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我第一次陪母親做化療。這讓我有機會和她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談論家人和每一件事。
幾天前，母親給我發來看病的時間和地點。我們約在東五十三街區紀念醫院的門診中心見面。街對面有一家書店，如果我到得早可以去那裡打發時間。萊辛頓大道有很多小吃店，如果想買零食也可以去逛逛。母親覺得沒必要，還告訴我門診中心有椒鹽卷餅和全麥餅乾。我坐電梯到四樓，想要在母親到之前就佔下座位。她喜歡椅子，不喜歡候診室後邊的長沙發。
醫院像是專門製造干擾的車間，總有人突然讓你去幹這個或者那個，叮囑、詢問、檢查、提醒……第一次陪母親來醫院，我們都得拿出足夠耐性面對這些。母親抽完血後，我們來到治療室，那地方讓我想起學校宿舍那幾乎夠得著天花板的小房間。隔幾周，醫生會幫她看診，其他的時間只需要抽血和化療。母親在小房間的時候，有一名護士會來問些治療方面的問題，也會盡量讓她舒服一些（比如問她需要在手臂下放個枕頭嗎？需要毯子嗎？再來點果汁嗎？）。接著她會問母親在醫院登記的基本資料，比如姓名、出生年月等。在找血管扎針的酷刑之後，會有第二名護士確認病人的身份以及使用的藥品。
還不止這些。尤其在最開始的時候，不但有社會工作者、研究人員，連負責收集參與研究同意表的工作人員也都會不時過來問東問西。母親不喜歡被煩擾。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已經習慣在早上八點打電話給母親。雖然不是每天都打，但是大多數日子都是如此。她和父親習慣保留通話，然後再接第三個人的來電。即使這樣，她也會覺得很煩躁。有時候我跟她講到一半，之前保留的通話突然斷掉，她會很苦惱地說：「哎呀，我都忘了我還有另一個通話呢。」
我也不喜歡被打擾，但我會打擾別人。我經常會忽視其他人說的話，搶著說自己的事。因為我覺得我的故事更為有趣、更為精彩、更重要，常常忘記他人的故事也可以讓我從中獲益，值得不斷推敲品味。母親則恰恰相反，她很少打斷別人，更不會貶低別人的故事。她更願意傾聽，然後提問，不是提那些敷衍的問題（比如：你在鳳凰城待了幾天？）。她的問題總是能夠讓人們說出自己的很多感受，並從中得到的收穫、遇到印象深刻的人，以及感覺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我陪母親到門診中心的第一次，已經是母親來的第三次，她已經熟到能跟那裡的工作人員和其他病人點頭打招呼了。有一個她特別喜歡的護士，一下子就能找到血管，另外兩名護士就沒轍。還有，她似乎有些不太在意那些干擾。
那天早上，我因為工作的關係感覺極度煩躁。我努力不去想那些事。身處與癌症奮戰的一群人中，還抱怨工作顯得很奇怪。於是我和母親沉默地坐著。
「你真的不必陪著我，威爾。你還有太多事要忙。」
「但我想陪你。」我說，「除非你想一個人待著。」
就在那時，母親說她在看華萊士·斯特格納的《終得安全》。那本陪著我飛越世界各地，至今卻還原封未動的書。我說這次我一定會看。
「如果我們總在差不多的時間看同樣的書，就跟一個讀書會很像啊。」我補充道。我曾經參加過一個傳統讀書會，不過母親從未參加過。
「你沒有時間總去參加讀書會！」母親說。
「我有時間讀書，而且我們總在談論書。所以如果我們讀同樣的書，又一起討論，這不就是個讀書會嗎？」
「讀書會不是都要帶東西吃嗎？」母親問。
我大笑：「那我們就組個世上獨一無二的、不吃東西的讀書會吧。」
通常在第一次讀書會時，大家都會講述彼此的童年經歷。
我對母親提到這點的時候，她半信半疑地笑了，然後我要她把童年故事講一次給我聽。我從未直呼過父母的名字，所以很難寫出「瑪麗·安出生於1934年」（而不是「母親出生於1934年」）這樣的句子。當然，那時她還不是母親，只是瑪麗·安。
