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十月葛羅米柯來到華盛頓，尼克松作為總統，第一次與一個蘇聯領導人會見。這時正處於一個短暫的平靜時期。西恩富戈斯危機和約旦危機剛剛過去，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定於十一月二日恢復，柏林談判重新開始。儘管蘇聯人在古巴問題和中東問題上玩弄了欺詐手段，尼克松要舉行最高級會談的近乎著迷的狂熱卻並未減退。我們會談的對手葛羅米柯是一位老資格的外交家、外交部長，他必須為缺乏外事經驗的政治局設計外交政策，並且要在官僚機構的爭權奪利的鬥爭中掌管一個超級大國的國際事務；在這種鬥爭中，他全憑個人的才幹來維持自己的權力基礎。葛羅米柯是個倖存者。從斯大林時期，莫洛托夫掌管外交部的時期，到赫魯曉夫的莽撞外交時期，他都活過來了。一九四三年，他出任駐美國的大使時只有三十四歲。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他任蘇聯駐聯合國的大使。一九五七年，他接替迪米特裡·謝皮洛夫任外交部長至今。在橢圓形辦公室裡，他曾經會見過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此後的每一任美國總統。
作為倖存者，他付出的代價包括充當任何一個蘇聯最高領導人粗暴嘲弄的對象。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曾嘲笑他。有一次，赫魯曉夫當著外國來訪者的面誇口說，如果讓葛羅米柯脫了褲子坐在冰塊上，他會毫不猶豫地照辦，直到命令他站起來為止。勃列日涅夫的幽默雖然沒有那麼粗野，卻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毫無疑問，在他們看來葛羅米柯最可貴的地方莫過於作為獨裁政權的馴服工具刻板地服從命令。
當葛羅米柯受到這種不留情面的嘲弄時，他的臉上會堆起一副笑容。只是眼睛裡含有誠惶誠恐和帶點傷感的神情；如同一隻小獵狗眼巴巴地忍受著主人莫名其妙的怪脾氣，卻乖乖地聽從他的使喚。在整個過程中，葛羅米柯始終保持著一種超然的尊嚴；他是忠實而順從的，但決不諂媚。凡是他主持的討論會，必然會作出某種決定。他是一位幹練的蘇聯外交家，熟悉情況，有自信心，而且很頑強，已經成為蘇聯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掌舵人了。在未把握住主題之前，他從來不進行談判。起初他對戰略武器幾乎一無所知，但他學習得很出色，到後來哪怕在最細微的問題上也能打一場頑強的後衛戰了。事實上，對葛羅米柯來說，沒有什麼問題是無關緊要的；每一個細節他都抓住不放，斤斤計較，逐漸侵越劃分的界線，拿本來決不應提出的問題來換取某些最重要的東西。有一次在怎樣計算蘇聯導彈的數量的問題上，他硬要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和他討論；這個問題與任何已知的蘇聯導彈或計劃毫無關係，而且事實上，雖然在邏輯上無懈可擊，但在技術上則是荒唐的。那是一個極其玄妙的理論性問題，基本上與本題無關，但是對方一旦提出來，你就不得不仔細研究，以防設下圈套。（事實證明，這裡面並沒有什麼圈套，在下次會議的談判中就不再提了。）另一次他要求把美國新設計的每一架戰略轟炸機，即B-1，在需要限制的武器的總數中算三件。當問他為什麼時，他停了一下然後爭辯說，B-1的速度更快，會在B-52之前飛達蘇聯。引入速度作為戰略武器的標準，這倒是一種很別緻的思想，當指出B-1比起導彈的速度慢得多而每枚導彈只算一件武器時，葛羅米柯瞠目不知所對。最後他以一種堂皇的姿態放棄了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但仍然力圖聲稱，這是一個重大的讓步，為此他應該得到某種補償。
在正常情況下，葛羅米柯知曉問題的每一個側面；同他談判如果不掌握過去的記錄和問題的癥結，那就無異於自殺。他不知疲倦而且冷靜沉著。當他發脾氣時，人們知道那是精心計劃好的。奇怪得很，這一來倒顯得不那麼凶狠了；顯然這絕不是個人的感情。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可以記住他認為我們作出的——或者甚至是暗示過的——每一個極微小的讓步。於是這就成為下一輪談判的出發點了。葛羅米柯不相信一鳴驚人或戲劇性的策略，內稟的謹慎和莫斯科的國內政治不容許他這樣做。一九七三年，他被提升到政治局。在此之前，他不過是政策的執行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在此之後，他明顯地變得更有影響而且更加自信。到我任職的後期，如果他覺得勃列日涅夫偏離了既定的路線，就會毫不猶豫地去糾正他的上司。
葛羅米柯的談判方法近乎刻板，這大概是民族的特性和俄國歷史的一種反映。正像俄國在整整幾個世紀內，通過逐漸侵吞原莫斯科大公國周圍的平原土地以擴張領土一樣，葛羅米柯寧願穩步逼進而不魯莽行動。他耐心地積累點滴的成果以釀成重大的突變，他依靠對手的急躁來搾取用其他方法難以獲得的利益。他總是盡可能地不讓步，直到最後時刻，幾乎總是到談判的最後一次會議快結束的時候。他似乎抱定一種看法，只要存在對方首先讓步的最微小的可能性，要他讓步就是毫無道理的。對缺乏經驗的談判者來說——同葛羅米柯相比多數的談判者都是缺乏經驗的——這種技巧極其有效。然而，一旦人們懂得了這一套，這種戰術就往往是自作自受了。最後真相大白，如果人們能夠在足夠長的時間裡保持冷靜，葛羅米柯就要露底，原來裝在他口袋裡的東西比他已經準備應允的東西要多。
只要可能，葛羅米柯對開始一項談判也要講價錢；那就是說，他要求對方作出讓步，作為他坐到談判桌前的代價。爾後他用無休止的有關「一般原則」的爭論來折磨談判對手；一般原則一經商定，他就會節外生枝，就如何貫徹這些原則展開爭論，暫時達成的協議往往由於對其意義作出的解釋而告吹。無論葛羅米柯口頭上對相互聯繫的做法怎樣表示不贊成，可是他對這種做法卻篤信不疑，把一項談判的每個細節與其他談判的細節聯繫起來。他作的每一讓步都是有條件的，這要看在某一其他問題上取得某些進展才讓步的。僅當這種費勁的過程對他——或許更重要的是對他的上司——顯示出檸檬已經被絕對擠干了的時候，他才開始解決問題，往往很快就會解決。
然後，他就被那種天生的懷疑所控制，而這種懷疑又由於那種制度固有的不安全感和他生活於其中的官僚機構而更加嚴重。只是到了談判後期，在協議基本達成之後，這位談判大師的感情才有所暴露。這時葛羅米柯似乎被一種難以解釋的恐懼所支配，他怕他的談判對手在最後一分鐘對他玩弄什麼詭計。他會謀求急急忙忙地簽字——這表明，經過幾個月、幾年的頑強努力，他終於不再那麼沉著鎮定了。也許他是害怕他的同事們會因為他們複雜的決策工作到頭來毫無結果而譴責他。先前那種盛氣凌人的派頭這時卻頗帶諷刺意味地顯得極度缺乏自信了，總怕儘管作了最大的努力，最後還是上當。
毫無疑問，是蘇聯的制度塑造了葛羅米柯的風格。過多的經歷使他懂得，他所提出的某些主張即使他頑強地堅持也不能實現。但是十之八九他能使他的上級，此後再使他在政治局的同事們相信這些主張是能實現的，只是要在接連不斷地出現僵局以後才能辦到。較大的靈活性看來就有意識形態不純之嫌，或僅僅是軟弱。
每個談判者都必須作出決斷，到了什麼程度小利就不值得再爭下去了，那種不擇手段的爭執會失掉對方的信任。在外行眼裡大外交家是狡詐的；而明智的外交家懂得，他不能愚弄對手；從長遠的觀點看，可靠和公正這種聲譽是一筆重要資產。一次再次地見面的就是那麼幾個談判代表，如果一個外交官得到了躲躲閃閃或者口是心非的惡名，就會削弱與對手打交道的能力。但是在蘇聯的制度中，對於有遠見的克制是沒有獎勵的。因此葛羅米柯往往一上來就先把微小的分歧點分得更細，拿立場的每一點細微更改作交易，盡量索價。他是個零售商而不是批發商。對他來說每次談判都像是一張白紙，似乎談判並未舉行過，只是剛剛從頭開始，既沒有對將來提出要求，也沒有承擔責任。如果說信任感還有什麼意義的話，那得建立在利益的均衡上，而每次談判都得重新確定這種利益的均衡。
一九七三年以後，我之所以想把莫斯科摒棄於中東談判之外，一部分原因是地緣政治的，一部分原因是蘇聯人的談判作風。我相信，中東外交若想取得進展，取決於較為變通的立場，取決於有關各方在徹底搞清對方談話內容的法律意義以及心理上的意義之前，不堅持固定的立場。我知道，一旦葛羅米柯牽扯進來，他就會提出某種文件，滿篇都是法律條文，然後學究式地逐條討論。即使蘇聯人懷著好的願望（我不能肯定是這樣），這條道路也會導致僵局，使最激進分子有了否決權，最終導致爆炸性的局面。
有時葛羅米柯的戰術令人嫌惡。他——或者那些作政治決定的人們——偶爾因手伸得太長而失策。我已經提到過，絕對不肯冒任何風險，想要從談判中搾取一切可能的利益，這使得蘇聯領導人錯過了最高級會談的機會，一次是在一九七年，那時我們的談判地位較弱；另一次是一九七一年，在我們發佈北京最高級會談的公告之前。一九七年假使蘇聯人作答，他們至少可以使我們對中國採取的主動行動複雜化起來，並能限制我們在中東的行動自由。一九七一年春天，假使克里姆林宮在最高級會談問題上終止他們的「貓捉老鼠」的遊戲，並且公佈會談的日期，它的談判地位本會大大加強。那樣的話，我們國內的長年批評家們和某些克里姆林宮問題專家們，就會把我們與莫斯科談判的每一次僵局都歸咎於我們與北京接近的政策。由於繼續向我們施加壓力，克里姆林宮無意中卻為我們對北京和莫斯科的外交都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機會。
同時，我逐漸地對葛羅米柯產生了好感並且尊重他了。在他所代表的制度規定的格局內，他是個可尊敬的人。他言而有信，使他贊同一件事固然不容易，但他遵守自己開出的價碼，或者，如果不得不改變做法的話，他會顯出尷尬的樣子。葛羅米柯富有幽默感，儘管他的面部表情冷峻，在起初也不瞭解美國式的俏皮話。一九六九年九月，總統為聯合國大會的各國代表團的團長舉行招待會，我和葛羅米柯第一次見面。葛羅米柯走到我跟前說：「你看起來真像亨利·基辛格。」我回答說：「你看起來真像理查德·尼克松。」這使他過了好幾秒鐘才說出話來，尤其是直到他作了表示，他的隨行人員才作出勉強的笑容。到第二年他已經學會了這種風格。在我們商量他從哪個門進入白宮會見尼克松時，葛羅米柯說，從哪個門進去都一樣，衛兵都向他敬禮，他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暢行無阻，誰能夠阻攔總統呢？為了使每個人——尤其是他的同伴——都懂得這是一個輕鬆的時刻，他發出酣暢的笑聲，使人聯想起街頭的聖誕老人。
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級會談期間，我們的一部複印機壞了，我深知克格勃是以奧韋爾所說的那種無孔不入的本領著稱的，在克里姆林宮內雅致的聖凱瑟琳廳舉行一次會談時，我問葛羅米柯，如果我們把一些文件舉到枝形吊燈下面，他能否為我們複印幾份。葛羅米柯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不幸的是，攝影機是沙皇安裝的，只能拍攝人像，不能拍攝文件。
葛羅米柯最喜歡的口頭用語具有雙重的以至四重的否定結構，對他來說，「不是不可能的」，是一種強烈的肯定的表示。當事情變得糟起來時，他的臉上現出一種傷感沮喪的神情，使人不由得生出同情之心而作出讓步。但最重要的是，在任何事情上他都堅持他的既定方針，而且利用他所有的一切論據來堅持。一次我們爭論一個文件中的不太重要的兩段文字，葛羅米柯大聲堅持說，各段——所有的段落——的結構應當用逐漸加強的語氣，而最後一句語氣最強。讓他在這一點上取勝之後，我緊接著就下一段文字向他提出了同樣的論據。葛羅米柯冷冷地回答說，某些段落應該安排得逐漸減弱語氣。我讓他選擇，他不能兩者都要，他選擇在這兩段中用逐漸加強的語氣。
葛羅米柯無疑是跟我打過交道的最有能力的外交家之一。在一個時期，他同時進行幾個談判：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防止突發戰爭的談判，柏林談判，貿易談判，還有一些較次要的協議由他主持簽訂。他表現得很幹練，有耐心，有素養，熟練地掌握著所有這些談判。他沒有表現出有偉大的理想，或者提出某種有關世界秩序的令人信服的樣板，但他所代表的制度也做不到這一點。他的職務或者他對自己的作用的認識都沒有要求他提出最根本性的問題，如果他有這類分外之舉，他也不可能倖存到今天。周恩來，具有一種古代文明的文化優越感，以其含蓄的安詳自若態度消融了意識形態敵對的冰障，並且具有一種輕鬆自如地把握事物核心的能力。但是葛羅米柯缺乏這種自信心。身為一個除了借助於強硬力量之外從未獲勝過的國家的代言人，他不得不在每一次衝突中考驗自己的勇氣。人們很容易輕視他。持續不斷地威嚇是他操縱談判的一種精心計劃好的手段，而不是他本人性格狡詐的一個標誌。在動盪混亂的時刻他保護了自己的國家，他遮掩它的弱點並為它的目標服務。總之，葛羅米柯不是偉人，但是他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而且幾乎沒有出過什麼可以避免的差錯。能夠得到如此評價的外交部長是很少的。
我最初與葛羅米柯打交道是在一九七年十月。在當時那個帶有希望的短暫時期，他來到華盛頓。西恩富戈斯事件正式了結之後，美蘇關係似乎會改善。柏林談判和軍備控制談判已經排上日程，中東也涼了下來。最高級會談從時間到議程似乎已在原則上達成了協議。儘管蘇聯人九月二十五日的覆信把最高級會談的日期推遲到一九七一年，但據心情急迫的尼克松看來，這未必就排除在十一月份選舉之前早日宣佈這個消息所帶來的好處。尼克松還想確保最高級會談的計劃限在白宮這條渠道之內進行。在他與葛羅米柯會晤之前，他要先與多勃雷寧探討這些可能性，尤其要保證葛羅米柯在羅傑斯面前不要暴露。從四月份以來我們一直在探索最高級會談的事情，國務卿只是在消息公佈之前幾周才知道此事。
情況很快就明白了，夏秋之際的猜疑和緊張狀態對雙方都造成了損害。十月十七日與多勃雷寧的初步會談，彼此的言詞都有些尖刻。除了照例列舉美國的過失之外，他說葛羅米柯到這裡來是為了弄清楚我們是否已決定採取一條強硬路線。我告訴他，葛羅米柯會發現總統準備探求一個更幸福未來的前景。幾天以後總統打算在聯合國發表一個意在和解的演說。多勃雷寧表示，葛羅米柯準備跟總統商討最高級會談的事情。
在跟葛羅米柯會晤之前，就一些基本問題我為總統寫了一份備忘錄。我指出，這次會晤是在美蘇關係處於一個不同尋常的敏感時刻時進行的。我們必須問問自己，蘇聯在中東的所作所為、對古巴的軍事侵襲、持續加強的戰略力量以及旨在分裂我們與歐洲人的關係的有選擇的緩和政策，這些都說明了什麼。關於蘇聯領導人的態度，在黨代表大會準備期間他們必然要進行的爾虞我詐的鬥爭，以及蘇聯領導階層內部的權力分配，我們並沒有確切的證據。我建議，我們切不可挑撥克里姆林宮內部各派別之間的鬥爭，我們知道的情況太少，不要促使鴿派和鷹派進行爭鬥。我們同蘇聯搞好關係的最好辦法是，我們照料好我們自己的利益，並讓蘇聯確定他們自己的利益。總統上任不久，還不可能取得根本性進展，然而我們應當向對方講清楚，為了單方面的利益而不斷施加壓力，並以頻繁的努力利用多事地區謀取私利，是不可能取得進展的，而這正是近來蘇聯政策的特徵。
參加葛羅米柯和尼克松十月二十二日會談的有羅傑斯、我和多勃雷寧（還有雙方的翻譯人員）。葛羅米柯的抱怨與多勃雷寧在十月十七日所概括提出的相同。尼克松——部分是由於他希望最高級會談仍有可能舉行，部分是由於他本人的作風——以更一般的方式給予了反駁，強調了尋求共同點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貿易方面。這次會談對中東、柏林、歐洲安全和越南諸問題作了一番回顧。葛羅米柯沒有提出新的東西，尼克松也只是重申了美國的立場。會談的氣氛相當誠摯，但在實質性問題上並無轉機。
在會談快要結束時，葛羅米柯提出了尼克松熱切盼望的問題：有關最高級會談的想法。葛羅米柯以他慣用的雙重否定方式承認，總統關於這個問題的想法跟蘇聯領導人的想法沒有不一致之處。他建議把會談安排在一九七一年四月某個時候，地點在莫斯科。尼克松為了國務院作記錄起見，假意把它看作一項新的意義重大的提議。尼克松同意在莫斯科舉行最高級會談將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事件；這件事的確極易受到誤解，因此，舉行最高級會談的決定不應當洩露出去，讓不留意的公眾和國會感到突然。因此尼克松建議早日公佈這個消息。葛羅米柯之所以當了近十五年的外交部長，絕不是因為他無條件地白送別人東西。他想利用最高級會談的前景，在蘇聯關心的問題上——例如柏林問題——進一步對我們施加壓力。葛羅米柯表示反對。他根本沒有暗示過，應在一兩天內就宣佈最高級會談的消息。他將於十月二十九日返回莫斯科。此後不久，他們就可以商定發表公告的時間。尼克松不想在很多人面前繼續談這個問題，提出要葛羅米柯到總統辦公大樓他的休息室去坐。在那裡可以避開橢圓形辦公室的那群人，他對葛羅米柯說明，有關最高級會談的一切準備工作都由多勃雷寧和我去商談。
第二天，尼克松在聯合國發表了以美蘇關係為核心的重要演說。正像我已告訴多勃雷寧的，尼克松雖未縮小彼此間的分歧，但演說的基調是和解的，抱有希望的。尼克松強調了我們經常談論的一些主題思想：在核時代，利用緊張狀態以謀取單方面利益的傳統做法是極為危險的；美國希望從對抗的時代轉向談判的時代，我們準備在互惠的基礎上解決尚未解決的問題。莫斯科可以在對抗和談判之間作出選擇；而尼克松的強烈願望是選擇後者。
