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羅一號」：序曲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我經歷了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會晤。「中華民國[1]」「大使」詹姆斯·沈[2]來見我，商量在下屆聯大表決中國代表權問題時，如何保持台灣的席位。沈劍虹對於國務院企圖讓北京進入聯合國同時又不驅逐台灣的「雙重代表權」計劃，提了很多反對意見。我很難聚精會神地跟他詳細討論這件事，因為就在七月一日這一天，我要啟程去亞洲，秘密地如約赴北京。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能比台灣當局更不應當得到這種即將來臨的遭遇了。它是一個忠誠的盟友，對待我們的行為一直堪稱楷模。它的代表，尤其突出的是它的大使，表現得老實可靠，而且具有中國人所特有的那種精明才幹。我感到我和沈劍虹的交談特別痛苦，因為我知道，不久之後更重大的事件就要來臨，他私下裡議論的這些聯合國程序性的花招，就會全部化為泡影。然而我卻什麼都不能對他講，而且還得要盡可能裝出一切如常、若無其事的樣子，按照預定的問題跟他談下去。
我的日記上記著，除沈劍虹外，我還會見了總統顧問唐·拉姆斯菲爾德、墨西哥外交部長埃米略·拉瓦薩和印度大使L·K·吉哈。我還同總統三次會晤，共用了兩個多小時來重新審查我那些為出訪準備的文件。這之後記的是夜間在林肯廳同深思熟慮的總統會晤，與認真思考問題的安全顧問和國務卿會晤，共同策劃戰略問題。其內容多半是一些有關公共關係的無聊廢話。此後一位記者要求會見，要我談這些會議的內容。我請霍爾德曼代我接見，他同意了。「你撒謊也只能到此為止。」他承認說，這倒給道義上必須講真話增加了一個新的尺度。實際上，雖然我在轉達六月二日中國人的信息時曾在那裡和尼克松談過話，但我們卻極少在林肯廳開會，而且羅傑斯從來沒有在場。我們幾乎都是在橢圓形辦公室或者在總統辦公大樓尼克松的私人休息室裡談論中國之行。在七月一日這一天，我們討論的主要是打開同中國的關係、對於蘇聯的態度以及對越南戰爭可能產生的影響。很多時間是花在討論未來與中國以及與蘇聯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先後次序上；當時我們還沒有從莫斯科得到是否在九月舉行會談的消息。我們決定，不管莫斯科怎樣反應，現在將首先舉行同中國的最高級會談。
這次中國之行使尼克松在公共關係方面特別敏感起來了。他作出這些決定既沒有同行政部門商量，也沒有同國會商量，因此，一旦出了差錯，他就完全處於無法為自己辯護的困境。他極其果敢地獨自作了這些決定。可是，他是一個個性複雜的人，高尚的動機往往與一些不那麼高尚的考慮相矛盾。他迫切希望自己成為訪問北京的第一個美國領導人；因此他三番五次地要我改變我的訪問地點，除北京之外改在什麼地方都行。我不知道向巴基斯坦人或是中國人怎麼講才好。我們堅持保密已經引起了懷疑。我們不熟悉中國的保衛措施和他們內部商量的情況，如果再想指定談判地點，那很可能會使他們更加懷疑。因此我拖著不辦，因為尼克松在給北京的信中可以講明這一點——每一次信在發出之前他都是看過的，沒有一次信建議在別的地點會晤。然而在我離開華盛頓的時候，他還催我找另外一個地方。
尼克松還有一個願望，那就是宣佈我這次訪問的公報不要提我的名字；他希望他和周恩來的名字首先出現在正式的中美文件上。他沒有說明，宣佈一位美國使者訪問北京怎麼能夠不透露這位使者的姓名，除非這個人想在中國得到一個神出鬼沒的名聲。實際處理辦法照顧到了這個問題。尼克松還想要中國人保證，在他去中國訪問之前，不邀請美國的任何政治人物去中國訪問。我間接地向希拉利提了這個問題，但決定在我到達北京之前暫時不提這類請求，因為我們到北京之後情況怎麼樣誰都沒有底，我們就更有理由這樣做了。
