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二十年前，1988年的春天，當時母親還是南丁格爾高中的校長，一天收到了一張明信片，上面簡單地寫著：親愛的瑪麗·安·施瓦爾貝，我是一名菲律賓修女，現在在泰國難民營工作，我需要您的幫助。落款寫著「瑪特修女，仁愛修女會」。
過了好幾年，母親才得知這位修女是如何知道她的姓名和地址的。這既可以說是偶然的，也可以說是上帝的傑作，完全取決於你的宗教信仰。事情是這樣的：母親的一個學生在泰國北部漫遊，帶著一堆明信片和一點現金，找不到郵局也不會說泰語。後來他在街上偶遇了一位修女，覺得可以信任她，就請她幫忙寄信。這位修女不僅是仁愛之女（母親後來總喜歡這麼說），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籌款人。修女寄出了明信片，記下了母親的地址。
母親回復了那張神秘的明信片，也收到了瑪特修女寄來的一封長長的信。從此她們開始長達幾年的書信往來。瑪特修女會在她的信件中附上殘疾的赫蒙族兒童的照片，這些兒童住在泰國境內最大的老撾難民聚集地BanVinai。那裡有四萬五千名難民，其中80％是婦女和兒童，嚴重殘疾的兒童有上百名。
很快，瑪特修女開始寄給母親一些產品目錄。母親會收到之後就付款買下那些物品，然後寄回難民營。有時也會寄去二十美元、三十美元、一兩本書，或訂購一本雜誌。母親招募她的學生收集書本、紙張和彩筆，寄給泰國難民營的兒童。後來有一次，瑪特修女給母親的信像往常一樣寄來，但內容有點不一樣。她不是向母親募小額的捐款，而是要幾千美元。母親立刻回信說她沒有能力捐那樣的數額。母親的信裡可能表現出了些許的不悅，修女立刻回信道歉說她只是一名修女，對金錢沒有什麼概念。
她們繼續通信，接著瑪特修女在一封信中提起，她有一個朋友從菲律賓來難民營做志願者，如果母親想要幫助，但沒有辦法提供很多錢，那麼也許她也可以來難民營幫忙。
我的母親是個有條理而且謹慎的人，但也有很衝動的一面。當看到瑪特修女的建議時，母親決定離開學校一個學期，去難民營工作。
妮娜那時正好快大學畢業了。
母親和妮娜非常親密，但那個時候她們正在經歷母女間的小衝突，在很多事情上沒法達成共識。但她們在一件事情上達成了共識：妮娜會跟著母親去難民營工作。當時我想，這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主意，就是最糟的。我傾向於後者的可能性，父親和哥哥也是這麼想的。
她們還是坐飛機去了曼谷，然後坐在卡車後備箱，在夜裡泥濘的路上坐了十二個小時。「這叫什麼事啊，我怎麼把妮娜也扯進來了？」母親當時想。後來她才意識到，她甚至從未考證過這位修女和難民營。當她們到達難民營時才發現，這是她們見過的最為艱苦惡劣的地方。
母親在日記裡這樣描述對難民營的第一印象：「到處都是飛揚的塵土，幾千名衣不蔽體的孩子在看到外國人的時候，不是哭喊著就是躲起來，中間還摻雜著幾百隻骯髒的狗，鼻涕流得到處都是，頭皮像是被燒過，渾身上下滿是傷痕。」
母親和妮娜在她們即將要服務的康復中心，遇到的第一批孩子是四個聾啞女孩，她們負責做飯，母親和妮娜很快就喜歡上了她們。四個陽光女孩非常樂意更多的人來幫助。康復中心裡有許多孩子不能爬，有些連動都動不了。還有許多孩子存在著嚴重的發育問題。在那的第一個早晨，母親要照顧一個名叫莽泉的年輕女子，她已經二十歲了，但看上去只有十二歲，渾身都是病痛，甚至包括大小便失禁。莽泉似乎很快就認可了母親。她無法行走，到哪裡都必須有人背著。她和母親建立了親密的關係，至少母親是這樣認為的。
但莽泉第二天沒有再來，接下來也沒有再出現。於是第三天晚上，母親去她的帳篷裡找她。母親很快就知道了莽泉無法再次回到康復中心的原因。莽泉的父母很愛她，但他們太過年邁，沒法照顧她。於是他們把她放在了極度簡陋的帳篷外的一個陰冷的小棚子裡，任她赤裸地躺在一塊木板上，旁邊放著一碗米飯。她的父母都在生病，沒辦法帶她去康復中心。她污穢不堪，並因此覺得羞愧，不想讓母親看見她現在的樣子，於是向母親丟石頭，讓母親走開。
那是第四天。
母親和妮娜堅持了下來，並非常自豪自己有能力挨過如此惡劣的生活條件。公共廁所是最可怕的地方，但她們很快也能一笑置之。
