片，看看反應如何。」
母親對利他林很滿意，她還發現這種藥有一個非常神奇的作用——它能幫助母親更好地看書了。母親第一次嘗試使用利他林的那天，又累又疲倦，無法集中精神。服下了利他林後，她就拿起托馬斯·曼的《約瑟與他的兄弟們》開始閱讀，那是一本一千五百頁的長篇。朋友送給她那天她就一直在斷斷續續地看著，從1926年看到1942年，至今也沒有看完。在此期間，托馬斯·曼還寫了《威尼斯之死》、《托尼奧·克律格》、《魔山》和《馬裡奧與魔術師》。靠著利他林，母親發現自己沉浸在書中的世界，根本無暇站起來走出去換口氣，而與此同時，我還在公寓裡苦苦尋找那本失蹤的卡巴金的書。母親看完《約瑟與他的兄弟們》後，她就把那本書給了我，這是我們下一次讀書會要討論的書，但她卻忘了給我利他林。
我嘗試了數次去閱讀這本書但總是中途放棄，最終我只能向母親承認了這一點。
「看完這本書很不容易。」她說，「但它非常精彩，而且也相當有趣。」
「真的？」我問，聲音裡充滿質疑。
「你看前言了嗎？連譯者也不建議從開頭看起。他說你最好從一百頁開始看，看完之後再回頭來看開頭。」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應該一切安好，因為化療將停止一段時間，母親可以趁這時候去度假，把身體養好一點，然後再開始新一輪的治療。但她仍然不時高燒，每次都得去醫院。有一次，母親又被葡萄狀球菌感染了，父親那個晚上跑遍了附近的藥房為了找能治療這種症狀的、價值六百美元的抗生素。隔了幾天，父親才告訴了我們這件事。幾個小時後母親體溫再次飆升，那時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早就關門了。
母親努力與所有的朋友保持聯繫，他們通過電郵問候彼此，有時還會見面。她很喜歡去見朋友，也會根據約會的時間調整生活作息。如果有朋友到訪，母親會調整用藥的時間，好讓自己有精力陪客人。她會坐在最喜歡的沙發一角，在桌上放點零食，白天就準備一些冰激凌、咖啡或茶，晚上則喝蘇打水或葡萄酒。當訪客與母親聊半個小時後就會發現，她的精力正在逐漸流失，臉部緊繃，因為她在努力集中精力與客人談話。
到了十月底，母親才開始感覺有所好轉。新的抗生素藥終於奏效了。父親陪母親去醫院，讓醫生幫她裝入人造血管。在母親第一次掛上藥瓶的時候，我陪了她一整天。醫生們給我演示如何在藥水滴完後取下藥瓶，我很不喜歡操縱機械，但我用心學了，並成功做到了。
那天彷彿特別漫長，伴隨著無盡的等待。我在將近八個小時的等待中喝了許多杯摩卡，我和母親也聊了很久。我們都剛看過《吉利德》的作者瑪莉蓮·羅賓遜的新作《家園》。托馬斯·曼需要再往後等等了，因為我還沒看完他那一千五百頁的巨著。《家園》是一本當代小說，重新講述了一個浪子回頭的故事，對讀者來說頗有挑戰。這個故事具有聖經版的原型，也有羅賓遜的創新，令那些想對父母開誠佈公的子女感到不安。
「浪子的故事總是讓我覺得難以接受。」我告訴母親，「那個不孝子的歸來受到那麼滿腔熱情的歡迎，是因為他製造了太多的麻煩，而不是原諒了他的所作所為。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是衣錦還鄉，而不是貧困潦倒地回來，人們還會宰殺肥牛來慶祝他歸來嗎？我看不會。」
「我認為會的。」母親說，「這個故事的重點在於浪子回頭，講的是救贖，而不是飢餓。」
「我覺得不是。」我說，我不同意母親的觀點。
我哥哥可不是什麼浪子，他一直都在工作，也養出了三個優秀的孩子。但他還是比我有大的野心，更崇尚自由，或許也更直率。他的濃密黑髮讓他看起來有點像《飄》裡的雷特，我更像阿什莉（好吧，他不是克拉克·蓋博，我也不是萊斯利·霍華德，但主要的意思是指我們迥然不同）。有時他會離家出走，比我走得還要遠。他偶爾也會跟父母起爭執、意見不合，其激烈程度是我望塵莫及的。離家出走之後，有時是幾個小時，有時是幾天，他就會回家，只要他恢復以往的熱情，變成當初的好兒子，全家人就會鬆一口氣，然後大家又其樂融融了，甚至讓我異常嫉妒。母親和我討論《家園》之後，我跟哥哥開玩笑說，如果我再壞一點就好了。道格向我保證那些都是誇大其辭的讚美。他還告訴我一件我忽略了的事情：母親終於成功地讓我閱讀宗教和信仰方面的書籍了，甚至是《聖經》的故事，而這是母親多年來一直希望做到的事情。
