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和我都愛閱讀一本小說的開場白。比如，「小男孩們早早地來看絞刑了」，這是我最喜愛的開頭之一，出自作家肯·弗萊特的著作《聖殿春秋》。這樣的開篇，怎麼可能不想繼續看下去？還有約翰·歐文的《為歐文·米尼祈禱》的第一句：「我注定要記得一個破鑼嗓子的男孩，倒不是因為他的聲音，也並非因為他是我所認識個頭最小的人，甚至不是因為他是造成我媽媽死亡的罪魁禍首，而是因為他是使我信仰上帝的原因。歐文·米尼使我成為一名基督徒。」以及福斯特的《霍華德莊園》以「事情不妨從海倫給她姐姐的幾封信說起」為開頭。那個「事情不妨」輕而易舉地將你帶入閒聊般的故事情境的同時，也給讀者強烈的預感：接下來的故事一定精彩萬分。
有些小說家在開頭就交代了故事的主線；有些在開頭就埋下了伏筆；還有一些兩樣都沒有，只用簡單的筆墨交代場景或者描述一個人物，讓讀者感受暴風雨前的寧靜。不少作者用類似「她對面臨的人生巨變一無所知」的口吻來試圖製造懸念，而恰恰這是最沒必要的，因為人們永遠意識不到自己的人生將以怎樣的方式改變——這正是所謂的「難以預料」的本質。
所有人都是如此，無一例外。
2007年年初，母親和父親在佛羅里達的維洛海灘度過了幾周，這個好地方是母親晚年才發現的，她很喜歡這裡。有個喜劇演員曾這麼說過佛羅里達：「那是個老年人搬去等死又死不了的地方。」我對母親轉述了這句話，現在回想起來有些難過。
家裡人都計劃好了到達維洛海灘的時間，當時每個人都興沖沖地忙得不可開交。我的哥哥道格，剛剛製作完成了新版《靈犬萊西》。妹妹妮娜在TBAlliance（全球結核病藥物研發聯盟）工作，在為對抗結核病在全球的蔓延而鬥爭。大衛·哈伯斯塔姆要出版一本關於朝鮮戰爭方面的新書，我除了忙著相關的事宜，還在忙著推廣我與朋友合寫的一本有關郵件的書。父親忙著代理他的指揮家、歌手和音樂家的音樂會藝術經紀工作。大家沉浸在焦慮、拌嘴和微不足道的病痛中（牙疼、頭疼、失眠），還要記住家人的生日，安排慶生活動，討論旅行計劃以及行程安排。我們家總會收到人家拜託的源源不斷的請求，比如要不要出席募捐大會，能不能做個開幕致詞，能不能回憶起音樂會上那個穿紅裙子的女士的名字，諸如此類，無窮無盡。我們家人之間還不斷地狂轟濫炸一些建議，而且通常都以命令的形式開頭：你必須明白……你必須閱讀……你必須看……當然，這些大部分都來自母親。
如果我們家是個航空公司，母親就是中心總調度，我們其他人都是機場上等待起航的飛機。我們不能直接飛向目標，一定要經過母親的調度。她負責指揮我們，決定哪個人需要先飛，哪個人可以著陸。連父親也無法倖免，儘管相對於我們來說，母親對他的掌控已經非常留有餘地了。
最讓我們覺得困擾的是，必須小心翼翼地依計劃行事。就像某架晚點的航班會導致機場大亂，調度備用機，航班滯後，乘客只能在走廊裡休息等待結果一樣，母親也認為，超出計劃的任何變化都能讓我們的生活分崩離析。其結果就是，我的哥哥、妹妹，還有我，只要跟母親商量過的行程有變，哪怕是最為微小的變化，我們也會心生恐懼。
那年二月，我給在佛羅里達的母親打電話，說我決定坐下午從紐約起飛的航班，而不是之前商量好的早晨的航班，她只說：「哦。」但我可以明顯聽出她聲音裡隱含的不悅。她接著說：「我原本想，如果你早上到，我們還可以去鄰居家吃午餐，他們晚上就要走了。如果你坐下午的飛機來，就跟他們見不到面了。雖然我們下午可以請他們喝杯咖啡，但我們就沒法去租車公司幫你租車了，就得換我開車去奧蘭多接你妹妹了。算了，沒關係。我相信我們有辦法把該做的事情完成。」
