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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皇帝到節度使，乃至下延到最低一級的臣僚，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總要使治下諸人勢力分散；而下一級的人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與利益，總會盡可能地抱團結黨來與上級或同級相抗衡。所以皇帝總怕大臣結黨，大臣們也總是會以門生、故舊、親屬、同鄉等扯得上抑或扯不上的關係締結政治同盟，勢單力薄的人輕易就被異己力量逐出競技場。
人只要形成組織，形成某種政治結構，這種變化就會悄然發生。當你覺醒的時候，各種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早已盤根錯節，任你是再英明的君主也終會徒喚奈何。
政府裡的利益集團，古人稱為朋黨。
朋黨是一個貶義詞，因為孔子分明說過「君子不黨」。君子只對自己的良知負責，就算他被劃入了某個朋黨，也不會為了黨派利益而做出違背良知的事來。君子以道義為指歸，小人以利益為指歸，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只有小人才會千方百計地搭建人脈，籠絡同僚，靠結黨抱團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撈取更大的利益。君子重義不重利，道不同則不相為謀，不論這會使自己損失多少潛在的利益。
當然，在孔子的時代，以及孔子理想中的西周禮制社會裡，君子即貴族，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世襲采邑，這是重義不重利的物質資本；小人既沒有世襲的高貴地位，也沒有優渥的祖宗產業，必須靠雙手獲得生存之資，做事若不以利益為依歸便很難生存下去。所以，君子與小人之別與其說是道義的選擇結果，不如說是自然的流變使然。
然而，世家大族雖然是古君子誕生的土壤，但對於專制皇權來說也是一種潛在的不安定因素，所以唐王朝自開國以來，對於各大門閥一直採取或明或暗的壓制政策。其實科舉制度的意義不僅僅在於為國家選拔人才，也在於給寒門子弟一個機會，使寒門子弟越來越多地走上仕途，漸漸沖淡世家大族子弟在政府中的比重。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的變遷，使周代基於封建采邑制度的君子之風漸漸讓位給了小人的道德。從高官顯爵到幕僚佐吏，結黨營私、弄權舞弊之類的事情已經很難再在他們的良知深處激起任何程度的不安了。
更何況就連皇帝都做出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表率，於是人們難免疑惑：所謂忠君報國，那樣的君還值得忠嗎，那樣的國還值得報嗎？中晚唐的人們始終記得，當安史叛軍逼近長安的時候，一代明君唐玄宗趁著拂曉時分秘密逃亡；為了保證行動的機密性，非但對朝臣和禁軍做了諸多欺騙性的安排，甚至還將宮外的皇子和皇孫們棄置不顧，聽任這些至親骨肉在即將到來的叛軍鐵蹄下自生自滅。即便普通人可以理解這是一國之君對臣僚與百姓所忍心做出的事情，也無法相信這會是一個祖父對孫兒做出的事情。
安史之亂以後，朝政愈來愈亂。唐德宗繼位之後，很有一些重振朝綱的想法，無奈形勢大過人力，朝綱一發而不可收拾。就在唐德宗剛剛繼位的那年，下詔說：「天下冤案積留未決的太多，州府衙門疏於受理，所以現在聽憑蒙冤受屈者到京城敲登聞鼓投遞訟詞，中央政府會安排專人受理。」這確實不失為一項善政，但沒過多久，就有朝臣上書說：「現在敲登聞鼓的人太多，訴訟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如果這些事情也要天子一一過問的話，哪裡還需要各個職能部門的官吏呢？」無奈之下，唐德宗將訴訟事宜全部發還各個有關部門，蒙冤者們剛剛燃起的一點希望轉眼便被冰水澆熄。
當然，無論怎樣的時代都有它的適者。就在這樣一個唐德宗的時代裡，令狐楚，國初十八學士之一令狐德棻的後裔，憑著過人的文采以及對朋黨的忠誠，展開了自己平步青雲的發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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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楚，字殼士，自號白雲孺子，家中排行第四。令狐楚從小就是一個傳奇人物，五歲時便能寫作辭章，後來的發展也不曾辜負神童的聲譽，二十出頭就考中了進士。要知道唐代科舉考試錄取比例小得可憐，千人之中也未必有一人能中進士，若非出類拔萃的才子，絕無可能勝出。