瑪麗·安和弟弟有一位美麗但憂鬱的母親，在美國出生，巴黎長大。他們的父親是位英俊的男子，經營著家族紡織生意。他在年輕時把生意賣了個好價錢。人人都說，那是一樁非常不幸的婚姻。苦苦維持了三十年後，他們以離婚悲慘收場。母親很少開口談及她的童年，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母親透露她的父母對彼此的怨恨很深，這也讓她下定決心，如果她有幸擁有自己的家庭，絕對不會抱怨任何事。瑪麗·安早先就讀於公立小學，接著在紐約上東區的著名女子學校念中學。在那裡，母親結識了她的畢生好友，也受到了米爾德麗德·唐娜珂的啟蒙。
唐娜珂喜歡大家叫她的小名——米莉。她是一位戲劇教師，受到學生的無比愛戴，當時已經是有名的舞台劇和電影演員。後來，她還在百老匯演出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角色是威利的妻子琳達·洛曼，接著在1951年的同名電影中出演同一角色，並得到奧斯卡提名。瑪麗·安熱衷於舞台劇。她看過米莉的那次表演，說那是她看過的最激動人心的一次演出。於是，在米莉的指導下，她決心做一名演員。
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學校對她們的教育是她們之前聞所未聞的。女校長告訴瑪麗·安和她的同學們：除了結婚生子之外，人生還可以更美好，女人可以做任何她們想做的事。這些話是她們之前聞所未聞的。
當時的年代，大部分人和教育機構都不會這麼說。瑪麗·安在上哈佛女校期間，去哈佛紀念教堂做禮拜的時候，必須戴著白手套待在樓上的座位區裡，不允許跟男人們一起坐在教堂的長椅上。難怪我們住在劍橋的時候，母親總是堅持坐在樓下的長椅上，而且一定要在最前排。
這些我差不多都聽過了。當母親和我坐在治療室等待下一個干擾到來時，我想讓她再多說一些。
「好吧，你想知道些什麼呢？」
「嗯，說說你那時候最喜歡的書吧。」
「什麼時候？」
「在你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
「《少女妙探》。我看了一堆那個系列的書。我特別喜歡女偵探這個想法。」
「除了這個呢？」
母親毫不猶豫地說：「《飄》。」這可是個新鮮事，我從來不知道母親喜歡《飄》。「我愛死這本書了，現在還是那麼喜歡。」母親補充道。
「還有其他的嗎？」
「赫爾曼·沃克的《初戀》。」
直到母親去世之後，我才開始讀《初戀》，所以不知道書裡寫的是一個想要當演員的猶太姑娘，如何在一個夏季劇場邂逅了一位作曲指揮家，並與他墜入愛河。赫爾曼·沃克1915年生於紐約，寫了好幾本受到大眾關注的暢銷書，包括獲得普利策獎的《嘩變》，以及《戰爭風雲》等。《初戀》像《飄》一樣營造了一個包羅萬象的故事世界，讓讀者沉浸其間。書中的女主角是個天真無邪的少女，甜美到讓每個人都期望她找到真愛、事業成功、生活美滿幸福。老實說，《初戀》裡的瑪喬麗在故事開端比《飄》裡的思嘉麗可愛多了。她起初的名字是瑪喬麗·摩根施特恩，後來自己改名為瑪喬麗·莫寧斯坦，因為這樣更像個藝名，也不那麼猶太味兒。
我可以理解母親那代人喜歡這本書的原因。故事的背景是20世紀30年代後期，那是外祖母生活的年代，不僅僅是美國，也是整個世界即將發生巨變的前期。沃克把瑪喬麗的生活從紐約的猶太家庭轉移到更為頹廢的戲劇營地，然後又轉向巴黎和瑞士。在瑞士，瑪喬麗認識了一個協助受迫害的猶太人逃離歐洲的男人，並愛上了他。這個人物似乎是以真實人物瓦瑞安·福萊為原型創造出來的。瓦瑞安曾是國際救援組織早期的核心人物之一，後來母親也為這個組織工作過。
