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阿富汗圖書館計劃將獲得一百萬美元的捐助後，母親一直非常愉快，她生病以來從未這麼高興過。然而，到了五月中旬，她開始持續高燒，幾個療程的抗生素都無法讓她退燒。就在她準備起程去日內瓦看望我妹妹一家的一周之前，母親的一個朋友去世了。
母親一定會去參加葬禮和追悼會的。我和她站在她的廚房裡，我喝著溫熱的意式濃縮咖啡，問她去參加葬禮和追悼會是否覺得太過壓抑，尤其在她去日無多的日子裡。
「葬禮和悼念會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永生是存在的。」以前母親會說她「相信」永生的存在。今天，我注意到她說的是「知道」。
「你怎麼決定是否要參加某人的葬禮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跟那個人不熟或者根本不認識，只認識他（她）的配偶或孩子？」
「如果你需要考慮是否要參加的話，那麼你就應該去。
如果你真的不能去，就別去了，然後盡快寫一個很好的悼函。」母親有點恍神，「真是的，我本來有事情要告訴你，可現在我想不起來了。」
那可不是化療的副作用。母親總有一長串的事情要跟我們說，記不住才叫正常。我們又聊了一會兒，突然，她雙眼一亮——想起來她要告訴我的事情了。
「哦，對了。我要給你看樣東西。」她離開廚房又很快回來，手裡拿著一張打印好的卡片，上面寫著：「在這個非常悲痛的時刻，我們全家感謝您給予的慰問。」母親劃掉了「非常悲痛」，把「我們全家」替換成「施瓦爾貝全家」。
「我覺得可以用這種方式感謝那些寄來弔唁信的人，但是必須去掉『非常悲痛』的表述，這聽起來太憂傷了，而且直接寫我們的姓名比較親切。你還可以根據他們弔唁信的內容，再在卡片裡面寫點什麼。還有，別用黑墨水寫，用藍墨水，黑色太過嚴肅了。」
這就是母親原本忘記，但又想起來的事情——在她去世後，如何回復別人寄來的弔唁信。
2008年4月，母親和父親一起去了日內瓦。母親一路上都被高燒和寒冷折磨著。即使到了日內瓦，她也頻繁地進出醫院，雖然體力不支，但她還是堅持與米洛和塞伊多相處一段時間。後來，母親還是提前飛回了紐約。母親和父親喜歡一起旅行，走訪新的地方，參觀博物館、聽音樂會、見見朋友、認識新朋友，這是他們的共同愛好（不過父親更偏愛比較舒適的旅行，去難民營和發展中國家的旅行是母親一個人的事）。所以這次他們對於提前返回都很沮喪，又繼續規劃著日後出國旅行的行程。
一回到家，母親就又忙著召開阿富汗圖書館的董事會了。
那一百萬美元的捐助將整個計劃從一個瘋狂的夢想變成幾近實現的事實，因為這筆錢占所需款項的1/3，不僅能夠讓他們在喀布爾建立圖書館，還能建立一些移動圖書館。母親當然沒能遵守她的承諾，她無法停下來休息，甚至比之前還忙。
我和母親都非常喜歡茱帕·拉希里，包括她2003年出版的小說《同名同姓》以及首本故事選集《疾病解說者》，所以，下一次的讀書會我們就選了她的短篇小說集《不適之地》。《疾病解說者》讓茱帕於1999年問鼎普利策文學獎。茱帕1967年生於倫敦，孩提時代便隨父母移民美國。她筆下的移民流離失所的狀況，與母親的難民朋友極其相似。這些移民夾在兩種文化之間，既想保留原來的文化，也想擁抱新的文化。
茱帕在新書中直言不諱地描繪了移民與難民之間的共同點。在介紹書中的戰爭攝影家時，她說：「每當這個攝影家到訪不同的難民營，看著一家大小在廢墟中尋找屬於自己的東西時，他都會想起自己搬家的情形。總的來說，這就是生活：幾個盤子、最喜歡的梳子、一雙拖鞋、一條孩子的玩具項鏈。」
這本書在一開始就講述了一個剛剛死了妻子的男人，立即去投靠已婚的女兒和她的家人的故事。結尾是由兩個主角串起來的故事，其中一個主角的母親死於癌症。我和母親討論著這些故事，但並沒有細談，也沒有把重心放在死亡或癌症上面。在第一個故事中，死亡在故事的開頭就已經發生了；在結尾的故事中，主角的母親得了癌症，卻不願意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病情。然而，這兩個故事的重點都在描寫活下來的人，一是父親和女兒，二是父親和兒子。也講了他們在已經改變了的或處於變化的環境中，如何彼此溝通不暢。
母親和我討論了茱帕在很多書中不斷出現的主題——兩代人之間的巨大鴻溝；移民與難民家庭的子女在異地生活面臨的艱辛困苦。我們把茱帕筆下的人物當成自己的朋友甚至親人來討論。為什麼這個人物不說出來？為什麼不讓別人知道他（她）身處巨大的不幸、孤獨和恐懼之中？茱帕書中的人物就像我們身邊真實的人，他們不停地彼此訴說著重要的事情，只是不一定都需要通過語言。