如此耀眼的人才，自然是王公巨卿們競相延攬的對象。令狐楚選擇了太原幕府，在那裡從掌書記做到判官，所有重要文書都出自他的手筆。唐德宗恰恰是一個雅好文學的皇帝，令狐楚的斐然文采使德宗大為傾倒，每次收到太原來的奏章，一定能辨認出哪些是令狐楚所作。因著這個緣故，幾經輾轉之後，令狐楚終於被調進了中央政府。
到了憲宗時代，令狐楚負責起草朝廷詔書，每寫一篇都會立即為人傳誦。這實在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本領，政府公文畢竟不同於散文隨筆，既沒有滄桑真情可以感人肺腑，又不可以汪洋恣肆地將個人見解一吐為快。政府公文的要領無非兩點：內涵上要善於揣摩上意，將主上想說卻不便說的意圖巧妙地表達出來；修辭上要規行矩步、字斟句酌，稍有差池就可能招致嚴重的政治後果。所以，這樣的稿子要能寫得文采動人、斐然成章，寫到不但令主上滿意，更令眾人爭相傳誦的地步，簡直就是傳奇。
人在仕途，無論加不加入朋黨，都要面對最基本的人際關係問題：結交哪些人，疏遠哪些人，這裡邊大有學問。對於一些心思卑劣的人來說，一輩子的做官經甚至全在這裡。令狐楚當時與兩個人最是要好，一是蕭俛，一是皇甫。蕭俛並不是十分耀眼的人物，而皇甫是唐代歷史上最出名的幾個大奸大惡之一。在導致唐王朝走向衰敗的這場大戲裡，皇甫有著很重的戲份。
當時皇甫剛剛受到憲宗寵信，他馬上做了每一個奸臣在上位之初都要做的事情：引薦黨羽。憑著皇甫的鼎力推薦，令狐楚和蕭俛再獲陞遷，成為權力核心裡的一分子。就在這個時候，令狐楚和奸相李逢吉也生出了惺惺相惜的感覺。
後來憲宗為了討伐割據蔡州的節度使吳元濟而重用裴度，裴度與令狐楚不和，令狐楚被外放為華州刺史，李逢吉也受到牽累而罷相。但是，當令狐楚離開長安以後，其他人擬撰的詔書總是不合憲宗的心意，憲宗每每怒摔詔書草稿，思念起令狐楚來。
自此以後，令狐楚的命運牢牢地與李逢吉、皇甫、蕭俛等人結合在一起，在綿延四十年的牛李黨爭中，令狐楚成為牛黨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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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令狐楚出任東都留守兼東畿汝都防禦使，李商隱所居的鄭州正在令狐楚的轄區內。此時的李商隱年近弱冠，該是走上仕途的時候了。
我們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知道，令狐楚的到任究竟在李商隱的心裡激起了多大波瀾，但可以想見，令狐楚在當時的李商隱心中絕對是一位值得心慕手追的偶像。以文采揚名天下，擔負朝廷制誥的擬撰之責，因此得蒙皇帝賞識而出將入相……令狐楚的人生經歷正是李商隱渴望以亦步亦趨的方式再現一遍的。後來李商隱在給令狐楚的一封信裡這樣說道：「某才乏出群，類非拔俗。攻文當就傅之歲，識謝奇童；獻賦近加冠之年，號非才子。」李商隱不自覺地以自己的人生與令狐楚的人生相比較：在同樣的年齡段裡，自己剛剛從師就學，令狐楚已經以神童聞名；自己到了將行冠禮（古代的成人禮）的年紀時才以文賦拜謁令狐楚，求得後者的賞識，而令狐楚在加冠之年已經進士及第，為王公巨卿競相延攬。李商隱自負才華，他清楚自己起點略低，起步略晚，但他對未來懷著一份不可動搖的信心。自信，從來都是生命力最突出的標誌，是年輕人魅力的源泉。
在唐代的風俗裡，尚未成名的青年俊彥總會精選自己的得意詩文投獻給地方長官，地方長官也有義務接待各種各樣的投獻和拜謁。絕大多數交往都起始於禮節性的寒暄，終止於禮節性的告別，畢竟既不是所有的長官都懂得詩歌文章的優劣，亦不是所有的年輕人都有一份與其自信相稱的才華。令狐楚是一代文宗，凡人俗筆入不了他的法眼，在他一生所接受的數量驚人的投獻和拜謁裡，他真正看重的只有李商隱區區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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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這種東西並不神秘，在很多時候也並不珍貴，即便兩個人性情相反、志趣不合，但在共同的環境裡相處久了，或多或少也會有些感情。所謂日久生情，無非就是這個道理，感情歸根結底就是「熟悉」。