那天尼克松派我去見多勃雷寧——他正在紐約陪同葛羅米柯出席聯合國會議——就最高級會談的公告再作一次試探。我告訴多勃雷寧，我們想在十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從聖克利門蒂發佈舉行最高級會談的消息。人們不必十分精通美國政治就能懂得，這個相當明顯的策略跟我們的國會選舉關係密切。多勃雷寧立刻預先講明，通信聯繫工作很差（對一個超級大國來說，這種說法是令人驚訝的），而且作出決定也是緩慢的。但是最後他的態度緩和了，他答應向葛羅米柯和莫斯科報告，以便盡快作出答覆。
與此同時，尼克松在聯合國要求和解的演說很受歡迎。十月二十四日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把擔子加到蘇聯人身上：「總統對當前美國外交的基本思想作了闡述，我們為他可信賴的、高水平的呼籲喝彩叫好。我們敦促莫斯科的領導人作出同樣的反應。」十月二十五日的《紐約時報》指出，我們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說莫斯科對尼克松提出的新問題的反應，「不僅對於緩和而且對於未來的世界和平都是關係重大的」。
然而關係並不是注定會如此戲劇性地得到改善的。小的爭端好像會自發地出現，而把事情弄得不愉快起來。先是在十月二十一日，兩個美國將軍駕駛的一架小型山毛櫸號飛機在土耳其蘇聯邊境上空迷失方向，在蘇聯領土上降落。這兩個倒霉的美國軍官是無意中犯了一個過錯，這一點沒有爭議，然而蘇聯領導人不僅對送上門的禮物橫加挑剔，而且還在考慮只有立即付出代價才能釋放他們。多勃雷寧奉命提出釋放犯罪的蘇聯間諜伊葛爾·伊萬諾夫的問題。用兩名與間諜活動毫無關係的美國將軍來換一名犯罪的間諜，這個主意是令人憤慨的，特別是多勃雷寧知道美國正在考慮釋放伊萬諾夫。然後在十一月份，一個立陶宛海員西瑪斯·庫德爾卡企圖從蘇聯拖網漁船上逃到美國的海岸巡邏艇上，其時美蘇漁業談判正在距馬薩諸塞州海岸不遠的某處進行。那個呆頭呆腦的海岸巡邏指揮官允許庫德爾卡上了巡邏艇並把他帶了回來。這件事使我和尼克松怒不可遏。但是在任何高級官員知曉此事或者能夠干預之前，事情就早已結束了。（後來證明庫德爾卡有資格申請加入美國籍。在福特總統私下為他向勃列日涅夫說項之後，他被允許移居到美國。）
然而蘇聯迴避問題的真正原因不在於此。尼克松尋求早點發佈公告的動機太露骨了，也太富於政治色彩了；蘇聯人沒有看錯，從外交的觀點來說，尼克松的做法是不合時宜的。在柏林問題解決之前，政治局是不想舉行最高級會談的。而且它還擔心，一旦商定進行最高級會談，我們就會由於沒有足夠的刺激力而不再前進了。蘇聯人躊躇不前的另一個原因，而且可能是決定性的原因，是蘇聯領導集團內部關係尚未定局。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下台以後，蘇聯是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三駕馬車掌權，直到一九七一年，相當長時間內所有我們同蘇聯的最高級的信件往還都還是同柯西金進行。在黨的代表大會臨近之時，勃列日涅夫 明顯地佔了優勢，但我們仍推測總理柯西金將以主人身份接待尼克松。當尼克松在最高級會談問題上提到柯西金的名字時，葛羅米柯並未表示異議。在莫斯科就它內部的人事排出一個先後次序之前，政治局將會小心行事，不會在最高級會談問題上拿內部的團結來冒險的。
最後對於在歐洲的有選擇的緩和，蘇聯人還繼續充分利用一切可乘之機。通過緩和與西歐盟國的緊張狀態，同時對我們繼續執行強硬路線，莫斯科希望促成西方聯盟的分裂。由於指責我們造成緊張局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有可能被弄得像是在歐洲謀求和平的一個障礙，從而把對美國的友誼變成一種危險的根源，而不是安全的保障。有選擇的緩和政策是促使歐洲中立的一招。
葛羅米柯-尼克松會談後五天，多勃雷寧就早日發表公告的提議給了我一個答覆。它重申蘇聯對最高級會談的願望，贊同總統關於最高級會談必須認真準備的主張。多勃雷寧和我應該立即就這個問題著手工作。作為這些準備工作的一部分，訪問的日期和一個適當的公告當然可以討論。但是十月三十日發表公告顯然太早了。蘇聯領導人對尼克松害怕消息洩露出去的擔心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只有很少幾個人知道有關最高級會談的討論，不可能出現這種危險。蘇聯人用這種略帶輕蔑的方式迴避了尼克松的提議。
然而，如果蘇聯領導人認為時間對他們有利的話，那他們就估計錯了。沒有我們的合作，他們不可能完全實施他們對德國的政策。因為柏林問題不解決，德國議會就會拖延東方條約的批准，而我們使柏林問題的解決取決於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關係的改善。幾個星期以後，克里姆林宮開始認識到它的有選擇的緩和的戰略也不起作用。一九七年十二月中旬，蘇聯突然面臨它自己後院的一場騷亂的危險。
波蘭暴亂
一般人總認為產生革命的條件是由於絕望而不惜冒險。而實際情況是，大多數的激變是在境況似乎要改善時發生的。關於這一點，自托克維爾[1]以來就為人們所理解了。被徹底踐踏的人們往往過於懊喪而不能起來反抗。當政府變得過分自信，當民眾感到有某種活動的餘地以及某些發展證實了這種期望的時候，發生劇烈變革的可能更大。
在波蘭，情況正是這樣。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勃蘭特承認了波蘭的新邊界，並且放棄了收復奧得-尼斯線以東領土的要求。為了簽署條約他到華沙去，跪在華沙猶太人居住區的紀念碑的前面，並對奧斯維辛進行了令人感動的和歷史性的訪問。波蘭黨魁W·哥穆爾卡正確地估計到，與波恩簽訂的這個條約將會緩和波蘭人民長期以來對德國收復土地的恐懼。但他錯誤地認為，他能夠利用這種新樹立的聲望醫治波蘭長期的經濟弊病。波蘭極無效能的工業增加了產量，但是大量積壓了不需要的產品。到一九七年，他們庫存產品總數竟達到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十這樣的驚人數字。連續兩年歉收後，除了出現食品危機外，還加重了消費品的短缺。失業加劇了緊張狀態：一九七年初，二十萬「過剩的」工人被解雇。這些因素合起來，使波蘭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年在東歐各國中實際工資的增長率最慢。
十二月十三日，波德條約簽訂之後才一個星期，波蘭政府就把肉食品的價格提高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三。騷亂的最初信號來自波羅的海沿岸的城市格但斯克。工人們的抗議活動引起了暴動，蔓延到鄰近的兩個城市：索波特和格丁尼亞。到了十二月十五日，格但斯克的船塢工人向共產黨的總部進軍。兩天之後，政府不得不使用坦克來鎮壓什切青港口的暴動。十二月十八日，示威活動蔓延到卡托維茲這個礦業城。十二月二十日，愛德華·蓋萊克接替哥穆爾卡任黨的總書記，他告訴人民說，騷亂起因於「經濟政策方面的輕率觀念」，「我們將清除這種觀念」。十二月二十三日，波蘭議會任命彼得·雅羅謝維奇為總理，接替約瑟夫·西倫凱維茲。新總理立即下令食品價格凍結兩年。
這些戲劇性的事件向我們提出了兩個難題。最緊迫同時也是成為美國政府討論焦點的一個問題是，如果蘇聯對波蘭騷亂實行軍事鎮壓，我們能作何種反應。不幸的是，戰後近三十年的歷史使人確信無疑，我們進行軍事干涉的能力有限；應變研究確認了這一點。如果我們不能預先阻止蘇聯的鎮壓，那麼我們就沒有多少辦法解除鎮壓。
跟我對一九六八年捷克危機的看法相反，我深信蘇聯會很不願意對波蘭這樣一個幅員廣大和重要的國家實行軍事佔領。波蘭暴動的最為重要的一個側面是，蘇聯將從中吸取一些教訓。蘇聯的政策一直是尋求促使西歐脫離美國。然而當其鼓勵一種更為民族化的德國政策時，蘇聯也在東歐引起了類似的民族化傾向。波蘭跟波恩在雙邊基礎上的協議，解決了波蘭民族外交政策的一個問題，這樣就促使波蘭政府在民族的基礎上緩和其國內矛盾，從而使蘇聯面臨著它的東歐帝國的離心傾向。我認為波蘭暴動將驅使莫斯科接近美國。十二月二十日，我給總統寫了這麼兩段話：
蘇聯領導人還可能傾向於相信，勃蘭特的東方政策在東歐產生了不安定的效果。例如，他們可能認為是波德條約使哥穆爾卡得出結論，認為可以把不得人心的價格強加在民眾身上。因此，莫斯科有可能使它跟波恩的關係暫時停頓下來……
同時，由於與波恩至少是暫時放慢緩和的進程，蘇聯領導人要想保持緩和的某種前景的話，就可能傾向於在某種程度上同我們改善關係。
因此，到了一九七年十二月中旬，在我看來，我們與莫斯科之間的談判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事實上我們處於尼克松就任總統以來最強有力的地位。西恩富戈斯和約旦危機已經過去，我們表現了頂住壓力的決心；莫斯科已經體驗到它的東歐領地的脆弱性。而且我們還握有克里姆林宮尚不知道的一張王牌：大約十天之前，我們第一次直接收到中國領導人的來信，提議舉行高級會談。
在提出我的備忘錄以後，我跟總統就形勢問題作了幾次廣泛的交談。我對他說，檢驗多勃雷寧和我這條渠道的時刻已經到來。我推測蘇聯人可能願意在一些談判上打開僵局，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柏林談判，因為前者影響我們的國防預算，而後者將考驗西方聯盟的內部團結。
我說，我們又將照例面臨著國會對國防預算的一年一度的攻擊，攻擊的主要對象是反彈道導彈，而反彈道導彈正是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的主要籌碼。因為在以前的歷次戰鬥中那些同樣的勢力正在動員起來；正在安排同樣的人物據守營壘，進行對抗，而對抗本身就成了他們的目的。每年委派的科學與學術界的代表團在國會聽證會上出現，他們全都反對反彈道導彈，理由是它沒有用，並且危及戰略上的穩定。一再的重複仍未能澄清，這兩種批評意見怎能同時有效。為首的參議員們將會接受這種號召，提出決議案來支配我們的部署或談判姿態——這是越南問題的綜合征擴及一切政策領域的表現。《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每兩週一次的社論隨聲附和。我們的防禦計劃將首先被政府削減，以防止國會的攻擊；然後又被國會削減，以維護它的特權，並實行各種和平團體一再賣力鼓吹的神話，即只有國會把我們的軍事機構弄得軟弱無力，我國的政府才會負起責任來結束越南戰爭。同意蘇聯人的意見或者接受國會施加的壓力，無論是哪一條，我們都將趨向於單方面放棄反彈道導彈。
但是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就不可能再促使蘇聯停止增加進攻性武器。這就是總統和我堅持試圖以我們限制反彈道導彈來凍結蘇聯進攻性的軍事部署的原因。[2]國防部不僅支持這個提議而且敦促實現這個提議。一九七年十二月，我極力請求總統就這一問題開始談判；如果我們不談判，國會的壓力就可能使我們對蘇聯不斷加強戰略力量無能為力。
關於柏林問題，我對總統說，我認為，德國議會將要求達成一項協議以作為批准勃蘭特總理同莫斯科的條約的代價。而達成協議需要我們認可，因為我們是四個佔領國之一（美國、蘇聯、英國和法國），而且很可能需要我們展開積極的外交活動才能成功。我們的舉足輕重的作用遏止了德國東方政策的民族主義暗流，並且迫使蘇聯人尋求我們的支持。在給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我描述了蘇聯面對的問題：
蘇聯人可能相當擔心，當其西方政策毫無眉目之際——柏林問題沒有進展，東方條約的批准尚無動靜，從西德得到經濟援助的前景暗淡——他們不能如期在三月份召開黨代表大會，而對這些日趨複雜的問題，我們卻掌握著解開死結的鑰匙。
同時我們主要關心的是改善柏林的生活：使柏林居民振作精神，尤其是要消除蘇聯人在這個問題上長期進行訛詐的借口。不幸的是，柏林談判陷入官僚政治和死摳法律條文的錯綜複雜的迷宮。每個提議都得通過那個麻煩的四國機構——順便說一下，這個機構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排除在外，而談判的結果卻對它影響最大；西德的官員只參加盟國協商小組的會議。每一項建議都要經過每個國家的政府內部磋商，已經很困難了，然後還要經過西方幾個國家之間的商討，最後再同蘇聯人談判，進展就像冰河運動似的緩慢。每一點改動要經過幾個星期的爭論，能夠理解的只有幾個律師，他們奇異的專業竟是研究一個神秘的主題，即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協定》及其後的法律上的演變史。
這個談判對於我們來說尤其複雜。一方面，我們只有準備長期僵持下去，才能做到改善抵達柏林的通路，並且把勃蘭特的東方政策納入多邊關係的結構之中；這就會使蘇聯人明白，他們比我們更需要一項柏林協議。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已經做到了這一點。另一方面，除非能夠巧妙地處理這個問題，長期僵持下去，看不到解決的希望，又會嚴重地危害美國與西德的關係。我們會變成代人受罪的孩子，勃蘭特會責難我們阻礙了他的政策；而他的反對派又會指責我們使他離開前線走得太遠了。如果發生另一次柏林危機，責任就會落在我們頭上。蘇聯外交官經常對我們說，法國和聯邦共和國因柏林問題進展緩慢而責備我們。儘管蘇聯人的意圖很明顯，是要在我們之間散播不和的種子，然而這個說法卻的確含有合理的內核；我們的盟國不是不可能把對蘇聯人的憤怒轉到我們頭上，特別是法國，似乎很願意接受蘇聯人的追求。
勃蘭特的心理狀態在十二月十二日寫給尼克松的一封信中表露了出來。他催促加速柏林談判，同時也含有批評的意思。勃蘭特建議，會談應「不斷地舉行會議」。在這種情勢下，我們只有發揮積極的作用，才能防止柏林談判失去控制；任何其他的立場或者可能造成危險的讓步，或許就可能造成柏林危機。我還有另外一個理由，這一點比巧妙地掌握具體的談判更為重要，那就是想要檢驗互相克制的政策是否行得通。在所有動亂和危機的過程中，儘管我堅決地防止蘇聯人得到地緣政治上的好處，但我仍感到在道義上和政治上有責任探索和平共處的可能性，無論前景是多麼不妙。每個政治領導人都應對他的人民負責，表裡如一地盡最大的努力使人類避免一場大規模的核屠殺。懷疑論者擔心，這樣一種政策是蒙蔽自由的人民，使他們看不到危險，從而削弱他們防衛自己的決心。反對越南戰爭的人促使我走向相反的方向。某些極端分子利用「和平問題」來破壞政府的信譽，甚或破壞我們這個社會內部的團結。不能任憑他們胡作非為。假使我們要抵抗蘇聯的擴張主義，我們反而必須表明，我們是在盡了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之後才這樣做的。而我過去堅持、今天仍然堅持這種信念，自由的人民能夠做到兩點：依靠強大的防務以求得安全，與此同時又要探索模糊的和平前景。的確，如果他們不能追求這兩個目標，那就一個目標也達不到。
長期以來我就感到，國際上一個平靜的時期定會使蘇聯面臨的問題比我們要多，因為蘇聯內部的團結部分是靠經常宣傳外來的危險來維持的。我深信，長期的和平在極權主義國家裡比在工業化民主國家裡會引起更多的離心傾向。經濟的停滯、民族的糾紛和持不同政見的人將會越來越多地消耗蘇聯的力量。當中國變得更為強大以及日本完全癒合了戰敗的創傷時，蘇聯的地緣政治的前景將會變得更加成問題。時間不一定是對蘇聯有利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給尼克松寫了關於波蘭起義的備忘錄之後兩天，我與多勃雷寧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開始試探蘇聯領導人是否可能準備進行嚴肅的談判。我重申了我們的看法，莫斯科近來的政策是跟改善關係不相容的：西恩富戈斯的騙局以及隨後試圖考驗我們對這一事件忍耐的限度；蘇聯人在中東問題上的步步進逼；對柏林走廊的騷擾和推遲釋放兩個迷航的美國將軍，需要作 出一個根本性的決定。如果這種討小便宜的政策繼續下去，小傷痕就要變成大創傷；懷疑將使聯繫中斷而發展成一場危機。但有可能建立一種更富有建設性的關係。我建議，利用我們這條渠道在嚴格的互利基礎上解決某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的會談應該能夠產生不是互相對罵的某種效果。
由於多勃雷寧沒有接到指示，他只能以和解的姿態把蘇聯的既定立場概述一下。但他同意，有必要打破堅冰。他要我確信，他的政府是贊同與美國達成一項諒解的。他同意我們雙方應審查談判的紀錄，以便找出可以靈活處理的一些方面。
一月六日，多勃雷寧在我的白宮辦公室裡留下一份關於柏林問題的照會，當時我和總統一起在聖克利門蒂。照會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表示不滿中包含著作出讓步；跟私下交談時一樣，葛羅米柯也擅長於把雙重否定結構用於外交信件中。這一回他抱怨說，美國沒有履行據說是尼克松跟葛羅米柯會談時所許下的諾言。尼克松曾說過，在柏林問題上，美國不能夠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了，除非蘇聯人承認柏林與聯邦共和國之間的臍帶關係。與此同時，莫斯科的照會中有一個模稜兩可的說法，你可以解釋為承認臍帶聯繫，但又不說明這種聯繫的性質，或者蘇聯人負有什麼責任保證這種聯繫受到尊重。葛羅米柯的照會暗示那種說法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讓步，開闢了同時談判「作為一攬子解決的……一切問題」的可能性。蘇聯人心裡明白，尼克松的那句話是一種打比喻的漂亮話，政府首腦往往用這種辦法來避免在執行問題上糾纏。但無論尼克松的意圖是什麼——尼克松的基本動機是，在談話中掠過柏林問題而不作任何許諾——多勃雷寧的照會卻轉彎抹角地表明，他們正準備改變他們的立場。迄今為止，他們一直堅持，柏林談判的焦點是減少西德在那個城市裡的活動，以此來換取幾乎只是確認現有的地位。現在他們暗示，願意改變立場，談蘇聯對柏林通路的保證和改進柏林生活狀況的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就有可能進行認真的談判了。