當我們考慮下一本要看的書時，母親再次表示，她很想重讀那些以前看過並且很喜歡的書。想了一會兒，她決定選擇T.S.愛略特1935年出版的劇本《大教堂謀殺案》。母親上大學的時候就曾參加過哈佛與拉德克利夫聯合出演的戲劇，正是這部《大教堂謀殺案》。
從我記事起，母親和父親就在書架中間最特別的地方，放了一套有著精美包裝的《大教堂謀殺案》和其他的典藏書籍，包括有皮革面的梭羅和狄更斯的作品，那些是母親的祖父留給她的珍貴遺產。我對此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正沉迷於阿利斯泰爾·麥克萊恩，但已經看完了他的所有作品，所以我想在書架上找一本推理小說來看，這時，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教堂謀殺案》。這個名字聽起來就像是《納瓦隆突擊隊》的續集。我翻了幾頁，發現它對我來說就像天書一樣，於是我又把它塞了回去，也因此斷定它就像旁邊那本只有父親會讀的書一樣，枯燥無味。
選定了《大教堂謀殺案》之後的幾周，母親和我一起坐在了急診中心的等候室裡，因為她突發高燒。我們坐在那裡等候通知，不知道母親是拿點抗生素回家還是必須留在醫院裡。我們都看完了《大教堂謀殺案》，我問她想要重讀艾略特的戲劇是不是為了緬懷過去。她說不是。她想重讀這本書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欣賞書中優美的文字；另一個是書中的主教托馬斯·貝克特，他寧願殉教，也不願蒙昧良知。「我覺得這部戲劇非常發人深省。」她說。
母親一會兒就要進檢查室了，在這之前，她告訴我，我們最近談論到那些敢於站在不同立場，提出不同主張的真正勇敢的人時，她當時腦海中浮現的就是貝克特。我們繼續坐在那裡等著，走廊上有人來回踱步，有病人低聲呻吟，有護士跑進跑出。母親接著說：「他也同樣能夠接受死亡。雖然他並不希望死去，但他冷靜極了。當我停下所有治療的時候，就該是結束的時候了。」
「你會不會擔心該如何下這個決定？」
母親搖了搖頭：「完全不擔心，我相信醫生會讓我們知道這些。」
但我並不那麼確定。母親的醫生都是出類拔萃的，只是現在的情況比較棘手而已。醫生怎麼會告訴你一切該結束了？怎麼會告訴你其他的方法試了也是白試？又怎麼會說如果你的目標是生活得有品質而不是想延長生命，那麼很簡單，接下來已經沒什麼可做的了？許多醫生根本不想談這些。
我知道有些病人會祈求醫生，甚至向醫生保證，他們只想得知病情的真相，無論病情如何可怕，他們都能夠承受，不會為了多活幾周或者幾個月而用盡各種痛苦的治療手段。然而，這些人中還是有很多無法強裝堅強，他們無法承受噩耗，不想結束生命，他們願意忍受任何醫療痛苦，只為了延緩死亡的腳步，哪怕幾天也好。還有什麼比求生欲更為人性的嗎？
奧賴利醫生從未給過母親時間表。她傾聽母親的需求，盡自己所能採用最好的治療方案，再根據情況隨時調整，讓母親在接下來的日子好過一些，不必為了延長生命時間而犧牲生活的品質。奧賴利醫生為母親看診時，只會問母親感覺如何以及治療是否有效。我們把下一次看診的時間延後了，在這期間，母親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像倫敦、日內瓦、佛羅里達等。奧賴利醫生會盡量配合，幫助母親如願出行。
很快，母親就要去見急診醫生了。我留在等候室，想著醫生會讓母親留在醫院還是回家。答案只有一個，非此即彼，沒有模糊的空間。
我的思緒又回到《不適之地》上，想著作者能夠準確地掌握人與人之間微妙的溝通方式。作為一個讀者，你可以同時窺探好幾個人物的想法，即使他們不說話或說得非常隱晦，讓書裡的其他人不知所然，你也能領會他（她）的內心感受。讀者可以看到書中角色嘴裡說的與心裡想的其實不盡相同，所以我們會對角色的動作、語調和用詞更加敏感。總之，我們透過不計其數的媒介來表達自我，就像打撲克牌時，你要留心其他人語言和非語言的線索，因為這些線索可以觀察到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母親是個閱讀者也是個傾聽者。什麼時候母親應該停止治療？我想起母親的原話，她說她相信醫生會告訴我們，她指的不是醫生會講給我們聽，而是醫生會讓我們通過觀察明白什麼時候該停止治療了，只要留心觀察就好。