人對熟悉的迷戀是深深寫在基因裡的，因為熟悉是最能帶給人安全感的東西，而安全感是生存中最不可或缺的東西。人對熟悉有多麼迷戀，對陌生就有多麼排斥，所以我們對其他城市的風俗習慣、對其他階層的思想觀念天然就有一種厭憎之感，這種心態只有靠海量的閱讀和廣博的閱歷才能克服。而閱讀與閱歷的作用不過是增廣見聞，將無數的陌生變成熟悉，從而見怪不怪罷了。
所以，人的家園之情以及對同胞的感情都來自熟悉，不是理性的選擇，而是天性的選擇。理性之愛是另外一種東西，諸如一位政治家對另一位政治家的欣賞、一位音樂家對另一位音樂家的欣賞、一位文學家對另一位文學家的欣賞，那種惺惺相惜之愛不是來源於感情的契合，而是來源於靈魂的契合。這是一種更高級的、從來只屬於少數人的專利，不是任何凡夫俗子所能分享一二的。
作為一代文宗，令狐楚一定從年輕的李商隱身上尋到了這種靈魂契合的感覺。其實，兩人的文風絕不相類，令狐楚以駢文名揚天下，屬辭比事精當妥帖，情緒被小心翼翼地閉鎖在理性的大門之外；而李商隱素來所學只是古文，在文章方面不以辭採取勝，偏偏追求樸拙渾厚、淡而無味的感覺，兩人的差異一如清泉之於烈酒。
但令狐楚就是鍾情於李商隱這道清泉，想把他留在自己身邊，悉心栽培他。不僅如此，令狐楚甚至讓李商隱與自己的兒子們共學同游，這是完全將他當作子侄相待了。令狐楚是做過宰相和節度使的朝廷顯宦，李商隱只是一介寂寂無名的貧寒士子，這樣的賞識與厚遇簡直如夢似幻，在旁人看來只能道一句「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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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這一年裡，元老重臣白居易退出了核心政治圈，以位高榮寵的閒職來到令狐楚轄下的洛陽養老。這位當年政壇的風雲人物如今只想遠避黨爭、優遊度日，再也沒有了往昔的稜角與鋒芒，全部所餘只有資歷和名望。這些資歷與名望，對於白居易本人來說只不過是他得以優遊度日的一點資本；而對於那些懷有仕進野心的人來說，是一份不可小覷的政治財富。
當令狐楚準備拜訪白居易的時候，白居易以詩相迎，詩中有這樣的言辭：「應將筆硯隨詩主，定有笙歌伴酒仙。只候高情無別物，蒼苔石筍白花蓮。」他的花園裡有筆硯，有笙歌，有詩有酒，有蒼苔石筍，有白色的、盛開中的蓮花，一言以蔽之：對於任何一位滿懷風雅之心的士大夫來說，這裡除了政治，應有盡有。但令狐楚偏偏是為了政治而來的，還帶來了一個正在汲汲尋覓政治階梯的年輕人：李商隱。
哪怕對於那些天生善於左右逢源的人來說，只要是出身寒門，搭建人脈就不可能是一件輕鬆的工作。而最難的就是敲開第一扇門，得到第一位貴人的汲引，將你帶進他那光芒四射的社交圈子裡去。李商隱是幸運的，他以過人的文采打動了令狐楚的心，從此進入了上流社會的社交網絡。
他已經獲得了與令狐楚的兒子們同游共學的資格，如今他又被帶進了白居易的宴會裡，在這位政壇名宿、詩壇盟主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華。這是多少寒門士子夢寐以求的機會，而李商隱似乎相當輕易地就得到了它。
多年之後，李商隱回憶這次宴會的經過，說自己有幸和白居易當面交談，受到後者的賞識而名列於門牆之內。而白居易對李商隱的賞識完全出於詩人的慧眼，並不僅僅是禮節性的稱許而已。
晚年的白居易極愛李商隱的詩文，甚至說過希望自己死後能轉生為李商隱之子的話。後來在白居易去世數年之後，李商隱生了兒子，取字為「白老」。但白老漸漸長大之後，性情竟然頗為鄙鈍，完全不具其父及白居易的聰慧，以至於以促狹著稱、在詩壇上與李商隱並稱「溫李」的詩人溫庭筠戲稱道：「白老怎麼看也不會是白居易的轉世吧！」其後李商隱又生一子，取名袞師，聰俊非常。李商隱寫詩說：「袞師我嬌兒，美秀乃無匹。」這位袞師，倒真有點像是白居易的後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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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在這一年裡，李商隱的業師李處士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三歲。李處士之死在李商隱的人生履歷中是一件頗有象徵意義的事件，因為正是從這一年開始，令狐楚將取代李處士的角色，帶給李商隱全新的教育與全新的生活，而李商隱亦將在不滅的感恩之心裡不得不忘記李處士教給自己的全副本領，以改弦更張的姿態從半賤役、半隱逸的生活裡脫離出來，走上世人公認的金光大道。
