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子就像坐過山車一樣，從好日子到壞日子，再從壞日子又回到好日子。每次門診結束，我們才會知道下一次門診是什麼時候，書也一本又一本地看著。
每次與母親談話，她都會問我是否讀完了凱倫·康納利的《蜥蜴籠》。母親非常喜愛這本在一年前出版的以緬甸為背景的小說。
2008年1月底，某個天氣寒冷潮濕的一天，我終於告訴母親說：「我看過《蜥蜴籠》了。我腦子裡還一直在想這本書，停不了。」
故事從一名生為孤兒的小男孩講述他與一位名叫泰莎的政治犯之間發生的事情開始。泰莎是一位作曲者。書中描寫了他在獄中生活的種種殘酷景象。在獄中，身為佛教徒的泰莎必須捉活蜥蜴來吃。殺生、吃肉違背了他的信仰，但他只是為了自身的存活。這並非他痛苦的全部，卻具有極強烈的象徵意義。這是一本極有力的書，也表述了人們想通過寫作，與他人取得聯繫，想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講述出來，再流傳出去。
書的前面是小男孩和他在監獄中的朋友們說話。他說了朋友們的名字之後，說：「那些書……我的朋友們是書。」儘管他還無法閱讀它們，因為他還不識字，但它們的存在仍然為小男孩帶來了安慰。
接著泰莎積攢香煙，因為香煙是用報紙捲成的，上面有一些廢棄的話語，偶爾還會有怪異的現代詩，那是通往文明的命脈。很快，一支鋼筆進入了泰莎的生活，但又消失了。泰莎、小男孩，以及一個與他們為友的監獄看守三人之間的生命交集、苦難和救贖，就是從這支鋼筆的消失開始一一展開。在監獄的高牆之外，任何反對的聲音都是被禁止的，康納利寫道：「只要有紙張，人們就會書寫，在你看到的房間書寫，在他們腦海中的密室裡書寫，正如那些被禁止說出來的話一樣有人耳語著。」
在電腦時代，一個政治犯和他辛苦收集的廢紙片，一個因為丟失一支鋼筆而大亂的監獄，還有作者對書寫以及印刷文字的認可，在書中都有深刻的描寫。在我們這個網絡的世界裡，不僅是監獄這樣的地方接收不到電子信息，有些國家也是。比如緬甸。此時此刻，一如既往，自由只能依靠墨水來表達。
「泰莎在被嚴刑拷打之後說出那個了不起的祈禱詞，你認為怎麼樣？」母親問我。我們坐在一起時，化療藥物正慢慢地流進她的手臂。「我把那段話複印了下來，夾進那本《每日的力量》裡，就在我手提包裡放著。」
我遞給母親放在椅子上的手提包。母親用沒打針的那隻手小心地掏出書來遞給我。這張寫著《蜥蜴籠》裡的那段讓母親難以忘懷的禱告文字影印本，整整齊齊地夾在書裡面。那是泰莎曾經用來平靜心情的佛教冥想，不僅能讓他忘記身體上的疼痛，也忘記悲傷與憤怒。
他開始輕聲念誦禱文：「願世間眾生，遠離苦難；願世間眾生，忘記仇恨；願世間眾生，不受傷害；願世間眾生，免受病痛；願世間眾生，守護幸福。」
「我特別喜歡最後的守護幸福。」母親說。
「當別人對你毒打時，你又怎麼守護自己的幸福呢？」
我問。
「這就是關鍵，威爾。你無法控制自己被人毒打，但你有辦法保護你幸福的多少。只要一個人能夠守護自己的幸福，那麼他會留住讓生命值得為之活下去的東西；而當他已不能守護自己的幸福時，也明白，他已經盡力了，沒有遺憾了。」在我的心中，暗自把「別人對你毒打」換成了「得了癌症」。
「這真的對人很有啟發。」我說。
「是的，但《蜥蜴籠》不僅是啟發你，還讓你發出不平的聲音。」
我們經常說，一本書並非僅僅關乎一個特定的年代或地方，它還展示著普世人性。這樣的話語也許適合《安妮日記》、埃利·威塞爾的《夜》、伊斯梅爾·比亞的《長路漫漫》。但是，認為一本書表達的信息超越了時間、地點和忽略掉書本創作時的條理完全是兩回事。母親覺得我們的結論都下得太快，無論是對這些書還是《蜥蜴籠》都犯了這個毛病。固然，這本書彰顯了人類的勇氣，但它也指出了緬甸的人權現狀。當我們閱讀《蜥蜴籠》時，當作者在寫這本書時，緬甸的情況都能讓人憤怒並激起反抗。康納利是一位加拿大詩人和紀實作家，曾多次前往緬甸，直到她的簽證被緬甸政府拒簽。她還曾在泰國、緬甸邊界居住過將近兩年，她對那裡的情況瞭如指掌，並決心為之做點什麼。
在與母親聊過《蜥蜴籠》一周後，我又去看她，注意到一封即將寄出的信，收件人是美國緬甸運動組織。這不是母親與這個國家第一次接觸。她曾在1993年為婦女委員會出訪緬甸。她在那裡甚至會見了緬甸合法選舉產生的領袖昂山素季，當時她正處於剛剛從軟禁中解禁的短暫時期。她們一起談論了婦女權益、健康問題，以及難民問題——永遠的難民問題。
《蜥蜴籠》喚起了母親為緬甸運動捐款的心，也激勵她投入阿富汗計劃，因為這本書強調書籍、閱讀與寫作的重要性。阿富汗圖書館在那年一月又新增了一名董事會成員，一位傑出的阿富汗外交官。事情在向前推進著。現在最需要的就是資金，大量的資金，不是幾千美元而已，是上百萬美元。如果沒有錢，喀布爾的局面永遠無法突破，書籍只能堆積在倉庫裡，移動圖書館也不會到達阿富汗村莊。
母親總是會向願意聆聽的人傳播圖書館的事情。
在我們的讀書會上，我從母親身上還學到了一點：永遠不要對人妄加論斷。你永遠無法知道誰能夠以及誰願意幫助你，除非你向他們開口。所以永遠不要因為一個人的年齡、工作或財政情況等而斷定一個人不能或不願幫助你。
母親告訴我：「在波斯尼亞戰爭時，我曾經給一群高中孩子做演講，第二天其中一個孩子給我打來電話。她是一位企業高層的女兒，在前一個晚上的晚餐中，她說服父親捐贈了數額巨大的供給品，還支付了空運到波斯尼亞的郵資。這也是為什麼我告訴所有人興建圖書館的原因，你永遠不知道誰會幫助你。」
就連給母親治療的醫生和護士們、出租車司機、一起晚餐的朋友，以及熟食店遇到的陌生人也知道了阿富汗圖書館的事。
有一天我開玩笑說：「媽媽，有時我想如果你的公寓著火了，消防隊員趕到現場，在讓他們進去滅火之前，你也會先告訴他們阿富汗圖書館的事。」
「我不至於那麼糟糕啦，」母親回答，「但我可能會在他們滅完火後告訴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