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廣東方面電報往還之後，我便決定親赴廣州策動北伐。當廣西各界知道我此項意圖時，南寧、梧州等地均舉行盛大的歡送會，情況極為熱烈，令人感動。但是廣西內部，此時對北伐計劃的反應極不一致。大部分民眾團體，乃至少數黨政軍機關負責人對我策動北伐的努力，都持保守的態度。他們認為廣西統一不久，瘡痍滿目，百廢待興，我們應當與民休息。待生聚教訓有相當成績時，再圖北伐，為時未晚。我則以為不然，因北伐與否，實受兩種因素所支配，我們兩廣本身的生聚教訓固屬重要，北方時局的變化尤為要緊。現在我們如不趁北方軍閥自行分裂向我乞援之時北伐，等待北方變亂解決，局勢恢復安定，到那時再行北伐，則以彼之逸，待我之勞，絕無僥倖成功的希望。再有，廣東為富庶之區，軍隊久駐該地未有不腐化的，我們如不趁時用兵，曠日持久，必至師老兵疲，不堪再用。因此我於5月初自南寧東下，沿途都以此義遍曉大眾，然言者諄諄，而聽者仍難免將信將疑。
我行抵梧州，廣州方面乃派專艦來接，我遂改乘該艦東駛，於5月10日下午2時抵達廣州長堤天字碼頭。碼頭上歡迎的群眾，人山人海。國民政府以及黨政各機關首長如譚延闓、張人傑等和各民眾團體代表等都到碼頭之上佇立歡迎，軍樂悠揚，人聲鼎沸。在這歡迎行列中首先上船的便是第四軍軍長李濟深（任潮）和廣西駐穗代表白崇禧、陳雄等人。任潮和我是老友，相見甚歡。他為我一一介紹各歡迎人士。還有黃埔軍校蔣校長所派的代表、時任該校教育長的方鼎英。方告訴我說，蔣校長今天太忙，未能親自來歡迎，明日當專程來拜訪云云。
在碼頭應酬一番之後，遂由李任潮陪同到第四軍軍部休息。第四軍軍部設在新廣西會館之內，這會館是莫榮新督粵時所建，十分富麗堂皇。當晚便由任潮設宴洗塵，由該軍各高級長官作陪。餐後我曾和任潮談北伐大計，他極同情我的主張。只以其時國民黨內部明爭暗鬥尚未完全平息，北伐恐一時難於實現。因廣州於3月20日曾發生中山艦事變，蔣、汪為爭奪黨的領導權，鬥爭已至白熱化。加以黨內左右派系之爭，復有共產黨依違其間，推波助瀾，情勢甚為惡劣。汪兆銘因自覺對黨政無力控制，一怒之下，稱病不視事。方從蘇聯回國的胡漢民，以環境惡劣，無法立足。兩位均在我到穗前夕，秘密赴港。黨內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終日之勢。我專程來粵策動北伐，顯非其時。這些黨內糾紛，我在抵穗之前，都不知其詳。到此才知廣州黨政軍各首腦部都像「泥馬渡江，自身難保」，何能奢言北伐？我一旦目睹此種情況，真冷了半截。然既來之，則安之，仍須盡我最大的努力，促成此一盛舉；何況我軍已入湘作戰，騎虎難下，欲罷不能呢。
翌日上午，蔣先生自黃埔專程來看我。他原來在黨內地位並不重要，在粵軍中的位置也不過是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的參謀長。1923年秋季，奉中山之命赴蘇俄報聘考察。1924年春，蘇俄派顧問協助蔣氏籌辦黃埔軍校，遂受任為校長。在校內勵精圖治，氣像一新。其後得蘇聯軍事顧問的支持，獲大批械彈的接濟，先後成立第一、第二教導團，並以參謀長的地位，從事整頓粵軍。那時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生活浪漫，辦事因循，整軍大計一任蔣氏所為，於是大部分粵軍的領導權，遂漸入蔣氏之手。渠乃以黃埔軍校學生和教導團為基礎，將所掌握的粵軍徹底改造，成為其個人的軍隊。蔣氏並於1925年，得各友軍的協助，兩次東征，擊破陳炯明殘部。在第一次東征克復汕頭時，回師消滅盤踞廣州城郊勾結唐繼堯的劉（震寰）、楊（希閔）反動軍隊。這些都使我們遠道得聞，深致敬佩。1925年9月20日晨，蔣氏憑借蘇聯顧問的聲勢，突率衛士數十人，包圍其長官許崇智的住宅，逼許氏立刻離開廣州。申言許氏不去，渠便無法整頓部隊，待渠將部隊整理就緒，三個月後再請許氏回粵主持大政云云。當時我們在廣西，便聞蔣氏向許氏挾持迫害而頗不以為然。不過我們都知道許總司令處在革命高潮之下，生活還這樣腐化，故對蔣氏此一行動，也頗諒解他的苦衷。
