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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血統」而夭折的畫家

人憑什麼能夠意識到有一個自我,我倒渴望從中分離出來,逐漸長大。

——泰戈爾

我是一個夭折的畫家。

小時候,我在一家很簡陋的俱樂部裡,看了場5分錢的電影,秦腔古典名劇《三滴血》。回家以後就睡不著了,滿腦子都是電影裡的烏紗帽和官袍,趴在桌上畫。

我就不明白,那些穿官袍的人為什麼老托著腰帶?是不是一鬆手就掉下去?烏紗帽兩邊為什麼支楞一對翅膀?晃來晃去還不夠暈的?之後又不斷地回憶官袍上的圖案,文官繡禽,武官繡獸,官品不同,所繡禽獸也尊卑不一,仙鶴孔雀獅子虎豹……琢磨來琢磨去,如醉如癡。

那是我第一次對畫畫產生興趣,不到四歲半。

我的啟蒙老師是我爹的一個朋友,在鐵路系統搞宣傳工作,會畫幾筆人物花鳥。俗話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他就是領我進門的師傅。我們其實只見過一面,他什麼也沒教我,只領我看了他的畫,當時的感覺,就是眼花繚亂。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開始。

我開始自學素描,它是一切藝術的基礎。我第一次知道鉛筆居然有軟、硬之分,以此為標準,能分成13種之多。我首先接觸到的是蘇裡科夫素描體系,搞不懂它的理念,只是拿起筆找感覺。沒完沒了地練習筆法、力度分寸,臨摹、寫生,各種幾何形體的石膏像和自然風景,輪廓、線條、結構、光影……客觀與主觀的世界在我筆下交融,彷彿突然練就了造物神功,無所不能。

除了上學、吃飯、睡覺,我把全部時間都用來畫畫,爹娘很發愁。那個年代,都希望孩子能「學習好」,其他方面,過得去就行。但他們仍然為我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我娘管理著一家印刷廠,各種紙張有求必應;我爹請人給我做了大大小小好幾個畫夾,裡面是木板,外面用軍布包起來,粘好,兩邊釘上背帶。

我小小年紀,對自己的要求卻極為嚴苛,近乎強迫。原因說不清道不明,就是喜歡畫畫,畫不驚人死不休。

上中學以後,我認識了一位姓戴的美術老師。他那時單身,常年住在學校,在畫室裡一呆就是一整天。每週末我都去看他寫生,他畫的是油畫。從他那裡,我學會了用湖藍色給畫打底,湖藍和一切顏色都是可以相融的。

初一一年,我畫了厚厚一本習作。其中大半作品是臨摹以畢加索為代表的「立體派」,就是看上去支離破碎、扭曲變形的那種。我對畫派不太理解,但我崇拜畢加索。習作中還有小部分是人體。當然沒有模特願意脫了衣服讓我畫,都是石膏像寫生。

我姐夫是哈密一所中學的英語老師。為了討好我娘,把我接到哈密去讀了兩年初中,美其名日「補習英語」,跟他一塊兒住教師宿舍。我很喜歡姐夫的一套黑白道運動服,他說,只要我英語考試過了60分,就把衣服送給我。

我在哈密的學校裡認識了郭鴻儒老師,新疆「四大才子」之一,畢業於齊魯美術學院。學校大禮堂兩側有兩間廂房,一間是他的臥室,一間是他的畫室。認識郭老師以後我就不住教師宿舍了,搬到了他的廂房裡。每天做完功課,我就幫他批改作業,分兒打得不高,他老怨我。

畫室裡有個一人多高的大衛頭像。這是中學美術課的必備教具之一,但從來沒人用過,最實用的一次就是被我用了。

只要有時間,我就臨摹。我的畫紙高、寬都是2米,展開有一面牆那麼大。

燈光從石膏像的斜上方打過來,我站在5米開外的地方,用鉛筆量比例、打點、走輪廓,黑白灰的過渡、頭髮和皮膚的肌理……然後退後幾步、上前幾步地虛著眼看。我用72個課時完成了這幅畫,前後大約一個月,與實物完全是1:1的比例。