現在母親的胸口裝入了人造血管，這意味著她不必每隔幾周就到醫院做好幾個小時的化療了，只要每隔兩周掛幾天的藥瓶，她就可以在家和城市裡自由行動了。她開玩笑地對大家說她感覺自己像是個人體炸彈，但馬上又說：「這可不是抱怨哦！」
我也從未見到母親這麼神經質過。這並非是因為新的治療方法，而是幾周後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她整個人異常焦慮。母親的一個朋友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在民主黨內非常活躍，她的兒子也在為奧巴馬助選，她總是花上幾個鐘頭與母親分析選票的變化，還一再告訴她形勢不佳。如果沒有安眠藥，我覺得母親肯定根本無法入睡。她告訴我們所有人，如果奧巴馬沒有獲選，她就離開美國，不管有沒有癌症。
「你看過奧巴馬的自傳沒有？」在某天早晨的電話中她這樣問我。
我沒有看過。
「你必須得看看。」她說。
我發誓說我一定會看。
「我說真的，威爾。我真不敢相信你還沒有看過，你一定會愛上這本書的。」
大選前夕，一直到選舉結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必須承認奧巴馬能否獲選總統與母親的病情能否好轉存在著很大的關係。這不是迷信，如果奧巴馬落選，我擔心母親的情緒會極度低落。我特別看了卡巴金的研究，以及抑鬱與健康之間已經被證實了的關係。
得知奧巴馬競選勝利的一刻，我充滿了希望。我知道母親不會痊癒，但我相信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母親的情況會有所好轉。也許這不是迷信。
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沒有利他林的幫助，母親也有的是精神頭，連去醫院都沒有影響她的好心情。她有些脫水，這是她服用的藥物產生的副作用。現在距離國際救援委員會的年度晚宴只有幾天了，她非常確定那天她的精神會很好。
晚宴的前一天，我終於發現了藏在床下的那本找尋已久的卡巴金的《恢復理智》，這也是一本大部頭。
我做過標記想要給母親看的那頁，是關於打擾的。卡巴金在那個部分指出我們都知道打斷別人是不對的，但我們卻不斷地打斷自己。我們通過不停查閱郵件來檢查來信，即使手邊在做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也要停下來接電話，就是不肯把電話轉到語音信箱，或者我們不願意把一件事徹底想清楚，卻讓自己被臨時出現的事情或慾望干擾。
我意識到，不管我還剩下多少時間跟母親在一起，我都需要更專心，更小心，不要讓其他的事情來打斷我們之間的對話。我注意到每一家醫院都是一家干擾製造廠，有一堆人會來打擾你、催促你、問你問題。但現代生活本身就存在著干擾：電話、電郵、短信、新聞、電視，以及我們永無寧日的大腦。你能給予別人的最佳禮物，就是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他們身上。我總是不停地走神，沒有人能得到我的全神貫注，哪怕是我自己。
國際救援委員會晚宴舉辦的當天，我一早給母親打電話，問她打算什麼時候到場。她說：「上菜之前。這樣我才能保存體力。我沒辦法在之前的雞尾酒會一直站著。」晚宴在華爾道夫·阿斯托裡亞金碧輝煌的大廳舉行，晚宴和頒獎儀式一如既往地感人肺腑。整個晚上，我看著母親迎接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