母親不僅僅安排我們的生活而已。她還幫助安排幾百人的生活，幾乎都是應教會、流浪婦女兒童委員會（她是理事長）、國際救援委員會（她曾經是董事會成員的聯絡人，也主持英國分會的創辦事宜）以及其他她曾任職或擔任理事會的大型機構的請求。在我成長期間，她擔任過哈佛大學的入學主任，接著是紐約一所大學的咨詢顧問，然後又是另外一所高中的校長。她與成百上千的學生、同事、兒時的玩伴，飛機和公交車上認識的鄰座，以及她在世界各地旅行中遇到的難民們保持聯繫。母親永遠在介紹人、排計劃、參加活動、發表建議、提供幫助……有時她會抱怨太累了，但顯然，她還是是樂在其中的。
花費母親最多時間的，是一個在阿富汗境內建立圖書館的基金會。1995年，她第一次去往阿富汗報道那裡的收容所情況時，就立刻愛上了那裡。她先後九次往返阿富汗，都是為了婦女委員會或者國際救援委員會的事務，深入瞭解當地收容所的困境。回到美國後，她呼籲建立法規來幫助阿富汗的難民，尤其在協助婦女與兒童方面。母親為了難民的事務東奔西走，不僅僅是首都喀布爾，甚至走遍整個阿富汗，曾在斯霍特一個破爛不堪的旅館住了一晚，與她一起留宿的還有二十三位聖戰士，而她是唯一的女性。母親的足跡遍佈全世界，包括東南亞以及西非的大多數國家。
這一年，母親在佛羅里達度假期間，跟一位叫作約翰·迪科森的人經常聯繫。約翰對於阿富汗的情況相當瞭解，他正全力幫助一位比他更精通阿富汗事務的人——八十歲的南茜·哈奇·杜普利。杜普利長年住在喀布爾與白沙瓦。母親和約翰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見過她很多次，他們想在美國成立一個基金會幫助杜普利籌款，在喀布爾大學建立一個阿富汗國家圖書館（阿富汗境內還沒有此類文化機構），在阿富汗全國各個村莊建立移動圖書館，提供達裡語和普什圖語書籍，幫助那些沒看過用母語寫的書，甚至連書都沒摸過的人閱讀。杜普利的丈夫在1988年去世，他們近三十年來募集到三萬八千冊阿富汗史上非常關鍵的圖書與文件，這是個從未有過的數字。書齊了，現在只缺資金和其他相關的支援了。
2007年春天，母親有機會加入一個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國際救援組織。一切看起來很順利：在白沙瓦和喀布爾，她有更多的時間與杜普利一起籌備圖書館的計劃。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之一，母親曾在那裡遭遇過槍擊（雖然她總說自己並非目標，對方只是在向輪胎射擊），碰到過武裝組織頭目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之後被兩個人體炸彈暗殺而死），當地多數地區被塔利班組織控制，那一年還不到年底就有超過兩百位美國人與盟軍戰士在那裡喪生。對於其他家庭，有人要去阿富汗是難以想像的，可對我們家來說，這是一件尋常事。我甚至記不清母親都去過哪些地方，因為她去過的國家太多了。
所以，我們從未想過這次旅行跟以往有所不同，甚至她回來後生病，我們也沒有在意。因為她從一個戰火肆虐的國家回來之後都會這樣，比如從利比亞、蘇丹、東帝汶、加沙、老撾、科特迪瓦回來後，她都出現過咳嗽、乏力、頭痛、發燒等狀況。但她總會打起精神來繼續忙碌，直到這些病症全部消失。
母親也曾在回國後大病一場，不過比較少見。她曾經從波斯尼亞後來後久咳不愈，甚至我們都習以為常了，直到某一天她突然不咳嗽了，我們才意識到，原來咳嗽已經跟隨母親兩年之久了。腫塊、色斑、皮疹等皮膚病對母親來說也很常見，但無論如何，她的病都從未惡化過。每次回家後她不舒服一陣子就會好，不然就病成常態，病到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忘記自己原來正常的樣子。