在這個命運的轉捩點上，李商隱哀悼著、憧憬著。歷史彷彿已成陳跡，前途彷彿一片光明。十月，李處士葬於滎陽壇山故丘。十一月，令狐楚由東都留守調任天平軍節度使，李商隱被闢為幕府巡官，隨令狐楚東行赴任。
唐代節度使有開府之權，可以自建官署，稱為幕府，幕府裡的官員稱為幕僚。節度使是幕府之主，亦稱幕主，有自行任命幕僚的權力，不受中央約束。所以節度使常常會與中央政府爭奪人才，尤其是那些懷有政治野心的節度使，會不計成本地延攬名士入幕，一則以提高聲譽，一則以儲備人才。即便是中央可以完全掌控的藩鎮，幕僚的薪資待遇也明顯要比京官優渥。
如果說中央政府對藩鎮幕僚仍有一絲約束的話，那就是規定了節度使在聘任幕僚的時候只能聘任那些有功名在身的人。而李商隱當時還不曾參加過科舉考試，自然不曾考中過任何功名，所以在天平軍節度使的幕府裡，只有他一個人穿著白衣。
白色是禮制社會裡對平民百姓的規定服色，這正是「白丁」一詞的詞源所在。所以，後來在令狐楚身故之後，李商隱為他撰寫奠文，深情地懷念這段初入幕府的日子說：「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既感念於令狐楚破格提拔的知遇之恩，亦有幾分掩抑不住的自負。
那時候，李商隱似乎就要平步青雲了，但一個至關重要的關節是他尚未知曉的：因為唐代政治的特殊性，所以對於幕僚而言，最重要的素質不是工作能力，而是對幕主的忠誠度。
這有點近似於周代的封建制，幕僚如同諸侯的家臣，諸侯對天子效忠，家臣對諸侯效忠，換句話說，家臣不可以越過諸侯而直接向天子效忠。而與周代封建制不同的是，唐代藩鎮幕府的效忠體系是一種潛規則，大家雖然心知肚明，但名義上無論是誰都應該效忠於皇帝。
而那些政治敏感度不高的人，總是很容易忽視潛規則的存在，於是在他們滿懷熱忱地追求政治理想之時，悲劇的因子便每每伏伺在側。這是一個雖然淺顯但生死攸關的道理，卻沒有人來教給李商隱。當他信心滿滿地追隨令狐楚踏上東行之路的時候，不知道可還記得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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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行途中，李商隱以詩筆記錄見聞，寫下了那首著名的《隨師東》：
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鬥心。
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
但須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
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
這是一首杜甫風格的七律，記錄沿途戰亂的瘡痍以及在瘡痍中對時局的思考，以兼濟天下的胸懷與年輕人特有的熱情提出了天真而略帶傻氣的政治見解。這一點傻氣將會伴隨李商隱的一生，使他成為一個四處碰壁的詩人，而非一名左右逢源的政客。
市井中人最愛講「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而在真正的學問與文章的世界裡，從來沒有這種市儈邏輯的一點位置。從來不會有人身兼詩人與市儈這兩個角色，事實上，離詩人越近，就離市儈越遠，也就離世俗的幸福生活越遠。
然而，無論任何時代，永遠都是市儈們的天下，李商隱東行之時的太和初年亦不例外。李商隱途中所見所聞的兵火劫灰，與其說是英雄與梟雄們的修羅場，不如說是大市儈與小市儈們的集市，一切像模像樣的鏖戰歸根結底都只是買賣當中的不同姿態而已。
數年之前，即唐敬宗寶歷二年（826年），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代父自立，朝廷無力過問。直到唐文宗太和元年，新皇帝才決定重振朝綱，調集諸鎮兵馬討伐叛逆。
此時的唐王朝，府兵制度已然瓦解，朝廷只有以藩鎮克制藩鎮，藩鎮兵馬幾乎與僱傭軍無異：節度使在轄區內自行募兵，自籌錢糧以養兵，一旦遇到朝廷徵調而出境作戰，出境之後的錢糧轉由朝廷供給。