那時白崇禧時常往來粵桂間，對蔣校長和黃埔軍校的革命作風頗多好評，更增加我們對蔣氏的欽佩。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變時，我們也不知黨中內爭的底蘊，只覺當時廣州有崇俄的風氣，一般黨人對俄國顧問敬若神明，蔣氏竟敢公然將俄顧問逮捕，遣送出境。這種行為雖跡近越權亂紀，但和阿諛外籍顧問的風氣相對照，自獲得我們乃至多數國人的同情心。
所以我們此次到廣州，對蔣先生極具好感，加以當時黨政中樞的領導人汪兆銘已離職去國，蔣氏成為廣州的中心人物，促成北伐大計，第一須說服蔣氏才行。
蔣先生於上午來訪，下午我即往黃埔回拜，並參觀軍校一切設備。當我自黃埔碼頭上岸時，全校教職員、學生數千人在校門前列隊歡迎。該校高級官長、教員都由蔣校長一一介紹握手。何應欽、周恩來、鄧演達等，那時都是第一次和我見面，但人數太多，未能一一記憶。
黃埔軍校的校址原為前清廣東虎門陸軍速成學堂所在地，清末時此地也曾辦過海軍學堂。校舍經歷年擴充，現在已能容納數千人。校內井然有序，到處貼滿了革命標語，革命的空氣，十分濃厚。唯就技術觀點說，軍事教育的水準卻不甚理想。因為學生入學程度既不齊（有許多系老同志保送，未經考試而入學的），而受訓時期也太短。第一、二、三各期連入伍期在內，為時只有六個月；加以政治和黨務課程又佔據時間很多，所以軍事教育在這短時期中，實學不出什麼來。
蔣先生親自導我參觀全校。這時第三期已結業，第四期學生正在上課。我每到一處，蔣先生都為我略事介紹，不論在操場或講堂，值日官都喊「立正」致敬。
二
參觀完後，蔣先生留我在校晚餐。進膳時，只有我和蔣氏兩人，所以可以暢談。首先，我便向蔣氏陳述我策動唐生智加入革命的經過。我認為北伐時機稍縱即逝，故力主從速敦促中央決定大計。我向蔣氏陳述的內容有三點：
第一，我分析北方各軍閥的形勢。我說當今盤踞黃河、長江兩流域實力最強的，首推曹錕、吳佩孚的直系軍閥。然自1925年直奉第二次戰爭，由於馮玉祥倒戈，曹錕賄選總統的政府跟著倒台，吳佩孚倉皇由海道逃回漢皋以後，直系已一蹶不振；加以長江下游的孫傳芳已企圖獨樹一幟，對吳氏陽奉陰違，直系內部貌合神離，已有解體之勢。唯近來吳佩孚趁張作霖、馮玉祥互爭於天津一帶，遂東山再起，自稱「討賊聯軍總司令」，整訓所部，又成勁旅，虎踞武漢，正聯絡奉系張作霖，揮軍北上進擊馮玉祥的國民軍。國民軍一旦瓦解，吳的勢力也必復振。既振之後，必趁勝戰的餘威，增兵入湘掃蕩唐生智所部，從而南窺兩粵。我們現在如不趁國民軍尚在南口抵抗，吳軍主力尚在華北，首尾不能相顧之時，予以雷霆萬鈞的一擊，到吳氏坐大，在南北兩戰場獲得全勝，鞏固三湘之後，孫傳芳也不敢不和吳氏一致行動，那我們北伐的時機，將一去永不復返，以後只有坐困兩粵，以待吳、孫的南征了。
