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兩廣統一與湖南之內訌
一
我們以少擊眾，消滅陸、沈的部隊，打退唐繼堯東侵之師，在短時期內統一廣西之後，全國莫不另眼相看。因三數年前，我李某、黃某、白某，位均不過中下級軍官，名不見經傳，且都是三十歲左右的青年。而我們的對手，如陸榮廷、沈鴻英、譚浩明、唐繼堯等，都是轟轟烈烈、中外聞名的老前輩，得勢享名凡十餘年，然不出三年，竟被我們一一剪除。統一後的廣西，軍事、政治都顯出一股空前未有的朝氣，為全國各地所無。而我們三人始終合作如一，彼此為建國、建省而奮鬥，毫無芥蒂存乎其間。以之和其他各省當軸的互相水火，如皖系、直系的分裂，國民黨內胡、汪、蔣三人之間的鬥爭，雲南唐繼堯和顧品珍的火並，貴州劉顯世和外甥王電輪的骨肉相殘，以及湖南和北方各省的內訌等相比，我們似確有人所不及之處。而廣西也因此薄負時譽。那時聯省自治、保境安民之風正熾，於是，川、湘、黔等鄰省，都紛紛派員來桂觀摩。
這些代表中，最受我們注目的，便是湖南省趙恆惕的代表葉琪。葉君那時在湘軍劉鉶第二師任旅長。他是廣西容縣人，陸小第二期畢業，後入保定軍校，與黃紹竑、白崇禧及廣西許多高級將領都有先後同學之誼。當時更有所謂「四校同學會」的組織，由陸軍小學、預備中學、保定軍校、陸軍大學四校畢業生所組成。因四校同學都和葉氏有相當學誼，趙恆惕即利用這種關係，派他來和我們就政治立場有所商洽。
葉琪於1925年冬季，銜趙省長之命，取道桂林來南寧和我們會晤。葉君既是我陸小同學，為人又豪放不羈，所以和我們無話不談。他此次回桂，所負使命約有三端。湖南當局鑒於廣西新近統一，生氣蓬勃，故盼湘桂兩省能採取同一政治立場，實行聯省自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能守望相助，攻守同盟，自然更為理想，此其一。如我們廣西當局有野心，想恢復以前陸榮廷囊括兩廣的舊局面，湖南當局願意出兵協助，同下廣東；但湖南當局之意僅在消滅廣東境內譚延闓和程潛所部的湘軍，不是想和桂軍分割廣東地盤，湘軍一滅，他們便班師回省，此其二。如以上兩項我們都做不到，則湖南當局希望我們不要為廣東方面所利用，至少在湘粵發生戰爭時，採取中立態度，此其三。
總之，葉琪實負著說客的任務，他的注意力尤集中於廣東方面。因那時廣州中央實行聯俄容共政策，聘請俄國顧問等事，招致全國的注目，而湖南當局疑慮更甚。他們認為廣東方面聯俄容共的結果，必將幫助被逐的湘軍回湘。如是，則趙恆惕、唐生智便首當其衝。為防患於未然，所以派一位廣西人葉琪和我們聯絡。葉君來時所攜除趙省長親筆函件之外，還有湘軍其他師長「四校同學」唐生智、賀耀組等的聯絡函件。
葉君已多年未回省，對省內情形頗為隔膜。他在湖南時聽說我們忠誠擁護廣州國民政府，便很不以為然。因此時外界謠傳廣東已經赤化，實行共產公妻制度。葉琪到南寧後，便責問我：「為何和廣州方面的共產黨合作？」我說：「我們國民黨自有我們的三民主義，我們為什麼要實行共產主義呢？」
還有，葉君在湖南久聞我軍紀律森嚴，戰鬥力堅強，而十分景仰。不意回桂後見我們的軍隊都是衣著不整的「叫化軍」。因為廣西當時財政困難，我軍的制服都是最粗的土製灰布製成，既易褪色，又易破爛，士兵著久之後，難免襤褸不堪。因之，葉琪覺得十分詫異，為什麼這一窩爛軍隊能打勝仗呢？但是他對我軍戰鬥力的堅強，體驗最深。先是，當陸、沈交兵之時，趙恆惕曾派葉琪、李品仙、馬濟等部入桂援陸。馬濟入廣西稍一交綏，便被沈鴻英打得棄甲曳兵而退。葉琪、李品仙則率師在黃沙河觀望一番，未敢前進。而沈鴻英後來和我軍交戰，不數星期，大軍兩萬餘人便一敗塗地。兩相比較，便知我軍和湘軍的戰鬥力是怎樣的了。這位葉將軍讚歎之餘，實百思不得其解。