要如何做到這點？你怎麼樣才能與五十個人甚至上百個人交談，不打擾別人也不會被打斷？我突然明白了卡巴金說的正念，這不是什麼把戲也不是花招，而是活在此時此刻。當我與你在一起，此時，我的眼中就只有你。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甜點之前，大會播放了一個名為《從傷害中返回家園》的影片，影片以難民重新團聚後互相擁抱的鏡頭結尾，片中母親緊緊地擁抱著孩子們。華爾道夫·阿斯托裡亞大廳一千名在場的人都流出了眼淚，我們這桌的朋友也在啜泣著。那是一個非常感人的夜晚。卡巴金這樣寫道：「你無法阻止波濤洶湧，但你可以學會踏浪而行。」
奧巴馬成功當選總統，自由獎的頒獎晚宴也很成功，母親非常開心。葡萄狀球菌感染似乎奇跡般地消失了。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和朋友們的幫忙，我的網站合作夥伴（一個我大學時認識的電子專家和一位在出版業剛認識不久的朋友）和我真的將烹飪網站完成上線了，完美無缺。這時，我最喜歡的節日，感恩節也快要來了。
我和兄妹們從網上得到的信息說，患有胰腺癌的人活不過六個月，而母親已經撐過了一年。週五我會陪母親去看醫生，給她裝入另一個「自殺炸彈」藥瓶，我們的讀書會也將在那天開始。母親迫不及待地要告訴醫生她的使用心得，她知道奧賴利醫生聽了會很高興的。也得感謝利他林的幫忙，有了它，才能讓母親得以享受整個晚宴。
母親的看診時間是十一點十五分。我在十點四十五分就到了醫院，如果醫生許可的話，我們就能提前看診。當我來到等候室的時候，母親坐在她通常坐著的椅子上。但她看起來非常糟糕，有點不太對勁。
「你聽說大衛的事了嗎？」她問我。我認識很多叫大衛的人，我不得不問母親是哪一個。「大衛·羅德，那個年輕的《紐約時報》的記者。」她說，「他是我的朋友，也是阿富汗項目的董事成員。」
「沒有，怎麼了？」
「他在阿富汗被綁架了。他原本在那裡做研究，這太可怕了，所有人都快急瘋了。你不能對任何人說起這件事，他們需要完全保密，也許這樣才能把大衛救出來。」
「你是怎麼知道這個消息的？」
「另外一個董事成員從杜普利那裡聽說的。」母親指的是南茜·哈奇·杜普利，她還在阿富汗，為阿富汗圖書館的計劃工作。「大衛和杜普利幾天前在喀布爾一起吃過晚飯。她說她提醒過大衛，有些地方不安全，最好不要去。但是大衛說他需要更多的資料寫書，而且他非常信任那些幫助他的人。該死！」她說。母親從來沒有說過「該死」這個咒罵的字眼。
我們靜靜地坐著，誰也沒有說話。她咬著下嘴唇。
「對不起。」過了一會兒，她說，「我今天真的很想跟你聊聊奧巴馬和托馬斯·曼的書。但我現在恐怕無法再講別的事情了。你知道嗎？大衛幾個月前才剛剛結婚，克裡斯蒂現在一定很傷心。我回家後要盡快寫信給她，還要問杜普利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做完這些後，我會為他禱告。」
母親可以禱告，我只能嘗試正念。除了這些，我們幫不上大衛的忙，但母親並不這樣想。
「阿富汗情況越糟糕，我們蓋圖書館的信念就越要堅定。
這可能不是什麼偉大的事，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我們必須做點什麼。」母親接著說。
我終於明白，這就是為什麼母親能夠集中注意力，而我無法做到的原因，也是她可以把心思放在我和其他每一個人身上的秘訣。她甚至會用情緒來激勵自己，幫助自己專注。母親的重點永遠放在那些需要去完成的事情上。我一定要趁她還在這裡，還能教我的時候，好好學習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