第二，我再分析兩粵的政情。我說我們兩廣近十年來都處在龍濟光、陸榮廷等軍閥統治之下，革命勢力終未真正抬頭。其後總理正將殘局收拾，又遭陳炯明的叛變，各小軍閥的割據，地方狐鼠橫行，一片糜爛。近兩年來，總算天興漢室，兩廣統一。現在我們如不趁時北伐，難免師老兵疲，不堪再用。尤其廣東是紙醉金迷的富庶之區，往日軍隊駐粵，不數年間便會墮落腐化，兵驕將惰，必至天然淘汰、失敗消滅而後已。龍濟光、莫榮新，乃至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許崇智各軍的瓦解，前後如出一轍。現在我們若不趁兩廣統一之後，民心士氣極盛之時，另找目標發展，以避免偷安腐化，則若輩前車不遠，足為殷鑒。
第三，我又分析湘局和我們的第七軍已成騎虎難下的形勢。我說我雖已策動唐生智起義，驅逐趙恆惕，唯唐氏態度頗不堅定，他一面電請廣西派「一旅之眾」到湘桂邊境聲援，一面又派代表見吳佩孚，陳明去趙的苦衷，祈求吳氏諒解。其志只在做湖南的主人翁，已甚明顯。至於吳氏則久已蓄意確實掌握三湘，作為侵略兩粵的基地，如今師出有名，以援趙為口實，驅軍南下，協助趙部葉開鑫等擊破唐部於湘北。唐氏見事態嚴重，才請我第七軍越界入湘赴援。現在我們如不借援唐之名實行北伐，唐氏一敗，後患豈堪設想？更有一點，設吳氏一旦警覺，變更政略，去趙恆惕而容納唐生智的請求，則我革命軍以後欲取道湖南，問鼎中原，實非易事。所以我告訴蔣先生說，根據上述三點理由，我們非即時北伐不可。我更強調，當湘亂初起之時，唐氏乞援，我之所以未向中央徵求同意，便毅然決然出師援湘，就因時機稍縱即逝，不容我們蹉跎之故。語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所幸時機未失，戰事在湘南漣水兩岸進入相持狀態，所以我火速來穗，請求中央早定北伐大計。希望他能同情我的主張，促其早日實現。
當我滔滔不絕陳述北伐利害之時，蔣先生在一旁靜聽，未多發言。我反覆地說了很久之後，他才說：「你初到廣州，不知道廣州的情形太複雜……現在如何能談到北伐呢？」
蔣氏說時，似有無限的感慨，但是他這回答，卻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潑了我一頭的冷水。
那時我到廣州尚不足兩天，的確不知廣東中央方面黨政軍內部的情形。汪、蔣、胡之間的暗鬥，國共兩黨之間的摩擦等，也確實是很複雜，不像我們廣西方面的單純和團結。這時汪兆銘方負氣而去，中樞無主。鮑羅廷為中山艦的事，新自海參崴趕回廣州。中央黨政軍內部，都在醞釀新危機，他們哪裡有心緒去談北伐呢？經過這一段的觀察和談話，我才知道廣州方面對北伐毫無準備。所謂北伐，在廣州真連影子也看不到。而我軍卻早已入湘，在衡陽一帶打得炮火連天。我們廣西全省軍民都勒韁以待，只等中央一聲號令，而中央方面對我們請求的反應，卻太使我傷心了。
因此，我繼續向蔣先生辯白說：「正因為我們內部問題複雜，大家情緒不穩，才應該北伐，好讓大家有一個新目標，一致去奮鬥，以減少內部的摩擦。」
我和蔣先生反覆辯論很久，蔣先生的態度仍是十分躊躇，說起話來唯唯諾諾。他同意我的見解，但是卻強調事實上的困難。最後他執拗我不過，才說：「你和他們說說看。」他的意思是要我向中央方面其他同志解釋一下北伐的計劃再說。
我和蔣先生詳談了數小時，終於未得要領而返。這是1926年5月11日，我和蔣先生第一次的會面。我對他的印象是「嚴肅」、「勁氣內斂」和「狠」。其後我在廣州珠江的頤養園和白崇禧聊天，白氏問我對蔣先生的印象。我說：「古人有句話，叫作『共患難易，共安樂難』，像蔣先生這樣的人，恐怕共患難也不易！」白氏對我這評語也有同感。
三
我和蔣先生談後，便連日分訪中央各要人，酬酢幾無虛日。唯其對中央黨派暗訌餘波未息，更無人對北伐發生興趣。3月20日中山艦事變後，國共兩黨裂痕亦漸暴露。蘇聯顧問對北伐問題的態度極為謹慎，既不贊成，也不公然反對。中國共產黨雖未公開反對北伐，但陳獨秀所辦的機關報《嚮導》週刊社論卻說北伐的時機尚未成熟。所以我在廣州，頗有吾道甚孤之感。
