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芳上[1]
一
蔣介石個人的奮鬥史，反映了民國歷史發展的重要面向。以蔣為中心的當權者，必然存在著各方面、形形色色社會階層與人物之間的交往與聯繫。這些人際交往，不單是個人關係，同時深刻反映了蔣個人性格、內心世界、處事方法、治術、謀略、政治需要及文化心理，更構成了波瀾起伏、複雜多變的民國史重要內涵。故而蔣的人際世界重要而值得研究，《蔣介石日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二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交往關聯的人物層面相當複雜，有當年成長培植他的師長、拋棄的妻妾、三教九流各幫人物、達官顯貴、同盟元老；有江浙祖籍親信幕僚；也有全力提攜的黃埔嫡系；還有黨內不同派系人士，黨外政治對手。蔣對這些人的交往，依政治變動發展歷程，層層擴大，從小圈圈到大圈圈，從私領域到公領域，交往目的或許不同，手段也有分殊，方法更是多變。從日記觀察，他早期在上海混日子，同情過下層，不免與地方角頭人物交往，有恩有怨；後來跟各地軍閥合縱連橫，有時稱兄道弟，有時以金錢賄賂，拉打結合，封官許願，又不免在戰場上刀光劍影，掀起血雨腥風，然後忽敵忽友，暴露政治的現實。蔣兩度與中共合作，但終以兵戎相見，最後失了天下。蔣介石應該可以算是「繼承性的創造者」，創業屬陽剛，辛苦奮鬥才能獲得；守成是陰柔，必深處「憂患慎重」之中。蔣一生矢志恪守孫中山主義、規模，但孫創建民國，志業並未開展而溘然長逝。蔣既創業又得守成，矛盾糾結，險象環生，艱苦備嘗，終其生未能成其建國方案，乃多慨歎「無組織、無幹部、無情報」。
三
由於蔣介石是一位繼承性的創業者，他衝出頭並不容易，他的輩分比較低，多半的成功是靠謀略與機運。1920年代的北伐及其後的急功近利，對各地軍閥採取收編、妥協政策，結果形成一個諸多山頭的統一，蔣似乎只成常感無奈的「盟主」。同時當他有權力之後又甚為自負，不太接受挑戰。一方面是尊嚴的問題，一方面是權力意識；一方面是支撐他地位的架構，一方面是財政來源的困難；最後可能涉及家族的網絡問題。
蔣在1921年5月23日日記中說：「遵中師之規模，爭二陳之精神，學胡汪之言行，則可以擔當國家責任矣。」以孫中山為師，以陳其美、陳炯明為楷模，向胡漢民、汪精衛看齊，這是孫仍在世時蔣的想法。蔣與孫中山關係的建立，有幾個重要的關鍵點：首先是1912年出於對光復會人陶成章過去逼死徐錫麟、詆毀孫中山，今又與陳英士敵對，掀起黨內風潮的不滿，抱著「一片公忠之至誠」刺殺陶，蔣認為孫、陳對此事自有點滴在心頭。1915年，死命效孫的陳英士返滬遇刺，蔣挺身收屍，畢見人世冷暖，更使他下決心「願為大哥之化身」，這是他後來始終效命孫中山的重要起點。1922年陳炯明之變前，他經常到廣東協助陳。蔣陳的交往，互珍互惜，粵變之後，蔣即以「中師」之敵為敵，未嘗改變。1928年3月，第二期北伐前夕，蔣在日記中說：「以年輕資淺之身，而權位反在老成者之上，總理在日尚難應付，無怪陸榮廷、陳炯明不絕也。吾惟行其正道，不與內爭，以待時尚之轉而已。」
所謂人際網絡的建立，很大部分是能否善用人才。可能受到曾國藩的影響，蔣的日記中透露他有「觀人之術」，但不必神准；也很想選賢任能，終不能滿意。蔣的核心幹部有幾個特徵，早期他權位未穩，需大佬加持，因此多方尊崇革命元老及前輩，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二三十年代都與蔣過往甚密。對同輩的革命黨人和政治人物，例如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葉楚傖、戴季陶、閻錫山、馮玉祥，他自認以謙卑自居。廖早死，葉、戴漸形「老朽」，對汪、胡、閻、馮諸人終因與他有權力上的爭執，「武者以兵叛，文者以筆制」，於是有分有合，有些人雖可共事一時，多半後來分道揚鑣。後期他掌握的多是軍事機構，故絕大多數為軍人出身，黃埔軍校或保定軍校、日本士官學校所形成的「黃埔軍系」，如朱培德、何應欽、王柏齡、顧祝同、陳誠、熊式輝，以及黃埔畢業生胡宗南、賀衷寒、鄧文儀等所謂「天子門生」。這些人來自不同省籍，多少顯示30年代蔣用人已經打破了地域觀念，國家幹部和黨的幹部不限於浙江人，雖然侍從室仍有部分鄉土的影子。
至於文人部分，他早期比較親近的是陳冷（景寒），後來重用政學系的楊永泰（暢卿），抗戰時期與張季鸞過往密切。在親信之中，邵元沖、陳果夫、陳立夫後來在政治、黨務方面有重大影響力。抗戰前他重用黃郛，抗戰時張群、宋子文、孔祥熙多承擔方面任務。這些人有些是結義兄弟，有些是留日同學，也有些是姻親關係。他在日記中常怨宋、批孔，多半是起因於「金援」不如所願。他常自歎中國人才不足，因此會向學術文化界「借將」拔擢人才，例如朱家驊、羅家倫、俞大維、翁文灝、錢昌照、何廉、胡適、蔣廷黻、王世傑、陳佈雷。有些人出身技術官僚群，例如九一八事變以後，起用北洋外交人才如顧維鈞、施肇基、郭泰祺、顏惠慶、王景歧等人。但是也有很大部分的自由派及「左傾」人士不肯為其所用。