我向尼克松建議，我們要作出積極的答覆，堅持要蘇聯人作出關於柏林通路的保證並明確規定西柏林的法律地位。我還建議，把柏林談判跟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進展聯繫起來，相應地，我們還要使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取決於蘇聯人願意凍結它的進攻性武器。尼克松贊成我的意見。多勃雷寧被召回莫斯科進行緊急磋商。這可能意味著由於一場危機迫在眉睫，蘇聯領導人想要脫離接觸，或者是他們希望對某種詢問避免作出答覆，也或者是他們的確是在對政策作認真的回顧。這一次，最後這個假設更加合理。多勃雷寧推遲二十四小時離開華盛頓，以便能夠得到我們對其關於柏林問題的試探所作的反應。
我從聖克利門蒂回到華盛頓。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上午，多勃雷寧和我在蘇聯大使館裡會面。兩個小時的會談是關鍵性的。我就那兩個尼克松已經原則上同意了的主題提出了新建議。首先是我們關於柏林問題的回答。我告訴多勃雷寧，為葛羅米柯同尼克松之間的談話作抽像的註釋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想要蘇聯做兩件事：第一，改進往西柏林的通行情況；第二，蘇聯對新的通行辦法作出保證。我們不想使柏林的自由全靠東德政權發善心，而對東德我們很難施加影響。如果蘇聯人明確了這兩點，我們將更直接地參加柏林談判。我們將通過總統這條渠道進行探索性的會談，如果會談順利，就將會談的結果提供給已經建立的四國機構。這樣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與西德官員磋商；沒有波恩的預先認可，我們將不同蘇聯人達成任何諒解。我在以後的談話中說明，我的提議是為了提供一個機會，使談判加快速度，而不是為了爭取更大的讓步。
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我提議打破把反彈道導彈和限制進攻性武器聯繫起來這個問題上形成的僵局。〔註解：不像某些報道說的那樣，一月九日總統不曾給勃列日涅夫寫信，也沒有跟多勃雷寧會面，[3]而是由我提議在總統的批准下，通過總統渠道和多勃雷寧聯繫的。（尼克松與勃列日涅夫的首次通信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告訴多勃雷寧，我們將接受蘇聯方面關於談判一項反彈道導彈條約的建議，條件是蘇聯人要同意立即開始限制進攻性武器的談判；這兩個談判將同時結束。限制進攻性武器將包括承擔一項義務，即任何一方不得在談判進行期間構築以地面為基地的洲際彈道導彈的新設施。以後我們還將提出關於潛艇發射導彈的新建議。這些建議的結果可以在總統與柯西金交換的信件中表達（我們還以為柯西金是尼克松的對話者）。
我所提出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柏林談判的建議，是擺脫那個臃腫的四國機構的一個簡便的辦法，因為這個機構很可能造成僵持局面，並且肯定會引起公眾的尖銳批評。任何成功的談判都必須建立在一種相互均衡讓步的基礎之上，但如何達到這種均衡卻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作出讓步的先後順序是關係重大的；如果在對方相應的讓步明朗化之前，自己一方堅持一步不讓，而不是把每一讓步作為全局的一部分來看，那麼談判就可能失敗。因此，當談判還處於醞釀階段的時候，保密是很重要的。卡特政府已經懂得了這一點，他曾努力搞公開的外交，結果卻使幾個大有成功希望的倡議都告吹了。速度往往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每個談判都會達到一個關鍵時刻，這時談判或者急轉直下而成定局，或者就停滯不前陷入僵局。正是在這種時刻最高當局必須親自過問，以克服官僚機構的麻木不仁。我向多勃雷寧提出了辦法，也提出一定要保守秘密和加快速度。
多勃雷寧問了幾個深入的問題。在他提問的同時，他還試圖使中東問題來一個突破，但是我阻止了他；我認為條件還不成熟。這時多勃雷寧不再有錯覺了，他已充分理解了我的意圖，柏林談判和限制戰略武器會談要一先一後進行。我也對蘇聯的制度有了足夠的瞭解，可以確信，當蘇聯的領導人想要去做的時候，他們能夠迅速地採取行動。多勃雷寧答應盡早答覆，我確信他會信守這個諾言。
不到兩個星期，多勃雷寧就回到華盛頓。一月二十三日，他來到白宮的籌劃室，興致勃勃地暢談起來。他說政治局以極大的興趣研究了我們的提議。他見到了所有的最高領導人，而且他可以告訴我，現在舉行最高級會談的條件好極了。（事實上，我在一月九日並未提到最高級會談。多勃雷寧無疑是想利用尼克松想要一鳴驚人獵取聲譽的渴望來撈到某些好處。）蘇聯人願意在七月份或八月份舉行最高級會談，而九月份也是適宜的。當然必須首先取得某些進展。但現在每個人都很樂觀。多勃雷寧表達了蘇聯人關於相互聯繫的想法以後，把話題轉到我們一方的想法。蘇聯領導人對我願意參加柏林談判感到高興，勃蘭特和巴爾曾經對他們講過，在所有的美國領導人中，我對德國的情況瞭解得最清楚（這倒可能是真的；同時莫斯科一定作出了決定，認為利用我的虛榮心不會有什麼壞處）。雖然正式的看法要到會談實際開始時才能提出，但多勃雷寧現在就告訴我，關於蘇聯對柏林通路提供某種保證的建議正在莫斯科認真地研究。如他所述，事情已很清楚，要求迅速達成一項柏林協議的壓力是在蘇聯一邊。莫斯科已開始認識到，如果沒有柏林協議，它將決不會得到它所珍視的東方條約；它將要為此付出代價。
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多勃雷寧還不能作出肯定的答覆。然而，莫斯科很有可能接受那個想法，即把一項防禦性條約和凍結進攻性武器結合起來進行談判。他提出了一些實際問題。一個既困難又麻煩的問題是：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提出或向國會提出的關於反彈道導彈計劃的許多方案，我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哪一個。我只能含混其詞地說，我們還沒有作出決定；這是屬於這樣一種情況，即真相如何，不一定多講。蘇聯人想從以下三者之間弄清我們的立場是不容易的：我們國會的立場（建立三個發射場以保護洲際彈道導彈），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的正式提議（對全國指揮機關即在華盛頓和莫斯科部署這種導彈），我們參加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談判者的私人信念（要求全部禁止這種導彈）。我對他講明，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將與柏林談判步調一致。
蘇聯外交官總是沒完沒了地提出一大串建議。那種理論似乎是，讓你弄不清什麼時候那位對話者才會由於心不在焉或者疏忽大意而作出一個讓步；莫斯科領導人似乎最低限度也要獲得具體證據，證明它的代表並不缺乏堅持到底的精神。我把多勃雷寧所有老一套的提議——其中歐洲安全會議和中東問題在他的目錄單上居於首位——都反駁掉以後，我們商定，一旦我把適當的談判程序安排就緒，就舉行定期的和系統化的會晤。
這樣，我就參與了這兩個像神學一般複雜的談判。柏林談判涉及其他三個盟國的重大利益，也涉及蘇聯和兩個早已建立的論壇。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正式開始，輪流在赫爾辛基和維也納舉行，下設許多複雜玄奧的技術性和實質性的委員會，其中有些委員會由我任主席。若不兢兢業業、謹慎從事，其結果可能是闖一場大禍。
渠道已經溝通
到一九七年底，我與尼克松共事差不多兩年了；我們幾乎每天都長時間交談，並以最密切的合作度過了所有的危機。他越來越傾向於把對外政策的策略問題委託給我。在我們共事的第一年中，在每次會談之前，比如說與多勃雷寧或北越人的會談，我總是事先擬好談話要點，呈交尼克松批准，然後再去會談。我提出的談話要點他很少改動，但也很少不加幾句強硬的話作為告誡。到一九七年底，尼克松不再需要這樣的備忘錄了。他總是同意我的策略，經常是口頭表示同意；他幾乎從不去干涉這些策略的日常執行工作。每次談判會開過之後，我都提出一份很長的備忘錄和分析，這樣尼克松就有機會判斷他的意圖是否得到貫徹。但據我回憶，在一九七一年以後，談判方針一經擬定，尼克松從未作過改動。我知道尼克松想要做什麼，因為策略是我們共同制定的。他認為，一個樂隊指揮沒有必要去演奏每一樣樂器。
但是，如果說我能肯定尼克松在支持我，那麼對於政府中其他成員我就如履薄冰了。在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中，進行任何談判都是冒險，那些局外人總是斷言他們能做得更好；而參加談判的人越少，講這類風涼話的人也就越多。他們沒有參加談判中彼此遷就的過程，盡可以大唱其高調；他們不瞭解談判中出現的障礙，把每一個讓步都指責為不夠強硬，或者說是談判手腕不高明。我制定的談判程序加強了果斷性，但因此也更難於取得大家的一致同意來支持談判的結果了。
然後就是熟悉談判主題的問題。我的工作人員太少，無法幫助我同時進行兩方面複雜的談判。我採取的代替的辦法是抓部際機構。這樣我就可以利用這個官僚機構而不洩露我們的意圖。我對它們說，那是計劃中要談的問題，而實際上卻是正在秘密進行談判的問題。我用這種方式可以瞭解到這些機構的看法（同時也瞭解必要的背景），而無須向它們正式「說明」我的立場。我對多勃雷寧的提議通常反映官僚機構的一致意見，很可能比正式談判要採取的立場更強硬一些。這是因為，在各機構參加的討論計劃的會議上，通常總是提出更為強硬的路線，這樣做可能得到警惕性高的聲譽而不冒風險；為談判作準備工作，調子就不可能那樣高，因為總有某些機構為了既得利益而希望談判成功。
採取這些異乎尋常的做法之所以必要，主要是因為總統既不相信他的內閣也不願對他們直接下達命令。尼克松怕洩露機密，也不敢強制實行紀律。但他決心要實現他的目的；因此他鼓勵那種政治教科書上不會贊成的做法：像螃蟹似的不聲不響地繞著現存的機構走。這使官僚機構感到懊喪，它們由於被拋在一邊而大鬧獨立性並自作主張，而正是由於官僚機構的這種作風才使尼克松繞過它們。但這個辦法成功了；它居然難以想像地把大量艱苦的準備工作與乾脆明確地闡明觀點結合起來了，而這正是一項成功的政策所必須做到的。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我們用這種辦法實現了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突破，打開了對華關係，達成了一項柏林協議，舉行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最高級會談，都沒有遇到任何挫折。結果應以其功績來衡量，雖然我也承認取得這些成績的方式是付出了代價的，而且我也不認為這些辦法應該重複使用。
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進行正式的談判需要有定期的正式的總統指示。因此，我能瞭解到各機構在務虛階段以及關於實際談判的看法。很明顯，在政府內部要求單獨達成反彈道導彈協議的壓力越來越大了。出席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代表團中的幾個成員明確表示贊成這樣做。國防部的代表似乎贊成把單獨達成反彈道導彈協議與凍結重型導彈聯繫起來，任由其他一切類型的導彈自由發展。傑勒德·史密斯贊成禁止反彈道導彈或者只對兩國首都部署反彈道導彈，而以對方限制某種類型的進攻性武器為交換條件；但這種把它當作談判籌碼的做法很難說服國會接受任何反彈道導彈計劃，因為這樣我們就可能必須拆除某些設施，而國會不急於在這方面花錢。國務院傾向於單獨達成反彈道導彈協議，但又不願積極要求達成協議。簡而言之，如果我把反彈道導彈條約與凍結一切戰略導彈聯繫起來搞成了的話，我就保證不會遭到官僚機構的反對，因為我所爭取到的東西比任何機構要求做到的東西要多。
柏林談判是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經過幾十年的柏林危機，其法律地位已經固定下來了，再加上受到傳統和來之不易的協商一致意見的限制，單憑總統的決定是無法加以改變的。我們的政策必須與三個盟國共同制定，任何一方都不會由於先前指責我們採取拖延立場而不責難我們現在過於靈活。
沒有勃蘭特的充分支持柏林談判是無法進行的，因此我必須會見勃蘭特的私人顧問埃貢·巴爾。但到了某個時候，與蘇聯人的會談結果最終還得由四國開會來討論。因此我也需要我們駐波恩的大使肯尼思·拉什的合作，按照職權他應代表我方參加正式的柏林談判。
拉什是憑個人的勤奮擢升為大使的；他最後一個重要職務是任碳化物聯合公司的總經理和董事。尼克松對他有所瞭解是因為他曾在杜克法學院任教，雖然他那時不曾見到尼克松。他是約翰·米切爾的密友，其時米切爾任司法部長。事實證明，他是尼克松任命的最得力的人之一。拉什頭腦冷靜、有分析能力、思想深刻，他機智巧妙地完成了他在波恩的複雜任務。
巴爾的問題跟我完全相同。他也要在不讓外交部知道的情況下掌握談判。德國有長期的官僚主義傳統，他要在波恩完成這項任務比在華盛頓更為困難。看來沒有任何正常的聯繫渠道是十分可靠的。巴爾也找不到借口來華盛頓，任何借口都會重新引起前些年那種權限上的爭論。國務院會堅持要求參加每一場談話，德國外交部也會要求他提出報告。為了避開這些問題，一月二十七日我派了一個信使去波恩，帶去我個人給巴爾和拉什的信件。我告訴巴爾，我們已準備接受總理的建議，加速柏林談判的進程，因此迫切需要他和我會見。我期望他能作為總理的全權代表到華盛頓來。至於他此行的公開目的，我已指示信使轉達副總統（作為航天委員會的負責人）的邀請，請他來參加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阿波羅14號登月飛行的發射典禮。如果巴爾接受邀請，我也出席典禮，然後我將安排他飛往紐約，我們就可以在飛機上商談了。巴爾立刻接受了這個建議，在二十四小時內就啟程來華盛頓。我在華盛頓避免和他見面，而是在一月三十日飛往肯尼迪角的途中和他會面。
給肯尼思·拉什的信也是由那位信使遞交的。為了給拉什來華盛頓找到一個理由，我安排他的朋友約翰·米切爾給他打了個電話。米切爾找了個借口說要與這位大使討論行政任命問題。於是國務院批准他前來「商談」。我就於二月三日晚在華盛頓水門米切爾的公寓見到了拉什，那時這所綜合公寓還很少為人所知。
我通知多勃雷寧，我已在進行工作（他的政府通過巴爾肯定也會知道的）；我還說，莫斯科也許想要講些什麼，使所有參加的人都有一種信任感。出乎我意料，多勃雷寧在二十四小時內就露面了，提出了一個蘇聯以前不肯提的建議。蘇聯曾經堅持，有關柏林通道的程序問題僅僅與兩個德國有關；而每當出現麻煩的時候，我們總是依靠國際法的正常手續與東德打交道，由於我們甚至還沒有承認東德，我們幾乎沒有辦法實現我們的要求。在這之前，蘇聯人一直企圖利用柏林的不穩定的局面來提高東德的國際地位，同時否認自己對柏林通道的騷擾負任何責任。現在他們提議，對任何有關柏林的新安排，四國中的每一國對於違反規定的事件都有權提請其他三國注意——這是一個很微妙的暗示，雖不能令人滿意，但意思是說要由四國共同負責。這只是一個試探性的步驟，是朝著對蘇聯來說至關重要的保證前進的。但任何熟悉葛羅米柯的策略的人都會知道，他是絕不會一開始就採取一種十分慷慨的立場的。
我和巴爾玩的這個花招很有效，一月三十日我們按時到達肯尼迪角參觀登月火箭發射。以前我總以為觀看宇宙火箭發射主要是孩子們的事情，但這次在月光下我們一小群人參觀「土星五號」火箭，使我很有感觸。火箭起飛過程中，我們從數英里外望去，那火箭孤懸空中，周圍全無支持，卻也並非巍然壯觀。但那時已近深夜，它的龐大卻使我們感到極為渺小，它本身的意義也使我們感到羞愧。
我知道曾經有過一場關於空間計劃是否有用的辯論。早先那種探險的想法逐漸淹沒在為國家爭名次、比先後的吵鬧中。但我考慮，我們是需要一個空間計劃的；拋開科學上的理由不說，這是因為，一個社會如不能開闊視野，那就很快會變得心地狹隘。那種認為先解決地球上的一切問題然後再去其他星球探險的論點會限制我們永無止境的追求。這個世界永遠不會沒有問題；除非人類不斷地擴大眼界，這些問題就會變成煩惱而不是挑戰。如果十五世紀的歐洲奉行那種首先必須解決本身問題的膚淺口號，哥倫布就不會發現美洲。那些問題就會反而變得無法解決，而歐洲將會窒息在其本身的混亂之中。信仰使人們有勇氣去經歷人間的千辛萬苦。在這個技術專家治國的時代，人們應該懷有怎樣的夢想呢？信仰曾經使小農社會建造尖頂直指雲天的大教堂，建造經歷幾世紀才能完成的雄偉大廈，體現了人類堅韌不拔、戰勝一切困難的精神。怎樣使一個民族重新獲得這種信仰呢？誰也不知道我們在宇宙空間能發現什麼，月球只是我們邁出的微小的第一步。我記得一個宇航員曾告訴我，當他最後進入太空艙等待起飛的時候，是他最感到神秘恐怖的時刻。沒有工作人員伴隨這還是頭一次。萬籟俱寂，他知道他就要被發射到空間去進行一次宇宙航行了，能否回來不能憑自己的意志。這時他幾乎恐慌了。