我們總是建議母親去看醫生，她也確實去看了，從家庭醫生到各種熱帶病專家，以及其他的病種專家。除了檢查出患有乳腺癌的那次真把我們嚇壞了，幸好發現得早，經過手術治癒了。除了對乳腺癌再次病發的擔憂，以及切除過一個膽囊，她從未有過其他嚴重的疾病。我們一直認為母親並沒有什麼無法治癒的疾病，她只是需要放慢腳步。
可是她慢不下來。
我們都相信，如果母親能夠依照醫囑把抗生素吃完，她就能擺脫旅途中感染的所有疾病。但不知道是出於節儉還是固執，又或者是對藥物的不信任，她總是在吃完一半劑量的時候就停下來，把餘下的藥留著以後再吃。這點實在讓我們抓狂。就算是嚇唬她這麼做會產生抗體也無濟於事。
到了2007年的夏天，母親的病還沒好。每一個大夫、專家都確診她得了肝炎。她的臉色開始變黃，眼白變成了帶著血色的橘黃色。她日漸消瘦，沒有食慾。她剛從阿富汗回來，很明顯，她一定是在那裡感染了肝炎。起初，醫生無法確診她感染的是哪種類型的肝炎，不是A型、B型、C型，甚至也不是D型。他們猜想可能是極為罕見的E型肝炎。儘管沒有人能確診糾纏母親的到底是什麼病，但情況似乎並不值得擔憂。如果我們無法理解阿富汗複雜的政治和宗教狀況，又怎麼指望能辨認出在那感染到的每一種奇怪的病菌和疾病呢？
不是母親的醫生們太大意了，而是因為他們仔細排除了其他疾病的可能，且對排除的部分相當確信。他們為母親提供了一些建議：休息和戒酒（雖然她習慣在晚餐時喝一杯葡萄酒，在慶祝時來點香檳酒，但戒酒對她來說並不太難），僅此而已。
夏天漸漸結束了，母親的病情卻在不斷惡化。她很疲倦。肝炎的折磨讓她痛苦不堪。她沒有抱怨，只是會對親近的人偶爾提起自己的病情。有時候，她會對父親或我們家的其他人說：「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找不出我的病因。」或「我休息了又休息，可仍然感覺沒休息夠。」儘管如此，她還是逼自己去做她想要做的事。
她有真正休息過嗎？這很難說。對她來說，「懶洋洋的」一天就是全神貫注地回復電郵，或者「攻擊」書桌（她總這麼形容自己打字的動作，彷彿在與一個噴吐紙張的怪物搏鬥，如果不殺掉它，它就會把一切破壞殆盡似的）。只有在看書的時候她才會真正安靜下來。
看著母親辛苦地支撐著身體處理生活中需要她幫助的種種需求，家裡其他人開始緊張起來。我們不能因為她拒絕休息，老是病怏怏的，就跟她生氣，於是只能對彼此發怒——遲到、早到、忘記生日、挖苦，甚至買錯了冰激凌的口味，都成了我們發洩的借口。我們盡量不讓母親聽到這些拌嘴，但有時還是讓她聽見了。她總是有辦法解決問題、消滅問題，讓吵架的我們感到無比愧疚。
那是個忙碌的夏天，母親和我沒法像其他日子一樣悠閒地看書。我指的是那種無論在哪裡都可以日復一日地整天看書的日子。於是，我們只能找一些薄點的書來看。我看了伊恩·麥克尤恩的《在切瑟爾海灘上》，即使閱讀速度很慢的人也能一個下午看完。母親的閱讀書單裡也有這本書，她問我看完感覺如何。
這些年，我們都看了好幾本伊恩·麥克尤恩的小說。他的早期作品充斥了各種殘酷的情節，包括謀殺和戀屍癖。母親說她在戰爭區域待得太久了，以至於對黑暗題材的書產生了興趣。這些書能夠幫助她瞭解這個世界的真實面貌。而我喜歡黑暗題材書籍的主要原因是——通過與書中故事的比較，我會覺得現在的生活還不錯。伊恩·麥克尤恩的近期作品不那麼極端了，甚至還有點歡愉的味道。《在切瑟爾海灘上》是他剛剛面世的新作。
從某種角度來說，與七十三歲的老母親談論《在切瑟爾海灘上》一書是很彆扭的事。書中描寫了一對1962年結婚的新婚夫婦的初次性經歷。作者對這個過程中的種種狼狽做了詳細的描述。我沒跟母親說起這個部分，只把焦點放在書中精彩而又悲愴的結尾上，討論了兩位主角最後的命運。我被《在切瑟爾海灘上》感動了很久，以至於一段時間內我都不想碰其他的新書。
