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6日，露蒂返回了耶路撒冷。兩天後，我的父母返回了布克維納的蘇恰瓦。這是在我母親做完手術之後，要證明手術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接下來的日子是利奧波德·布盧姆有可能開始四處漫遊的日子，他可能比我本人還要超然。可假如就像流亡的詹姆斯·喬伊斯似乎想要表達的那樣，都柏林不怎麼像一個實實在在過日子的地方，那麼1986年春天的布加勒斯特就達到了連譏諷也不足以表達的衰敗程度。就連客邁拉們都無法在拜占庭式的社會主義的迷宮中生存下來。似乎每樣東西都將陷入衰朽與死亡，包括客邁拉。面對這些不可避免的事，一位作家只能要麼變成小說中的人物，要麼徹底消失。
我仍然應當是個作家。按照當時在布加勒斯特的說德語的文人中的傳言，我已經獲得了聯邦德國授予的某種獎項。然而，前往都柏林的邀請函從未變成現實。難道這一切全都是布加勒斯特的知識分子的閒言碎語中的憑空捏造？一向以做事嚴謹聞名於世的德國權威，即使在這個例子中，他們只是些文化權威，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毫無疑問，他們不會忘掉通知我獲獎的消息，如果獲獎的事是真的話。因此，一連幾個月，懷疑和希望對位出現。最終，我決定採取行動。
6月16日，也就是詹姆斯·喬伊斯派他的主人公、新時代的尤利西斯利奧波德·布盧姆在都柏林四處閒逛的這一天，我到了警察局，填寫一份護照申請書，要到腐化墮落的西方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旅行。我留下了我神秘的數字和名字，讓命運去做解釋。
我口袋裡放著一條早已爛熟於心的信條：「我將不為我不再相信的事物服務，無論它稱自己為我的家、我的祖國還是我的教堂。」我終於要離開了，我拒絕在這個我曾希望被承認是個作家的地方成為純粹的小說中的人物，我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將不會死在我出生的地方。不過，在流亡過程中，我將只能成為一個小說中的人物——一個沒有國家和語言的尤利西斯嗎？然而，我別無選擇，我已經編好了延遲不歸的理由。
我反反覆覆地將那愛爾蘭人的信條閱讀過很多遍，我對它瞭然於心，但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將它寫下來，像某種身份證一樣，把它放在我的口袋裡，是件重要的事。「我將不為我不再相信的事物服務，」我一面慢慢地向對應的隊列走去，一面默默地重複道，「無論它稱自己為我的家、我的祖國還是我的教堂；我將努力在某種盡可能自由的生活或藝術模式中表達自我。」該信條值得重複：「……盡可能自由和完整地。」接下來的字句使那個對我來說的紀念日和我選擇的慶祝方式合理合法化：「……在進行防衛時，我只使用我允許自己使用的武器。」是的，「……在進行防衛時，我只使用我允許自己使用的武器——沉默，流亡和詭詐。」「流亡」這個詞在那個週年紀念日——布盧姆日，揭示了它真正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