那時我與我十歲的女兒伊麗莎白和八歲的兒子戴維站在肯尼迪角，周圍是一種異乎尋常的沉寂，我覺得我們的心境是不會一樣的。從主觀上說，他們將要生活的世界與我所生活過的世界不同。他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也不同。我在兒童時期只知道有國界，宇宙空間超出了我的想像能力，電視也是不可思議的。他們更無拘無束，但也更講求實際。我小時候地平線就是最遠的地方，他們則不然。看來似乎很矛盾，他們瞭解實際的東西多了，想像力卻貧乏了。我們這一代人是書本教育出來的，書本強使讀者進入自己想像的世界。孩子們的世界天天展現在電視屏幕上，他們認識事物是一個被動的過程。然而他們所生活的世界是億萬英里的航程決定於一瞬間的推動力，此後航程基本不變——這種概念超出了我在他們這個年齡時的想像能力。
不管怎樣，我認為我現在是那種有權提供原動力的人，把未來幾代人送上並非由他們選擇的旅程。如果我們的目標是錯誤的，哪怕再熟練的駕駛員也無法糾正。我們的責任是找出一條軌道通向誰也沒有到過的世界，但也有飛向太虛幻境的危險。我們最重要的決定是航程是否開始，我們最需要的品質是確信通過負責的行動能夠局部地創造未來。
正當發人深思的宇航員飛向月球的時候，巴爾和我掉頭飛回紐約，在星式噴氣機的密室裡一路上暢談柏林問題。巴爾贊成加速談判，並對我願參與其事表示很高興。但作為各自政府首腦的代表，我們怎能在自己的外交部長不覺察的情況下進行重大的談判呢？我們又怎能防止蘇聯人在西方四國之間挑撥離間呢？我知道巴爾與蘇聯外交官有密切的接觸，因而堅持雙方在有關柏林問題上與蘇聯人或東德的每一次接觸都要互通消息。關於其他問題，我們商定了一個複雜的協商過程。巴爾和拉什就三方面的問題擬出建議——柏林通道的程序、提出保證以及聯邦共和國在柏林的活動——並試探盟國的反應，然後我拿這些建議與多勃雷寧仔細研究，再後來是由拉什或巴爾納入正常的渠道。在種種不利條件下，這盤三人棋居然下成了。我們在七個月內完成一項協議，而且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同肯尼思·拉什的工作安排是在二月三日晚我們在約翰·米切爾的公寓會見時決定的。拉什同意，由於具體時間限制，也許沒有別的辦法行得通。如果僵持局面拖得太久，勃蘭特也許要想辦法自行其是，而把德國未能實現民族願望歸罪於我們，也許還會制定一條新的更加獨立的民族方針。拉什懷疑，當越南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們能否應付一場柏林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德國內部的騷亂。
剩下來的問題就是建立一條聯繫渠道。當然中央情報局是可以利用的。可是拉什認為，情報站的站長不可避免地要把他某些部下吸收進來；除此之外，他還與使館的人員來往密切。最重要的是，情報站的站長不可能經常訪問巴爾以接收或傳遞消息而不引起懷疑。我的副手艾爾·黑格想出一個解決辦法。他與參謀長聯席會議聯絡官、海軍上校倫布蘭特·魯賓遜一起制定了一套複雜的特殊聯絡方法，這是通過海軍渠道與法蘭克福的一位海軍軍官聯繫。這條渠道是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埃爾莫·朱姆沃爾特建立的——他後來強烈反對秘密外交。黑格的備忘錄中描述那位軍官「完全可靠」，不對「我們的使館負任何責任，也與其他情報部門或行政部門無任何瓜葛」。我想像不出他在法蘭克福究竟幹什麼，也不想去問，這樣也許反而更好些。總之，那位海軍軍官知道巴爾和拉什的專用電話號碼，他自己也有一個專用電話號碼，這樣就成了關鍵性的聯絡點。國務院關於柏林問題的電報經常洩密，電報分發的範圍太廣了。通過海軍渠道傳遞消息從不洩密。我們很感激省掉了那些麻煩，因為到二月初，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柏林問題的秘密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五月二十日協議
當我與多勃雷寧開始探討限制戰略武器會談能否取得突破時，正式會談已於十一月初在赫爾辛基恢復，那時會談正像國內的辯論一樣，陷入了僵局。我國政府正式的一致意見是，美國應該堅持它上次於一九七年八月四日提出的建議，即雙方把導彈和轟炸機都限制在一個「商定的數目」上，並把蘇方的重型導彈限制為二百五十枚（到一九七年底蘇聯人已經超過了這個數目）。正如我已指出的，參加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代表團的許多成員正私下裡不再堅持這些建議。
關於反彈道導彈，我們的談判立場也陷入混亂。蘇聯人已經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即反彈道導彈只限於全國指揮部門，對此，我們既沒有要求也沒有得到國會的撥款。我們曾要求國會對三個發射場撥款，但不包括國家的首都。我們的談判立場同實際計劃距離越來越大。參議員約翰·斯坦尼斯在十月份對傑勒德·史密斯說，反彈道導彈這個問題「攪壞」了整個一場國防撥款的辯論。
為了弄清官僚們的正式看法，我通過秘密渠道問史密斯，他是否仍然同意把限制防禦性武器和限制進攻性武器聯繫起來。史密斯的回答含糊其辭，實際上是說完全可能贊成在談判中禁止反彈道導彈，因而也就是由國會砍掉關於反彈道導彈的撥款。他個人仍然堅持反對單獨搞一項反彈道導彈協議，而蘇聯人在十二月再次提出了單獨搞這項協議的建議。然而，他認為「立即」拒絕這一建議也未免失於粗暴。總統也許想要「重新審查」他本人關於反對單獨搞反彈道導彈協議的政策。結果是，整個反彈道導彈問題在政府內部重新展開了爭論。
實際上，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應採取什麼立場的辯論已經同一年一度反對反彈道導彈變成一碼事了，這種反對幾乎達到了宗教狂熱的程度。輿論界再次加大壓力。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七日《紐約時報》接受了蘇聯向我們提出的關於反彈道導彈的建議，譴責總統堅持把進攻性武器與防禦性武器聯繫起來。一月二十六日，在民主黨總統提名競選中領先的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宣佈他贊成鼓勵蘇聯的靈活性。這位參議員在最近訪問莫斯科時對柯西金總理說，他斷定，「在美國有很多人主張削減武器費用」。這位參議員並不認為一個總統候選人告訴蘇聯總理美國國會內有影響的議員企圖削減國防費用是有害於我們的外交政策的，他說：「既然我可以在參議院這裡講這些話，我看不出有哪一點理由不可以對柯西金這樣講。」[4]
這場反對反彈道導彈的運動由於國防部長萊爾德無意中透露了一個消息而得到了推動，萊爾德說蘇聯人似乎已放慢了建造新的洲際彈道導彈的進程。許多人把這個消息看作是蘇聯人的一個普遍性的「信號」，是克里姆林宮那些膽怯的傢伙們在暗示他們的意圖。這種想法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同是那些蘇聯領導人卻在所有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上對我們一再發動猛烈的攻擊。這個所謂的蘇聯人的「信號」促使傑勒德·史密斯給總統寫了一封信，建議我們宣佈停止進一步部署反彈道導彈，以表示我們的誠意。假使蘇聯人重新建造導彈，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全力進行我們的導彈防禦計劃。這種論調在國會和新聞評論中一再加以重複，雖然形式有所不同。二月一日，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在參議院力陳凍結美國的反彈道導彈和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計劃。「既然我們不付任何代價，」漢弗萊宣稱，「我們的安全又有絕對保證，我們這方面就可以停止核軍備競賽，以響應蘇聯已採取的行動。」[5]到三月份，蘇聯的「信號」無影無蹤了。情況已經弄清楚，原來蘇聯人只是停止建造SS-9型導彈，為的是開始建造新一代的洲際彈道導彈，即SS-18型導彈，與此同時建造SS-11型導彈發射井的工作仍在繼續進行。實際上蘇聯人在一九七一年開始搞的導彈比過去十年中除一年外哪一年都要多。這一事實並沒有絲毫減輕要求削減國防費用的壓力。那些要求我們對蘇聯人克制的「信號」作出反應的人，沒有一個建議我們對蘇聯人增加導彈作出反應。
要求停止反彈道導彈和放慢其他計劃的呼聲甚囂塵上，鬧了整整一個春天。二月三日，在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秘密聽證會上，參議員弗蘭克·丘奇要求總統接受「一項單獨的反彈道導彈協議，作為第一步」。二月二十六日，約翰遜總統任內的軍備控制和裁軍機構的負責人威廉·福斯特要求「完全禁止反彈道導彈的部署、生產和試驗」。[6]到三月底，參議員漢弗萊、哈羅德·休斯和喬治·麥戈文聯名要求單獨搞一項反彈道導彈協議。參議員斯圖爾特·賽明頓則建議相互凍結反彈道導彈，並聲稱，這樣就使多彈頭分導導彈沒有必要再搞了。參議員馬斯基答應在四月份再進行秘密聽證會。
四月五日，《紐約時報》贊同參議員馬斯基先前提出的建議，即美國放棄海神式導彈和民兵Ⅲ式導彈，並同意雙方停止反彈道導彈的部署——這是一下子搞掉我們全部的戰略計劃。四月六日，馬斯基糾合其同僚鼓吹搞一項限制或禁止反彈道導彈的協議作為開端。到五月初，采自這些方面的批評更為激烈了，竟指責政府存心拖延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以便繼續搞軍備競賽。參議員賽明頓甚至指控政府「有意策劃根本不去搞什麼軍備控制協議」。[7]
政府把反彈道導彈作為一個有用的「談判籌碼」的論點遭到了嚴厲的抨擊。參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富布賴特聲稱，「談判籌碼的論點」是荒謬的，只能有助於軍備競賽的升級。五月十二日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指責政府雙倍地增加核打擊力量，而蘇聯人卻沒有部署什麼——這真是一個奇特的結論，因為明擺著的事實是，將近十年來蘇聯人每年以增加二百枚導彈的速度在增加導彈。《華盛頓明星報》四月十三日報道，一個反對軍事支出的新聯盟正在形成，目標是削減國防預算六十億到八十億美元。參議員威廉·普羅克斯邁爾是這場運動的發起者，他的做法是反對B-1戰略轟炸機、航空母艦和潛艇，也反對F-14和F-15戰鬥機以及「夏延」直升機。
簡言之，沒有一樣美國的新式武器系統不遭到新聞界和國會的猛烈攻擊。與此同時，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還提出了他的年度決議案，要求撤退一半美國駐歐洲的部隊。經過一場激烈的鬥爭之後，這項決議案才以微弱的多數票被否決（參看第二十二章）。
國會最後還是把政府要求的數字砍掉了三十億美元。從紙面上看，我們所要求的軍備撥款略高於去年，去年是六百八十七億美元，今年是七百三十五億美元。但花在武器上的錢實際上比去年大為減少，因為四十六億多美元是專門用於改志願兵制而必須增加的支出，其餘增加的錢都被通貨膨脹抵消了。一九七一年也像往年一樣，幸運的是政府保住了逐漸增加B-1轟炸機、載導彈的三叉戟潛艇和新式戰術飛機的計劃，可以作為以後要求增加經費的基礎。這樣一來我們總算可以勉強維持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的地位。但危險是確實存在的，這些計劃中的某一項遲早會遭到國會的無情的攻擊。
正是在這種氣氛中，去年那種國內的辯論又重演了一遍。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以國務院和軍備控制和裁軍機構為代表的一派人爭辯說，延緩我們的反彈道導彈計劃將會對限制戰略武器會談起推動作用。其他人（包括我）則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認為要想使蘇聯人接受進攻性武器的限制，美國的反彈道導彈計劃是絕對必要的。梅爾·萊爾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希望搞一項「保證安全」的有四個發射場的反彈道導彈計劃，但實際上只有兩個發射場在構築中，第三個發射場即在密蘇里州的惠特曼空軍基地的那個雖已批准但尚未開始建造。討論又繼續進行了一個月，關於我們是否應該使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的立場符合我們反彈道導彈計劃的實際這個問題仍然沒有結論。
最後還是尼克松在三月份制止了這場討論。尼克松是對的，他深信，國會會否決在兩國首都部署反彈道導彈的主張，作為全部禁止反彈道導彈的一種手段。結果是總統於三月十一日作出決定，繼續進行關於四個發射場的「保證安全」系統，並使我們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立場與這種計劃相一致。那些贊成禁止反彈道導彈或者只在首都部署反彈道導彈的人對這一決定進行了極為強烈的反抗，致使我們參加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代表團未能向蘇聯人提出這一主張，後來經過我的辦公室的不斷督促，又於四月二十二日發出了正式的指示，代表團才提出了我們的主張。
我跟多勃雷寧的談判必須從這種背景去看。蘇聯人必定是很想等待我們辯論結束，以便從我們國內辯論的結果中撈到好處，這樣也許他們就完全沒有必要講什麼互利了。二月四日多勃雷寧肯定說，政治局原則上同意反彈道導彈協議與凍結進攻性導彈的部署同時討論。但這個表面上的讓步卻原來不過是誘使我們進入談判的一張入場券，以便莫斯科玩弄其典型的時而前進、時而後退的戲弄人的策略，把極為吝嗇的一點讓步一遍又一遍地標價出售。談判又由於葛羅米柯的策略與我的策略剛好相反而更趨複雜化。我的策略是在柏林問題上堅持下去以加速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進展，而葛羅米柯的策略是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這個問題上慢慢來，以加速柏林問題的討論。
二月十日，多勃雷寧肯定了把限制進攻性武器和防禦性武器聯繫起來的諒解。如果這兩項協議不能同時進行談判，蘇聯人將考慮在完成這些談判之前就凍結進攻性武器的部署。至於反彈道導彈，多勃雷寧表示願採取對兩國首都部署反彈道導彈的方案。
在正常談判情況下，事情就算到此結束了。原則上既已達成協議，就會開始較為簡單的文件起草工作，表明限制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的談判同時進行。這以後，技術人員將開始工作，除非出現某種僵局要求從政治角度加以解決。可是與克里姆林宮打交道卻沒有那麼簡單。現在我們不得不應付蘇聯人的那種策略，即先推銷原則，然後再以具體的方式推銷原來的貨色。也許是要顯示力量——也很可能是要執行幾個月前官僚機構定下的某種計劃，蘇聯人明知道我們會作出反應，卻又派了一隻潛艇供應船到西恩富戈斯。二月二十二日，我會見多勃雷寧，要求把這隻船立即撤走。如果這只供應船繼續待在古巴，我們決不進行任何談判（此後不久這隻船就撤走了）。同時，我還把尼克松與柯西金交換信件的一個副本交給多勃雷寧，這封信的內容是關於限制進攻性武器和防禦性武器同時進行談判的諒解的。這些信件都是我的工作人員吸收各部際機構為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討論會準備的意見而擬定的。可是事情又擱淺了。在二月二十六日和三月五日兩次會晤時，多勃雷寧很客氣地聲稱，他的所有領導人都離開莫斯科去籌備蘇聯黨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了，因此他們很難集中研究像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這樣複雜的問題。我忍不住要講幾句，我說：柏林問題比這個問題還要複雜、艱巨，他們倒似乎沒有什麼困難來集中研究，那時不出一個星期莫斯科就會發來詳細的信件。