所以討叛的時間越長，討叛藩鎮的獲利也就越大。《資治通鑒》記載，雖然河南、河北各大藩鎮圍剿李同捷，但戰爭曠日持久，討叛軍每有小勝，就向朝廷虛報斬獲人數以邀功求賞，而朝廷全力供給諸軍糧餉，在作為帝國財稅中心的江淮地區徵收重稅，搞得百姓疲敝，民不聊生。於是在普通百姓的心裡，兵是否比匪更壞，中央政府是否比叛亂分子更壞，這類問題的答案已經越來越不清晰了。
太和三年四月，李同捷叛亂終告平定，然而在戰亂波及的地區，民生之凋敝已經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尤其是橫海鎮的治所滄州，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所存者十無三四。令狐楚調任天平軍節度使，天平軍的治所鄆州（今山東鄆城）距離橫海鎮的治所滄州並不甚遠，故而李商隱一路行來，呼吸的空氣裡總有濃濃的劫灰味道，《隨師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
首聯「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鬥心」感歎討伐李同捷之戰雖然規模不大，卻使天下為之疲敝，頷聯「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譴責軍令不嚴，將軍們只一味地貪功冒賞。李商隱詩歌精於用典的特色在這裡已經初見端倪了：馬謖失守街亭，導致蜀漢北伐失利，被諸葛亮以軍法處斬，而這樣嚴明的軍紀在討伐李同捷的戰爭中從未被人聽聞；晉軍伐吳，大將王濬向朝廷報功，說自己已經斬獲了吳國主帥孫歆的頭顱，後來卻是杜預擒住孫歆生獻洛陽，此事傳為一時笑談，而在討伐李同捷的戰鬥裡，所謂斬首報功，大多只是荒唐的虛報罷了。
詩的頸聯，（yuezhuo）是鳳凰的一種，築巢於天帝所居的阿閣之上，「巢阿閣」比喻賢明的宰相居於朝廷樞紐，主持朝政。鴟鴞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貓頭鷹，古人以之比喻兇徒，泮林則是周代天子與諸侯宴飲集會的場所。這一聯的含義是：只要賢相在朝，哪裡容得節度使擅行割據之事呢？
憲宗朝的名相裴度鐵腕打擊割據勢力，造就元和中興的局面，而裴度罷相之後，河朔節度使復叛，這是李商隱念念不忘的一段現當代史。而此時出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也曾入朝做過宰相，他是否還有回朝復職的希望呢，是否能成為第二個裴度，為衰勢中的大唐王朝力挽狂瀾呢？在這個「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的戰後世界，李商隱對令狐楚理當懷有如此期待吧？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尚未降生的那個元和年間，令狐楚和裴度曾是一對政敵，在藩鎮割據的問題上，裴度主戰、令狐楚主和，裴度甚至為了主戰的大局所需，以不甚光彩的政治手腕將令狐楚從核心權力圈排擠了出去。
以令狐楚的身份與識見，看到「但須鸑鷟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這樣的詩句，或許並不會多想什麼，不會對尚未看清世界真實面目的李商隱生出任何芥蒂，但李商隱竟然會在這種時候提起賢相與藩鎮的關係問題，提起裴度的元和舊政，只能說明他還是一個心思不密的孩子。在權與利的修羅場上，「言多必失」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言多而又喜歡直抒胸臆的人從來都只會碰得頭破血流，這就是為什麼任何一名真正的詩人一旦踏入權力場便只能以悲劇收場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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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楚調任天平軍節度使，這絕非一份輕鬆的工作。天平軍曾經是李正己、李師道的割據之地，治下的軍吏、百姓早就與唐王朝離心離德，如今雖然地盤已經重歸中央掌控，但人心能否平復，政令能否通達，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早在憲宗元和年間，裴度主持討伐淮西吳元濟的時候，叛亂分子多次潛入潼關，在長安城裡大搞恐怖活動，任憑朝廷如何嚴查死守都無濟於事。直到李師道敗亡之後，朝廷收繳了李師道的機密文件，發現其中有大量賞賜潼關官吏、士卒的案卷，這才知道朝廷的各個重要崗位上都有叛賊安插的臥底。而令狐楚此次受命坐鎮的地方，正是當年叛軍幾代經營的心腹要地，是恐怖組織的基地所在。