葉琪對我們的新作風中，最感新穎的便是群眾運動。因為在國民黨改組之後，我們倣傚蘇聯，發動群眾運動。各縣都組織有農民協會、工會、學生會等。群眾大會經常舉行，情緒極為熱烈，軍民打成一片，如水乳的交融。這些，都不是華北和長江流域各省可比。有時我們也請葉將軍在群眾大會給我們講演，並請他指導，群眾輒報以歡呼和熱烈的掌聲。葉琪系初次見到這種熱烈的革命運動的場面，頗為感動。我告訴他說：「這就是革命運動啊！北方的軍閥遲早要被我們革命勢力所打倒，我希望你們湖南也能加入到我們革命陣營裡來！」葉琪聽了頗為嚮往，但和他所負使命又極相矛盾。看準葉琪這種矛盾心情，我便乘機責以大義。針對他的三項使命，我也以「三不可」說服他。
我說：「聯省自治在中國不可行，因聯省自治，事實上是否認中央政府，助長地方割據，為軍閥製造佔據地盤的借口。現在中國所急需的，乃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而非地方割據，這是一不可。我輩如為私心所嗾使而妄圖併吞廣東，勢必蹈陸榮廷的覆轍；粵桂相爭，也將永無已時，讓唐繼堯等軍閥坐收漁利，破壞革命，這是二不可。至於湘粵戰爭，我守中立一點，也不易辦到。因我們已在廣東成立國民政府，以前的湘軍，現在同為革命軍的一部。以後沒有戰爭便罷，如有戰爭，斷非湘粵地方主義之爭，而為革命和反革命之爭，湖南將首當其衝而已。我們既已許身革命，斷難置身事外，這是三不可。」我於是乘機勸葉琪加入革命。
葉琪初來之時，似頗自信三項使命必可完成其一。誰知他住久了，不覺為我們所感化，不但不圖離間我們和廣州國民政府的關係，反而對我們兩粵合作表示同情，頗有接受我們的勸告，加入革命的可能。我因而問他：「你看趙炎午會不會加入革命？」
葉琪搖搖頭說：「趙省長老了，只求保境安民，談不到革命了！」
我說：「那麼唐孟瀟呢？」
葉琪若有所悟地說：「唐鬍子倒很有野心！」
我說：「有野心就得啦！我們一定要把他拉入我們的革命陣營！」
自此以後，我們遂發動所有的報館、通訊社，一致宣傳葉琪是唐生智的代表，特來和兩粵革命當局會商湘、粵、桂合作的步驟。消息一出，不脛而走。港、穗、滬、漢各報競相轉載，弄得葉琪有口難辯，曾數度要求我更正。我說：「更正什麼啊？就做唐孟瀟的代表又何妨！」
這樣一來，不但葉琪來桂的三項使命一無所成，結果反而變成我們離間吳佩孚、趙恆惕、唐生智的工具了。
同時，我們也將葉琪奉命來桂的企圖，詳細密告中央各領袖，以免引起誤會。
二
就當葉琪訪桂的高潮期間，我們忽然接到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來電，說他將偕中央委員譚延闓、甘乃光到廣西來慰勞我們廣西軍民。因這時正是廣東方面二次東征之後，全省粗告統一，1月間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黃紹竑和我當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然兩廣表面上雖然合作無間，實際上仍系統各異。汪、譚此行的目的，顯欲以聯絡感情方式，圖進一步謀取兩廣統一的具體計劃，也可能因葉琪的到桂，不無有些疑慮而有此一行。我們當然復電表示歡迎。廣東方面因到南寧費時太多，希望我順流而下，他們溯江而上，到梧州會晤。我們也答應了。會晤的時間便決定在1926年1月26日。