時間成了一個關鍵性因素，尤因我們內部的程序而複雜化了。限制戰略武器的正式會談即將於三月十五日在維也納恢復。我們必須制訂新的指示，這些指示最低限度也不能與特殊渠道進行的情況相互矛盾。與此同時，尼克松倒怕起來了，因為把限制進攻性武器與防禦性武器聯繫起來這個問題看來即將取得突破，尼克松擔心是傑勒德·史密斯而不是他會得到這個榮譽。他在越南和柬埔寨問題上受到的打擊太大了，想在這類實際上等於謀求和平的倡議上落一個好名聲，卻也是人之常情。我請尼克松放心，除非莫斯科有意避開總統這條渠道，維也納的會談是不會出現那種突破的，不僅在這個問題上如此，在其他所有問題上都是如此。如果莫斯科那樣做，那將是一個孤注一擲的決定，是對蘇聯不利的，至少在勃蘭特的東方條約還掛在那裡的時候它不會這樣幹。果然，莫斯科在繼續打一場游擊戰，多勃雷寧於三月十二日交給我的方案背棄了限制進攻性武器和防禦性武器同時進行的原則。這個方案要求在「今年」達成一項反彈道導彈協議，只限於在兩國首都部署這種導彈；只有在這樣一項協議達成之後而且只是「在原則上」達成之後，限制進攻性武器才可能進行討論。蘇聯人正式改變他們對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立場，這不可能是當真的；多勃雷寧手上一定還保留著什麼東西。蘇聯領導人提出這項建議本身就最後證明他們根本不想取得任何進展；如果通過這條特殊渠道只不過是重演較低一級的談判所遇到的僵局，那麼這條渠道也就沒有意思了。我當即駁斥了多勃雷寧的建議，多勃雷寧也就馬上亮底了。他不再要求給他時間與莫斯科商量了——假如他的第一方案是當真的話，照理他是會這樣做的——而是建議把蘇聯和美國的方案合併起來，試圖消除分歧。很明顯，多勃雷寧已有處理這個問題的某些自由，否則他是不會自己做主建議修改他的方案的。
三月十五日我們開會交換新方案。多勃雷寧提出的方案只不過是三月十二日方案壓縮後的翻版。該方案依然堅持應先搞反彈道導彈協議，再談限制進攻性武器，但沒有提反彈道導彈僅限於首都的原則。我們的方案仍然是把限制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聯繫起來，這是我的主要目的。
多勃雷寧和我次日會晤企圖搞一個混合方案。結果這個方案很接近我們的主要要求。雙方將對各自的談判代表團發出指示，「立即」就反彈道導彈問題達成協議。在達成協議的同時凍結「戰略進攻性武器」，包括洲際彈道導彈和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允許加以改進和調換，但只能是同類型的武器。換言之，我們認為對我們的陸地發射的民兵式導彈力量威脅很大的蘇聯重型導彈（SS-9型）將被凍結在現有水平上。
三月二十五日，我向多勃雷寧發出一個照會，用外交術語來說叫作「口頭照會」——這是一種書面的但未經簽署的文件，其作用等於口頭講話，因而可以更容易不承擔責任。這個照會提出了我們認為應當採取的程序。關於反彈道導彈協議和凍結進攻性武器的條款必須同時談判，同時完成。（我把如何限制反彈道導彈的問題交給談判代表去談。）所允許的武器數量是凍結開始生效之日那些現役的和正在建造中的武器的數量。
第二天，三月二十六日，多勃雷寧帶來了蘇聯方面的答覆，對我們的三月十六日方案不置可否。他們接受對戰略進攻性武器實行凍結的原則，但對其細節要等到對防禦性武器的協議達成之後才能討論。在蘇聯外交的神秘世界裡，任何一點讓步都是極為勉強的，這個答覆的含義其實是一種妥協：兩個協議要連續進行討論，但同時簽訂。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因為一旦人們得知反彈道導彈條約搞成了，我們就會遭到難以抗拒的壓力要我們簽署，而在我們簽字的同時，對進攻性武器的凍結也就告吹了。（即使我們不簽署這個協議，國會也絕不會投票贊成為反彈道導彈計劃撥款，因此，照蘇聯人看來，理想的結果是反彈道導彈協議無法執行，美國單方面放棄它的計劃。）
我們在取得進展，但進展速度之慢卻令人難以忍受。我毫不懷疑，我們會堅持前一天照會中的那些原則。多勃雷寧認為，他的領導人不會有機會研究這個照會。幸好，他很快就要回莫斯科親自向他們匯報了，因為他剛剛接到命令，再次召他回國述職。我對莫斯科的談判作風早就司空見慣了，它是想用這種簡單的調走談判人員的辦法來進一步拖延談判。
當進行所有這些活動的時候，限制戰略武器的正式談判也在維也納繼續進行，這就又增加了一個複雜因素，因為我們的談判人員還不知道有這樣一條特殊渠道。三月底，傑勒德·史密斯通過秘密渠道同我聯繫，據他判斷，他已盡了最大的努力，除非他被授權把前進基地系統也包括在談判中。代表國防部的保羅·尼采建議，我們接受禁止反彈道導彈，以換取蘇聯凍結以至最後減少其重型洲際導彈（SS-9型導彈）。在美國國內，壓力繼續加大，要我們接受蘇聯的單獨達成反彈道導彈協議的建議。《時代》雜誌、《華盛頓郵報》和參議員馬斯基就是其中的鼓吹者。參議員賽明頓把「保證安全」的反彈道導彈比作一家製造降落傘的公司，該公司的廣告說：「如降落傘失靈，可退還，包換新的。」[8]說實在的，我們的秘密談判方式使我們很容易受到這些壓力；我們的批評家們不知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另一方面，假使他們知道談判的底細，他們就會迫使我們接受當前的蘇聯提案，而這些提案是我們仍在設法改進的。
部署多彈頭導彈是我們發展新型進攻性武器的唯一計劃，而關於進攻性武器的公開辯論的焦點卻是要我們停止這個計劃，因此美國的確幾乎經常要被迫放棄——在達成任何限制戰略武器協議之前——我們正在建立的兩種戰略武器系統。
幸好，多勃雷寧於四月二十三日從莫斯科回來了，使我們擺脫了困境。他交給我一份照會，照會以蘇聯談判人員那種特有的刻板、審慎的語調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同意限制進攻性武器可以在反彈道導彈協議完成之前進行討論。這是對兩種協議同時談判下的一個很好的定義，雖然是以葛羅米柯那種雙重否定的措辭來表達的。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但具有典型意義的是，蘇聯人抓住了我們以前作出的一個讓步：達成協議要取決於我們接受只限於在兩國首都部署反彈道導彈。然而這一次政治局又是白費心機，毫無所得。多勃雷寧必定知道——即使葛羅米柯不願意承認——那個只在首都部署反彈道導彈的方案是他們去年的一個意外的收穫。另一方面，假如蘇聯人不願意繼續談下去，他們也不會走這麼遠了。四月二十六日，我在另一個口頭照會中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我建議，關於在反彈道導彈協議中規定容許建立的發射場的性質的問題，推遲到以後的談判中再作決定。但照會提請蘇聯人注意，美國的立場將根據我們實際正在建立的體系（也就是說，保衛我們的導彈發射場），而不是根據以首都為中心的某種假設的體系來定。多勃雷寧當然不會放棄在辯論中取勝的機會，他說蘇聯人所接受的畢竟只是去年我們所提的反彈道導彈的建議。我感到有些難為情，也承認這是事實，但對他明確表示，我們現在的立場是不會改變的。
當我們將要達成協議的時候，出現了一件怪事打斷了我們的工作。五月二日，蘇聯參加維也納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談判代表弗拉季米爾·西門諾夫，在一次私人宴會上突然向史密斯提出了那同一個建議，即反彈道導彈協議只限於首都，在反彈道導彈協議簽訂之後再討論凍結洲際彈道導彈的問題，而這個建議正是我在六個星期以前予以拒絕的。換句話說，在多勃雷寧已經同意兩個協議同時談判以後，西門諾夫又提出了蘇聯原來的立場。由於這個建議比蘇聯人在維也納以前所作的任何讓步都要大，而且史密斯不可能知道向他提出的建議正是我們已經拒絕並且取得進展的建議，他還以為自己就要取得突破哩。他催促接受這個建議——這說明假如談判繼續通過正式渠道進行，我們會遇到多大的壓力。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清楚葛羅米柯玩這一手是想達到什麼目的。也許他是看到我們的雙重渠道有機可乘，忍不住想加以利用，因而授權他的談判人員摸清我們的正式談判人員手上的底牌。也許他是想試一試總統能不能堅持我提出的方案。可以想像，他想授予西門諾夫某種行動權力，而西門諾夫又想證明自己能比多勃雷寧幹得更出色。（不要以為在蘇聯那種制度下比我們要好一些，官僚之間不會鉤心鬥角，那種鬥爭很可能是更惡毒的。）
不管是什麼原因，西門諾夫的提議除引起對蘇聯誠意的懷疑之外，實際上對總統渠道的對話造成了困難。這個提議還在我們政府機構內部引起了正式的考慮，不久新聞界和國會就形成了一種壓力，要求接受這個「妥協」方案。當時我正在棕櫚泉，表面上是休假，實際上在準備中國之行。因此我要艾爾·黑格向多勃雷寧提出質問。多勃雷寧實際上沒有作出解釋。他指出西門諾夫提出了「過去」的立場，好像這樣就可以多少為這種花招辯解。多勃雷寧答應控制事態的發展。
幾天之後，五月九日，西門諾夫重新發動了攻勢，這一次是選中了奧地利政府主辦的一次乘船旅遊的機會，說明他對於繞開總統這條渠道多麼熱衷。西門諾夫把史密斯拉到一邊，提議他們在「今年」集中力量達成一項反彈道導彈協議，此後再積極談判一項關於進攻性武器的協議。在這些談判進行期間，將在「某段時間」內停止部署洲際彈道導彈。（現在他從六個星期之前的立場變成了上上個星期的立場。他仍然堅持兩種談判先後舉行，並繼續把潛艇發射的導彈排除在外。）史密斯對於這個表面看來的新「突破」大為高興。我感到很為難。我很難告訴史密斯，說人家向他兜售的是陳貨，西門諾夫的建議已通過一條他所不知道的渠道被另一個更好的建議代替了。我只好建議史密斯在一周內回國覆命。
與此同時，我決定與多勃雷寧攤牌。與蘇聯人打交道，必定會達到一個時刻，那時必須嚴厲地向對方講清楚，靈活的極限已經達到，談判成敗的時刻已經到來。這是一個比單純地表示「強硬」更為複雜的問題。如果時機過早，蘇聯人就會真的使談判破裂了；如果時機過遲，他們就不再相信對他們提出的挑戰是當真的。談判要取得成功是一個掌握時機的問題，跟莫斯科談判尤其是如此。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們所採用的策略是由於必要——或者說是由於蘇聯的笨拙——而被迫採用的，它後來發展成為一種深思熟慮的策略，我們還要不止一次地使用它。當時所以必要，是因為一旦史密斯回到華盛頓，西門諾夫的建議就將成為各機構間正式討論的題目，那麼總統這條渠道就將無法加以控制。五月十一日，我與多勃雷寧進行了一次相當率直的談話。我說，蘇聯人也許認為他們能在我們兩條渠道之間製造不和，而且我們確實也有某些困難，無法使各機構相信事實上我們已經爭取到多勃雷寧所讓步的東西。但他無須懷疑，以總統的堅定和我對官僚機器的控制能力，遲早總會使事情照我們的意思去辦。我告訴他，他付出的代價將是喪失對一條秘密直接渠道的嚴肅性的信任。他們的做法，總統只能理解為有意使他聲譽掃地，總統對此是極為憤慨的。我要求他在四十八小時內對我們四月二十六日的建議作出答覆。否則我們就把全部問題移交給公開渠道去處理。對於柏林談判我們也要這樣做。五月十二日多勃雷寧作了答覆。蘇聯不再堅持在首都部署反彈道導彈的主張了。它同意限制進攻性武器和防禦性武器同時進行談判。到五月十五日，我們已就要在五月二十日發表的公告和尼克松與柯西金私人交換信件的文本取得了一致意見。
這個成功卻使尼克松大為苦惱，因為他現在不能不告訴他的國務卿，談判已經背著他進行了好幾個月，而且就要正式發表公告宣告談判成功了。他的第一個本能的反應是說由於忽然接到蘇聯的一封信就出乎意料地造成了這次突破。（七個星期之後他對於我的北京之行就是這樣說的。）我勸他不要這樣說，因為事實俱在，不允許這樣編造，而且愛搗亂的蘇聯談判人員也會利用這種說法。尼克松的第二個想法是，說他在一月份曾經給勃列日涅夫寫過一封信，現在剛接到回信。這種說法我也說使不得，理由基本上如上所述。尼克松最後把這個難題交給了霍爾德曼，讓他去告訴他的老朋友這個消息。後來強烈的責罵都傾注在霍爾德曼頭上，但這絕抹殺不了他那種任勞任怨的精神，他干了許多工作都是費力不討好的，忍辱負重的。羅傑斯以值得稱道的沉著冷靜接受了向他提出的解釋——偽稱接到勃列日涅夫一封信的那個說法。
向格裡·史密斯說明情況的工作交給我來做。這是一個不愉快的任務。儘管我不同意史密斯的政策觀點，但我對他的工作作風和忠誠是尊重的。幾年的工作即將告成，而他卻被排除在外，這對他來說肯定是很痛苦的。若希望我們的首席談判代表同意，正式渠道的談判本來還會再拖下去，那就太過分了；面對著公眾要我們屈服的壓力，我懷疑我們能否堅持我們最後的立場。我給史密斯看了我們與蘇聯之間所有的交換信件及我的談話摘要。他表現得禮貌而克制。儘管後來他私下裡頗有怨言，這是可以理解的；當這樣的行為有損於尼克松政府在東西方關係上的第一個重大成就時，他以舉國一致這一大局為重，克制了自己的感情。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中午，尼克鬆緩步走向白宮新聞記者團，向他們宣佈了當年第一個引起轟動的新聞。他宣讀了公告。公告寥寥數語（而且有點繞圈子），根本沒有正確表達過去六個月的艱苦努力及其內在的含義。
美國和蘇聯政府在回顧了它們關於限制戰略武器的會談經過之後，一致同意在今年集中精力制定出限制部署反彈道導彈系統的協議。兩國政府還一致同意，與締結一項反彈道導彈協議一起，兩國政府將對有關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某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見。
但是與蘇聯人的這場談判，沒有一樣事情是注定能順利進行的。這個一致同意的聲明剛剛發表，就有人告訴我蘇聯塔斯社發表了一個不同的文本，其含義是限制進攻性武器的討論將在反彈道導彈協議「之後」而不是「一起」進行。換句話說，這是企圖越過我們把蘇聯原來的立場塞進一份新聞公報。我把這一點提請多勃雷寧注意，他不能自圓其說，爭辯道，塔斯社必定是根據俄文本自己轉譯的（這倒是一個離奇的解釋，因為聲明的原文是按英文議定的）。多勃雷寧說，很遺憾，由於時差的關係，現在通知莫斯科已經來不及了。我對他說，我要在兩小時內向新聞界介紹有關這一公告的情況。我或者是談蘇聯背信棄義，或者是把議定的文本說成是兩國改善關係的第一個重要步驟，這要由他來選擇。這位大使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辦法，把正確的英文本打印在蘇聯大使館的信箋上。這樣就可以向那些持懷疑態度、早已作好準備發射重型炮彈的專欄作家們及時地提供。白宮新聞廳用蘇聯的信箋發佈新聞，這也許是唯一的一次。
五月二十日的突破從表面上看是程序性的。它肯定了關於限制進攻性武器和防禦性武器的協議將同時簽訂。[9]但協議所包含的內容比字面上講的要多。例如，我們已把我們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立場的實質向蘇聯政治局提出來了。一九七二年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協議確認了上年五月達成的默契：蘇聯實際上已同意凍結新型的戰略導彈，同意也對重型導彈加以某種限制；他們實際上不再要求把我們國外基地的飛機計算在內；我們已提請他們注意潛艇發射的導彈必須加以限制或提出說明。此外，我們還設法避開了前一年那個不明智的只在首都部署反彈道導彈的提議。總之，一年後所達成的最後協議的基本方面反映了五月二十日公告之前雙方交換意見的內容。
限制戰略武器協議是一九七二年五月簽訂的，這以後很久，批評這些協議卻變成時髦的事情了，他們硬說這些協議是「不平等」的協議。誠然，協議規定的凍結使過去十年中形成的美蘇導彈數量的差距保持了五年。但由於我們的前任所作的決定，美國並不存在什麼製造新式導彈的計劃，至少在五年內不可能生產新導彈。梅爾·萊爾德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指出，美國計劃建造的新潛艇最早要到一九七七年才能下水；他的估計也還太樂觀了，至少提前了兩年。在這五年期間，美國政府面對國會的激烈反對，積極進行新的計劃——製造三叉戟潛艇，B-1戰略轟炸機，民兵Ⅲ式導彈，反彈道導彈和多彈頭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因此，數量上的凍結並沒有阻止美國的計劃，而是阻止蘇聯每年繼續部署二百多枚洲際導彈和潛艇發射的導彈的計劃。作為交換條件，我們接受了對反彈道導彈的限制，而我們這個談判本錢卻差一點被國會全部搞掉了。
儘管很明顯我們的談判地位較弱——因為我們總不能巧辯說，如果達不成協議，我們能很快製造導彈——我們還是取得了上述成就，這是由於幾種因素造成的。蘇聯領導集團不想利用我們國內由於越南戰爭造成的壓力；它之所以這樣決定倒不是由於發了善心，而是由於認識到這條特殊渠道可能是尼克松第一任總統期間達成一項基本協議的唯一的機會。蘇聯領導人還認為尼克松這個人是「捉摸不定的」——他在執意要干某件事情時確是如此，因而不敢拿我們國內表面上的混亂來下賭注；在美國，這種混亂的根基是薄弱的，拿多勃雷寧來說，他就比我們的許多批評家要懂得多。
更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蘇聯人若想締結柏林協議或是批准德國條約，就不能冒險跟我們鬧翻。我們沒有明確地把這兩者聯繫起來，但談判的步調明確地反映了這種聯繫。（例如，當西門諾夫舉動輕率的那個星期，我要拉什藉故推遲與蘇聯駐波恩大使的會談兩個星期。）而且在冷戰的條件下德國議會根本不可能批准勃蘭特的東方條約。我們不願加劇東西方的緊張狀態自有本身的理由，但為了堅持達成一項適合我們的安全的限制戰略武器協議，我們是準備冒這種風險的。
