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你說什麼呢？我覺得第四期只是說你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身體的其他部位了。這也是無法手術的原因。你知道擴散這件事的，對吧？」
「當然，我知道那個。我只是不知道我的癌症是第四期。」她的聲音聽起來有點惱怒，但也可能只是累壞了。
我想起了《疾病的禮儀》，開始苦想自己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我們家人從網上看到的資料都說癌症四期的病人通常只能存活三到六個月，讓人有些絕望。但對於那些癌細胞已經擴散的病人，並沒有明確的說法。
第四期就是晚期，沒有第五期。雖然有四A期和四B期，但這讓我想起我的籃球隊生涯，以「E-」收場，因為打分數的人不想把表現最差的球員劃到F等級。
我決定什麼都不再多說。
做完化療，我們還要去二樓的藥房抓藥，每次在這裡都要等好久。我給母親講了一個多年前聽來的笑話：十字軍東征的年代，一個英國士兵把醫生開的處方拿給倫敦藥店後就出發去打仗了。後來他經歷了被俘、釋放、戀愛，並在波斯生活了三十年。最終他決定回到英國。回來後，他在口袋裡發現了處方的收據。不可思議的是，那家倫敦藥店還在，櫃檯的後面還是那位藥劑師。男人遞過收據，藥劑師掃了一眼後說：「還沒配好呢，你五點鐘後再過來吧。」
其實，這個笑話裡面還有鞋子和修鞋匠，不過我沒講。母親聽完捧場地笑了。她從來沒覺得我的笑話好笑過，但都禮貌地忍耐了。她唯一忍無可忍的是我小時候一度迷上說雙關語。
理論上，在化療開始時，醫生會打電話給樓下的處方室，等我們做完化療之後，藥已經準備好了。但通常不會如此，總是有一堆問題。這與醫療保險有關，不是額度到達上限，就是拿了這些藥就不能拿別的藥；不然就是藥有管制，需要其他人的簽名。母親拿的藥也是一盒接一盒，有刺激胰腺、治療嘔吐、緩解疲倦、治療安眠的。這些好幾百甚至好幾千美元的藥品，母親有時不需支付一毛錢；有時卻要自付。我們找不到這其中的邏輯，因為總會出現讓人意想不到的情況。
母親倒很鎮靜。不管她需要支付多麼高額的賬單，也不管醫療保險會替她付多少錢，她總是對我和自己說：「那些付不起的人該怎麼辦呢？這不公平啊。」
全民健康保險一直是母親關心的事情。她得到的照顧越多，就越覺得不公平，因為好藥不是每個人都能買得起的。每次去藥房都會激起人對政治的討論或諷刺謾罵。
這一天，有一個女人排在我們前面，看起來大概三十幾歲，衣著整潔但不昂貴，戴著黑框眼鏡。當她摘下眼鏡時，我們發現她在哭泣。母親溫柔地與她交談，這很平常，母親總是不假思索地與每一位正在哭泣、身處痛苦或悲慘的人說話。「如果他們不想說話，他們會告訴你的。可你怎麼能熟視無睹呢？」母親總是這樣說。我們得知這個女人要拿的藥不是給自己的，而是給她母親的。她母親的醫療保險在那個被稱作「甜甜圈缺口」的怪圈裡，意思是說政府已經為她的醫療保險支付了幾千塊，現在她得自付幾千塊，然後政府才願意再次支付（想像一下，你直線吃甜甜圈，先咬一口，然後中間是空的，過了這個空洞你才能再吃上）。我的母親當時還處於吃著甜甜圈，而這個女人的母親則處在甜甜圈中間的洞裡。
這時，我的電話響了，於是我走出大廳接聽。回來的時候，母親坐在椅子上等她的藥。那個沒錢支付藥費的女人不見了。
「媽媽，你替那個女人付錢了，對不對？」
「沒有多少錢。」母親回答，有點被識破的尷尬，「別告訴你爸爸。」
然後，跟往常一樣，她拒絕坐出租車回家（公交車能把我們送到家門口，坐出租太不划算）。於是我陪她一起等那輛送她回到家門口的公共汽車。