時期將屆，我和黃紹竑便約葉琪一同去梧州，葉琪頗為躊躇。他原為圖謀對付廣東而來向我們疏通的，現在不但任務沒有達成，反要和我們一道去見廣州方面的代表，絕非其始料所及。還有，葉琪對譚延闓很瞧不起。譚氏的部隊便是在葉等追擊之下潰往廣州的。加以譚以前在湖南，老謀深算，八面玲瓏，周旋於湖南各派系之間的作風，也不是血氣方剛、豪爽痛快的青年軍人如葉琪等所習見，所以葉琪不願見他們。
我說：「你願不願見他們是另外一回事。現在我們都到梧州去了，你一人住在南寧也寂寞，不如和我們一道去梧州玩玩。」葉琪執拗我不過，就跟我們一道乘輪去梧州。汪、譚一行也於1月26日，由我方派往迎接的代表白崇禧陪同西上，到了梧州。我們既然是主人，少不了要發動群眾來一幕「盛大歡迎」。好在汪兆銘自刺攝政王以來便享盛名，誰不想一瞻風采，所以汪、譚等抵梧之時，軍民齊集江邊，真是萬頭攢動，歡呼之聲震動山嶽，盛況空前。葉琪雖未去歡迎，但也頗為此場面所感動。他嗣後曾說，想不到在他心目中需要打倒的人，在此地卻有如此的號召力。
這是我和廣東方面中央的領導人物第一次晤面。汪、譚二人都儀表堂堂，口角春風，對我們在廣西方面的成就稱讚備至。他們二人在我當學生期間便已全國聞名，都是我們所企慕的允文允武的英雄人物。今朝一見之下，他們滿口「救國」、「革命」，更說得順理成章，足開茅塞。所以此時我們對他們，尤其汪兆銘，真佩服得五體投地。
不過，我們對汪兆銘的革命理論多少也有點迷惘。如汪氏談起革命時，總是口口聲聲「革命的向左走」。一次在梧州郊外參觀，汪氏誤向左邊走去，我招呼他向右走。汪笑著說：「革命家哪有向右走之理？」我說：「向左走不通啊！」說得大家都大笑起來。但是我們當時便有些不解，本黨自有其革命程序，何必又一定向左呢？所以我們對他的一套革命理論也只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
在汪、譚初抵梧州之時，葉琪仍不願去見他們，但是譚延闓對葉琪反而頗為讚賞。當我向譚氏提及趙恆惕的代表葉琪現在梧州時，譚氏倒很想一晤。譚說：「葉琪年輕能幹，當年在湖南時，他居然把我們的部隊打得落花流水。」言下似頗有長者風度和「不念舊惡」的器宇。我因而把汪、譚的誇讚之辭轉述給葉琪聽，並勸他參加我們歡迎汪、譚的宴會。葉琪聽了這番「高帽子」，頗為高興，也就答應參加宴會。我告訴他，宴會上恐怕要請他發言。葉說，如要他公開發言，他就不去。但是最後他還是參加了。
歡迎汪、譚的宴會極為熱烈。我致歡迎辭後，便請汪、譚兩先生訓話。汪、譚兩氏除竭力稱讚我們統一廣西的成就外，對葉琪也順便誇獎了一番。隨後，我便請葉琪講話。葉琪在此場合下，也只有勉強應酬，投桃報李，對汪、譚恭維一番，引起熱烈掌聲，全場皆大歡喜。打破湘粵多少年來的夙怨，奠立湖南唐生智等日後加入革命的初步契機。
這時我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勸葉琪赴廣州一行，做初步的聯絡。葉琪聽了大驚。他返鄉的目的原系聯桂謀粵，如赴廣東觀光，豈非背道而馳！他堅持不去，並開玩笑地說道：「廣州他們在搞共產，我如到廣州，吳大帥知道了豈不要殺我的頭？」
我說：「吳佩孚能管你們湖南的事？縱使廣東方面在搞共產公妻，你去看看也無妨。相反，你看到了其中內幕情形，回到湖南去報告一些真情實況，說不定吳佩孚還會嘉獎你有膽有識呢！總之，去看看不算是壞事。」
經我們再三勸告之後，葉琪終於答應到廣州去看看。我便派白崇禧、夏威二人和葉琪同去，因他二人對廣州各界相當熟悉，是最合適的嚮導。白、夏、葉一行，於1月下旬隨汪、譚前往廣州，在廣州受到極大的歡迎。我們對葉琪此行的對外宣傳，自然仍說他是湖南唐生智的代表，前來兩廣聯絡的。此事在外埠各報已哄傳一時，葉琪如果是位謹小慎微的人，可能就有所顧忌而不敢去廣東，幸而他是個陽份人，痛快豪爽，不拘小節。他又系湘軍中的實力派，對本身行動有相當自由，不怕人家誤會。所以他在廣州酬酢一番之後，便取道香港、上海、武漢，回湖南去了。