每個週末,郭老師的諸多同仁、朋友就到畫室裡來聚會。我們先一起烤土豆,吃完再去看畫。所有的人看到我畫的大衛,都驚詫不已,「這孩子膽兒真大!太有天分了!」

藝術創作講究悟性和靈感。三分之一的時間,我在向老師學習。三分之一的時間,我自己對著書本體會、感受。還有三分之一是實踐,不斷挨罵,不斷自我修正。在老師眼裡,我的畫永遠是錯,所以他永遠在糾正我,他的糾正也是一部教材。

還好我聰明,懂得舉一反三。

有時畫靜物,我找不到亮點。老師拿起橡皮,在我桌上敲了敲,「記住了,它可以調整明暗對比。」說著,拿橡皮在球上亮面輕輕佻一下,「你再虛著眼看看,是不是亮點?」

「是!」原來會者不難。

「這不就完了嗎?真笨!」

我絕不讓他在同一個問題上有機會第二次罵我。這或許是一種天賦,從此我會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找到物體的亮點。

高中時我回到了烏魯木齊。我不愛說話,自我封閉,繪畫就是我與外界的交流。高一開學前,去學校領了新的教科書。兩三天的工夫,課還沒上,我已經給語文課本從頭到尾配好了插圖。

每天放學回家,做完功課,我就在小本上畫《三國演義》中的人物。人物按照「魏、蜀、吳」分類,公孫權、孫策、孫瑜、曹操、劉備、趙子龍、關羽、張飛……我甚至不需要參照,全憑想像,精細的白描手法。一頁一個,一晚上能畫四五個。

畫完了,我把它拿去跟同學換郵票。一本二三十頁的「三國人物」能換到一枚或一套很好的郵票,數不清我一共畫過多少本。我並不懂集郵,到底值多少錢,無從考證,只是心愛換心愛罷了。後來才知道,也有值錢的,比如「祖國山河一片紅」。

我所在的烏魯木齊鐵三中是鐵道部重點中學,也算是全國重點。高一那年,我作為學生會宣傳部長,聯合校團委,發起、組織了一次鐵路系統的黑板報大賽,規模覆蓋數十所中小學,規格相當於整個烏魯木齊市。當時的我,對各種繪畫技法都有涉及,粉筆畫尤其拽得厲害。

有三天的時間,我沒有參加學校的運動會,一個人在一塊長約4米的黑板上,照著一本畫冊,用白色粉筆勾畫出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作品之一——《五四運動》。操場上人聲鼎沸,槍鳴炮響,高音喇叭播放著激昂的進行曲,這一切於我只是遙遠的背景,盡可充耳不聞。我的眼裡只有線條、色塊、明暗、凹凸,耳邊只有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天青年學生們在高喊口號,慷慨陳詞。既不知道餓,也不覺得累……

我的作品不參加評選,只作為展示,幾乎烏魯木齊市所有學校的校長、主要領導,都來觀摹這幅畫,無不嘖嘖稱奇。

各校的黑板報參賽作品以照片形式寄來,經過評委會評分,頒獎大會上,由我來宣佈獲獎名單。

學校大門口的「著裝守則」白紙黑字寫著,男生不許留長髮,教導主任拿著一把剪刀站在門口,違者就地處理。也不許穿喇叭褲、鎯頭鞋。可我就是這麼副打扮——您要是讓我現在回去換髮型、換衣服、換鞋?我倒沒問題,操場上那幾百號參加活動的老師學生,只好麻煩他們等等了。

結果,當然沒人把我怎麼樣。

長髮、喇叭褲、紫紅色大頭皮鞋,我站在高高的領操台上宣佈獲獎名單。沒錯,我居功自傲,我有恃無恐。但是那一刻,我體會到了何謂「寬容」,心中只有兩個字:感激。

自從在黑板報大賽中小露鋒芒,學校發現我是個「繪畫奇才」。過了些日子,西北民族學院藝術系來新疆招生,教導主任熱情地鼓搗我去面試。我稀里糊塗帶著大量素描,一些水彩、水粉作品,以及一幅油畫,去了他們的招生點。