感恩節前，母親還需要做一次化療。我非常喜歡感恩節，因為餡餅、歌曲，以及不必絞盡腦汁地準備禮物。對於在馬薩諸塞的劍橋長大的人來說，感恩節是件大事，是所有節日的集合。這是因為過去移民在此停駐，就近住下。不過，對於在波士頓周邊長大的人來說，那裡的一切才都是巨大的（冬天、運動會、龍蝦等），這個城市自稱為「中心」，就像「世界的中心」一般。小時候，我對這一切信以為真，以至於發現還有人住在巴黎、柏林、東京這些地方之後非常震驚，而紐約人對波士頓的說法根本就不買賬。
1962年，我出生在紐約。我的父親任職於費爾柴德出版公司。那家公司的出版物種類繁多，從《女裝日報》到《藥品新聞週刊》。父親曾是寄宿預科學校裡的第一個猶太孩子。二戰末期，他在弗吉尼亞諾福克海灣外的一艘軍艦上服役。之後，他去了耶魯大學和哈佛商學院，並最終在廣告業幹出了名堂。而母親的祖先來自17世紀移民到美國的富裕的猶太家庭。他們後來與那些轉變成基督教徒的猶太人或者被完全同化以至於慶祝基督教節日的猶太人結婚。父親的家世背景不好，祖父在內戰期間，作為德國猶太鼓手來到美國，後來在紐約下東區靠販賣蔬菜（主要是土豆）為生，馬丁·斯科塞斯的電影《紐約黑幫》就描寫了這一區臭名昭著的生活。不過祖父的家族蔬菜生意經營得相當不錯，以至於戲劇化地擴張了整個銷售線，並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購得席位。祖父的妻子是拉脫維亞人，對我的父親以及兩位姑姑來說，那是一位極富感染力的母親，把他們都送進了最好的高中以及大學。
父親在與母親第一次約會的時候就向她求婚了，而她也接受了。他們是在父親的一位朋友到訪時遇到的。訂婚幾個月後，在1959年結為夫婦。父親當時三十一歲，母親二十四歲。
父親後來跟我聊，回頭看他們的求婚，覺得一切都不可置信。他第一眼就愛上了母親，而當時他還不確定母親是否會選擇他。婚禮在康涅尼狄格州舉行，是一場基督教的婚禮。而這是會讓祖母反對的事情之一，因為她是一位嚴守教義的猶太教徒。母親的一位好朋友建議她堅持自己的意見，母親也就這麼做了。
婚禮之後七年，母親和父親決定舉家從紐約搬往馬薩諸塞的劍橋，以便父親可以與鮑勃·查普曼一起管理哈佛劇場。1966年，我四歲，我的哥哥五歲，妹妹還沒出生。我們在朱麗婭·查爾德住的那條街租了棟房子，她成了我們的鄰居。三年前，朱麗婭出版了《掌握烹飪法國菜的藝術》，開始在當地電視節目上露臉。我很喜歡告訴別人，萬聖節時朱麗婭給上門要糖的小孩子烤十字麵包。這可能是真事，但也可能不是。
在我們小時候，母親就喜歡讀書給我們聽。每天晚上睡覺前，我們都會聽故事，她的故事總是那麼引人入勝。儘管我和哥哥僅相差十八個月，母親還是堅持不為我們讀同一本書。我們每個孩子都有權利選擇晚上要母親讀的書。我最喜歡的書是羅曼·裡夫的《愛花的牛》。這是30年代一個經典的故事，講述一隻熱愛和平的牛（希特勒痛恨這本書並曾下令將其焚燒）。我其次喜歡的是克羅格特·約翰遜的《阿羅有支彩色筆》。這本書出版於50年代，描述了一個非常有藝術天分的孩子，利用自己的想像力和一隻彩筆創造出美景以及奇遇，從而擺脫了困境的故事。我哥哥對莫裡斯·桑達克的新作《野獸國》癡迷不已。從書中人物馬克思的身上，哥哥找到了自己的榜樣。當我的妹妹長大一點開始有自己喜歡的書籍時，她最喜歡的是桑達克的《廚房之夜狂想曲》。她喜愛書中的主人公，以及有點笑鬧（還有點危險）的麵包師。母親童年時最喜歡的書是麗迪雅·斯通的《粉紅驢子布朗》，這個出版於1925年的故事裡有兩個無法說話但講禮貌的小孩子，他們一起照顧一匹小馬。這是一本過分甜蜜的書，哪怕在我們很小的時候都無法消受。
