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辭去出版社工作之前，公司剛好要替蘭迪·波許出版《最後的演講》。波許是一位四十七歲的計算機科學家，也是一位教授，罹患胰腺癌。全書以《華爾街日報》專欄作者傑弗裡·查斯洛撰寫的關於波許的文章開篇。當時波許受他所在的卡耐基·梅隆大學的邀請，在學校設立的“最後的演講”系列發表演講，主題是“如果這是你人生的最後一次演講，你將會對聽眾說些什麼。”諷刺的是，波許教授深知這恰恰是他的最後一次演講，他利用這最後的演說將他學到的東西告知於眾，不僅是向在場的聽眾，還向一個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人——他年幼的孩子。我告訴了之前的同事關於母親的病，他們在書稿完成後立刻打印了一份給我。我當時正準備趕去佛羅里達陪母親兩個星期。於是，我帶著書稿上了路。
母親整個二月都待在佛羅里達。父親在那兒過了兩個星期，但由於工作，他已經在趕回紐約的路上。哥哥、妹妹及其家人也都去過了。於是我在父親返回紐約的當天飛向了西棕櫚灘。這段時間我就先開他們兩個在當地租賃的車代步。
母親熱愛維羅的一切，從天氣、海灘、從朋友那租來的房子、民俗風情、小而精彩的博物館、圖書館裡的演講，甚至連走道出奇寬敞的超市也讓她喜愛。鎮上還有美國非常棒的獨立書店之一，“維羅海灘圖書中心”。我把行李箱扔進臥室後，立刻與母親坐下來瞭解她的安排。
“首先，我想去找幾本書來看。我喜歡的作家的書和詩集，也很想花時間重讀一遍，像簡·奧斯丁、T.S.愛略特、華萊士·斯蒂文森，還有伊麗莎白·畢索。新書舊書混雜著。母親總是能保持一種平衡，不斷把她童年時期的老朋友介紹給她剛剛認識的新朋友，去一個熟悉城鎮的途中總會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稍作停留，她在閱讀她最喜歡的作家的書時，也會閱讀些新作家的作品。
母親說話的時候，我很近地看著她。她的頭髮又稀疏了些，纖細、扁平，顏色就像在太陽下暴曬的雞骨頭一樣灰白暗淡。她的體重不斷減輕，消瘦得非常明顯，無論穿著多少件衣服也讓人忽視不了——那些衣服都是為了抵擋室外的太陽以及在佛羅里達的店舖、家裡、餐廳裡無處不在的冷氣。但母親還是看起來不錯，跟我幾個星期前在紐約一個刺骨寒冷的日子看到她時好多了，她當時看起來疲憊不堪。
母親說在她起程前往維羅海灘之前，跟婦女委員會的同事一起吃了午飯。她想要告訴每個人關於阿富汗圖書館的事情，可大家卻把午餐變成了一個小慶祝會－－表揚母親從開始運營這個機構至今做出的貢獻。她們送給母親一個剪貼簿，裡面是她訪問各種難民營時的照片，也有婦女委員會所有夥伴的照片。母親為此深受感動。
哦，還有一樣東西要向我展示，她讓我先等待。那是一個驚喜。
我坐在她公寓裡廚房桌子旁等著。母親離開廚房去了她的臥室。許多分鐘過去了，母親還是沒有出來。
“媽媽，你沒事吧？還好嗎？”
“沒事，等會兒。我馬上就出來。”
一般來說母親不喜歡驚喜，所以我也沒法想像這個驚喜會是什麼。然後，母親終於出現了，那個驚喜印入了我的眼簾。母親戴著一頂假髮，很大，像傑奎琳·肯尼迪的一樣蓬鬆，裡面還摻雜著幾縷不同的灰髮，還有些黑髮。假髮怪異地套在母親頭上，她試圖把它戴好，但不管怎麼弄就是不對勁，感覺上更像是一個帽子。
“不錯吧，對嗎？”母親說。
我發誓堅決不能掉下眼淚。
“相當不錯。”我說。
“可能還需要做點造型，這個假髮太大了點，我覺得它不會讓我看起來像個病人。我現在還有些頭髮，已經覺得很幸運了，但頭髮越來越少，所以就買了這頂假髮。不過，能在化療了六個月後還能有頭髮，這已經超過我的預期了。所以我沒什麼好抱怨的。你妹妹覺得這顏色不太合適，但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辦法調一下顏色。”