西北民院的老師看了我的素描作品,讚不絕口,天生的油畫家坯子,問我:「畢業證帶了嗎?」

「什麼畢業證?」我一頭霧水。

「你高三畢業沒有畢業證嗎?」

比薩斜塔,始建於1173年,自動工之初塔身開始傾斜,至今仍在繼續。閨女一臉凝重、擔憂的表情,嚴肅地問我:「爹,它什麼時候倒?」

「我,我開學上高二。」

「我們這是大學,招高中畢業生,你高二來幹嗎?」老師大為光火,空歡喜一場。

一年多以後,臨近高考,班主任老師建議我報考西安美術學院。

西安美院沒有面試,只要求考生將相關作品郵寄過去,合格者直接進入複試。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個制度不嚴謹,給濫竿充數的人提供了方便,隨便把誰的作品寄過去冒充一下不就行了嗎?而複試只是考一些簡單的常識,基本上起不到甄別人才的作用。最後一關,文化課考試,以我當時的成績,一考一個準兒。

我挺「潔身自好」,不願意和一群有可能「濫竿充數」的人混在一起。另一個使我猶豫的原因是郭鴻儒老師說過的一句話:「畫畫是講究血統的。」我沒有這個血統,未來能走多遠,很難說。我冷靜地考慮了幾天,決定放棄美術專業。

這令很多關心我的老師大失所望,他們反覆勸我,千萬慎重,這可是本科文憑啊。可我沒有改變主意。

一個畫家就這樣「夭折」了。

多年以後我又重新拾起畫筆,是為了我閨女。

閨女學畫,我為她請了專業教師,興起時,自己也客串一回業餘老師。

我給閨女上課,走的是「野路子」,不規律也不系統,全憑自己的經驗和體會。她在幼兒園信筆塗鴉的作品我也都保留著,印象派、立體派,完全沒有章法,隨她發揮吧。

我喜歡讓她邊玩兒邊學。一張白紙,我先把四個角折進去,告訴她繪畫講究留白,折進去的部分不可佔用。然後問她:「你看到了什麼?」

「公路、汽車。」

我把這兩個詞寫在小黑板上。「還有什麼?」

「山、水。」

我又寫上,「還有呢?」

「還有好多人在摘櫻桃。」

「你剛才說的這些,都叫元素。現在老爸要把元素按遠、中、近分開,然後……」

好的畫作,貴在「栩栩如生」。當然,其中有技巧問題,有想像力問題,還有是否用心觀察的問題。把看到的東西鋪排有致地展現在紙上,對孩子來講有難度。於是我先幫助她整合這些元素,區分開遠中近、黑白灰,她再來畫。畫好以後,我在原圖上修改。一邊修改,一邊給她講什麼叫「比例」,什麼叫「構圖」,什麼叫「邏輯」。

「畫畫,不但要畫你看到的,還要畫你想到的,感受到的……」

彷彿時光倒流,我隨閨女回到童年,回到自己撅著屁股趴在桌子上畫烏紗帽的那個混沌初開的夜晚。

帶閨女出去旅遊,速寫本和鋼筆是我隨身必備。在澳大利亞,我問她:「悉尼歌劇院像什麼?」

「貝殼。」

「對。為什麼像貝殼呢?」

「因為旁邊是海。」

「對了,旁邊有大海。」

一邊吸引她注意力,我一邊飛快地將悉尼歌劇院的輪廓勾勒下來。一定要快,因為閨女兩分鐘就不耐煩了,非拽著我走。所以我的速寫本裡充斥著各種「半成品」,晚上回去再對著照片完善。

我常和閨女一起翻看過去的速寫本,邊看邊考試。

「法圖麥,這是什麼?」我指著其中一頁問她。

「歎息橋。」她反應飛快。

「在哪裡?」

「威尼斯。臭水溝!」

「那兒還有什麼?」

「岡都拉!」

「這個呢?」

「嗯……延安。」虧她想得出來。

「胡說!再看看!」

「不知道。」她撓頭。

「我帶你去過,離CCTV不遠。」

「哦……好像叫天什麼?」

「天壇?」我成心誤導。

「不對!天寧寺!」

對話間,記憶翻波逐浪地湧起。畫中的時日、心情、風景,甚至陽光和溫度,一一重現。

還有比這更美好的事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