就國內來說，五月二十日的協議使我們得到了一個喘息機會。它暫時平息了那種硬說政府不願努力爭取和平的批評，它平息了尼克松任期內關於國防預算的辯論。當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已經很明顯有可能成功的時候，各種要求暫停發展計劃的壓力就減輕了。反彈道導彈仍處於胚胎階段，但在一年內這本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反彈道導彈使我們贏得了一個好價錢，假使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投票贊成只限於在兩個發射場部署反彈道導彈，即使沒有限制戰略武器協議，價碼也不會這樣高的。
另外，就政府內部來說，五月二十日的協議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它確定了白宮對於外交事務的支配權。在前兩年，白宮管外交只限於制定政策，現在擴大到執行政策了。有三件大事在正常官僚機構不知情的情況下同時進行談判：五月二十日的限制戰略武器協議，柏林談判和打開對華關係。我已說明，我不認為這種做法可以成為一種制度。但也必須同樣強調，政府各部的作為很難取得總統的信任。尼克松不願與它們正面對抗，而它們則想利用這一點，這使尼克松不得不經常打游擊戰，想辦法對付他的下屬，他是從來不把他們當作自己的下屬的。是尼克松一輩子好懷疑，還是十年來由反對派充斥的政府對他不信任，誰先誰後，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尼克松——在我的幫助下——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他自己的一套辦法。這種辦法當然對各部門起了瓦解士氣的作用。對於像史密斯這樣的個人來說，這種做法是不公平的，有辱人格的。對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來說，這種做法也太粗暴，使人受不了，因為他們的唯一責任是在老撾的作戰行動進行期間同時籌劃三個重要的談判。而且由於渠道重疊也浪費了大量人力。但尼克松斷定，由於他的信念、他的個性和他的部下的狀況，要想取得成就只能採取這種辦法。
至於五月二十日達成的諒解，尼克松有各種理由擔心，如果通過正規渠道，那會拖延數月也沒有結果，因為那時各部門正在對反彈道導彈的三種選擇和關於凍結的各種方案進行辯論，它們會把自己喜歡的方案在他作出決定之前就透露出去。蘇聯人就會始終堅持只達成反彈道導彈協議，並成功地動員新聞界、學術界和國會施加強大的壓力要我們接受。而柏林談判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之間那種重要的相互關係，由於兩個完全不同的官僚體系不可能仔細調整它們的意圖，幾乎肯定就會喪失，每一方都深信自己的責任特別艱巨，理由特別充分，而主張談判單獨進行。
五月二十日的協議對於我們的對華行動也不無作用。它向北京表明我們對莫斯科也有選擇的餘地，同時我們也有機會表明我們瞭解中國的主要憂慮。我們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的決定及其理由，並明確表示我們絕無共管世界的野心。最後，五月二十日協議也是美蘇間第一個被認可的總統級的談判——未來幾年其他談判的先驅。兩個核巨人已開始探索共處的某些基本規則，儘管這是一條崎嶇坎坷的道路。
柏林談判
我們和蘇聯就柏林問題的談判也是通過秘密和官方兩條渠道進行的，但柏林談判比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更為複雜，所使用的行話也更加深奧費解。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我們對自己這一方面負全責，但在柏林問題上我們卻不僅要與蘇聯打交道，而且還要與佔領國英國和法國、與這個問題關係最密切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以及西柏林政府保持合作關係，因為代表西柏林人民的畢竟是西柏林政府，事關重大的是西柏林人民的自由生存的機會。此外，柏林談判多年來一直限於在法律問題上爭論不休。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從通行證印鑒的確切樣式到整個城市的法律地位，幾乎沒有一個問題沒有跟蘇聯人爭吵過。任何一項倡議都必須對過去長期積累下來的司法程序進行一場爭論；而且還得繞過蘇聯駐東德大使、首席談判代表派奧特爾·A·阿布拉希莫夫這塊絆腳石，他不是一個外交官，而是一個黨務工作者，他的全部經歷是與東歐人打交道。因此，即使按蘇聯人的標準來衡量，他也是過分專橫獨斷、盛氣凌人的。只要他不能對西方談判人員發號施令，他就覺得難以忍受。
從根本上說，西方的談判地位是不利的。通往西柏林的公路、鐵路和空中聯繫很容易受到蘇聯人和東德人的侵擾而中斷，這些從表面上來看微不足道，很難提出異議，但積累起來就對柏林的自由造成很大的威脅。西柏林人被禁止到東柏林去。東西柏林之間不通電話。為平民服務的鐵路和公路都在東德的控制之下，而那時我們甚至還沒有承認東德。在技術上，軍事運輸要通過一個由蘇聯控制的檢查站，但即使這一點也不過是表面文章，因為實際上由東德的衛兵把守大門，一位蘇聯軍官懶洋洋地待在附近的一個哨所裡，在發生爭執時才出面。
「西方佔領區」——盟國一直使用這個名詞來強調柏林仍然是四國佔領之下的一個單一的城市——在經濟上是由西德支持的。的確，聯邦共和國無論是在基督教民主黨執政時期還是社會民主黨執政時期都曾作過一番努力，不僅想在經濟上而且也在政治上在柏林待下去。西方三國對於這種努力是支持和鼓勵的。然而，為了保持佔領的地位——這是使蘇聯人在柏林問題上承擔責任的唯一法律基礎，西方三國從未承認，聯邦共和國也從未聲言西柏林是聯邦共和國的一部分。因此美國所最關心的是確定蘇聯的法律義務，使其容許更正常地進入西柏林，容許被柏林牆相隔十年之久的東西柏林之間能更正常地來往。
十年來，柏林的脆弱性一直被蘇聯人看作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而不是促進問題解決的因素。在一九七一年，對我們變得有利的一點是，莫斯科很關心使勃蘭特的東方條約獲得批准。由於東方政策固有的特點是，似乎僅對一方有明顯的好處——波恩接受國家的分裂除了改善政治氣氛之外，畢竟一無所得——一項有利的柏林協議就要求提供對等的補償。因此，莫斯科處於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它要作出不符合當地力量對比的讓步才能取得其他重要問題上它所希望取得的成果。這是一個相互聯繫的典型事例。然而這種聯繫的實際後果是，在這件事情的過程中，變成我們要對勃蘭特政策的最後成功負有責任。
兩個主要問題必須解決：
⊙西方國家想要得到蘇聯的（不是東德的）保證，它們進入柏林要得到優待和不受阻撓；
⊙聯邦共和國想要蘇聯承認聯邦共和國與柏林之間的重大的政治聯繫，以消除共產黨對西柏林施加壓力的傳統借口。
蘇聯在四國談判一開始就以一貫的狡詐手段攻擊這兩點要求，它以一種猛烈進攻的姿態提出了自己的最高方案。關於通道問題，蘇聯人否認有任何權力；他們堅持說，通過東德的交通，他們無法控制或者施加影響；這是兩個德國之間要討論的問題。如果作為佔領國之一的蘇聯沒有責任，那麼按照蘇聯的這個說法西方盟國也就沒有責任了。這樣，老百姓進入柏林的問題就成了一個純德國的問題。任何危機都得作為德國內部的事務來解決。
至於「聯邦的存在」這個問題，蘇聯的立場是直截了當的。蘇聯人仍然是要求徹底消除波恩在這個城市進行「非法」活動的痕跡，關於這方面的活動，他們開列了一張包羅萬象的清單。阿布拉希莫夫以其特有的方式要求把聯邦存在問題首先解決；只有這樣才能討論通道問題。蘇聯人似乎想利用談判把西柏林變成一個「自由城市」，在這個問題上施加壓力曾經造成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的嚴重危機和一九六一年的另一次危機。這是他們在戰略武器會談中的策略的重演；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他們也是想先解決莫斯科最關心的問題——反彈道導彈，然後再討論我們想解決的問題。蘇聯人提出一個如果勃蘭特接受了就非垮台不可的方案是想達到什麼目的，這也許永遠是個謎。
正當我在一九七一年二月親自過問時，蘇聯人想要採取的另一個方針是企圖把四個佔領國統統拋開。一個名叫邁克爾·科爾的東德官員出現在波恩，談判東德和聯邦共和國之間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前面已經提到，我已經建立了秘密的海軍方面的渠道，以保持聯邦共和國的巴爾、我們的大使肯·拉什和我之間的相互聯繫；並且我第一次使用這條渠道來警告巴爾，不要受到蘇聯人的誘惑，利用他參加全德談判來為蘇聯圓場。
我的下一步是在二月十日與多勃雷寧討論二月五日四國會談中西方國家提出的建議草案。這一草案堅持由蘇聯提出保證，無阻礙地進入柏林。至於聯邦共和國在柏林的存在問題，草案提出，憲法規定的機構，諸如選舉總統的議會，將不再在柏林集會，而且所有西德各部將由聯邦共和國在柏林的一個代表來執行任務。這並不是一個了不起的讓步，因為這些機構將保留下去，但這個建議給蘇聯人一個他們可以接受的顧全面子的體制。凡是未加禁止的事情都許可辦。
肯·拉什是聯繫的樞紐。他為我和多勃雷寧的談判不斷地提供情報；他與其他西方盟國保持密切的接觸，以確保各盟國的立場協調一致；他還要制止巴爾那種喜歡單干、想把蘇聯人的一切讓步都歸功於己的傾向。而且拉什必須在自己的國務院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完成這一切。這真是一種古怪的管理政府的辦法。可是它居然能行得通，這一奇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拉什從容鎮定的辦事才幹。
開始時，多勃雷寧堅持，進入柏林的程序問題應由兩個德國來處理，然後他又突然提出一個妥協方案：蘇聯人將基於他們對東德的看法的理解，以單方面發表聲明的形式來表明他們對柏林通道問題應承擔的義務。然後這一聲明將併入整個協議的總的保證之中。我不得不承認，這個方案只是聽起來像一個完全不同的方案，因為實際上它恰恰是在正式渠道中早已討論過的西方的那個讓步的立場。（事實上，二月十日會談所發生的事甚至使我想到，不是我接受蘇聯的一個妥協方案，而是蘇聯接受了我們的讓步立場，是莫斯科從某一消息來源瞭解我們的這一立場後提出來的。）
當我把我和多勃雷寧的談話內容通知巴爾和拉什時，他們兩人都斷言，這樣一個保證是能為西方盟國所接受的，條件是予以保證的這個進入柏林的程序要詳細擬定，足以改善柏林的生存能力。多勃雷寧在二月二十二日作出了反應，建議由我提出有關這一程序的詳細文件。這樣，巴爾和拉什就投入了緊張的起草工作，而由於經過秘密渠道傳遞那些冗長的文本經常發生脫漏和歪曲，起草工作也就更加複雜化了。他們起草的文件是各盟國不同立場的混合物，因而在盟國的討論中可能被接受。二月二十六日我把這個文件交給了多勃雷寧。
三月十五日，多勃雷寧重新提出要求，要西方在聯邦共和國在西柏林存在這個問題上作出進一步的讓步。我說我們不能超過二月份提出的盟國的立場。多勃雷寧立即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作為蘇聯對柏林通道問題提出保證的交換條件，蘇聯在西柏林也要有某種程度的存在，例如，建立一個領事館。反應這樣快，這表明蘇聯人想取得進展的心情何等迫切。這個方案看來是承認了二月五日盟國提出的聯邦在西柏林存在的提法。
當然，在蘇聯的制度下，什麼事情都沒有那麼簡單。到三月十八日，或是由於莫斯科有了新的考慮，或是由於蘇聯官僚機構的某位要人要求證明能否爭取到更多的東西，多勃雷寧交給了我一份完整、詳細的柏林協議的草案，這個草案實際上收回了上個月所做的大部分讓步。他請我在莫斯科將此件提交給三月二十六日的四國會談之前加以評論。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來處理這樣一個長篇文件中的所有玄奧難懂的法律問題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正式提交給四國審議也無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它的主要意義就在於使四國會談能夠繼續進行。
與巴爾和拉什磋商之後，我在三月二十二日回答多勃雷寧。我無法提出一個反提案；我也不想被拖進一場討論蘇聯文件的詳細談判，這樣一個文件肯定會使談判成為討論我們的讓步的談判。為了迫使蘇聯人轉向我們的觀點——我相信他們是會這樣做的，我在與拉什磋商之後，提出幾個總的原則：第一，任何協議都必須肯定柏林與聯邦共和國的聯繫，以及蘇聯承認西方國家在西柏林的權威。第二，在進入柏林通道問題上的許諾，必須由蘇聯作出切實的保證，即保證平民和軍人進入柏林不受阻礙。第三，蘇聯必須對柏林城兩部分之間的相互來往承擔予以改進的義務。第四，協議必須表明西柏林的外事代表體制由三國負責——這是允許西德代表柏林的一種委婉的說法，因為西方國家會授權給波恩。第五，任何關於蘇聯在西柏林的官方機構的諒解都必須在四國柏林協議之外加以處理。這是為了防止蘇聯以它在西柏林的領事權的行使受到干擾為借口而取消關於柏林通行的規定。我交給多勃雷寧一份備忘錄，它相當詳細地說明了這些觀點的實際含義。
我和多勃雷寧想出了一個主意，讓阿布拉希莫夫和拉什秘密會談。其實這個主意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則比較困難。阿布拉希莫夫在東柏林，拉什在波恩。他們兩個只在四國開會時碰面。由於要通過柏林牆的檢查站，他倆誰和誰接觸都會引起新聞界的注意。即使在四國開會期間私自會晤，也會引起其他大使們的懷疑，當然也會通過正式渠道報告給國務院，這樣華盛頓就會要求全面匯報。
我們以為已經克服了這些困難，於是安排他們在三月二十五日會見。阿布拉希莫夫或者是由於不瞭解雙方對兩條渠道的約定及其意義，或者是由於像西門諾夫所幹過的那樣想要堵死多勃雷寧這條渠道（或兩條渠道都堵死），把要他與拉什秘密會晤的事捅到公開渠道裡去了，這一來就引起了華盛頓的紛紛揣測。然後他又莫名其妙地取消了這次會晤。他與拉什的會晤重新安排在四月十六日下次四國會議時進行。阿布拉希莫夫這次又把未能會晤歸罪於拉什提早離開了會場。這顯然是一個借口，因為拉什已預先告訴每一個人，那天晚上他要為訪問波恩的波士頓民間樂團舉行招待宴會。顯然發生了更重要的事情，也許是蘇聯外交部（由多勃雷寧代表）與黨的系統（由阿布拉希莫夫代表）在扯皮。要不然就是葛羅米柯斷定他三月的方案是一個失著，不能再作為談判的基礎了，因而決定用這個辦法收回成命。也很可能是蘇聯人不信任由阿布拉希莫夫和拉什單獨會談，而想找一個方式讓巴爾也參加進來，他們對巴爾很明顯是信任的。不管是什麼原因，當四月二十三日我向多勃雷寧建議由蘇聯駐波恩大使瓦倫丁，費林代替阿布拉希莫夫時，他很痛快地接受了。費林、拉什和巴爾在波恩會晤不會引起注意。在葛羅米柯看來，這樣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好處，那就是一切事情都由外交部這條渠道控制起來。
顯然我有必要再次與埃貢·巴爾會晤。我們再次需要找一個有正當理由會晤的地點。我們選中了比爾德堡會議這個機會，這是歐洲和美國的政界與商界的領導人每年舉行的非正式集會，定於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的週末在佛蒙特州舉行。會議是在森林中舉行的，左翼和右翼團體都佈置了糾察線，左翼認為這個會議是資本主義的陰謀，右翼懷疑像戴維·洛克菲勒和賈克·海因茨這樣的激進的主辦人會把美國出賣給隱蔽的國際主義。巴爾和我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回顧了談判進行的情況。他提出了一個巧妙的建議：雙方都不要再堅持那些法律上的理由，而要具體地說明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我同意這個建議，但表示要與拉什討論，而且關於柏林通道的程序要相當詳細地加以說明，以免將來發生誤解。
我於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向多勃雷寧說明了巴爾的建議，徵求他的意見。多勃雷寧欣然表示同意，這說明他不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建議。據我所知，沒有哪一個蘇聯外交官——包括葛羅米柯在內——會不請示莫斯科就接受一項新的重要建議。究竟有多少渠道在起作用，誰是主要的談判者，並不都是絕對清楚的。我堅持要由拉什就程序和實質問題徵求勃蘭特本人的同意，以此來確定巴爾的權力。拉什於四月三十日得到了勃蘭特的同意。
五月三日，顯然是在蘇聯的壓力下，東德的黨魁、頑固的斯大林分子瓦爾特·烏布利希由於所謂健康的原因被撤換了，而由埃裡希·昂納克充任。昂納克據說比較靈活——要知道這在共產黨東德完全是相對而言的。
費林、巴爾和拉什於五月十日第一次會晤。此後，秘密談判的中心問題就交給他們去討論，而由多勃雷寧和我打開僵局。這三位主要談判代表都把單獨談話的內容互相通報（至少是在理論上如此），作為避免混亂的唯一手段。大量的電報往來充斥於這條特別聯繫渠道。海軍承擔的任務比原先答應負責聯繫時所承擔的任務要多，而且完成得很好。