坐在化療室的時候，我問母親還記不記得有天晚上，她忘記了給我讀書的事情。我忘了當時是十一歲還是八歲。我記得自己躺在床上，聽著父母從樓下派對中傳來的說話聲。哥哥已經睡著了，不在乎那天晚上是否還有人讀書給我們聽。我已經刷過了牙，爬上床去等著母親來給我們每人念一個故事。可母親沒有來。我聽著玻璃杯的碰撞聲和鬧哄哄的對話聲，開始生氣。
樓下笑得越開心，我等的時間越長，我越傷心。我感到非常孤獨，還有種被拋棄的感覺。我根本不需要套上睡衣，穿上拖鞋跑下樓去提醒母親，因為她從來沒有忘記過給我講故事，她肯定是不再愛我了。我聽到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都那麼開心，我更加氣惱。
最後，我放聲大哭，所有的客人都聽到了。母親衝上樓來，花了十多分鐘才讓我安靜下來，並向我保證一切都沒有變。
「你還記得那個晚上嗎？」我問母親。
「親愛的，我怎麼可能忘記呢？」母親回答。
我和哥哥剛認識字就開始自己看書了。有時候，父親會在母親帶著妹妹看圖畫書的時候，為我們讀一本書的一個章節。父親喜歡伊恩·弗蘭明的《飛天萬能車》，還有羅爾德·達爾的《查理與巧克力工廠》。我們也喜歡。
我們家有一個避免扔垃圾和整理房間的萬全之策——一頭扎進書本裡。就像中世紀時期的教堂一樣，書本為我們提供了即時的庇護。一旦你沉浸到某本書裡，你就不會被打擾了。書本不能在你做了錯事的時候讓你免於責罰，但能幫你緩期執行。不過我們很快發現，只有全神貫注地沉浸在書裡才管用，看起來認真讀書的樣子可不算。
我能記起的，與父母之間最早的對話幾乎都是關於書的：為什麼那個人不明白費迪南就是不想打仗？為什麼飛天萬能車的牌照是GEN11？根據父親和母親的說法，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人是可以很壞的，但也可以學著不要變壞，你自己會有一個判斷。
母親和父親每個週末都會花很長時間看書，甚至有時整個週末都在閱讀。有些父母只要求孩子多多讀書，自己卻完全不看書，母親對此感到非常驚詫。這讓我想起曾經聽過的一位丹佛的新聞播音員在主持中無比嚴肅地說：「我不看書，但我喜歡書。」
我曾經是個很宅的孩子，讀書、畫畫，待在自己的房間裡與最好的朋友一起聊書、聊事件、聊電影，沒完沒了地聊。我的哥哥也是一個大書蟲，但他是個擅長運動的閱讀者。
九歲時，我被J.R.R.托爾金的《霍比特人》迷得神魂顛倒。我在去摩洛哥度假的時候看了這本書。當時我高燒四十度，摩洛哥醫生給了我他唯一的藥品——純嗎啡。我發著高燒，又用了藥，開始迷亂興奮。在丹吉爾古城的房間裡，我躺在床上看《霍比特人》，一直到失去了意識。床邊放著一杯很燙、很甜、很好喝的薄荷茶。我記得海面上吹來的微風，還有一白如洗的牆壁；我還記得那個長相英俊，總是不時出入房間關照我的摩洛哥人。最重要的是，我記得《霍比特人》。那是我能想像出的最變幻莫測的書。幾年之後，我發現我記得的一半是托爾金的《霍比特人》，另外一半是我當時熾熱紛亂的大腦的狂想。
那次病好之後，我又完整地看完了《魔戒》。哥哥在看C.S.路易斯的《納尼亞傳奇》時，我還沉醉在托爾金筆下的中土世界裡。我們總是喜歡爭論哪個系列的書更好，有時爭論的主題非常極端，比如哥哥喜歡的鮑勃·迪倫和我喜歡的約翰·丹佛誰更厲害，我們也愛爭論他支持的利物浦和我支持的曼聯誰是冠軍的首選。最後的結果是，我深信託爾金與路易斯之間難分伯仲，只是口味的區別與競爭。我們當時壓根不知道托爾金和路易斯都曾是牛津的教員，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一直覺得很有意思。你哥哥喜歡納尼亞系列，你卻對托爾金情有獨鍾。我猜可能是因為你哥哥喜歡納尼亞系列中基督教的隱喻，而你對那些毫無興趣。」母親如是說。