我第二個拜會的中央要人便是張人傑，張氏於汪兆銘離國後任中央政治會議的代理主席。身材瘦弱，並患癱瘓病，不能行動，平時總坐在扶手椅上，由傭人提挈以行。張氏口吃，並帶濃厚的浙江口音。他既是黨國元老，我對他自然十分尊敬，而張氏對我則更是恭維備至。他說：「總理去世之後，唐繼堯居然用兩省兵力，想來廣州篡位，要不是你們在廣西把他擋住，中央就糟了。」我說：「現在回想起來也很覺可怕，以我們區區不足萬人的基本部隊來抵抗唐繼堯號稱十萬之師，並有沈鴻英做內應，實在是以卵擊石，想不到竟憑一股革命精神把他打退了，但也是中央領導有方！」張說那時他還在上海，所有同志均為我們此一戰役擔憂，想不到最後居然擊退唐軍。這種戰役不特現代所無，歷史上也很少見。他又繼續稱讚我們以少擊眾，統一廣西，然不自居功，願受中央領導，使兩廣統一，一掃舊式軍人私心自用的習氣，尤為難得云云。張氏的態度極為誠懇，真使我有受寵若驚之感。
接著，我便向張氏力陳北伐的重要。張也和蔣先生一樣，態度模稜兩可。他說汪先生已出國，中樞政情極為複雜，出師北伐問題，宜從長考慮。我乃把我向蔣先生所說的北伐三大理由反覆分析、陳述，務必請中央速定大計，否則恐有緩不濟急之虞。張氏傾聽良久，仍不願表示他的主張。最後，他要我「再去和介石說說看」。張氏嗣後曾回拜我兩次，但那只是禮貌上的往還，對北伐並無表示。
拜訪張氏之後，我便去看譚延闓和程潛。譚、程二人都是湖南軍政界的老前輩，後因和趙恆惕發生內訌，被逐出湘，率師來粵就食。所以他們對湖南的將領，尤其是唐生智銜恨極深。我向譚氏陳述我策動唐生智加入革命的經過。我說：「唐氏現受吳佩孚部的進攻，我已履行諾言出兵援助，唯恐獨力難支，故有前電懇請中央諸公速定北伐大計，此番東下，志在促其實現。」可是譚氏對北伐並不起勁。他不是翰林出身，久歷官場，為人極端圓滑。他聽我提到唐生智，只微微一笑，說：「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言談之間，他顯然是反對援唐北伐的。
程潛卻沒有譚氏那樣含蓄和渾厚。他的個性直爽，有話即說，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大有恃才傲物之概。他說：「你想唐生智那小子能加入革命？他以前倚靠北洋軍閥打我們；現在吳佩孚打他，你要我們去救他？且讓吳佩孚把他打敗了，我們好去收編他的部隊。然後，我們再定計北伐不遲。」程潛說時悻悻然，似乎對唐生智餘怒猶存。
總之，這兩位湘籍的軍事首領都反對援唐北伐，他二人都不相信唐生智真能誠心誠意參加國民革命。他們是唯恐湘局不糟，唐生智不敗。但是我說，我的第七軍已在湘作戰，而且勝利可期。我們革命軍人應以革命前途為念，捐棄前嫌，予唐以加入革命自新的機會。同時，我又把北伐的重要性和時機的不可失，詳詳細細地分析給他們聽。我一再強調，千載良機，稍縱即逝。我希望兩位先生同情我的主張，促成此事。他二人雖也同意我的分析，但是始終吞吞吐吐，對北伐不表示興趣。
嗣後，我又去訪蘇聯顧問鮑羅廷，鮑氏方自華北趕回廣東。此時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正在籌備開會，蔣、鮑二人都忙於彌補國共之間因中山艦事件引起的裂痕，便無暇討論北伐。
鮑氏給我的印象是精明強幹，口若懸河。我們見面寒暄之後，他便向我談一套革命的大道理，什麼無產階級革命，工農運動等，大體都能言之成理。接著，他又解釋蘇聯的對華政策，說蘇聯如何地以平等的原則扶助弱小民族，廢棄不平等條約。蘇聯幫助中國革命，完全是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是發乎道義的、真理的等一套理論，都很動聽。