「我總在想事情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在告訴了母親那對夫婦的命運後，我這麼說道。我知道她總會先看結局，所以很放心地講出來了，完全不擔心讓她有劇透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母親回答，「應該不會，也許是主角們覺得事情應該有不一樣的結果，所以你才會這麼想。」
我們又聊了會兒這本書。我仍然對書中的性愛內容避而不談——倒不是因為母親有多守舊，而是我不敢在父母面前談論這類話題，這是為人子女的經典恐懼吧？我清晰地記得在我十三歲那年，與父母一起看彼得·謝弗的話劇《五指練習曲》時的情景，當劇中的男女脫光衣服準備做愛的時候，我恨不得立刻變成椅子上的花紋。
七月的一天，我們的話題從麥克尤恩的書轉到了家人的行程上——誰應該在何時到達何處。然後，母親又出現了隨時換話題的毛病。她會突然提起肝炎怎麼總治不好，身體沒辦法恢復，食慾不振，人也不舒坦。但她確信自己會很快好起來，重新恢復食慾和健康，只是早晚的事。同時，她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家人、朋友的，以及那個建在阿富汗的圖書館。一切都需要她的幫助，她也樂於幫助，只是希望她的病能快點好起來。
那年八月，全家人（哥哥和他的妻子；妹妹和她的愛人；我和我的愛人；五個孫輩的孩子），還有幾個朋友一起去緬因州旅行，慶祝父親的八十大壽。母親張羅了幾乎所有的事：早餐聚會、遊船、參觀洛克菲勒公園。
父親的身體很硬朗。他有著濃密的頭髮，健康的身體，雖然爬樓梯會有點喘，更不是大家說的運動健將型的男人，不過他喜歡園藝、遠距離散步和待在室外。他不太挑剔，比起豪華餐廳，他更喜歡風格獨特、歷經滄桑、舒適宜人的老餐廳。他鍾愛巴洛克音樂和動作電影，喜歡路邊的小飯館，以及看跟英國統治有關的書。他對學校和房地產毫無興趣，而這兩樣卻是母親最為熱衷的話題。在談論他覺得有趣的話題時，父親妙語如珠，但只要一發現某人在胡言亂語，他就會趁機修理。霧氣昭昭的寒冷天氣會讓父親極為亢奮。他還喜歡有龍蝦和烤蛤蜊的海濱野餐，我們也是。所以，緬因州是慶祝父親生日的最佳地點。
但是，在海濱晚餐、遊船出海、手握一杯美酒享受落日美景的時候，所有的成年人，尤其是父親，都注意到母親在強顏歡笑。雖然她暗自決定在週末結束前不讓任何人發現這一點。
母親的病容和倦怠越來越明顯。她的皮膚沒有變得更加蠟黃，但整個人卻更加消瘦，兩頰凹陷，皺紋更深了。這讓她的招牌笑容看起來有點沉重。但是，當孩子們擁到她身邊的時候，她馬上又變得容光煥發。那次旅行的某天晚上，母親告訴我，再也沒有什麼時候比此時此刻更幸福了。麥克尤恩的《在切瑟爾海灘上》裡的一個人物曾說過，他們之間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他們從沒同時擁有過耐心與愛。而我們兩者皆有。
在緬因州的最後一個早晨，我下樓找母親。四個孫子孫女在陽台上圍繞著她，而她正在給孩子們講故事。我掏出手機，匆匆拍了幾張照片。我發現母親的長孫尼科沒在，也是，他怎麼會在場呢？他已經十六歲了，自然不會再聽祖母講故事了。
我跑去尼科的房間，叫他過來，於是他放下耳機和手中正在看的書，跟著我來到陽台。
尼科加入了大家，這樣我就可以拍一張母親跟所有孫子孫女們在一起的照片了。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從來不拍照的。也許是直覺告訴我，有些超出了愛、耐心和任何人控制範圍的事要發生了，而那時是我能把握這機會的最後一刻。