諷刺的是，之後我發現路易斯極力反對將他的書視為基督教寓言，而托爾金這位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卻聲稱他的書都是以宗教為基礎的。而此前，托爾金系列一直被我當作完美的無神論著作。
母親那天的化療做完了，我們沒有離開治療室。由於感恩節前一周，我們沒有交換新書，也沒有決定一起看哪一本書，只好聊過去看過的書。母親說：「我好像從來沒有見過同時喜歡托爾金和路易斯的人。每個人都好像只喜歡他們其中之一。」
「那你喜歡哪個？」我問母親。
「我喜歡路易斯，但我和你哥哥都非常羨慕你那麼喜愛托爾金。我們也很喜歡納尼亞系列，但你是完全癡迷於托爾金。你總是說很多關於比爾博·巴金斯的話，讓我幾乎覺得他是咱們家的一員了。你還改用古體字，連名字都用古體字。直到你學書裡面的人抽煙時，我不得不制止你了。你當時才九歲啊。」
「你沒有癡迷過什麼書嗎？」
「一直都有啊，像是詩歌，還有《飄》。我也癡迷於自己在忙的戲劇，特別是跟你父親剛結婚，還住在紐約那段時間的戲劇：彼德·謝弗的《家離恨天》，哈羅德·品特的《看房者》。為一齣戲劇忙碌真的能讓你完全被它吸引進去。搬去劍橋後我都一直很懷念那段日子。」
20世紀50年代後期，在遇到父親之前，母親為製作人艾琳·塞爾茲尼克工作（經塞爾茲尼克兒子的介紹，他是母親的大學同學）。在結婚前以及婚後第一年，母親為製作人弗雷迪·布瑞森及其做演員的太太羅瑟琳·羅素工作。讓母親津津樂道的一件趣事是，她曾被派往巴黎去帶回羅瑟琳·羅素不慎忘在那裡的皮草和珠寶，還得穿戴在自己身上，鎮定自若地通過海關，因為只有這樣，稽查人員才會相信那些東西是屬於母親的，不必另外支付費用。
母親大學畢業後就管理倫敦戲劇學校的紐約分部，連懷孕的時候也沒有停止，一直持續到我們搬去劍橋。
搬家之後，母親重新開始找工作，她知道之前選角和為戲劇學校甄選學生的經驗可以派上用場。判斷哪些人適合在什麼職位的能力，讓她找到了羅德克利夫學校招生辦的工作。接下來的十年時間，她先後成為羅德克利夫學校的招生部主任，又兼任哈佛的招生部主任，最後被任命為招生及財務支持方面的副院長。
一所大學的「守門人」（篩選學生）是非常重要的。母親對於賄賂無動於衷（儘管我們不浪費美味的伊朗魚子醬，也不會拒絕寫著「你會認可貝拉」的幸運餅乾。貝拉是當地一家中國餐館店主的女兒），對於威脅也是如此。有一次，有人帶著一把槍衝進母親的辦公室，威脅說，如果不讓他的孩子入學就殺了母親，結果，那人的孩子沒能入學，而貝拉倒是入學了。
父親要工作，母親也要工作。幾十年前的我們與今天行程滿滿的孩子不同，享有相當大的自由，只是偶爾才有交換生和畢業生到家裡稍微管管我們。我們有鋼琴課、足球訓練，還有戲劇課。我們也有腳踏車，任務是準時出現在我們要去的地方。我們是散養型的，放學後啃塊餅乾，然後跑得沒影，直到晚飯時才現身。週末時，母親和父親在客廳各自看書，而我們有兩個選擇：坐下來看書，或者自動消失。
我們看電視可以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但當時的電視只有三個頻道，而且在白天從來不播放值得一看的節目。所以我們要麼跑來跑去，要麼看書。
我的母親是職業女性，這在我的班裡非常少見，但母親從未把自己歸類為職業婦女。她是位母親，也在工作，僅此而已。「人們不會有職業男性這一說。」母親有次對我說。她總是盡可能地參加我們學校的演出或者體育活動。「我覺得大家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不讓自己陷入不快樂中。不快樂的父母，對孩子來說是最糟糕的事情了。如果你想要出去工作，那你就去工作；如果你可以不必工作，你也不想工作，那你就不用工作。」