沃克和《追風箏的人》、《燦爛千陽》的作者胡塞尼一樣，都是極受歡迎的當代作家。他總能寫出那些令人回味無窮的作品，讓讀者在看故事的同時，不自覺地融入書中。這兩位作家都非常擅長記敘文體，聚焦於現代題材。兩人講故事的手法同樣非常老派，即便背景不同、年齡迥異的讀者們也都喜愛他們，因為人人都愛聽故事。《初戀》是一本關於同化、反猶太主義以及女權的書。故事以瑪喬麗令人失望的苦澀結局告終，讓眾多讀者為之扼腕，但我相信這個結局正是沃克對瑪喬麗成長環境批判的重要部分。書中的結尾，瑪喬麗終究無法實現眾人對她的期望，這比她成為大明星帶給讀者的衝擊要大得多。
我看得出，瑪麗·安在年輕的瑪喬麗身上看到了自己。大學期間的暑假，瑪麗·安與幾個朋友去了馬薩諸塞一個叫作「高地」的夏季劇場。一雙活潑的棕色眼睛，總是面帶微笑，這個人見人愛的美麗姑娘很快成為眾人的焦點。她人生中最深厚的幾段友誼就是在那時結下並鞏固的。在我小的時候，母親每次提到高地的時光，總會說出一些深奧的話，臉上的微笑既頑皮又有些憂傷。我十五歲時也去了夏日輪演劇場當學徒，母親還親自開車送我去宿舍，我得和另外四個人一起合住。路上母親說希望我像她一樣在劇場盡情享受快樂，然後她又用不太有說服力的口吻說：「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讓別人產生誤解。」我總覺得這句警語背後一定有故事，但無論怎麼追問，母親也沒有再多說什麼。
說到學校就不同了，母親講了許多關於大學的故事。她說得最多的是她如何瘋狂地愛上了一位叫作鮑勃·查普曼的教授。他英俊非凡、充滿魅力。鮑勃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執教於伯克利大學，二戰時曾擔任駐摩洛哥以及巴黎的海軍軍官，並與菲茨傑拉德夫婦的女兒斯科蒂交往過。他還曾是一位劇作家，與一位朋友一起為百老匯改編了赫爾曼·梅爾維爾的《比利·巴德》，並為1962年的同名電影改編了劇本。
母親對鮑勃的迷戀雖然得到了回應，卻只能維持柏拉圖式的關係，因為鮑勃是單身主義者。鮑勃把母親介紹給他的朋友們，這些人也成了母親的朋友。母親在訂婚後把父親介紹給鮑勃，而父親與鮑勃一起工作了十多年。他們一起經營哈佛劇場，交流彼此對於馬丁尼酒和明信片的看法。鮑勃也是我姐姐的教父，幾乎算得上我們的家庭成員（之所以說幾乎，是因為鮑勃在場時，我們從來不敢互相爭吵或者惡語相向）。鮑勃是我們所有認識的人中最有智慧的。他博覽群書但從不炫耀，總是對他人抱有強烈的好奇，讓身邊的每個人覺得自己挺聰明，看過挺多的書。他隔幾天就會來我們家吃個晚飯。我們也與他一起去北非和亞洲旅行過。2001年，鮑勃八十一歲，突發嚴重的中風。在他彌留之際，母親和我飛去佛羅里達陪伴他。
家裡沒有一個人真正面對鮑勃已經過世的事實。我們每天都在談論他，回憶過去的事情，想像他對某一本新書、某一個事件的反應。雖然他已經不在人世，但他會永遠留在深愛他的人的生命中。就像你鍾愛的書，無論距離上一次讀完它已經過了多少時日，它都會陪你到永遠。當我與母親談論鮑勃的時候，我也在想，當母親不久於人世後，我是否能夠同樣談起她。
趁著休息的間隙，我試著把話題從鮑勃和沃克轉移到她的夏季劇場上。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母親說。她不打算告訴我更多。她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是絕不會透露任何口風的。
也許高地沒有什麼稀奇的秘密，那只是母親想獨自珍藏的一段時光。
母親喜歡《初戀》，我就知道這麼多。至於她與瑪喬麗如何相似或如何不同，那是她的秘密。