九月中旬，那個夏天的最後一個週末，我的愛人大衛和我去了一個朋友那裡共度週末。那棟房子距離曼哈頓只有兩個小時的車程。
母親知道我要去拜訪這位朋友時很興奮，因為那棟房子的原主人是作家約翰·奧哈拉，現在屬於他的女兒威利。奧哈拉是母親最喜歡的作家之一。那所房子建在看起來搖搖欲墜的懸崖一角，俯視著沙灘和大海。房子裡有一條完美的走廊，在那裡可以躺著看書。毫不意外，屋裡的書架上擺滿了奧哈拉的作品。在這個週末，我決定背叛自己帶過去的書，改看奧哈拉的。
首先，我覺得有必要瞭解一下作者本人。我從屋裡的書中得知，奧哈拉1905年出生於波茨維爾。他的父親是一位傑出的愛爾蘭醫生，因此家裡有能力送奧哈拉去耶魯大學讀書。但在大學期間，奧哈拉的父親去世了，他的母親無力負擔他的學費，所以他不得不從耶魯輟學。中途輟學的經歷讓奧哈拉看重金錢、等級、社會排斥等話題，而這些都是1928年年初他嶄露頭角時的寫作素材。在我祖父母的年代，他的作品曾刊登在《紐約客》上。1934年，二十九歲的奧哈拉創作了《相約薩馬拉》，讓他一舉成名。母親說，起初是別人向她推薦的奧哈拉的書，很快，她就成了奧哈拉的鐵桿粉絲，總是期待他的新作。
在我返回家時，父親正因為肘部的化膿性黏液囊炎住院。在母親強迫他看急診時，囊腫已經發展到一粒葡萄的大小了。我給母親打電話詢問父親的病情。母親說他除了痛恨醫院外，沒有什麼大礙。
「我終於看完了《相約薩馬拉》。」我說，「我還以為那本書是關於伊拉克的。」
然而故事既不是發生在薩馬拉，也不在中東的任何地方，而是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賓夕法尼亞的虛構小鎮——吉布斯維爾。故事講述了年輕的已婚汽車經銷商朱利安，自恃出身高貴，人脈廣泛。有一天，他一時衝動把酒潑在了一個比他更富裕、更有權勢的男人臉上。他就是看不起這個男人，雖然沒有什麼確切的原因。三天後，他又完成了另外兩件衝動之舉，包括與黑道大哥的女人調情。朱利安這時發現自己失去了一切。
「我真不敢相信你到現在才看這本書。這個故事解釋了伊拉克的一切，儘管它根本不是在說伊拉克。這本書講的是不要魯莽行事、自恃過高、出於傲慢固執不願道歉。提醒我們要反思，人如果一直被某種方式教育，就覺得自己可以胡作非為了。就像布什，不管怎樣都要參戰。」母親並不喜歡當時的這位美國總統。當她知道布什利用基地組織以及「9·11事件」為借口，悍然出兵伊拉克時，她整個人被嚇壞了。父親有時會跟母親的自由觀點唱反調，但在這個問題上，父親的立場和母親差不多。他們還會分享閱讀心得，解讀美國的外交政策。
對於《相約薩馬拉》，我們越聊越起勁，後來不約而同地聊到了書中的首引文。其實，那不過是由毛姆寫的一個極短的寓言故事。毛姆也是一位帶給我和母親很大閱讀享受的作家。
毛姆的寓言故事是一則經典的伊拉克傳說。講述者是死神：
「巴格達有一位商人讓他的僕人到集市上買些食品回來。過了一會兒，僕人回來了。他面色蒼白，渾身發抖地說：『主人，剛才我在市場時，有個女人推了我一下。我回身看時發現推我的女人是死神。她看著我並且做了一個威脅的手勢。請您把馬借給我，我要趕緊離開這裡才能躲避死亡的命運。我會去薩馬拉，在那裡死神就找不到我了。』於是商人把馬借給了僕人。僕人翻身上馬，策馬揚鞭疾駛而去。然後，商人來到了市場，看見我站在人群中，於是向我走來，問我：『為什麼今天早晨你看見我的僕人時對他做出威脅的手勢？』『那不是威脅。』我說，『只是有點驚訝的手勢而已。我很驚訝在巴格達看見他，因為我今晚跟他在薩馬拉有個約會。』」