「你從未感到內疚嗎？」
「從來沒有。」
在「帶孩子上班」的口號出現之前，母親就有了自己的口號——帶著孩子一起幹活。我們經常被分配任務，比如幫母親整理入學申請文件夾。在母親看到年級、SAT分數、性別之前，先看申請人的自我簡介，這樣就能對申請人有一個直觀的認識。
「但是其他媽媽認可你出去工作嗎？」
「嗯，一些媽媽覺得我一定會忽略你們所有人。記得你哥哥曾經想要在自己的午餐盒裡放些狗餅乾嗎？你和妹妹也這麼幹過，記得嗎？我猜可能是其他母親讓學校打電話告訴了我這件事。我告訴他們，已經咨詢過兒科醫生，狗餅乾不會對你們的健康造成任何傷害，還可能對你們的牙齒有好處。不過，我並不覺得她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我做得不好。另外，當時許多人都在做有趣的事。畢竟，那可是60年代。」
回想起來，我許多朋友的父母都過著精彩萬分的生活。我們當時住在一個獨立的社區。那裡的人都跟哈佛、麻省理工或布蘭德斯有關，所以當我們想起自己的父母時，更多地想到的是他們與這些大學的關係，而不是他們在做什麼工作。我們也非常清楚他們的愛好和熱衷的事：這個喜歡畫畫，那個喜歡做酸奶。
我們也目睹了許多混亂：電視機裡播放的越南戰爭；哈佛廣場發生的暴亂；鮑比·肯尼迪和馬丁·路德·金的遇刺。通過同學的哥哥姐姐，我們知道了草案和民權運動，以及其他熱點時事，也知道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其他的信息來自晚餐時的談話以及《生活》雜誌。
書籍佔據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我們認識的每家人，客廳裡都有一個書架。不管父母的朋友，還是我們朋友的父母，都有人在寫書。每個人都在看同一本書，因為都是每月俱樂部推薦的。愛德華·斯泰肯的《人類大家庭》是一本關於世界的攝影作品集，著名詩人卡爾·桑德堡為其作序，是每個咖啡桌的案頭所好。約翰·厄普代克充滿爭議的小說《夫婦們》以通姦為主題，是每對夫妻的枕邊書。每個人都有約翰·F.肯尼迪的《勇敢者傳略》。奈歐·馬許、阿加沙·克裡斯蒂、厄爾·斯坦利·加德納的書，是每個懸疑小說愛好者的必備首選。列昂·由芮思是大家主要關注的作者，米切納也算。當索爾仁尼琴的《古列格群島》以及君特·格拉斯的《錫鼓》出版後，立刻成為家家的必讀之物。
有時我覺得母親私底下想鼓勵我們閱讀超過能力範圍的書。她會特別指出一些書說我們還太小，看不了，而因為這個，刺激我們更快把這些書看完。十歲時，我就讀完了《馬爾科姆X自傳》。母親說得沒錯，我讀那本書的時候年紀太小了點，後來再讀一遍時，我驚奇地發現了之前遺漏的部分。之前我只記得書裡鬆垮的西裝。我們自己也發現其他不適合我們年齡讀的書，埃裡卡·瓊的《怕飛》，大概是在我十一歲時出版的。這本書描述的內容讓我震驚又癡迷，就像《性愛寶典》一樣。經我們尋找，我父母沒有這本書，但有朋友的父母有，不過他們把書藏了起來，只有那些淘氣包和我們能夠把它翻箱倒櫃地找出來。
吃晚飯的時候，我們總是會討論正在讀的書。我讀完了一本保羅·裡維爾的奇妙文集，又津津有味地讀完埃絲特·福布斯的《自由戰士》，講述的是一個跟著銀匠保羅·裡維爾的學徒手被燒傷之後的故事。我後來又找到了這位作者替保羅·裡維爾撰寫，並於1942年摘取普利策獎的傳記，書名是《保羅·裡維爾和他生活的世界》。這本傳記我足足看了十一遍，每次讀完就在內頁做個標記，就跟囚徒記錄被囚禁的歲月一樣。