我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聽著四周的聲響。有人拽著輸液架去洗手間，路過我們的小治療室時，碰到隔間的窗簾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響。母親的點滴在繼續著，還需要兩到四個小時才能輸完。我想起了水刑，這是一種古老的刑罰，受刑者會因苦等每一滴落在額頭上的水滴而發瘋。我們這裡的點滴應該可以讓人舒服一些。母親聽到我這個想法之後面露不悅。這個表情，在父親和哥哥三杯馬丁尼下肚後吵吵嚷嚷時會出現；跟妹妹一起去買鞋時會出現，因為母親討厭購物，而妹妹每次買東西時都會猶豫不決。母親會賞我這個表情，是在我說了奇怪的話或講話挑錯了場合的時候。
所以我立刻把話題重新轉到書本上，開始談論大衛·哈伯斯塔姆的《最寒冷的冬天》以及接受他訪談的退伍老兵們。「媽媽，你知道嗎？幾乎沒有一位老兵與自己的家人談論過朝鮮戰爭。這是我聽他們說的。他們的孩子和孫子也說這是第一次聽到父親和祖父提起戰爭。我還聽說有人把這本書拿給自己的孩子和孫子看，因為他們還是說不出口。」
「這也是書的功能之一。書能幫助我們訴說，讓我們在不願談及自身的時候，有話題可以聊聊。」
我們坐在那裡時，母親說她真的覺得一個人的生活純屬私人領域。她認為秘密在現實生活中解決不了什麼，也沒有什麼值得好奇的。人們說得太多，而不是太少。她認為一個人應該對自己的私人生活保密，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她甚至認為政客也該有自己的隱私，只要他們不是偽君子。如果對如果對別人的過去刨根問底，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一些足夠正直有趣的好人來做事了。
母親也相信好秘密是存在的。也許你為別人做了件好事，可你不想讓他知道，因為不想讓他覺得難為情或感覺虧欠於你。我想起了母親在哈佛的一位學生。他曾是一位有抱負的劇作家，以為得到了暢遊歐洲的獎金，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個獎金，這筆錢是母親匿名給他的，讓他有足夠的資金奔赴這個可能會改變他一生的旅行。我把這件事寫出來，是因為幾年之後，有人告訴我，這個學生去查都有誰曾贏得這個數目可觀的旅行獎金時，發現除了他沒有別人，才知道了真相。
就在我和母親聊天的時候，一個社工帶著問卷走了過來，說：「瑪麗（母親的名字是瑪麗·安，可他們一直叫她瑪麗。我覺得很奇怪，更奇怪的是母親從來不請他們更正），有時間做這個問卷嗎？」他們正在做一項研究，想知道母親的情況是否合適作為研究對象。
「當然。」母親說。現在離化療至少還有一個小時。
「太好了。」問話的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年輕女人。她穿著幹練的裙子以及一件V領毛衣。她的臉清瘦熱誠，看起來很友好。
「好，那我們開始吧。」她開始了熟練的解讀，「我們在做的這項研究，對象是那些癌細胞已經擴散至其他器官或全身，也就是第四期癌症，正在接受治療的病人，其心靈健康與支持系統的調查……」
當這個年輕的女人解釋說參加調查的病人會被分為兩組時，我開始走神。一組病人接受心理咨詢，另一組沒有。調查會在治療的開始和結束進行評估。他們還希望能與病人的家屬進行交流。母親需要把表格帶回家，閱讀後簽字，父親也得簽字，其他願意參加調查的家庭成員也得簽字。接著她又問了幾個問題：我母親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她禱告的頻率（每天）；是否覺得幸福（是的，儘管她不喜歡身患癌症這件事）……母親的回答讓她情不自禁地笑了，但還是有點緊張。
「好吧。」母親在她離開後說，「這可真驚訝，我猜你爸爸肯定也會覺得驚訝的。」
「關於調查？」
「不。我的癌症已經是第四期，我之前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