朝廷派令狐楚坐鎮天平軍，也算是煞費苦心了。倘若派來的是裴度的一黨，難免會引起當地人的反感，而令狐楚恰恰是裴度的政敵，是當年著名的主和派，另一方面，令狐楚曾任宰相，以故相的身份下臨一方，施政阻力總會小些。這種微妙的局面正是高明政客最理想的競技場所，令狐楚也許不是一個耿介無私的人，但絕對是一名老練的政客，他有能力應付天平軍大大小小的事宜，而對於年輕的、剛剛入世的、滿懷政治理想的李商隱來說，這實在是再好不過的學習機會了。
然而，天真的眼睛從來看不到紛擾的世情。在凡夫俗子的眼裡，李商隱如同一頭闖入了春季花園裡的牤牛，似錦繁花於他只是枉然，他滿心狂喜向著草料一頭奔去。這草料，就是駢文的寫作技巧，是令狐楚藉以成名的本領。
李商隱看到了令狐楚的成功，也看到了令狐楚表面上藉以成功的本領，他相信自己也有同樣的甚至更高的天資稟賦，只要亦步亦趨，便不難複製令狐楚的成功軌跡。可想而知，假如令狐楚寫一部自傳的話，一定會不惜筆墨地渲染自己的文采，渲染自己文采背後的天資與勤勉，渲染自己是如何憑文采理所當然地贏得了皇帝的賞識和眾人的欽羨。他講得一點沒錯，或許任何一個細節都不失實，但這一切只是事情的表面，還有許許多多只能讓人心領神會的因素是他無法講出、旁人也無法複製的。
就在天平軍節度使的廳壁上，劉禹錫撰寫的《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赫然在目，概述天平軍的歷史人事，頌揚令狐楚的政德殊勳，這是天平軍所有幕僚日日習見的東西。然而有誰深究過令狐楚和劉禹錫的交往史呢？誰知道令狐楚曾經如何為了一己前途而對列入政治黑名單的劉禹錫避之唯恐不及，背叛了多年的深情厚誼，又如何在多年之後小心地修復與劉禹錫的關係，請他撰寫這篇《廳壁記》呢？這才是仕途生存的要領，而天生就是詩人的李商隱只從令狐楚的頭頂上看到了文采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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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楚極賞識李商隱的文學才華，將自己藉以成名的駢文技巧傾囊相授。
在此之前，李商隱隨他那位不食人間煙火的族叔學了一手出色的古文，但古文只屬於古代，屬於只可以欣賞卻毫無實用價值的文體，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李商隱如今已是幕府巡官了，一應公文都必須依照慣例以駢體書寫，這種流行的、所有人都司空見慣的文體對於年輕的李商隱來說是全新而陌生的。但這又有什麼關係，以他的天資與功底，再加上令狐楚的親授，他很快就可以寫得駕輕就熟、圓融無礙。
這個時期正是李商隱夢想高漲的時期，他有幸成為天下第一駢文高手的入室弟子，也是恩師最得意的弟子，憑著這手文章本領，科舉的桂冠豈不是近在咫尺嗎？進而可以入翰林、知制誥，負責朝廷詔書的草撰，像元稹和恩師令狐楚一樣憑著文采而位極人臣。在那段日子裡，光輝的未來是如此的真真切切、觸手可及。在一襲白衣裡夢想華袞，對於任何一個底層青年而言，再沒有哪種幸福感更甚於此了。
李商隱有《謝書》一詩寫給令狐楚，短短的四句詩裡飽含著感激與夢想：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
自蒙半夜傳衣後，不羨王祥得佩刀。
所謂「半夜傳衣」是禪宗故事：五祖弘忍於半夜時分秘密傳授法衣給弟子慧能，使慧能成為禪宗六祖。「王祥得佩刀」的故事出自《晉書》：呂虔有一把佩刀，有善於相刀之人看出這是一把寶刀，只有榮登三公高位的人才能佩帶；呂虔便將這把刀贈予王祥，說道：「普通人佩帶寶刀只會給自己招來禍患，而您有國家重臣的器量，將來成就定然不凡，所以我才將這把刀贈送給您。」王祥推辭不過，只好接受了呂虔的好意，後來王祥果然仕途通達，位至三公。李商隱用這兩則典故，是說自己得到令狐楚傳授的駢文寫作之法，如同六祖慧能得到五祖弘忍的衣缽，亦如王祥得到呂虔相贈的寶刀。這不是禮節性的誇張語，而是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對未來溢於言表的躊躇滿志。