我們還會有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理由來談論命運在我們的生命中曾經扮演或者尚未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在未來的事件中。但在九月與母親的那次電話裡，母親和我很快就轉移了話題。當對話似乎快要結束的時候，母親提起了一件她想要告訴我的事情。
「我只是想告訴你，你妹妹堅持讓我看另一位醫生，再多做一些檢查。」新的醫生打算再做一次掃瞄，想知道母親的肝炎一直沒有改善的原因。
「是個好主意啊，媽媽。」
然後話題轉移到我身上。「你準備休息一下嗎？」她問。
「我還有太多事情要做。」我有些迴避地說，「我都不知道怎麼才能把事情做完。」當時我是一家出版社的總編輯，正要奔赴德國參加十月的法蘭克福書展。
「你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他的做不完也沒有關係。」母親總是這樣勸我，但她自己卻永遠也做不到。「媽媽，如果你能做到，我就一定能做到，我們來打個賭。不過，無論如何，接下來這幾天你還是會很辛苦，而且你現在身體還不舒服。」
母親每天都會去醫院陪父親幾個小時。她還要抽時間和幾個倫敦來的朋友敘舊，也打算跟他們一起開幾個小時的車去看望另外一位患了腦瘤，只剩下三個月到兩年生命的朋友。週末時，她還得去看另一位新醫生。
我意識到，在母親的診斷結果出來之前，我們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種瘋狂的忙碌之中。聚餐、宴飲、拜訪、義賣、開會、排期、接人、買票、做瑜伽、上班、去健身房……我們都害怕停下來，因為一停下來就會感覺不對勁。各種各樣狂熱的活動似乎是我們生活中最需要的。只有父親慢了下來，雖然那也是在他被困在醫院接受注射之後的事了。一切都會沒事的，什麼事都可以重來，從頭避免，只要我們繼續忙碌就好了。
一周後，我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在我將要參加一場滿是出版界人士的晚宴時，母親打電話給我。她告訴我，醫生幾乎已經確診她得的是癌症。肝炎的症狀不是病毒性引發的，而是她的膽管長了腫瘤。如果只有那裡有癌細胞還算是個好消息，但是癌細胞很可能已經從胰腺擴散至膽管了。如果是這樣可就有點不妙了。她的肝臟上也有些癌細胞。「別擔心，沒事的。」母親說，「你不用提早回國來看我。」
我不記得自己說了些什麼，母親又回答了些什麼。但她很快轉移了話題，開始討論我的工作。不久前我對她說我開始對自己的工作感覺疲憊，跟所有那些抱怨自己工作的白領一樣，太多的會議要開、太多的電子郵件和文件要處理。母親讓我辭職：「提前兩周通知公司就可以了。走出大門，然後再決定以後做些什麼。如果你足夠幸運、有資格辭職，就要把握住機會。大多數人沒有那麼幸運。」這並非由於得癌症而生的新想法，而是母親一貫的觀點。雖然她熱衷於對日常生活精確到分鐘的安排，但也理解偶爾服從衝動的重要性，只要那個衝動能夠導向一個正確的決定。
掛了電話之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出席晚宴。餐廳距離我的酒店大約一英里，我想走路過去，順便理理頭緒，可是我的整顆心都亂了。與我一起主持晚宴的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我只告訴了他一個人關於母親得了癌症的事情。我感到頭昏，幾乎要暈過去。面前這個喝著啤酒、吃著炸肉排、不時大笑的人是誰？我命令自己不要多想母親的事，不要想她是否感到害怕、悲傷或憤怒。我記得她剛才在電話裡跟我說她是個戰士，她會與癌症抗爭到底。我記得我說我知道她會的。我想我應該沒在電話裡說我愛她，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太煽情了，好像要永別了一樣。