北伐之後，蔣自謂深處在「前有猛虎，後有毒蛇」的險惡環境。日、俄外力的挑釁，內部武人、政客、共產黨的阻難，使他備嘗政治的艱困。因此在蔣的日記中還顯現出他一直希望組織一個智囊團，以協助國政的推動。1932年2月黃埔學生賀衷寒、康澤、桂永清、戴笠、鄧文儀、滕傑等人所形成的力行社，宗旨上是「抗日鋤奸，為黨犧牲，實行主義，革命革心，矢勇矢勤，嚴守秘密，服從命令」的組織（1932年2月21日），這一組織多少受到時局的影響，性質上也不能否認法西斯主義的作用。力行社之外，在日記中還有所謂青白社、四維社的組建，從某個角度看有文武平衡、地域平衡的意涵。蔣的領袖魅力多少是有軍人式的味道，注重威嚴，但也不願人家稱他是武人，他注重威嚴，有些霸氣，對於核心幹部的培育當然有權謀的作用在內。
對於同一時代的權力競逐者，從北伐以後可以看到蔣所採取的策略，是兼采策反與撻伐的政策。過去很長的時期有不少人知道蔣對不同軍系的處理方法，有使用金錢籠絡，有使用武力平息。1927年蔣馮（玉祥）徐州會議，逼使武漢政權敗北，馮是得到好處才與會的。1928年東北易幟，對張學良的交涉、對閻錫山的籠絡，1936年兩廣事件的平息與桂系的服從中央，在日記中都透露了以說客斡旋、以金錢策反的玄機。
四
引錄相關的幾則日記：
1919年8月24日
人才難得，蓋由於自身精明不足，易為人欺，而不易為我用者半。又由於自身學業不足，易為人所輕視，而不願為我樂助者亦半也。總之，蠻橫輕浮者，易為人所棄。恕和寬厚者，必為人所親，吾自常有驕矜暴戾之色，盛氣凌人之勢，而又不能藏垢納污，虛心包容，此其人所以不樂為我用也。以後應應事接物之間，以溫厚寬恕四字，三注意也。
1931年12月4日
此次失敗之原，在於對老奸嚴拒，所以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等外交派，不恤賣國倒蔣，此其一。其次對於學者及知識階級太不接近，各地黨部成為各地學生之敵，所以學生運動全為反動派操縱，而黨部毫無作用，且有害之，此其二。又政治與黨務人才缺乏，根本上幹部無一得力之人。季陶雖弱，但能共同奮鬥。此外竟無為公為友之人。
1931年12月24日
今次革命失敗，是由於余不能自主，此誤於老者。對俄對左皆不能貫徹本人主張，一意遷就，以誤大局。再誤於本黨之歷史，允納胡漢民、孫科，一意遷就，乃至於不可收拾。而本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乃致外交派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孫科勾結倭寇與賣國，而未預知。陳濟棠勾結在桂各派，古應芬利用陳逆，皆未能信。乃至陷於內外夾攻之境，此皆無人之所致也。而對於反動知識階級之不注意教育，仍操於反動者之手，此亦本人無幹部無組織之過。軍事之幹部，後進者有熊、陳、胡等，而黨務者實一無其人，外交更無其人矣。
1932年2月21日
晚與賀、康等生談組織事，必欲組織以秘密奮鬥、人盡其才、控制全國之機關，方得完成革命。如僅普通組織，則必腐化消滅也。乃得數語曰，抗日鋤奸、為黨犧牲、實行主義、革命革心、矢勇矢勤、嚴守秘密、服從命令，如違誓詞，願受極刑。
1932年5月24日
暢卿說我從前缺點：一、在精神過於集中，致有輕重不均，顧此失彼之弊，此無組織之故。二、在重事而不擇人，賞罰不明，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此無幹部之故。三、不能獨裁遇事輕裁，用人行事均無審查負責機關，此革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後必須有幹部之組織，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需門無留客，案無留牘，方得事半功倍也。
1932年6月22日
俞大維君來談，晚會客。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為政？嘗欲將左右之人試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陳景涵、餘日章三友可為靜友，而不能成為我畏友。其它如朱騮先、蔣雨巖、張岳軍、俞樵峰皆較有經驗而不能自動者也。其次如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極守成而已，無勇氣不能革命也。其它如賀貴巖、陳立夫、葛湛侯皆氣小量狹，不足當大事也。茲再將新進者分析之，黨務陳立夫、張厲生、張道藩、劉建群、羅志希、段錫朋、方覺慧、齊世英、蔣堅忍、方治、魯蕩平、羅貢華選之，其它如內政、外交、經濟、法律、教育諸部從長考選，不意多得也。
1932年9月1日
時以不得襄助之人為念，世道日非，人慾橫流，欲得一賢能之士為助，如何求之？舊黨人皆腐敗無能，新黨員多惡劣浮囂，而非黨員則接近不易，考察更難。再之，山林之賢，今不可復見。而租界反動之流，多流氓之亞者，其在留學生中、大學教授中、職業團體中、舊日官僚而未在本黨任仕而有風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
[1] 呂芳上，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