三
汪、譚梧州之行，外間不明真相，稱之為「梧州會議」。其實，我們並未舉行任何會議。汪、譚西行的目的只在聯絡感情，他們也聲稱「慰勞」而來。不過我們彼此間雖未提出具體統一的辦法付之討論，然此行的影響，倒確實增強了兩粵團結的基礎。因汪、譚兩氏確曾順便道及兩廣黨政軍統一的必要，這和我們的期望正不謀而合。
我方遂於汪、譚返航時，派白崇禧為代表，前往報聘。白氏抵粵後，見廣東自統一以後，氣像一新，兩粵如能統一，則不難問鼎中原。乃根據我們的意見，正式提出確實統一兩廣的方案，以便將廣西軍、民、財、教等大政完全統一於中央政府之下，劃一辦理。中央也特設「特別委員會」來處理兩廣統一問題。經數度會談之後，2月19日白崇禧遂以皓電向我們報告。原電如次：
（銜略）吾省軍政前途，今後亟須上革命軌道，前電經已略陳，素為鈞座所明悉。欲負擔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務，在理論與事實上，均非將軍、民、財三政與廣東鎔成一片，直受中央支配不為功。政治關係省內，抑亦關係全國，自成風氣，實不可能。軍隊更改編製，尤與財政關係密切。即以軍隊而論，廣東革命軍確實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餉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將財政自理，則於士兵生活問題必難解決。結果必有貌合神離之象。而於政治建設方面，結果亦將演成閉門造車之情境，將來必為革命之阻礙，而吾國家之命運，亦必因而延滯。連日與中央諸公磋商，若吾省能將軍隊依照廣東編製，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財政交中央支配，則一切問題當能與中央合轍，由中央統同籌劃，互相調劑。此後對於革命任務，因屬共同負擔，而於補助接濟方面，亦已痛癢相關，不能秦越相視矣。禧知兩公對於革命重要，已有深刻認識；對於革命工作，已有堅確決心，歷年奮鬥，其目的在救中國，非救區區之廣西也。禧抵粵以來，見中央對廣西僅抱聯合的態度，一切設施規模大小，目光在粵省，不似統一全國機關，於將來革命政府之發展，諸多妨礙。已對汪、蔣、譚諸公自動提出先將兩廣確實統一，此種主張，駐粵各方極端讚許，想兩公必然贊同。現因體念上級官長，以圖節省電報來往時間起見，由汪先生發議組織一中央特別委員會，討論兩廣統一辦法，先將軍事、財政統一，次再及其他條件。議決案由禧帶回南寧，交兩公核奪認可後，交中央軍事政治委員會議決，由國民政府執行。巧日開始討論，兩公有何意見，請速電示為禱。白崇禧叩皓印。
我們復電同意後，白崇禧復和中央洽談很久，然兩廣統一，仍有許多困難。例如軍隊改編問題，當時我們廣西部隊有兩個系統，實力和人數，相當兩個軍而有餘。1924年總理北上前，曾委我和黃紹竑為第一、第二軍軍長。此時中央想改編為一軍，事實上不無困難。其次即為軍費和財政上的困難。廣西為一窮省，一向不能自給，在清末即依賴湘、粵兩省協餉。此次如由中央統一辦理，中央便須彌補廣西費用的不足，這點中央顯然感覺困難。而我軍如按中央各軍標準，由中央財政部發餉，則中央「虧本」尤大。其實，中央可以要我們裁減兵額，我們當然可以照辦。不過此事中央頗難開口，因值此戎馬倥傯時期，練兵之不暇，斷然不能裁軍。因此項問題無法解決，白崇禧遂未得要領而返。