“顏色是有點深了，但戴起來很好看。你看起來很好看，媽媽。”
“我去把它放好，然後我們就去做別的，好好享受在一起的時間。”成長過程中，我對母親撒謊時幾乎總會被看穿。一部分是因為母親驚人的記憶力。我十二歲，正要打算開始一次被禁止的旅行，坐地鐵從劍橋郊區去往臭名昭著的波士頓市區，那裡有家傑克玩笑商店，我能從那兒買到假的嘔吐物、電人握手器，還有諸如此類的其他東西。“你要去哪？”她在我溜出門時這麼問我。“去吉米家。”我撒謊道。“可是我記得你幾個月之前說過，吉米全家這個禮拜要去吉米的祖母家，他祖母家可在阿什維爾呢。”糟了。
從那時起，母親幾個月都沒有再戴那頂假髮了。
那個下午，我們按原計劃去了維羅海灘圖書中心。不管什麼時候，當我跟母親一起去書店時，我們都會兵分兩路，這樣能夠讓我們的搜索能力加倍。大約十五分鐘後我們再碰頭，彼此簡單介紹一下各自搜尋的成果。就像你在一個意外發現的花園裡獨自遊玩，然後覺得有必要告訴你的同伴發現的珍寶一般——快看啊，這裡有水仙花、繡球花，還有玫瑰花園！我們母子就是這樣分享彼此的意外發現。
“你知道這個作者出了本新書嗎？你覺得怎麼樣？”母親可能會問。
“我不喜歡他後來出的那幾本。”我可能這麼回答。
“那你幹嗎還要去讀它們呢？”
“我是那些書的編輯。”
或者，“你聽說過這本書嗎？”
“知道啊，我肯定看過一點，但記不清是太好還是太糟了。”
書店裡有各種意外的驚喜。從名字的字母排序開始：在尋找一本小說的時候，一看到作者的姓名，你可能想起另外一個姓或名雷同的作者的某一本書正是你一直想看而忘記買的。視覺方面：封面的閃亮封套可能會吸引你的眼球。偶然性：出於迷信，我幾乎總覺得有必要買下那本被我弄翻的書。還有被提示：我和母親都比較關注書店“推薦區”的書，特別是附有黃色的即時貼或手寫的貨架插卡的書。貨架插卡——這是我喜愛的一個書店新詞，因為它活靈活現地刻畫了一個與你談話的書架，或是一個與書架談話的人。
這次書店之行後，我帶回了約瑟夫·鐵伊的《博來·法拉先生》，還有不小心被我碰到從書架上掉下來的《薩默塞特·毛姆選集》。母親選了傑羅米·K.傑羅米的《三人同舟》，記述了1889年的一次滑稽的船游旅行。我們的一個朋友堅持說母親看過這本書。我很確定母親看過，但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這本書。
“媽媽，我還從紐約帶了本書來。”我們離開書店走向汽車的時候，我說。那天佛羅里達的天氣挺冷的。我的停車水平很差，不像一般的駕駛員把車停在靠近大門，但需要高超的技術才能停得進去的地方，而是選擇即使是重型機車司機喝醉了酒都能停進去，離門口很遠的地方。“其實就是我之前告訴過你的那本書稿——《最後的演講》，卡耐基·梅隆教授寫的，患有胰腺癌症的那個。”
“他還好嗎？”母親問。
“我想他還在堅持著。幾個星期之前，就在我辭職之前，我跟他通過一次電話。他人非常好。”
“我在盧斯特花園的朋友也是這麼說的。他們非常愛他。”母親最近與盧斯特基金的人在聯繫。這是一個致力於為胰腺癌相關研究籌措資金的機構，也著力於提供提高民眾對胰腺癌症狀的意識以及改進治療方式，它的成立是為了紀念一位在五十四歲時死於胰腺癌症的有線電視公司的管理人。
我不確定母親是否想要讀一本開頭就很慘淡的書，作者在開始就清楚地說他知道自己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了。我們回到母親的住處後，我決定把書稿放在早餐桌上，當作我的“員工推薦區”。這樣，母親就可以隨手翻看兩頁來決定是否去讀這本書。