「來啊，你們可以問我關於保羅·裡維爾的任何事情，什麼都行！」我會在吃飯時央求我的哥哥妹妹。當他們不願意問我時，母親會勇敢地向我發問。遺憾的是，我現在把以前所知的關於保羅·裡維爾的事情全忘了，除了那些最基本的事實，還有1/3首郎費羅歌頌保羅偉大事跡的詩歌。後來我建議母親把重讀埃絲特·福布斯寫的傳記作為讀書會的項目，這樣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說：「我閱讀這本書的次數有一打之多了。」母親拒絕了。她溫柔而堅定地說，她從小到大已經聽膩了裡維爾。
小時候，我還看過阿利斯泰爾·麥克萊恩的《血染雪山堡》《納瓦羅要塞的火炮》《鏈上的傀儡》。對於兒時閱讀的書，我並沒有記得多少，但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鏈上的傀儡》中描述的一句話：「從他降落在阿姆斯特丹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了自己身在荷蘭。」
我最喜歡麥克萊恩寫的那些只要擁有合適的隊伍，就能做成任何事情的書。當然，隊伍中會有人背叛你，但你能夠及時發現並克服那些困難（包括惡劣的天氣、恐怖的海難），從而實現你的目標。當然，代價也會非常高昂。
你的某個好弟兄在故事中喪生，你會悲痛萬分，但故事仍在繼續。因為一切並非只關乎你，還有更為宏大、更為重要的事情，比如與納粹的抗爭。麥克萊恩於1941年到1946年服役於英國皇家海軍，關於二戰的故事也是他最為優秀的作品。
一般九點鐘上床睡覺時間過後，我會打著手電筒重讀好幾個小時裡維爾的故事或麥克萊恩的書。母親知道這些，但她從來沒有因為這個罵過我。現在我意識到，母親為了應付一切而精疲力竭：三個孩子、一個丈夫、一間總需要整理的房子、一份需要到全國出差的重要工作、無處不在的咨詢以及繁忙的會議。一位可愛的愛爾蘭老奶奶曾幫助母親在下午照顧妹妹，每週還為我們做一次美味的肉卷。可憐的墨菲太太之後中過一次風，但仍在繼續幫忙照顧妹妹。我以前常常會說，在劍橋居住了十四年後，我們全家又搬回紐約的原因是母親不忍心告訴墨菲太太她做的牛肉卷難以下嚥，已經不復當初的美味了，而我們同樣也沒法再忍受每週把一整塊不能吃的肉卷丟進垃圾箱的浪費行為。
我還記得母親被那些無窮無盡的責任擊敗的那天。哥哥、妹妹和我坐在家裡的廚房，我一邊吃麥片一邊擔心上學的事；哥哥和妹妹正在互相鬥嘴。距離我們外出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母親走下樓，看起來非常苦惱，這可是不常見的。我想要告訴她一些事，於是試著引起母親的注意。
我看著母親走向水龍頭接了杯水。薩裡（我們的英國獵犬）躺在地板上。母親把一個藥丸塞進漢堡包裡，然後把漢堡包塞進了薩裡的嘴裡，撫摸它的脖頸讓它吞嚥下去。接著母親把手洗乾淨，又拿出另一個藥丸，自己吞了下去。
我跑過去想和母親說話，還沒來得及開口。母親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然後說了一個我從未聽到她說過的詞，接著又說：「糟糕，我剛剛吃了一片驅蟲藥，又把我的避孕藥餵了狗！」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母親陷入慌亂。之後她打了一個電話，得知狗沒有問題，她也沒事。她只不過會經歷一次額外的驅蟲；狗已經切除了卵巢，所以也不會生育小狗。
但回想起來，讓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母親急匆匆地幹什麼去，而是她安靜地坐在客廳中央，頭頂上方是保羅·詹金斯色彩絢爛的畫作，壁爐裡燒著火，一條毯子蓋在她的膝上，她的雙手伸出毯子拿著一本書。我們也想跟她和父親坐在一起，安靜地看書。