就診的結果是，母親因為感染嚴重，必須住院六天。不過有一個好消息，最後一次的掃瞄顯示，儘管腫瘤沒有再縮小，但也沒有再擴散。另外一個好消息是春天來了。溫暖的天氣對母親的身體幫助很大，雖然她現在只能從醫院的窗戶瞥見窗外的春色。感染的原因是支架阻擋了母親從胰腺到肝臟的膽汁流動，為解決這個問題，醫生們要把塑膠套塞進支架裡。出院前，母親做了靜脈注射抗生素，並輸了兩次血。
之後母親又住院多次，每一次都讓人心驚膽戰。人生病時，最不想待的地方應該就是醫院了。我們總是擔心母親會不會在醫院裡被感染，她曾經在醫院感染過好幾次：幾次是葡萄狀球菌感染，還有一次很可怕，是可復發的細菌感染。
母親住院期間，父親在病床旁全程陪同，直到探視的時間結束。道格和我會盡可能多地去探望她（妮娜如果在紐約也會這樣做），母親會一直讓我們帶父親離開醫院，出去吃個漢堡，讓他有地方可以休息一下。午飯的時候，我們會和父親聊起工作和生活，然後猜想母親還有幾天才能出院。跟奧賴利醫生一樣，我們也不願談及母親出院後的時間表，我們可能還有多少天、多少星期、多少月、多少年能跟母親在一起？不是因為無從得知，而是談論這個太過痛苦。
我對這次住院印象很深，因為母親急著在一個特殊的日子出院，隨著日期的臨近，母親越來越焦躁不安。
5月16日，母親曾經擔任過理事長的瑪麗蒙曼哈頓學院，將向母親頒發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同時獲此殊榮的還有宗教歷史學家伊蓮·佩吉、慈善家特麗薩·郎。儀式在林肯中心的埃弗裡·費雪大廳舉辦。母親會由一名受她幫助後就讀於瑪麗蒙的難民介紹她出場，然後母親會做一段簡短的發言。能夠獲此殊榮，母親深為感動，她非常渴望能夠到場參加。
我曾經為母親的生日派對緊張不已，這次頒發榮譽學位的典禮讓我的神經更加緊繃。儘管，我確實是在杞人憂天。用母親自己的話來說，她一直是個幸運的人，這一次又再度得到驗證。她出院的時候剛好趕上頒獎會。這周妮娜也回家了，她一直陪著母親，不僅在護理方面幫了大忙，有她的陪伴，母親的精神也好了很多。儘管母親的身體仍然很虛弱（體重只剩四十五公斤），她仍然覺得自己可以站在埃弗裡·費雪大廳裡發言。
我曾經去過幾次這個金碧輝煌的音樂廳，但都是去聽交響樂的。這一次，整個大廳坐滿了畢業生，他們戴著學位帽，穿著長袍，與胸前掛著照相機的家人們坐在一起。在燈火輝煌的舞台上，講台後的母親顯得瘦弱而嬌小。首先，她說瑪麗蒙曼哈頓學院是她最喜愛的美國高等學術殿堂，此話一出，觀眾席中立刻爆發出一陣歡呼聲，因為大家都知道她曾經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工作過。然後母親講述了那個失去一條腿的孩子的故事，還有那個堅持要走在前面，穿過地雷區也要投票的波斯尼亞一家人的故事。還有一個我從未聽過的趣聞——一個難民營的小男孩祈求她在那裡開辦一所學校，男孩說：「因為男孩子整天沒有事情做就會到處惹麻煩。」
母親最關心的，是指日可待的美國總統選舉。最後，母親用一張傳單結束了這次發言。她曾經在非洲收到過一張傳單，當時非洲國家的人民第一次能夠自由投票，傳單的標題寫的是《選民十戒》，她為觀眾大聲宣讀了其中的幾條。母親站在講台後面，幾乎快看不到人了。她的頭髮看起來更加稀少，穿著的袍子掩蓋了她失去的體重。但她的聲音仍然洪亮清晰，她讀道：
「1.不必害怕。記住，你的投票是保密的，只有你和上帝知道你投給了誰。
2.許下諾言又無法兌現的人，就像雲和風一樣，無法帶來甘霖，別讓這些承諾欺騙你。
3.你手中的選票就是力量，要利用這股力量改變你的生活和你的國家。」
大多數學生像母親一樣是奧巴馬的熱情支持者，他們知道母親在說些什麼，他們發出激動的歡呼聲。
母親繼續說：「過去十八年來，我從遇到的難民那裡學會了對未來抱有希望——這也是幫助我度過人生的信念，我也知道這對2008屆的畢業生來說意義重大。我衷心祝願你們每一個人都能比我更堅持這個信念。」
我的眼淚流了下來。我身邊坐著一千名驕傲的父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眼含熱淚，但那是目睹孩子畢業的喜悅之淚。我想起母親說的關於她死後回復的弔唁信的話，我看著好幾排前來支持母親的家人和朋友們，知道不久之後他們將會寄給我弔唁信，我也將會一一回復，像母親要求的那樣，不要太悲傷，署名要親切，還要用藍墨水。
畢業典禮的奇特之處在於，很多人都認為這是某個階段的完結，高中時代或大學階段的句號。但它的意義並不在於結束，而在於開始，這是一個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