“你怎麼不去沙灘走走？我打算把腳抬起來休息一下。”
於是母親坐在沙發上，我手裡拿著鐵伊的書走了出去。
我坐在可以眺望大海的椅子上，不知不覺竟待了很長時間。在沙灘上閱讀是一個理論勝過實際的事情。陽光太烈，我的太陽鏡不是漸進式鏡片，所以我需要把眼鏡摘下來看書。人們走動時還攪起微型的沙塵暴。炎熱的天氣讓人口乾舌燥，清澈的海水讓人想放下書去游泳。有時我拿的書不適合，當周圍是歇斯底里興奮尖叫的孩子們時，太過嚴肅的書根本看不下去，在歡笑的情景下也很難保持嚴肅的心態。
但今天真的是個在沙灘上閱讀的好日子，《博來·法拉先生》一翻開就吸引了我。這本書寫於1949年，讓我想起派翠西亞·海史密斯在時隔六年之後出版的引起轟動的《天才雷普利》。這兩本書裡都包含謀殺、謊言以及江湖騙子。鐵伊機智之處在於：兇手是唯一知道江湖騙子底細的人，但他無法揭穿這個事實，因為會牽連到自身。除了情節之外，書中關於英國鄉間生活的描寫也讓人陶醉：銀盤服務、馬匹、起居室的下午茶，還有盛裝晚宴，絲毫不會沉悶。
鐵伊于1952年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五歲。她的本名是伊麗莎白·麥金托什，出生於蘇格蘭的因弗內斯，是水果商人和教師的女兒。她從不接受採訪，也沒有親近的朋友。我不僅沒有看過她的書，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她的名字。但我發現《博來·法拉先生》激起了我強烈的興趣，很興奮地把這本書拿給母親。
看書的時候，我不時地都會強迫自己停止，放下書本好好想一想。我想的事情跟我說的謊言有關。如果我告訴母親那個假髮不好看，會對她更好嗎？可能不會。可是我費了好大力氣也想不起來母親有哪一次對我說謊。只是把我的玩具海龜送給了孤兒們那件事，也不像《博來·法拉先生》那樣找另外的假海龜代替。她也說過其他的謊，明明事情很棘手，她還保證說絕對不會有任何問題。那麼她這是在說謊嗎？她說她不疼，但我們在私底下看見她的時候發現她滿面痛苦，深吸一口氣，或是緊咬著下嘴唇。
該是到了離開海灘回到公寓的時候。我走進門時，母親還是坐在沙發上，背對著我。她面前的咖啡桌上放了一沓紙張，是《最後的演講》。
“你覺得怎麼樣？”我問她。
“看這本書，讓我覺得自己非常非常幸運。”
“真的嗎？”我覺得有必要表達得更清楚一點，“但你跟他的情況一樣啊。”
“當然。但是他有三個年幼的孩子，他再也沒有機會看著他們長大了，也再沒機會知道當爺爺的感覺。”
大陸漂移
許多人願意談論死亡，但很少有人願意談論即將到來的死亡。母親正好相反，所有問她這一問題的人，她都清楚地向其明白表示：她知道自己患上了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而這疾病最終也會讓她死去。任何提到一年之後的話題（比如，一個朋友孩子的婚禮），都會將這個死亡話題擺上桌面。母親通常會說她很樂意參加，如果她還在，身體還允許的話。但有時她就會非常直率地說她認為到時她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
有些人繼續忽略母親談論自己癌症的方式。“我肯定你能好起來的。”他們會這麼說，或者說“你會戰勝這個病的”，或者他們會講述那些得了絕症的朋友、親戚或明星們，如何奇跡般地從一個毫無希望的絕症中痊癒的故事。