回想過去的感恩節，以及母親確診癌症後的第一個感恩節，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生活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只想著母親治療的那些事情。通常，治療的頭一天以及之後的一兩天，母親感覺還不錯，之後就感覺不那麼好了。她的新信條是妹妹的一位從事專職臨終護理的朋友告訴她的：「制訂計劃然後逐一完成它們。」母親總是強迫自己完成制訂的任何計劃，無論是否是力所能及的。
每天她都在努力回復來自朋友和家人的電話、信件。每天，她幾乎都在跟哥哥、妹妹和我說話，交流彼此的近況，談阿富汗圖書館計劃的進展。《紐約客》的記者，才華橫溢、充滿魅力的大衛·羅德願意加入，這讓母親非常高興。時機非常好，他正打算離開一段時間寫本關於阿富汗的書，去阿富汗待段時間再好不過了。
罹患癌症最難以忍受的就是治療的副作用。羅傑已經提醒過母親，說她會感到非常痛苦，甚至倒在浴室地板上爬不起來，只能悲慘地躺著。不過事情並非如此糟糕。但口腔的疼痛還是讓母親無法吃東西和喝水，甚至無法開口說話，而這一切都讓她感到疼痛和難以忍受。隨之而來的還有腹瀉、便秘和無盡的疲勞。如果只是紅血細胞數很低，輸血能幫助緩解，但很多時候，母親僅僅是純粹的疲勞。保持體重是一項持續的奮戰，因為化療讓她吃東西時味同嚼蠟。
讓人慶幸的是，奧賴利醫生一直很關照母親。從某種角度，她能夠理解許多醫生無法理解的事情，比如痛入骨髓的口腔疼痛，以及一個早上需要去五到十次廁所的狀況，這些跟癌症一樣需要治療。從本質上說，治療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是一種臨終護理——延緩腫瘤擴散的速度，保障病人的生活質量。所以，奧賴利醫生每次見到母親都會詢問一次，以便她能夠盡可能地瞭解母親的疼痛程度（母親不喜歡使用「疼痛」一詞，她更喜歡說「不適」），在用藥上做出相應的調整。
感恩節對母親來說非常重要，我們每次都會邀請所有認識的無法回家過節的人來家裡好好慶祝一番。在劍橋的那些年，我們家經常會有伊朗人和巴基斯坦的學生光顧，不僅僅是來吃感恩節晚餐，還會在家裡待上一周。這可能是母親對那個地區開始感興趣的原因。母親與難民一起工作之後，那些剛剛從波斯尼亞落戶紐約的家庭，或者從利比裡亞的熱浪中千里迢迢來到紐約寒風中的學生們便都成了我們家的客人。
但這一年，讓母親張羅慶祝感恩節有些困難。於是我的朋友湯姆和安迪說可以在他們家舉辦感恩節晚餐。父親和母親什麼都不用做，只要來用餐就行了。
感恩節那天早晨，母親給我打來電話。
「今天感覺不是太好。」她說。她想視情況而定，估計沒辦法參加感恩節晚餐了。前幾天她還好好的，去聽了兩場音樂會、連著工作了幾天、見了朋友、回了電子郵件，甚至還恢復了些食慾，所以現在身體不適感讓她很沮喪。
母親確診已經兩個月了，根本沒辦法判斷事情的進展。一切就跟追逐股市一樣。股票指數往下跌時，可能是大漲之前的小調整，也可能是大跌的開始。母親那天感覺不好，可能是因為化療，也可能是因為癌症病情的惡化。即使事情看起來有所好轉，我們也無法確定事情的走向。可能是天大的好消息，比如腫瘤縮小了；也可能是玩股票的人說的「死貓式反彈」，這是個生動又殘忍的比喻，用來表述那些希望出現的假象。變好還是崩盤？我們能做的就是一直惦記著，直到母親的下一次掃瞄結果出來。
無法預估讓母親抓狂。她非常感激「感覺不錯的日子」遠遠多於「感覺不太好的日子」，希望自己能對好與不好更有把握。她盡力更新「威爾的瑪麗·安新聞」博客，總是在公佈壞消息時用「希望」來軟化它。在母親的口述下，我敲下文字，然後更新博客。