晚宴結束後我回到酒店，環顧著房間，然後望向窗外。美因河幾乎消失在城市的繁燈下。下著雨的夜晚，濕潤的道路閃閃發亮，模糊了河流、人行道和車道的線條。酒店員工把我那蓬鬆潔白的羽絨被疊得整整齊齊的，床邊是一疊書和酒店的雜誌。但這個夜晚，我看不進去任何文字。我醉得厲害，迷茫充斥了我的內心，我失去了方向感。那一刻，我心知我的生活將會永遠地改變，而且永遠也無法復原。我看不進去書，於是就做了些在酒店裡該做的事情。我打開電視，不停地調換頻道：從浮誇的酒店頻道換到賬單頻道，再換到歐洲體育頻道和各種德文頻道，最後停在CNN的克裡斯汀·阿曼普以及拉裡·金熟悉的面孔上。
後來我和母親談及那個晚上的時候，最讓她不可思議的部分是我竟然看了電視，而不是書。母親這一輩子，只要感到悲傷、困惑和不知所措，她就沒辦法專心看電視，但總能在書中找到庇護之地。書能讓她集中精力，使她平靜，帶領她走出來，面對現實，而電視只會擾亂她的神經。
W.H.奧登有一首詩叫《美術館》，創作於1938年12月，就是在反猶太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後。詩中描述的是畫家彼得·勃魯蓋爾的一幅畫作，畫中伊卡羅斯從空中墜落，其他人不是在忙於他事就是視而不見。書展接下來的幾天，無論談論書籍、出席會談還是吃法蘭克福蘇打餅，我常常想起這首詩。詩的開頭是這樣的：
「描寫苦難，他們總是不會錯。
這些古典大師，他們深知苦難在人間的位置；
深知痛苦發生之時，別人總是在進食、開窗或者木然踱步。」
那段時間，我感覺這些「別人」就是我。母親在承受痛苦，我卻在繼續我的生活。
我鼓起勇氣跟我的哥哥、妹妹，他們的愛人、父親（此時他已經徹底康復出院了），以及大衛談了談。我們替彼此打氣，說這只不過是個警醒的信號，沒必要陷入恐慌。電話打得沒完沒了，每一次的對話都會被另外一個人轉述，然後引起另一個電話，如此循環，無休無止。我們都花大量的時間上網閱讀相關信息，瞭解這種癌症的可怕之處。很多事都還不清楚，誰都不敢妄下定論。
「媽媽，你確定不要我現在回家嗎？」在書展期間，每次與母親通電話，我都這麼問她。
「別傻了。」她說，「好好享受你的旅行。」在一次電話中，她終於詳細複述了她如何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也談到了她的第一位腫瘤醫生。在這位醫生詢問母親是否在外工作的時候，母親和妹妹立刻就對他產生了反感。母親對我說：「你覺得醫生會問一個男病人這樣的問題嗎？」她還大力誇讚妹妹的表現。妹妹對所有問題的回答都非常有條理，提出了所有該問的問題。她在蘇聯工作過幾年，知道如何在必要的時候反擊。
「所以，這一次的教訓是……」母親停下來。我等待著，想像不出這個教訓是什麼。「教訓就是，救援組織應該告訴人們，如果要前往阿富汗這樣的地方，不要把旅途期間或之後患的所有疾病都歸結到這次旅行中。很可能只是巧合而已。我們必須要讓大家知道這一點。」母親說。
這就是不幸中得來的教訓？一條人道主義援助人員赴偏遠國外的工作須知？
「我還得要你幫個忙。」母親補充道，「從書展上替我帶幾本好書回來。你父親可能要看。」
我想帶的書太多，多到難以抉擇究竟哪些該放進隨身行李箱，哪些應該郵寄回家。但我腦中一直在想的卻是，如果我們早些讓母親去看其他的醫生，結局是否會有所不同，還是說，母親的薩馬拉之約早已注定，任何事情都改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