五月十日，費林、拉什和巴爾再次會晤。拉什根據我的指示和他本人的信念，頂住了巴爾的壓力，後者要不經其他盟國批准就提出有關進入柏林的程序和聯邦在西柏林存在問題的詳細建議。拉什堅持要預先召開西方佔領國工作組會議。我們預計盟國會原則上同意這些新的解決辦法。我們預見到，關於進入柏林的程序，得到它們的同意是不會有困難的，特別是由波恩提出的話。巴爾當著費林的面反對這樣做，堅持要立即提出臨時性的建議。拉什又機智地擋了回去。最後，工作組還是贊同這些新解決辦法，但作為計劃文件而不是談判文件提出。
由於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期間，西門諾夫的行為是要繞過總統這條渠道，我指示拉什推遲了原定於五月十九日舉行的一次會議，這樣柏林談判就又延擱了一個星期。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於五月二十日取得突破之後，我讓柏林談判繼續進行下去。費林沿用蘇聯人談判的故技，於六月四日收回了他在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所作的讓步，到六月六日又大部分恢復。六月份其餘的時間拉什、巴爾和費林都用來起草那些錯綜複雜的文件，後來形成最後的柏林協議。他們的每次會議都產生一些協議，我代表總統審查這些協議；也產生一些爭論點，由我和多勃雷寧分別加以處理。在這一階段，蘇聯人的基本做法是力圖縮小他們對柏林通路問題所提保證的意義，所用的手法是插進一些限制性的詞句，如「在他們的權限範圍之內」，或者含糊地提到「國際法的準則」等等；這樣，他們以後就可以爭辯說，哪些才是他們的職權範圍，或者那些通過一個主權國家領土的程序應該適用哪些國際法的規定。
僵局突然打開了，這是因為柏林談判進入了這樣一個時刻：葛羅米柯似乎達到了驚慌失措的程度，他怕功虧一簣談判宣告流產。他決定對我們進行訛詐，以最後同意最高級會談為條件要我們迅速簽訂柏林協議。也許他是真的擔心談判破裂，也許他是想表現一下自己解決難題的才幹，好得到克里姆林宮的額外嘉獎，總之其結果卻與他的企圖恰好相反。一旦我弄清九月不可能舉行最高級會談之後，我就設法推遲締結柏林協議，直到我訪問北京的消息公佈之後再來締結協議。這樣就使蘇聯人不致急於利用我們打開對華關係為借口來挑起一場新的危機。我的做法成功了，但也不是沒有一定的困難。即便是拉什，也由於簽訂協議大有希望而飄飄然了，要他拖一下，他十分勉強（當然，其中原因他是不知道的）。西方盟國注意到蘇聯在正式的四國會議上立場軟下來時，它們也催促趕快簽訂協議。
七月七日，費林大使在莫斯科經過磋商後返回波恩，他板著面孔告訴巴爾和拉什，他想不到，葛羅米柯對於六月份所作的讓步竟然全部同意了。這樣，他（費林）也就沒有必要越過葛羅米柯向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請示了。葛羅米柯竟然知道他的下屬將首次向他報告一個月來所作的重大讓步，而且打算必要時越過他，我對葛羅米柯的這種眼光感到吃驚。然而，即使像我這樣持懷疑態度的人，這時也不再懷疑蘇聯人是想急於要締結柏林協議了。
拉什接到我另一個必定使他難以理解的指示：避開最後一輪談判，到七月十五日以後再談。我訪問北京的消息公佈之後，巴爾通知我，在波恩的俄國人反應強烈，但他們仍將繼續進行柏林談判。這倒不是他們願意這樣幹，因為他們比我們更需要柏林協議。但這是一個有用的情報，這表明我們的克里姆林宮問題專家們的擔心是錯誤的，他們曾認為打開同北京的關係會損害我們同莫斯科的關係。事態的發展證實了那些初步反應是可靠的，在我指示拉什繼續進行談判之後九天，他和巴爾就解決了最後有爭議的問題。
蘇聯人默認了聯邦共和國對西柏林公民的領事保護權以及西柏林人持西德護照旅行的權利。作為交換條件，我們同意那個主要是顧全面子的方案，即允許蘇聯在西柏林設領事館。這對於蘇聯把西柏林與聯邦共和國分開的理論沒有什麼用處，因為蘇聯在西德一些城市也有領事館。（柏林協議生效已將近十年了，蘇聯的那個領事館沒有起什麼重要作用。）
在談判結束的那一天，拉什通過秘密渠道以無可非議的驕傲心情電告：「臨時協議草案作為附件奉上，可是我仍然很難相信協議竟然這樣有利。它還需要由你、葛羅米柯和勃蘭特分別批准……昨天我們從費林那裡得到了我們所要求的一切東西。」他說得對。在以前，關於平民進入柏林的問題根本就沒有法律根據，而現在這方面的程序都有細緻的條文加以說明，甚至對製造品的密封運輸這樣的細節也作了規定。以前蘇聯對於進入柏林這個問題推得一乾二淨，聲稱這是東德人主權範圍的事情，而現在它卻作出了保證。聯邦在西柏林的存在略有削弱——特別是盟國從未承認的那些活動，如四年一次的聯邦總統的選舉。但蘇聯已經接受了這樣一條原則，即聯邦共和國和柏林的聯繫可以「保持和發展」，這樣就為波恩與柏林的經濟和文化聯繫提供了一個法律根據。協議授權西德在國際協定和團體中代表柏林，並使柏林人能用西德護照旅行。總之，這個協議意味著可使柏林居民的生活和安全得到很大的改善。協議文本基本上實現了二月五日提出的四國草案中所規定的目標，實際上在主要方面都與那個草案相似。
可是這個協議是由我們、聯邦共和國和蘇聯人三方秘密締結的，由於存在著兩條渠道，官僚機構問題也就成為突出的問題了。我們總得想辦法不要使我們自己的國務院把事情弄得複雜化了。另外，協議還得拿到四國會議上去批准，而參加會議的外交官們很懂得他們作為佔領國的代表所擁有的特權。除此之外，談判突然進行得這麼快，也使那些十年來習慣於那種僵持局面的人感到迷惑不解。這個問題倒不難解決，因為協議草案中有很多要點是根據工作組的計劃文件擬定的，但這也不是小問題。拉什和阿布拉希莫夫想辦法介紹那些不存在爭議的項目，而由巴爾在我們的支持下提出那些較困難的條款。這時事情還算順利。但到了八月十日，四國會談正式開始，當然就得在正規官僚機構的指導下進行了，而官僚機構又決心要表現一下自己的氣派。拉什突然從國務院這條渠道接到指示，要他重新修改秘密談判中早已定下來的一些段落的詞句。那些改動倒不太重要，可是巴爾卻怕起來了，他怕這樣一改會使我們受到指責，說我們沒有誠意。我再次對多勃雷寧表示不滿，指責阿布拉希莫夫態度粗暴，特別是對待英國大使，這位大使也是容易激動的。到八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問題似乎最後解決了。四國全部贊同協議。拉什興高采烈地拍了一個密電給我，他說官僚們「已遭到挫敗」。[10]
事情的真相是他們剛剛醒悟過來。三個月來，一項談判即將完成而正常的官僚機構沒有參加，甚至根本不知道，這已經是第三次了。任何一項協議，沒有參加談判的專業人員都能夠橫加挑剔，把它批評得體無完膚。國務院的德國科還沒有達到這個地步；協議的文本畢竟是英國和法國的大使接受了的。羅傑斯只是把拉什召回國內兩周，進行商討，以便國務院能夠進行「深入研究」。
我們處於十分為難的境地。我們必須使那些近乎妄想狂的蘇聯人相信，拖延是沒有意義的，然而又很難告訴國務院，它沒有權力重新審查這樣重要的協議。我們不能保證哪一位愛挑剔的官僚不會迫使我們重新討論早已兩次決定了的問題，首先是在拉什、巴爾和費林三人的會議上，其次又在四國大使級會談中與阿布拉希莫夫決定的。以後的情況是，總統、羅傑斯、霍爾德曼和米切爾（因是拉什的老朋友）他們四個人之間電話來往不斷，緊密磋商。像往常一樣，還是由霍爾德曼去處理這件事。勃蘭特在我的建議下也插進來了，他給尼克松寫了一封信，極力讚揚協議是一個「重大成就」；這對羅傑斯是有用的。尼克松有一種想辦法解釋既成事實的才能。他呼籲他的國務卿給以支持，理由是尼克松八月二十五日的經濟措施要求增加百分之十的進口附加稅，使歐洲人十分惱火，因而我們需要作為交換條件讓他們自己去幹（意思是說締結這個協議跟他毫無關係）。八月二十五日羅傑斯與拉什會晤後，態度也開始轉變了。這齣戲的最後一幕是總統於八月二十七日邀請拉什到聖克利門蒂。其結果是由拉什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宣佈他已與總統最後審查了這個協議，並說協議是「尼克松總統對外政策的一個重大勝利」。這樣也就了結了我們內部的不和。
還有一個更稀奇古怪的變故，共產黨在翻譯上又玩了一個小花招。東德人拿出了一個大不相同的文本，非但與英文本和俄文本不同，而且也與西德的文本不同。然而法國人卻拒絕聯合起來對俄國人施加壓力，迫使東德人就範——法國大使瓊·薩瓦那格斯一怒之下離開了會場。法國的立場是基於他們根本不承認德文是正式用語。雖然這對於法國人來說感到很痛快，但對於一個主要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協議來說，這種態度卻是怪有趣的。但外交界也常有這樣的事發生，這次就是用一個根本荒謬的方案結束了這場爭論。只有法文、俄文和英文本被認為是「正式」文本。這場談判的結局竟出現了這麼一種怪現象：用來確定德國前首都的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德國人去執行的協議，卻沒有一個權威性的德文文本。
《四國柏林協議》於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正式簽訂。肯尼思·拉什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但是艱苦的工作使他付出了代價，他的身體垮了，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才康復。如果說柏林談判有一位英雄的話，那就是拉什。他對我們的盟國言而有信；他制止了巴爾的急躁情緒；他以卓越的才能和準確的判斷力與兩位蘇聯大使（駐柏林和駐波恩的）進行談判。沒有他，我們的努力決不會取得這樣激動人心的成功。
對蘇關係採取冷靜持重的態度顯然已開始取得成果。我們已開始證明，考慮民族的利益比採取感化的辦法能更有效地打開東西方的僵局。相互聯繫的做法儘管為理論家所擯斥，但依然行之有效；我們把限制戰略武器會談與柏林談判兩者聯繫起來，終於基本上達到了我們的目的。當然，蘇聯人有理由為勃蘭特的讓步而感到滿意，但只有外行才相信交易只能對一方有利。
最高級會談終於確定
不論是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還是柏林談判，都有其附帶的目的，那就是企圖安排一次最高級會談。我們在一九七年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是所取得的進展卻不過是一個一般性的建議：將在一九七一年夏末某個適當的日期舉行。這個建議是多勃雷寧於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首次提出的，此後葛羅米柯又對尼克松確認了這一點。但是葛羅米柯又停了下來，遲遲不發出正式邀請，多勃雷寧也繼續迴避，不確定日期。很明顯，蘇聯人是把會見他們的領導人看作是對我們的一種了不起的恩賜，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索取高價。
直到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我通過多勃雷寧這條渠道同意討論柏林問題的時候，最高級會談的安排才加快了步調。多勃雷寧更多地談到時間了，但也總是避而不談最後的確定日期。很明顯，如果說我把柏林談判與戰略武器會談聯繫起來，那麼蘇聯人則是把柏林談判與最高級會談聯繫起來。莫斯科的戰略成問題的是，這期間，我們也在悄悄地安排與北京的另一個最高級會談，這使我們的談判地位比表面看起來要強多了。
一九七一年二月，關於最高級會談的問題，多勃雷寧又談過幾次，重新確定秋天某個日期，但他不想討論任何具體安排。後來，最高級會談的問題就從我們的日程上消失了，據說是因為蘇聯的領導機關正忙於召開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到三月底，多勃雷寧又一次回莫斯科述職（他回國述職的次數很多）；這樣一來，秋天那個日期又變得渺茫了；一定有一位把關的天使在監視著我們，因為我們對最高級會談還遠沒有準備好。
這次黨代表大會確立了勃列日涅夫顯赫的地位。四月中旬我在給總統的備忘錄中寫道，據我看，勃列日涅夫已成為支配一切的人物。我是根據多方面的情況得出這個看法的：
……在我們之間的重大實質問題上，幾乎可以肯定，勃列日涅夫認為他擁有很大的力量。因此，他傾向於讓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為他希望能以等待的辦法取勝，當大選臨近之際，讓「和平問題」本身在我們這裡起作用。
雖然如此，合理的基本判斷是：（一）勃列日涅夫要進行真正的談判還有某些迴旋餘地；（二）他想跟我們保持某種程度的穩定，幫助他完成國內的目標，並控制他的帝國中那些離心離德的趨向。
尼克松在文件旁邊批注了一句：「我們將在三十天內見分曉。」
然而所揭曉的是，新領導班子也和舊領導班子一樣，並不打算作出明確的決定。他們希望舉行最高級會談，但同時也想抓住機會在柏林談判期間確能利用這個問題對我們施加壓力。他們需要建立新關係，但對我們又不夠信任，不相信我們能完成這樣一個對雙方都有利而且雙方都已投入大量精力、時間和威望的談判。因此，多勃雷寧在四月二十三日建議最高級會談在九月舉行，但明確地把最高級會談與柏林協議聯繫起來。我作了針鋒相對的反應，堅持說我們決不接受任何條件（這話出自聯繫論的一位主要倡導人之口，是很不老實的）。多勃雷寧利用我自己的相互聯繫的論據來反對我，堅持說，莫斯科講的是實際情況，不是提條件。多勃雷寧這樣乖巧地向我學習，我卻並不感到高興。四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北京的邀請最後確定的前一天，我警告多勃雷寧，不要在最高級會談問題上耍花招；下次我們再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應該準備發表一項公告。
下次的討論是六月八日在戴維營進行的，由我邀請多勃雷寧對美蘇關係作一次全面的考察。多勃雷寧有意討好，斷言據他估計尼克松會重新當選，因而根據這一理由建議，最高級會談不必急於舉行。柏林談判完成之後，最高級會談自然就會來臨。這是玩弄一個不必要的小花招，因為葛羅米柯必定知道——儘管費林大談其史詩般的神話，說他不知道——我們正準備早日締結協議。
那時，我去北京的計劃差不多已訂好。六月八日在戴維營，我更加擔心的是蘇聯人過早地把最高級會談的日期定下來，倒還不是想找到一個彼此滿意的日期。我最不希望的一件事就是在我赴北京的途中公開宣佈美蘇關於最高級會談的協議。因此，我要求多勃雷寧在六月底給我以肯定的答覆（我在七月一日將作十二天的亞洲旅行）；否則的話，九月舉行最高級會談就辦不到了。多勃雷寧無疑認為我確定這個最後日期表明我已等得著急了，若不加以利用實在可惜。其實，這是一種慎重的反應，我們是想確保在這場賭賽中贏得勝利，而蘇聯人對這場把戲的性質卻還莫名其妙呢。
七月五日，當時我在曼谷，也就是離到達北京還有四天，莫斯科又拒絕了它原先提議的九月那個日期。多勃雷寧的助手伏龍索夫向黑格遞交了一封復照，黑格於凌晨三時用雙關語（那是無知的孩子也會懂得的）打電話通知洛德。蘇聯的照會不僅推遲了最高級會談，而且還提出了更多的條件。照會承認最近某些問題的討論已有進展（指柏林問題）。「同時，還不能完全確定能否如所期望的那樣盡快達成協議。」蘇聯人提出的雙方可以接受的時間是將近一九七一年年底。宣佈日期還要另行談判「確定」——換句話說，即再次拖延。文件的最後一段暗示，蘇聯人不僅以柏林談判作為最高級會談的條件，而且還要求美國在各方面都要克制（也許指的是越南問題）：「雙方決不可讓自己的行動使局勢不利於會談的準備和舉行，並減少會談取得積極成果的機會。」
我電告黑格，伏龍索夫的照會對我們有利。我們現在可以按照我們希望的先後次序來完成兩次最高級會談了。蘇聯想要因為我們打開了對華關係而責備我們沒有誠意就更加困難了（這不是決定性因素，而是一個有利因素）。如果蘇聯人還想繼續進行最高級會談——我想很可能是這樣，那麼會談將在對誰有利的情況下舉行，就更加顯而易見了。前面我已講到，我還指示駐波恩的肯·拉什，在兩周之內暫緩進行柏林會談。
我們不能完全忽視政府中所有那些一流的蘇聯問題專家們的意見，他們認為打開對華關係可能促使蘇聯的政策轉趨強硬。我雖然不同意這種判斷，但認為有必要採取措施，做到萬無一失。七月十五日，在發表我去北京的公告之前約四十五分鐘，我們通過伏龍索夫向蘇聯領導人遞交一封信，委婉地提醒蘇聯政府注意「在這一公告之前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們重申，我們願意繼續改善關係。我們著重指出，七月十五日的公告不是針對任何國家的；但對於一切後果，我們也作好了準備。
正如前面我們對蘇聯動機的分析講到的，沒有必要擔心。蘇聯領導人決不會向客觀因素挑戰，而是去適應客觀因素。他們不打算無可挽回地把我們趕到中國一邊去，而是在考慮他們必須拿出更多的東西來。總而言之，克里姆林宮在三角關係中很不高興扮演它的角色，它無疑是在等待一個機會，以便扳成平局，但事件的邏輯不給它選擇的機會。
七月十九日，也就是全世界都知道尼克松即將訪問北京之後四天，我去見多勃雷寧，這一回他是滿臉堆笑，一味討好。現在他完全贊成舉行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了。他的問題是：莫斯科最高級會談能否在北京的最高級會談之前舉行？我作為個人的意見對他說，兩次最高級會談應該按照決定的先後次序舉行——完全像我在北京所說定的那樣。多勃雷寧無疑為無法向莫斯科交代而十分苦惱，因為他不曾預見到我們的行動；他表示遺憾，說我們事先一點兒也沒有向他提過。他回想過去，也承認這樣要求太過分了。他不斷地追問，是不是蘇聯拒絕尼克松在九月間訪問產生了什麼影響（也許他是想把一部分責任推給他的上級）。自從公佈了我去北京訪問的消息之後，他的腔調和舉動都變了樣。既然很明顯我們有其他的選擇，那種胡蘿蔔和大棒輪番使用的惱人做法也就無影無蹤了。他斷言，我們完全誤解了他們七月五日的那封信。那封信僅僅是因安排有困難才發出的，並不說明對高級會談不感興趣。由於蘇聯領導要在十月份訪問法國，才建議十一月或十二月舉行最高級會談，那主要是表示一個程序性的希望。我不願提醒他十四個月以來的經歷和那種貓抓老鼠似的把戲。