在我出發之前大約一星期，我把我的工作人員和我編集的文件拿給總統看。那厚厚一冊黑皮書的代號叫作「孛羅」，這是假借昔日訪問中國的一個歐洲人的名字。尼克松仔細研究了開頭的備忘錄，並且親筆在扉頁上附註了意見。這本彙編開頭是一個「意向篇」，它概述中國邀請我目的何在，而我們接受邀請又目的何在。
這個文件論斷說：毫無疑問中國人是想提高他們國家的國際地位和降低台灣的地位；這可能在我們的盟國和朋友中間造成某種混亂；蘇聯將會面臨新的複雜情況。也許真的像許多專家所認為的那樣，北京的基本目標是要美國退出亞洲；他們使我們出醜肯定會從那些強硬的革命派那裡得到某些好處。但是權衡輕重，我認為北京方面不像是要採取這種做法，這樣做也是同造成我去訪問和邀請總統訪問的那種局勢不相符合的。我在備忘錄寫道：「我們曾經設想，他們現在這個行動部分原因是要對蘇聯對其邊境的軍事威脅作出反應。如果他們想利用我們對蘇聯人起某種制衡作用，那麼使我們丟臉不會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如像中國的宣傳機構（還有美國國內的批評家們）多年來所要求的那樣，美國從亞洲撤出，這也不真正符合中國人的目的，因為美國撤出亞洲就會留下真空，而蘇聯人就會去填補。中國人一定會認識到，企圖對我們施加壓力就會引起極大的憤怒，從而加速美蘇共謀主宰世界，而這一點正是他們最害怕的。我的備忘錄推斷說，雖然日本在中國人的眼裡越來越成為他們的對手和潛在的威脅，但總有一天他們會認識到，美國繼續同日本保持密切的關係，甚至對他們還有好處。
因此，我建議，既然是國際形勢促成這次訪問，我這次訪問就要集中討論當前國際形勢的基本特點，討論雙方似乎都願意加以肯定的目標的共同點。在這個範圍內，我將討論中國在國際上的作用；取得某種形式的諒解，在我們雙方的關係中不訴諸武力；減少我們在台灣的駐軍；以及中國人對蘇聯的認識。我將謀求對印度支那問題能起某種緩和作用，並估計到，單是會晤和此後的最高級會談這個事實本身就必定會使河內的士氣大為低落。我們將謀求建立某種不依靠第三方的聯繫。我們無疑會遇到那種「中央王國」的複雜的病態心理，認為我們是野蠻人，是來向這個文化和政治中心朝貢的，但是只要「我們對於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國家的力量具有充分的信心」，對於這類的虛榮心我們也是可以容忍的。
此外，這本情況彙編還包括很長的一篇首次發言草稿，即對各種問題的會談要點，以及大量的背景材料。我不能斷定尼克松是如何徹底審查這個材料的；他通常的做法是集中注意開頭的備忘錄而忽視那些輔助性材料的。
在七月一日這一天，尼克松和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重新審查他在扉頁上潦草地寫下的那些意見上。在這些意見中，他總是用那套一成不變的強硬的詞句，而我每次銜命出使，他都是用那套話打發我走的。他要我強調，如果迫不得已，他將「對越南轉向強硬」。他認為我應當暗示「有可能與蘇聯接近」，表明我們十分懂得三角外交。他要我強調，美日繼續保持同盟是減輕中國對日本的恐懼的最好辦法。尼克松所擔心的事並非都屬於重大政策問題。他還要我再次提出早已通過希拉利轉達的那個問題，即在總統任何訪問之前「嚴格限制政治訪問者」。他要我在他去中國之前安排好糧食裝運工作，這樣就有助於緩和那些保守派對他的批評。他討厭皮埃爾·特魯多，為了發洩對他的不滿，他談到今後同中國人的接觸或者聯繫渠道可以在任何地點進行，就是不能在渥太華。這些話大部分無非都是舊話重提，我知道，只要我把他寄以希望的最高級會談辦好了，那些話尼克松是不會堅持的。尼克松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人，他不會不知道，我們可以在紙面上寫意見，但在我們見到中國人之前不可能決定任何事情。