李商隱當時無論如何都不會料到，多年之後自己依然沉淪下僚，任妙筆如何生花，也無非是在幕府裡供人差役，入世的起點彷彿始終都是終點一般。那時，他將再也無法面對此時的他：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這首詩是《漫成五章》之一，是《謝書》十七年之後的作品，感歎自己雖然深得令狐楚的駢文真傳，當年自信也能像恩師一樣憑借一手好文章仕途得意、致身通顯，而如今蹭蹬坎坷，這一手文章本領究竟為自己掙得了什麼呢？
漫漫十七年的時光，被現實撞得頭破血流的他終於有了一點點的反思，但他只看得出症狀，卻揪不出癥結。畢竟，他從小學習的是正統的治國之道與君子之風，沒人教他如何在千瘡百孔的世界裡鑽營。純白的人，在社會規則殘酷的淘汰下，最終會走向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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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軍幕府巡官，單單從這個職位本身來看，不過是低級幕僚而已，這就是李商隱職業履歷表上的第一筆，是他今後全部仕途生涯的起點。李巡官尚未有太多的公務需要操勞，他更像一名實習生，只需要細心揣摩幕主令狐楚的言傳身教。而他忽然發現，這樣的「實習生」其實並不只自己一人。
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李商隱結識了蔡京，一個他或許應該稱為師兄的同齡人。
多年前，令狐楚坐鎮滑台的時候，在眾僧中發現一名小和尚眉目俊朗，進退舉止從容有度，很是惹人愛憐，便請長老讓他還俗，安排他陪自己的孩子一道讀書。這個小和尚就是蔡京，此後在令狐家長大成人，一直陪侍在令狐楚的左右。
近似的人生經歷使李商隱和蔡京頗為投契，何況蔡京也是一個極以辭氣自負的人，他們有的是共同的話題，也有的是同游共賞的機會。對於李商隱和蔡京來說，幕府的工作並不繁重，似乎學習與交友才是生活的主題。繁難的事務自有令狐楚本人及其高級幕僚悉心打理，何況撫理州郡本就是令狐楚的強項所在。
令狐楚施政頗有道家風範，他深知民間之所以多事，往往只是因為政府生事，政府若不生事，民生就會自然繁育，哪裡會生出多少事端呢。何況要安撫人心，安撫者本人首先就該有一副安閒自若的氣度才行。
年輕的李商隱還看不懂令狐楚的老到之處，他在不久的將來回憶這一段幕府生活時，只記得一場又一場的宴飲歡會發生在水檻花朝或菊亭雪夜，幕府群官吟詩作賦，賓主唱酬，不亦樂乎。
對於李商隱和蔡京這樣的晚輩而言，宴會上的唱酬其實有一點考試的味道，萬不可輕忽以待。不知道是哪一次宴飲中，令狐楚一名姬妾流風回雪般的歌舞激發了眾人的興致，令狐楚要李商隱就此事作詩，一個小小的考驗就這樣突如其來。
我們很多人或許都會以為，以李商隱的才華，這樣的考試哪裡稱得上考試？只是特意給他一個炫耀的機會罷了。然而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因為寫得好並不難，想要得體卻並不容易。
這般題材，稍不小心就會寫得輕浮，一來女主角的身份畢竟是令狐楚的姬妾，二來在詩言志的傳統裡一首輕浮的詩必定說明詩人有著輕浮的性情。然而詩也萬萬不可寫得嚴肅，在宴飲歌舞的場合以正襟危坐的姿態敗興一定會招致所有人的反感。如果是生性狂放的詩人，面對這種微妙的題材時往往拿捏不好分寸，李白醉酒寫《清平調》的故事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因為將楊貴妃與那位以淫行著稱的趙飛燕作比，被別有用心的人抓到了進讒的機會。幸而李商隱不是李白，他雖然天真，卻審慎而拘謹，一如大多數貧寒出身的才子一般。
李商隱完美地交卷了，這首詩題為《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
罷執霓旌上醮壇，慢妝嬌樹水晶盤。
更深欲訴蛾眉斂，衣薄臨醒玉艷寒。
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
雖然同是將軍客，不敢公然子細看。
李商隱原本文學古文、詩學古體，但這首詩寫成了今體詩裡最講究音律與對仗的七律，分明表示自己在令狐楚的教誨下已經改弦更張了。詩的前四句是說這名舞姬曾是一名女冠，如今脫下道服，以容顏與舞技贏得幕主的愛寵。頸聯很巧妙地用到兩則典故，「白足禪僧」是指高僧曇始，傳說曇始雙足潔白，即便從泥水中跋涉而過亦不會沾濕半點，故此人稱白足和尚。若是連這樣的有道高僧看到當下的舞蹈也會動了凡心，生出敗道之思，足見這舞姬魅力如何了。而在這次宴會上，蔡京曾為僧徒，李商隱以「白足禪僧」暗指蔡京，貼切而饒有情趣。接下來，「青袍御史」與「白足禪僧」構成對偶，意趣更濃。唐代制度，御史台負責監察百官，大約相當於今天的紀委。李棲筠（李德裕的祖父）擔任御史大夫的時候，拒絕參加曲江宴會，理由是每一次的曲江宴會上，照例都有教坊的歌姬舞女雜侍在百官左右，難免會發生一些有傷風化的事情，而自己擔負監察之責，理應避嫌。李棲筠的做法自此以後成為慣例，凡是歌舞場合，御史台大小官員概不參加。而李商隱這句詩暗指在座幕僚中帶御史銜的同僚，說監察御史們寧可辭官，也不肯錯過這場舞蹈。