一談到這些，母親偶然會表達她的挫折感。人們願意相信她會好起來，有時，我覺得她真的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也真的認為會有奇跡的存在。有些日子她想要談論她的死亡，有些日子她不想談。有時就是上一分鐘和下一分鐘的轉變，感覺就好像坐進一輛橫衝直撞的車裡，司機隨心所欲地更換車道，也不給別人任何信號。這一分鐘我們都在談論她的葬禮，突然之間她就盯著亞歷山大·麥考爾·史密斯的電視劇《第一女子偵探社》，然後不喘一口氣地立刻又回到葬禮的話題上，教堂裡不要擺花；道格負責所有的儀式方面的事宜（他們已經就念誦什麼悼詞、演奏什麼音樂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整個儀式絕對不能超過一個小時。
母親被診斷為患有癌症之前的幾年，在她和父親發現了善終運動以及瞭解了臨終護理的含義後，他們就跟我們談過自己安樂死的決定以及他們的遺囑，還有其他已經簽署完畢的法律文件。他們強調說希望在家裡走完生命的最後一程，當他們的生命跡象衰敗後，如果有明確跡象表明他們的生命已經終止，不要用任何的舉措來試圖挽救他們。可能這也是母親為何能平靜地討論自己的死亡以及後事的原因。
我一個朋友的朋友有次從倫敦來到紐約，生病了。她在紐約的所有時間都蜷縮在我朋友的公寓裡。整個星期，白天黑夜都在看美國電視，她最後宣稱自己最終搞明白了美國人。“關於美國人，”她說，“就是無時無刻不對所有一切無比關心。”
可母親不是這樣。她之所以那麼有效率，是因為她凡事都有先後之分。她竭盡所能地為她關心的事情忙碌，但每次都將主要精力集中在一個主要問題上。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她最關心的事情之一就是阿富汗圖書館。所以她每天通過大量的電話、會議來推進這件事情。需要設計和分發的宣傳冊，還有被邀請來參加慈善活動的名單。有各種相關的提案需要審閱，有需要通過的圖書館的建築構思，還需要考慮圖書館管理以及運輸後勤方面的問題。但安全問題是首要問題。母親告訴我，她特別關心同為董事會成員的朋友大衛的安危，他是《紐約時報》的記者，正在坎大哈進行戰地報道，但卻不是美軍編制內的戰地記者。
“媽媽。”有天當她看起來特別疲憊的時候，我說，“如果你想要放鬆一下，待在家裡，聽聽音樂，所有人都會理解的。”
“我知道。”母親說，“我肯定會慢下來的，只要關於圖書館的事都安排好了。我打算再多做一點點工作來幫助籌款，之後我就把一切工作都交出去。”
2008年3月16日，回到了紐約後，我們去醫院領取母親確診後的第二次檢查結果。她對化療藥物之中的希羅達反應強烈，所以停用了它。我們被告知過，這樣一來，這一次的檢查結果可能就不如第一次的好。
母親感覺好點了，體重增加了些，精力也恢復了一點。雖然她不認為會有什麼糟糕的消息，但還是對任何消息都做好了準備。我回想起大學時候聽說的一個很戲劇的故事，是一個在監獄裡度過了二十多年的男人告訴我的。每當我需要提醒自己：好消息與壞消息都是相對於你的預期而言，而非獨立存在的，我都會想起這個故事。
這個男人從耶魯大學畢業後直接加入了中央情報局，當時正值戰爭，在他第一次的行動過程中，就被敵國擊中俘虜了。他甘心忍受可能要在敵國坐牢幾年的事實，只是祈禱刑期不要超過五年。這樣他就能夠忍受，再久的話就會讓他崩潰。兩年的監禁生活過去了，他與一大群犯人被傳喚到法庭。他們會逐一得知自己的刑期。他聽到的第一個宣判是：死刑；第二個：死刑；第三個：死刑。突然間，他發現自己在祈求，哪怕能夠活在牢裡也好。他能夠忍受更長的刑期，只要能活著。而他也確實獲得了無期徒刑，他為此感到高興。
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母親，她笑了。
“沒發現新的腫瘤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重大的好消息。”