大約在晚上八點鐘我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我要先訪問西貢、曼谷、新德里，然後飛抵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蘭堡，以此為跳板前往我真正的目的地。在每一站，無論我談話的主題是什麼，我都力圖緩和消息公佈之後即將造成的衝擊。談到乒乓外交和我們放寬貿易限制的時候，我說明為什麼我們決定試圖接近中國，主要強調這是全球均勢的需要。我告訴英迪拉·甘地，我們仍將像尼克松主義所宣佈的那樣，繼續反對任何核國家無緣無故地施加軍事壓力。我們必須等待會談中另一方的反應，瞭解這些話是否被認為是一個騙局，或者被理解為在情況許可下只能做出的保證。
溫斯頓·洛德是這次行程中的無名英雄。他不僅要監督大量的準備工作，而且還要掌管我們這夥人中分發的文件。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因為按照瞭解情況的範圍劃分為三類。有些人瞭解我到什麼地方去和我到那裡說些什麼。另外一些人知道我的目的地，但是不知道我的議程，只是幫助我到達其他各站。還有一些人什麼都不知道。洛德必須保證每類人得到他們應該知道的文件和日程表，但不能得到別的。除開做這些以外，他還必須按照我的指示寫好每一站的簡報（我命令他做什麼，總是特別和氣而有禮貌的）。他設法保持每個人對他的尊重，也保持自己頭腦清醒，這確是這次旅程中不小的成就。
在整個行程中，我通過機密渠道收到華盛頓的信息，我的助手艾爾·黑格使我和白宮的焦灼情緒保持接觸。霍爾德曼傳達了總統的一項禁令，不許我們這夥人向國務院人員評論關於五角大樓文件的事情。我詢問這個奇怪的要求是什麼意思，原來，霍爾德曼只是表達總統長期以來對我的工作人員的忠誠感到不放心；總統認為國務院官員對那些洩露文件的人是同情的，他怕我的工作人員助長這種同情。在我離開華盛頓前幾小時，羅傑斯曾表明他從官場中學到了一些東西。他想利用我不在的機會，得到總統的授權，讓喬·西斯科去中東一行，進行另一輪的談判；其實當羅傑斯的備忘錄到達白宮的時候，兩位密使已經出發去開羅進行初步接觸了。十分明顯這是耍花招。我從西貢打電報說，這樣去中東，只會加劇當前中東的緊張局勢，應予以推遲。我建議，在我回來之後立即安排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研究中東問題。總統同意了這個建議。
對於待在華盛頓的那些人來說，等待顯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由於我們正在忙得不可開交反而不著急了。我三番五次地接到訓令，還是我在出發前跟我講過不知多少遍的那些話：公報中不要署名；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許去中國。白宮瞭解到專欄作家詹姆斯·賴斯頓在我剛到達的時候將去北京訪問，這一場虛驚，就非同小可。根據這一「可疑的事態變化」，就囑咐我在下一站（新德里）設法緊急通知我的「主人」（這是中國人的化名，是精心選定用來迷惑那些通訊人員的，因為在這一段中前面已經提到北京），要他們推遲賴斯頓的訪問，或者向我作出「必要的保證」。我不能想像，走進北京駐新德里的大使館怎能不引起至少是某些印度人的注意。因此我回電說：「至於賴斯頓，主人的決定不會因我的抗議而受到影響……我斷定他們能保守秘密，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七月五日當我還在曼谷的時候，黑格告訴我伏龍索夫已經遞交了我們等待已久的蘇聯人關於最高級會談的覆信。他們現在建議從原定的一九七一年九月推遲到這一年較後的日期；即使到那時候，也還是有條件的，這要看正在進行的一些談判的情況而定，並且「假定」在這期間不發生任何事情使局勢複雜化。蘇聯人再一次無意中為我們做了件大好事；他們機關算盡，反害了自己。克里姆林宮的覆信使我們擺脫了那種複雜的局面，我們不必同時應付兩個最高級會談了。我們首先同中國舉行最高級會談，莫斯科不能責怪我們了。我們現在可以把摩擦降低到最低限度來完成我們的計劃。