詩寫到這裡，誇張中帶有諧謔，情緒似乎就要向著放誕發展。這正是最顯詩人性情的關頭，若是由李白來寫，結尾必定以不收束為收束，將原有的狂放不羈更加宕開一層，而李商隱偏偏稍放即收，迅速由詼諧轉入謙恭。尾聯用的是一則三國時期的掌故：魏文帝曹丕一次宴飲群臣，酒酣之際使夫人甄氏出拜，甄妃素來便有美艷之名，但群臣礙於禮法，紛紛伏拜，不敢仰視，獨有名士劉禎不加避諱，坦然平視。李商隱反用其意，說這名舞姬之美雖然足以使禪僧敗道、御史休官，但畢竟是幕主的姬妾，自己不敢像劉禎那般公然平視。
若我們能理解黛玉初進大觀園時的心態，便容易理解這首詩背後的太多內容了。
11
令狐楚有兩位公子，大公子令狐緒，幼年患有風疾，大約就是今天所謂的小兒麻痺，所以一生不良於行，在重視儀表的唐代選官制度下注定不會有太大的發展；二公子令狐綯，自幼聰慧過人，頗有其父風範。李商隱和蔡京所陪讀陪游的，就是這兩位公子。
令狐楚對李商隱和蔡京的安排，不僅是出於愛才的心態，更是要為自家子弟培植羽翼，為他們將來的仕途留下忠誠可靠的政治遺產。這與唐代武將多認義子是同樣的道理，只是這份苦心不宜宣之於口罷了。
在後來的發展裡，蔡京果然對令狐一家懷有相當的忠誠，以冷峻無情的手段打擊恩主的政治對手。蔡京獲得的回報也相當優渥，他一直做到了節度使的位置，距離宰相只有一步之遙，贏得萬人欽羨。
令狐緒與令狐綯兄弟自然而然將李商隱和蔡京視為家臣。蔡京是個明白人，清楚自己的位置，亦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而單純到有些愚蠢的李商隱只把令狐兄弟當作少年時代的故友，從未想過自己其實只是一名家臣，更未想過家臣最重要的素質既不是忠君報國，亦不是追求個人之理想，而是對主君的絕對忠誠。
每個人都知道當攀登社會階梯的時候，見風使舵是一項必不可少的本領，但很少有人知道，只要一個人的市儈天資稍有不足，見風使舵的策略往往弊大於利。忠誠才是中人之資者的最佳策略，在他們的人生賭博裡，只要押中一寶，就必須不分是非對錯、不問青紅皂白地忠誠到底。在死心塌地的忠誠裡，贏面總比輸面更大。
忠誠和冷酷是一體的兩面，正如在父母遇到威脅時，子女會不擇手段地剪滅強敵；在恩主或黨派遭遇危機的時候，一個合格的黨徒亦會以殘忍無情的手段剷除異己。這或許不宜比作父母和子女的關係，而應當比作人和狗的關係。
這是社會的潛規則，從沒有人願意講明。而一切大家樂於講明的內容，無非都是不同版本的君子之道罷了。越是相信君子之道的人，越是堅守自己的獨立人格，將黨附他人視作恥辱。
所以，天真的李商隱畢生以君子自期，亦畢生以君子之心理解別人的用心。對令狐一家，他只有感恩，卻沒有忠誠，更從未生出過黨附的念頭。他以為別人對自己也只是愛才憐才、惺惺相惜而已，他總是這樣以詩人的心揣摩政客的心。
毋庸置疑，一如所有的寒門士子，李商隱有足夠的審慎與克制，更有過人的才學與天資。但政壇如戰場，裡面有光彩奪目的榮耀與財富，更少不了陰謀算計與血流成河，若是僅憑借一腔熱血和一身傻力氣狂衝亂撞，結果當然只有死亡或淪落。
【小考據】才華與人脈
唐代仕進，雖然極重科舉，實則人脈遠比才華要緊。科舉往往只是一個形式，是金榜題名還是名落孫山其實早在正式考試之前就已經決定好了。高門望族自有門閥勢力，寒門士子則要八面玲瓏，懂得打點關係才行，死讀書的人從來都是希望渺茫的。
不僅如此，就算是有富而無貴的家庭，只一味曉得使錢行賄，終歸也不是長久的辦法。明代話本《初刻拍案驚奇》裡有一則唐末的故事，雖然只是故事，卻頗見官場規則。故事裡，某富商想要用錢買官，另一位富商勸誡他說：「而今的官，有好些難做。他們做得興頭的，多是有根基，有腳力，親戚滿朝，黨羽四布，方能勾根深蒂固，有得錢賺，越做越高。隨你去剝削小民，貪污無恥，只要有使用，有人情，便是萬年無事的。兄長不過是白身人，便弄上一個顯官，須無四壁倚仗，到彼地方，未必行得去。就是行得去時，朝裡如今專一討人便宜，曉得你是錢換來的，略略等你到任一兩個月，有了些光景，便道勾你了，一下子就塗抹著，豈不枉費了這些錢？若是官好做時，在下也做多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