她說。
父親很快來了，接著我們被叫到檢查室裡等候奧賴利醫生，幾分鐘之後她來到我們中間。她穿著白大褂，但這次我注意到她戴了一條精緻的金項鏈。她的雙眼比往常更為明亮，灰藍色的眼睛像寶石一樣映襯著她紅潤的皮膚。她的髮型是青少年男孩偶像的那種波波頭。可能是我的想像吧，我感覺她的腳步似乎更為輕盈，她想要告訴我們一些消息，但她似乎更想要問一些自己想問的問題（佛羅里達怎麼樣？那裡的治療做得如何？水泡和口腔疼痛好很多了嗎？便秘和腹瀉呢？），接下來就是揭曉檢查結果的時間了。
“好吧，我要告訴你。”奧賴利醫生說，“結果非常好。
沒有新的腫瘤，以前的腫瘤也都有所縮小。這是非常顯著的效果，你還胖了一點，身體感覺怎麼樣？”
“好多了。”母親說。
“簡直是判若兩人。”奧賴利醫生說。
“媽媽的腫瘤縮小了多少？”我問。
“你第一次來的時候，肝臟部位大概有30％的面積是腫瘤。”她說。她總是以母親為回答對象，無論提問人是誰，她總是看著母親，“現在是接近15％。”
我想起了唐尼，那個中央情報局探員，因為得到無期徒刑而歡天喜地。只有當你30％的肝臟充滿了癌細胞的時候，這個15％的消息才是個好消息。當然，只要數字繼續減小，那麼無論怎麼看都是一個好消息了。我看著母親，她臉頰上的光彩重新又回來了。父親眉開眼笑，而幾分鐘之前他的淺笑還有一絲緊張不安。一回到候診室，我就立刻給妹妹和哥哥，還有叔叔打電話通報了這個消息。
母親可能還有更多的時間。
父親離開了，我陪著母親做化療，我們坐在一起。“我猜每一個人為我做的祈禱都起了作用。”她說，“我必須得讓弗萊德知道。”弗萊德是麥迪遜大街長老會的牧師。
“你有伍德霍斯的書嗎？”她問我，一刻都不想耽誤。
“有啊，就在我包裡。太有意思了。”
P.G伍德霍斯的吉夫斯小說系列非常讓人愉悅。這個故事是關於一位擁有不可思議能力的管家以及他貼心但倒霉的員工的。我最年長的教子是個古典主義者，職業是律師，他是吉夫斯小說的大粉絲，他的父母是我和我父母的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堅持讓我們再給伍德霍斯一次機會。
“我以前都沒耐心看伍德霍斯的書。”母親說，“現在不一樣了。我覺得故事很精彩，甜蜜多過犯傻，不像《博來·法拉先生》那麼傻。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你那麼喜歡那本書。”我在佛羅里達看的是約瑟芬·鐵伊的書，是少數讓我母親和我意見不一致的書。
母親說小說的驚訝結尾完全是可以被預見的，哪怕她沒有先去看結尾，也不會覺得驚訝。另外她也覺得裡面的人物非常無趣。我被這個評論搞得有點生氣。
“我就是喜歡這本書。”我的辯詞並不有力，“但是你不覺得看些傻傻的書，可以用來轉移注意力，不去想一些事情？”
“現在我可看不下去愚蠢的書了，因為有那麼多好書等著我去看，去重看。而且，我發現如果一本書太愚蠢，通常是因為作者實在沒什麼好說的，或者那本書毫無價值，又或者因為整本書就是一個從頭玩到尾的把戲。如果你先看了結尾，你就不想在這本書上浪費時間了，哪怕一本寫得很好的書也可能是愚蠢而浪費時間的。但伍德霍斯的大部分書都不是這樣。我並沒有發現他的故事愚蠢。我喜歡他的人物：博迪、吉夫斯。他們有點荒誕但又討人喜愛。我也喜歡伍德霍斯的人物們搜集的那些奇怪的東西，襪子、銀子、單片眼鏡。這讓我想起我自己那些喜歡收集奇怪東西的朋友，比如用麻將牌做成的首飾，還有女子儀仗樂隊的明信片。他顯然非常享受那個由晚餐、訂婚、貴婦姨媽組成的世界。我想說的就是這個，威爾。這本書有趣，但不愚蠢。這兩者是有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