在與母親或家裡人聊起這個博客時，我會避免說出母親是我的隱身寫手，因為害怕會讓她感覺到什麼。她給我的電子郵件中說：「為什麼你不這麼說？」然後接著是她以我的角度寫下的幾段文字，我「複製」、「粘貼」之後把文字更新到博客中。
那個感恩節早晨，母親還因為忘記寄慰問信給一位教堂朋友而不安。那位朋友的父親去世了。
「媽媽，我肯定她會理解的。她知道你生病了。」
「沒事，我剛剛寫了一封。還是那句話，感覺不舒服不是忘記其他人的借口。」
感恩節那天，母親的病情開始惡化。但她仍然堅持讓父親、我和大衛去參加朋友家的慶祝。她自己在家喝點湯就行了。我們從不會反駁母親的決定，所以這次我們也聽她的了。
在朋友家度過的那個夜晚愉快極了，我們大吃大喝，開懷暢飲。大衛和我送父親坐出租車回家，然後我們步行幾條街回公寓。每個人都試圖否認這像是一場母親不在人世之後的感恩節。回到家裡，大衛去睡覺了，我一直坐在客廳直到外面燈光都熄滅了。
我不允許自己陷入真正的悲傷之中。我讓自己忙著工作、付賬單、乾洗衣服、寫電子郵件，忙著生活中所有的尋常俗事。然後我想讓自己停下，讓悲傷將自己浸透，但我做不到。我可以靜下來，也知道自己一直很難過。但在等著黎明到來之前，我發現自己無法一直處於悲傷之中。我為大衛·哈伯斯坦姆去世而流的眼淚，遠遠多過我為母親晚期癌症流的，為休·格蘭特的浪漫喜劇《真愛至上》流的眼淚，為麥克萊恩塑造的眾多我所鍾愛的書中人物去世而流的眼淚，都比為母親流得多。
天亮了，我聽到投遞員將《紐約時報》丟在公寓門外的熟悉聲響。我打開一盞燈，開始找我的《霍比特人》。我想知道這本書是否還能讓我陶醉，是否還會讓我在讀時入迷。
我很快就找到了那本書，隨便翻開一頁開始閱讀。從第一次看它到現在大概有四十年了，一切都奇跡般地再現：霍比特的房屋、銀湯勺、符文、獸人、小矮人、蜘蛛……大概看了二十分鐘後，我偶然讀到了書中霍比特英雄比爾博與他的夥伴小矮人們突然發現彼此失散在了黑暗的森林裡。
比爾博急得團團轉，瘋狂地呼喊著夥伴的名字。他似乎也能聽到夥伴們在呼喊著他。「但他們的哭泣聲越來越遠，也越來越微弱。過了一會兒，哭聲似乎從很遠的地方傳來。所有的聲音很快消失了，他獨自一人被留在了毫無聲息的黑暗之中。」
托爾金繼續寫道：「這是比爾博最悲慘的時刻。但他很快下定決心要等到天亮，因為天亮之前做什麼都無濟於事。」
第二天，母親說她感覺好點了。
母親做化療之前，我們坐在等候室裡常坐的椅子上。我向她描述了感恩節的晚餐，說大家都很希望她能在，而我一直在想著她。我沒有提我一個人坐在黑暗裡的事，那多少有點哥特。但我說我又開始看《霍比特人》了，它仍然對我有強大的魔力。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母親問。
「我想是因為這本書描述了人類或者霍比特人，在不自知的情況下找到了自身的力量。從某種角度來說，我覺得這與麥克萊恩的作品差不多。」
「我也花了點時間想了想。」母親說，「我很高興你父親那天能出門。我感覺難受的時候，他陪在旁邊一定覺得很悶。我那天看了幾頁書，是關於人們如何在不自知的情況下發現了自身力量。」
「是哪本書？」
「《禁忌祈禱書》。」母親回答。
「蒂蒂安？」
「不，威爾。」母親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好笑又有點生氣。
她微笑著補充道，「另外，我覺得蒂蒂安的書名是《一本公禱書》，不是《禁忌祈禱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