3月間，我們又派黃紹竑為代表，和白崇禧再度赴粵會商。歷時很久，才將問題解決。
第一，我方自動放棄改編為兩個軍的要求。將廣西兩軍合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由我擔任軍長，黃紹竑擔任黨代表，全軍共轄九旅二十一團及炮兵、工兵等營。茲將第七軍的編制列於下：
軍 長 李宗仁
黨代表 黃紹竑
參謀長 白崇禧
第一旅旅長 白崇禧（兼）
第一團團長 陶鈞 第二團團長 呂演新
第二旅旅長 俞作柏
第三團團長 李明瑞 第四團團長 李朝芳
第三旅旅長 劉日福
第五團團長 張國柱 第六團團長 龔壽儀
第四旅旅長 黃旭初
第七團團長 許宗武 第八團團長 林暢茂
第五旅旅長 伍廷颺
第八團團長 陸受祺 第十團團長 梁朝璣
第六旅旅長 夏 威
第十一團團長 韋雲淞 第十二團團長 葉叢華
第七旅旅長 胡宗鐸
第十三團團長（缺）[1] 第十四團團長 楊騰輝
第八旅旅長 鍾祖培
第十五團團長 尹承綱 第十六團團長 周祖晃
第九旅旅長 呂煥炎
第十七團團長 楊 義 第十八團團長 蒙 志
獨立第一團團長 陳濟桓
獨立第二團團長 羅浩忠
入伍生團團長 呂競存
炮兵營營長 羅傳英
工兵營營長 馬典符
當時廣東方面的編制，採用蘇聯式的「三三制」，自班、排，至師、軍的編制，都以「三」為遞進：三班一排，三排一連，依此類推。我軍的編制卻稍異（詳下章）。
至於財政，仍由廣西自理，第七軍軍餉也由廣西自籌，中央暫不過問。軍財兩政既由廣西自理，黨務自然也由廣西當局斟酌地方情形，呈請中央核辦。誰知這一黨務獨立，日後竟獲致意想不到的善果。廣東當時國共糾紛已日漸顯著，嗣後國共紛爭擴大，我們廣西能夠維持一片清白，就因為此。
到此，統一會議中各項問題，才粗告解決，兩廣總算正式統一於國民政府號令之下。到1926年6月，中央正式頒布《省政府組織法》，民政長公署才遵命結束，改設廣西省政府，黃紹竑被任為省主席。
廣西為廣東以外由中央直接管轄的第一個省份。我們經數年的血戰，才把全省統一；復以全力將軍、財、民、教各政整理就緒之後，赤膽忠心將全省毫無保留地雙手捧獻中央。不幸當局目光短小，氣度狹隘，滿腹生意經，竟認為統籌辦理廣西省務為「蝕本生意」，而不願接收，硬性責令我們「自理」，使廣西形成半自治狀態。此例一開，國家法度全失。其後，中央本可「賺錢」的省份，如湖南等，在我軍克復之後也循例「自理」，鬧出各省割據之局。而始作俑者，厥為中央政府的負責人，豈不可歎！
四
當我們兩廣軍政統一逐漸完成之時，湖南內部趙、唐的分裂也日益顯著。此時兩湖一帶的政局，最高執政者表面上仍是吳佩孚。吳自稱討賊聯軍總司令。趙恆惕是湖南省省長，名義上是受吳佩孚管束的。況岳州重鎮，自1919年以來即為吳氏親信部隊的防地，湘當局常受其監視。趙省長之下，有省防軍四師，師長是賀耀組、劉鉶、葉開鑫和唐生智。唐生智又兼「湘南督辦」和「水口山礦務督辦」，控制湘南最富的水口山鋅礦，所以他的第四師是湖南省防軍中訓練和配備最佳、人數最多的一師。
然而唐、趙、吳之間，表面上雖有隸屬關係，事實上卻是各不相能的。吳佩孚為圖著實控制湘省，暗中拉攏唐生智以制趙，以收分化統治之功。因湖南自譚延闓、程潛被逐出境之後，儼然成為趙家天下。且直奉第二次戰爭，吳氏慘敗，直繫在長江流域的勢力驟減。孫傳芳於曹錕賄選時，對吳的態度已是陽奉陰違，使吳有尾大不掉之感。吳佩孚乃玩弄手法，以分化趙恆惕的部下。當時唐生智業已桀驁不馴，得吳大帥接濟械彈，遂更無忌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