蘇聯人的新策略是明顯的。我已講過，它是想表明，在三角外交中北京只能使我們走一步，但與戰略全局無關，莫斯科卻能給我們以實際的好處。正如勃列日涅夫後來所說的，尼克松到「北京去赴宴，但到莫斯科來是辦事」。莫斯科想用這種辦法使北京透徹瞭解，它並沒有真正的選擇餘地：與莫斯科為敵已招致大軍壓境；如想打開與華盛頓的關係，那就只能使莫斯科再次表明，它的本錢更雄厚。
沒有必要去糾正蘇聯的想法。讓這兩個共產黨國家競相與我們搞好關係，這只能對和平事業有利；這正是三角戰略的真義所在。在這種撲朔迷離的關係中，我們的方針是對各方都採取正直的態度。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讓蘇聯控制中國或者把中國重新趕向蘇聯一邊，是對我們不利的。因此，我們決不可鼓勵蘇聯把中國搞到軟弱無能的地步。實際上，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我深信，一旦蘇聯進攻中國，我們不會袖手旁觀——這個看法，在我的同事中是很少有人贊同的。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憑主觀願望去挑起這種事件。中蘇關係緊張是按照本身的邏輯發展的，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我們也不能直接操縱這種關係。我們的行動肯定會影響這兩個彼此敵對的共產黨國家；它們都想把我們推向對其本身有利的方向；它們在確定與對方的關係時都要考慮我們的意圖和行動。但要想操縱它們，那就會使我們成為它們的俘虜。我們沒有能力去煽動一場我們根本不瞭解其根源的衝突；要想這樣做，那就很可能引起雙方都對我們進行訛詐。
我們必須謹慎從事。我們可以與蘇聯達成我們認為對我們國家有利的協議。但我們決不可鼓勵共同統治世界的幻想，而且我們要抵制莫斯科對中國或對其他地方施展霸權的企圖。我們要把我們與蘇聯談判的情況告訴中國，而且相當詳細地告訴它；我們要考慮北京的看法。我們決不可簽訂針對中國利益的協議。但我們不會讓北京對我們的行動有否決權。這種三角關係一開始，我們就對雙方嚴格遵循這些原則，但由於莫斯科是較強大的一方，我們對它介紹情況要簡略得多，次數也少得多。
一九七一年八月初，我建議總統開始與勃列日涅夫直接聯繫。在這以前，兩國最高領導人很少交換信件，而且一直是與柯西金聯繫的。但這次黨代表大會已清楚表明，多勃雷寧也曾加以強調，自此以後，勃列日涅夫要多關心外交政策了。因此，八月五日尼克松致函勃列日涅夫——信件是我的工作人員和我擬定的——概述了我國對蘇政策的基本要點。信件重申了尼克松就職以來我們一向強調的主張：兩國關係的進展要求具體解決問題，而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接著又按照既定方針扼要地表明了我們對其他問題的看法。信件強調，我們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工作將繼續進行，這項政策不是針對蘇聯的，而是貫徹我們建立穩定的世界秩序的思想。
這封信發出以後，兩國關係的發展加快了步調。蘇聯信件的語氣緩和多了。前三個月蘇聯所提的那些條件以及對美國總的行動所附加的例外條款都不見了。八月十日蘇聯人對尼克松總統訪問莫斯科發出了正式邀請，日期是一九七二年五月或六月。蘇聯的照會表示，它「歡迎」北京與華盛頓關係正常化，但預先聲明，一切要以這種關係如何發展而定。吹起口哨過墳場，照會故作鎮定，它斷言，蘇聯人不會被「暫時的考慮」所左右，「不管這種考慮看起來是多麼重要」。我們想利用這種三角關係固然會破壞這種關係，但同樣真實的是，蘇聯人宣稱這種三角關係無關緊要，也是不能擺脫它所產生的影響的。
不管口頭上怎麼講，以後發生的事情表明，莫斯科是懂得現實的。總統要訪問北京的消息公佈之後，有關柏林的未決的問題就在一周之內獲得使我們感到滿意的解決。關於突發戰爭的協議也於八月底完成，協議規定在發生技術故障的時候雙方迅速取得聯繫，並且完全沒有反華的含義。這項協議於九月三十日即葛羅米柯每年來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時候在華盛頓簽字。在我們所有的其他交往中，莫斯科的腔調都明顯地發生了變化。共處，至少是暫時的共處，實現了，不是由於剎那間就有了遠見卓識，而是由於我們協助形成的這種國際均勢使然。
八月十七日，我告訴多勃雷寧，我們接受了最高級會談的邀請。這個月的其他時間就用來起草一項公告，要像在北京起草的那項公告一樣，避免使雙方看起來是在向對方懇求。九月七日，多勃雷寧和我最後完成了一個折中的文件，表明美蘇關係有了很大進展，兩國領導人將於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下半月在莫斯科會晤。公告將在葛羅米柯訪問華盛頓之後於十月十二日發表。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葛羅米柯來到了橢圓形辦公室，表露出愉快的神情，他所使用的雙重否定的詞語全都是肯定的意思。他聲明，莫斯科認為美蘇關係是世界和平的中心問題；勃列日涅夫將親自處理這個問題。他表明對中東問題要採取新的做法；一旦獲得最後解決，蘇聯將從埃及撤走它的戰鬥部隊（關於這個問題，第三十章中還要詳細談到）。他甚至還建議向河內轉達消息。他表明，他對迅速完成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確實是很關心的。
也像一年前一樣，事先安排好尼克松把葛羅米柯帶到總統辦公大樓他的私人休息室裡去見面。這樣做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時我們的官僚機構中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最高級會談已經達成協議，更不用說那個擬好的公告了。尼克松私人會晤從休息室裡出來後，滿面春風，告訴國務卿說，他和葛羅米柯剛剛確定了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的計劃，給人一個印象，好像葛羅米柯帶來了邀請信，尼克松當場接受了邀請，他們兩個共同商定了那項公告。（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使尼克松成了主要的談判人，從而也就減少了羅傑斯和我之間的緊張關係。）葛羅米柯顯得有些迷惑不解，但面無表情，沉著鎮定，他畢竟是在無比冷酷的克里姆林宮政治中經受過幾十年的鍛煉的。
第二天我在蘇聯大使館會見葛羅米柯。接待的氣氛真是熱情極了。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在限制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的關係問題上，不再拖拖拉拉了；而是相反，葛羅米柯明確表示，為了舉行最高級會談，莫斯科願意盡最大的努力來完成這兩項協議。葛羅米柯還主動地表明，蘇維埃主席波德戈爾內即將訪問河內不是由莫斯科倡議的，而是應北越人的緊急請求才去的。他很想知道，我們是否贊成在西貢建立一個既不包括共產黨人也不包括阮文紹的「中立」政府。我回答說，我們不會把推翻阮文紹作為解決辦法的一部分，但對於在印度支那問題解決之後由各種力量參加的一種政治局面，我們沒有什麼意見。這本來是重申我們一貫的立場，但葛羅米柯故意把它看作是一個重要消息，說願意向河內轉達。我們同北越有直接聯繫的渠道，我看不出由蘇聯來調解有什麼必要；我們很難斷定，這個調解人是否瞭解全部細節，是否像我們那樣關心如實地轉達情況。我想起了兩年前萬斯出使莫斯科時所抱的想法，因而建議赴莫斯科與北越的一位高級領導人舉行談判，如果河內認為有某些迅速解決的希望的話。
這一建議遇到了官僚主義造成的困難。自從我秘密訪華以來，蘇聯人很希望我去訪問莫斯科準備最高級會談，得到與北京完全相同的待遇。（既然有秘密的北京之行，他們也希望我來一次秘密的莫斯科之行！）葛羅米柯首先提出邀請；十二月一日又提出書面邀請。這種邀請也反映了實際需要。最高級會談期間很難進行談判。會談有時間限制，禮節性活動太多，若想會談成功，任何重大協議都必須事先擬好。根據我國政府的組織情況，我是能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對話人。
尼克松原則上同意我訪問莫斯科，但是他想不出辦法如何執行，同時又與羅傑斯搞好關係。在這個問題上，他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我同意他的看法，因而從來沒有催過他，一直到後來在預定的最高級會談之前七個星期北越人對我們發動了攻勢，迫切需要立即與勃列日涅夫聯繫的時候，我才催他讓我去訪問莫斯科。尼克松不讓羅傑斯去訪問莫斯科已經快三年了，部分原因是他想成為訪問莫斯科的第一個高層美國人，另外也還因為在這段時間內他和羅傑斯很少彼此去瞭解對這些問題的想法。但派我去訪問——那時事情已很緊迫——又會不必要地傷感情。
在莫斯科舉行越南問題高級會談的建議，也和那次萬斯訪問的倡議一樣沒有成功，只不過這一次得到了一個正式答覆而已。十月十六日多勃雷寧正式通知我們，河內願與我們直接談判，而不願通過莫斯科。
在一九七一年裡，我們的一些經濟組織不斷催促，要求放寬對蘇聯的貿易限制，我們都拒絕了。我們的戰略是利用貿易上的讓步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當蘇聯人的行為帶有冒險性時，我們就拒絕讓步；當蘇聯人表現合作時我們就酌情作一些讓步。一般來說，我們贊成搞那些需要較長時間來完成的項目，這樣我們可以對蘇聯的行為不斷地施加影響。我們在面對著經濟機構和國會的巨大壓力的情況下確定了一項計劃，由一家美國公司向蘇聯一家位於卡馬河畔的民用卡車工廠出售齒輪切削機器，為期兩年。我們接到了許多堅決反共分子的恐嚇信，直到他們看到他們會得不到利潤時才停下來。蘇聯同意了我們五月二十日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妥協方案後，這家工廠很快得到批准。有關卡馬河工廠的其他一些項目則暫不批准，直到我的北京之行宣佈之後柏林談判取得突破時才予以批准。印度-巴基斯坦危機期間，我們又把一部分項目停下來。當時任總統國際經濟事務助理的彼得·G·彼得森作了有效的配合，讓所有這類經濟上的決定都服從於我們對外政策的戰略。一九七二年他出任商務部長後，也靈活機智地發揮了同樣的作用。
當時我們就是用這種辦法一直施加壓力，終於使尼克松總統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宣佈了一九七二年五月在莫斯科舉行最高級會談。這一年開始的時候，是一個停滯不前的局面，但在一年之內我們就打開了對華關係，緩和了與莫斯科的關係，締結了柏林協議和突發戰爭協議，並使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取得突破。越南問題在這一年裡也可說有進展。這個問題仍然支配著很多人的情緒，但現在已不再是一個舉國關注的問題，而只是被看作過去遺留下來而正在解決中的一個痛心的問題了。河內知道了它的兩個最大的共產黨盟國不管印度支那戰爭在進行，卻都跟華盛頓改善關係，不能不受到影響。這肯定會改善我們的談判地位。除此以外，我們的種種創舉已開始消除那種認為越南問題會侵蝕我們的民族精神和信心的恐懼心理。我們已經表明，美國在劇烈的痛苦中仍能大有作為。我們看到了建立未來國際新秩序的希望，這種新秩序將反映我們時代的現實和渴望，而且要靠美國的遠見和獻身精神來實現。
所有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於尼克松在我的幫助下堅持由白宮掌握外交政策而取得的。一九七一年，對於一些重大的主動行動，不僅是策劃，而且包括具體執行，我們統統都抓起來。我在此書中已說過，我不認為這些辦法從理論上來說是可取的；它們當然不能經常使用。不過，在這種「制度」下一個總統要改弦易轍，是很困難的。各部門和各種機構寧可取得一致意見後才開始行動。他們制定政策喜歡通過一套批准手續，這樣也就搞不清是誰的主張，因而也就沒有明確的方向了。他們傾向於迎合風向。他們避免彼此對立，避免與新聞界和國會對立。可是當遭到挫敗時，他們在反總統的政治鬥爭中卻決不退縮，他們就會洩露機密，最嚴重的甚至於鼓勵國會施加壓力。所有的總統都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有必要擺脫那套履行審批手續的官僚主義積習，擺脫那些沒有政治方向單純追求私利的經濟機構，因為它們會使總統寸步難行。毫無疑問，尼克松為取得支配權做得太過分了。那些機構中有很多忠心耿耿的人是願意幫助他的。但如對中國的主動行動、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以及中東問題，前面的敘述已經表明，我們的許多想法是會跟那些固定的見解相矛盾的。
尼克松寧願繞過那些程序而不願實行紀律，這反映了他的個性。這種做法沒有改變問題的性質，任何一個立志革新的總統還會遇到這個問題。尼克松頂住公眾的巨大壓力而作出果斷的決定，他的戰略才能，他的個人奮鬥的精神，他敢於冒戰爭之險也敢於冒謀求和平之險的勇氣，這一切都理應使他獲得很大的榮譽。他的行政工作作風是怪誕的，給人的印象也是不好的，但歷史必定會記下這一基本事實，即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而這些成就的取得已證明用通常的程序是無法做到的。
我們對蘇聯的動機不抱任何幻想。但過去我不同意、現在仍然不同意那種說法，即在政治鬥爭中我們一定不是蘇聯人的對手。的確，只要我們不怕探索共處的前景，我們國內是能夠支持這種鬥爭的。只有那樣做了，我國人民才能團結一致去制服對方的挑戰；這也是能把我們的盟國團結起來的唯一方針。無論蘇聯人想要談判還是想要對抗，我們的任務只有一個：美國必須捍衛和平，但也必須做到，這種和平是一種公正的和平，而不要成為單方面的一味退讓。
我們是在利用這個談判的時代來實現我們爭取和平、保衛自由的目的。我在向尼克松匯報九月三十日我與葛羅米柯談話的內容時這樣寫道：
即使按照這個新的「積極的」方針去做，我們也只能預期蘇聯人追求自己的利益，頑強地為他們的朋友討價還價，一如既往地施展各種手段。但你將舉行的兩次最高級會談及其相互作用使我們可以施加有益的影響。如果我們的牌打得對，我們有希望取得某些建設性的成果。
[1]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一八五至一八五九年）：法國歷史學家和政論家，以研究美國政治制度和法國大革命著稱。——譯注
[2] 凍結攻擊性武器製造的正式提議當然是適用於雙方的。但是由於我們沒有新的部署，我們能夠承諾在五年之內予以凍結，所以實際上我們是在談蘇聯凍結的問題。
[3] 例如，理查德·尼克松著《理查德·尼克松回憶錄》（紐約：格羅塞特和鄧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五二三頁。參見馬奎斯·蔡爾茲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文章。
[4]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華盛頓明星報》：《美國在國防支出問題上的分裂，馬斯基告訴蘇聯總理》。
[5]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華盛頓明星報》：《向參議院小組報告裁軍談判的進展》。
[6] 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華盛頓郵報》：《美國談判代表對限制反彈道導彈會談的證詞》；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華盛頓郵報》：《福斯特要求全面禁止原子彈試驗》。
[7] 一九七一年五月四日合眾國際社。
[8]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紐約時報》：《參議院再次就反彈道導彈問題進行辯論》。
[9] 有些學究氣的軍備控制專家仍然認為總統已經接受了蘇聯的提議；他們稱讚尼克松同意單獨搞一項反彈道導彈協議，事實上他所做的恰恰相反。
[10] 我意識到我也許是從不適當的個人角度來描述一個複雜的談判過程。我不知道其他參加的人有些什麼雙邊接觸，他們所作的貢獻也許跟我這裡所說的同樣大甚至有過之。例如參加談判的法國代表瓊·薩瓦那格斯，當他後來作為外交部長成為我的同事和朋友的時候，曾經幾次提到他所作的一個重要貢獻，而薩瓦那格斯是不喜歡自吹的；但他的評論使我無法理解。我沒有急於要求解釋，因為我不想急於回答他。很可能還有別人與蘇聯人進行過雙邊接觸。我們將等待其他參加者的回憶錄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