每天會有一百名三歲到八歲的兒童到康復中心。母親和妮娜餵他們吃早餐，幫他們刷牙和洗澡，盡量與他們打成一片，逗他們開心。日積月累，母親和妮娜的努力開始取得了一些進展。那裡的資源非常匱乏，她們就教孩子們用小鵝卵石來做遊戲。妮娜在當地的泰國雜貨鋪發現了通心粉，於是教孩子們用通心粉串項鏈。母親更多的時間是幫孩子們洗澡，妮娜則陪孩子們玩耍。
莽泉最後回來了。母親後來在她的日記中寫道：「兩個星期後：今天我們這裡亂成一團。我照顧的一個唐氏綜合征的小女孩崇濤，我叫她『跳舞的女孩』，不小心摔倒了，還咬傷了自己的舌頭。當我幫她清理血跡的時候，莽泉在水泥地上把自己弄得髒兮兮的，她只要看見我和其他孩子在一起就非常生氣。妮娜和我手足無措，於是決定教孩子們唱歌。我們想到的最簡單易學的歌是『如果感到快樂你就拍拍手』。那些可以拍手的孩子，我們把他們安排在無法拍手的孩子旁邊。以後我們每天都唱這首歌，直到我們離開。」
每天下午，母親和妮娜教九歲的青少年學習英語。這是孩子們主動要求的，他們沒什麼事做，非常渴望能夠學一點東西。他們沒有書，但母親和妮娜在鎮子裡發現了一堆舊的《讀者文摘》。在這群男孩裡，有一個叫萊康的孩子，母親和妮娜與他成為了好朋友。
萊康見到母親和妮娜的第一天，就遞給她們一篇他寫的作文，內容寫道：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願意成為一個難民。難民得不斷地換地方，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喜歡難民。
萊康天性樂觀，這份沮喪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
晚上的時候，母親和妮娜要走一個小時的路，回到她們兩人居住的房間。妮娜在晚上常會跟一些當地的朋友還有其他志願者一起出去喝瓶啤酒，而母親總是待在房間用手電筒看書。
三個月後，妮娜明白了她想要做的事情，並決定繼續留在難民營。母親也有了新的人生方向。她決定再為學校工作一年，然後就辭職，擔任「救助難民婦女和兒童的婦女委員會」第一任理事長，在這個機構的最初幾年負責運營，投身於對難民的救助事業之中。而萊康，這個五歲就離開家鄉老撾來到泰國，目睹了親人被殺的難民，母親想要幫助他來美國學習，申請大學獎學金，讓他在美國繼續他的人生，成家立業。他有兩個家，一個是他自己的，還有一個是我們家。他是母親最早接觸的難民之一，近期他也有來看望過母親，母親驕傲地向我展示過他的照片。
我一直都熱衷於向人們敘述這個故事。許多人告訴過我，這個故事啟發他們找到了一種與成年子女或父母建立聯繫的不同尋常的方式。這件事改變了母親和妮娜，也改變了我們所有人。這件事有點挑戰性，我覺得我們變得更無畏了。而且我認為，因為母親和妮娜的這些事，讓我們可以變得更加無私。
母親經常被邀請去做演講，談談她為什麼這麼熱衷於難民的事情。她會說：「想像一下，半夜裡，你被家裡人叫醒，他告訴你：『把你最寶貝的東西放在一個你能拿得動的小包裡，隨時準備著。我們必須離開家，然後去最近的邊界。』你要翻過什麼山？你感覺會是怎樣？你要如何應付一切？如果穿越了邊界的那頭是一個語言不通的陌生土地，是一個不希望你們踏足的土地，是一個你將無法工作的土地，你將會被限制在難民營裡，過上幾個月或者幾年的日子……」
母親用一首名為「我悲痛」的詩來描述這一切。這首詩是1989年一位十六歲的越南姑娘辛迪·常在香港一個用鐵絲網圍成的難民營完成的。我們在一次讀書會上，我不記得確切的時間了，但是在母親做化療的一個冬天，我讓她說出幾位曾經改變過她人生的作家。「有好多。」母親立刻說，「我都不知道從哪說起。真的，無論什麼時候，你讀到一本好書，它都能改變你的生活，哪怕你自己沒有意識到。」她停頓了兩秒，然後補充道，「不過，我肯定會把辛迪·常的名字放在最前面。」
我悲痛
誰會願意傾聽我的感受？
誰會願意傾聽我無用的國度？
戰爭之後，我的皮膚已被損毀。
我的體內留有子彈的傷痕。
儘管我悲痛、遺憾、承受苦難，
誰會願意傾聽我的感受？
我悲痛、遺憾、承受苦難，
誰會願意知道我的感受？
我悲痛並非因我損壞的身體。
我悲痛是因為人們無法公正對待我。
誰會願意知道我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