我即以他所說的話恭維他一番，同時向他陳述北伐時機的重要性，並反覆申述以前我和蔣氏所說的三大理由。鮑氏聞言默然，只說茲事體大，應從長考慮。其實，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此時都不贊成北伐，其原因，在我猜測，可能有兩種：善意的，他們可能認為我們力量太少，此時不能和北洋軍閥抗衡於戰場之上，應多多休養生息，到有把握時而後動；惡意的，他們可能因為中共在國民黨內部發展的力量還不夠，在軍政兩方面，他們滲透的根基尚薄弱，民眾運動除廣州外，尚未普遍，一旦國民黨勢力大張，奄有全國，對彼等的工作，自屬不利。所以鮑羅廷此時對北伐的態度非常冷淡。
我此次東下廣州，系專為策動北伐而來，除民眾團體熱心同情外，各友軍乃至黨政首腦、蘇聯顧問的反應，實是我意料所不及。幾乎使我有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的感覺。幸好李任潮對我的呼籲表示十二萬分的贊成和熱心，使我感到無限的安慰，故仍竭誠奔走疏通，最後卒使北伐成為事實。此一內幕，錯綜複雜，其中重大關鍵及轉折點，實為當時全國人民甚至國民黨一般同志所未能洞悉的。
四
李濟深原是在他到梧州以後我才認識的朋友，也是我入黨的介紹人。他原籍蒼梧縣，陸大畢業。初入北京陸軍部服務，後參加革命，到粵工作，任職於粵軍第一師，原師長便是忠於孫中山被奸人狙擊而殉職的鄧鏗將軍。該師幹部多系保定軍校出身，軍紀嚴肅，訓練裝備俱佳，為粵軍中的勁旅。
沈鴻英在西江被擊潰後，中山遂委李氏（時任第一師師長）為西江善後督辦。駐節肇慶，設行署於梧州。李氏豁達大度，忠實淳樸，和黃紹竑合作，二人頗能相得益彰。粵桂兩方賴以融洽無間，奠定後來兩廣統一的基礎。
此次我來廣州，和李氏朝夕過從，都能開誠相見，所以無話不談。我既覺中央尤其是多數軍事首腦，對於出師北伐反應冷淡，頗為失望。而李氏則一再鼓勵，勸我再接再厲，不可功虧一簣。他這種忠誠熱情，使我感激涕零。
某一晚，我和他促膝掬誠作竟夕之談，偶爾觸動靈機，半正經半玩笑地向他建議道：「你第四軍可否自告奮勇，抽調兩個師先行北上，待穩定湘南、湘東防線之後，我們便可有充裕時間，催促中央決定北伐大計。按照常理及當時地方習慣，第四軍乃廣東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奮勇，出省效命疆場，駐粵其他友軍系屬客人地位，實無不參加北伐而在廣東戀棧的道理。因就好的方面看，如第四軍出師勝利，他們固可樂觀其成，即使不幸失敗消滅，他們也可瓜分第四軍的地盤。鼓勵四軍北伐，何樂而不為呢？不過我相信以四、七兩軍的能征慣戰，一定可以把敵人打敗，甚至可以收復長沙，造成有利形勢，使中央不得不贊成我們的主張。」他聽完我分析之後，毅然不加考慮，脫口而出，連聲說贊成此一辦法。我繼續說：「明天中央政治會議開會，我已接得通知書請我列席。屆時我當重新提出北伐時機成熟的重要性，你即起立發言，附和我的主張，並請政治會議決議，准許第四軍先派部隊兩師，立刻動員北上入湘，截擊南下敵人。但是第四軍主力遠戍西江、高州、雷州、瓊崖等處，集中需時，而葉挺獨立團駐防廣州，朝發命令，夕可開拔，應使葉團先行，以壯前方士氣（此即葉獨立團先到安仁、祿田拒敵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