我給黑格打電報說：不要給伏龍索夫回信，駐波恩大使肯尼思·魯斯在我回來之前應該尋找某種借口避免繼續進行柏林談判。我說，我認為蘇聯的覆信「並非一件純粹的壞事」，因為與蘇聯的最高級會談可以晚些舉行了，而且將是在好得多的心理狀況下舉行。蘇聯的覆信使尼克松大怒，並且想辦法要報復。我勸他不要有任何被激怒的表示，甚至不作任何反應。如果我們採取「不動聲色」這一著，其結果很可能對我們有利；我們再也不能「一味地賭氣」了。我深信，未來十天將會給對方以有力的回擊，比我們任何正式的答覆更有效。
華盛頓憂心忡忡，超級大國勾心鬥角，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我飛往伊斯蘭堡。我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是通過中央情報局的密電由法蘭經過不懈的努力精心策劃的。每次聯繫都是用化名，那些化名也許能愚弄五歲的孩子三分鐘（我的化名是「首長」）。一個問題是，如何使我擺脫到處遇到的高級官員禮節性的拜訪。我們原來的想法是，要葉海亞表面上邀請我到一個山間別墅進行秘密會談。這樣做的缺點是，我就不得不把停留的時間定為七十二小時。當時，東巴基斯坦的內戰正在激烈進行，大批孟加拉難民擁入印度，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待一天就會被理解為偏袒巴基斯坦，從而引起新德里、我們的官僚機構、新聞機構，尤其是我們國會的反應。那樣做葉海亞就得兩天不露面，這就有從巴基斯坦方面洩露機密的風險。而且完全為了打掩護而利用一個國家元首，這無論如何也是不恰當的。
我建議，我們公佈一張行程表，我在巴基斯坦只停留四十八小時，從七月八日到十日，大致相當於我在印度停留的時間。到達之後我就聲稱腹痛，請大使館診所給我治病。我要裝得越痛越好，這樣葉海亞總統就會在晚宴席上邀我到位於納蒂亞加利山上的總統別墅去休養。以此為借口，我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有兩天的時間，可以暗中往北京一行。但這樣做還是不像看起來那麼容易。如果我「病」了，我們怎能阻止大使館的醫生趕來照料我呢？我們又怎能限制經過多年外交工作訓練的大使館人員不一天二十四小時聽候我的指示呢？我們的聰明的大使想到一個解決辦法，最好用他自己的密電概述如下：「大使館的醫生不再是什麼問題。他於七月六日離開。在這種情況下，大使館的護士很好對付，她不會自動地闖進來。使館副館長七月七日休假離開；美國開發計劃署署長七月二日回國休假。其他人都好辦。」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在長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總統代表來訪而把他的全部要員趕出城去，居然引以為豪，而且他還因為很有辦法而受到華盛頓表揚，這是破天荒第一次。（我是個凡人，竟然如此放肆，天神決意要懲罰我一下；在新德里，我真的腹痛了起來，我只好暗暗忍受，否則的話，到了巴基斯坦，豈不信譽掃地。）
我們的計劃甚至還規定了萬一被人發現之後怎麼辦。在那種情況下，就要由白宮發表一個簡單的聲明，聲明如下：「基辛格博士應中國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會晤。在基辛格回來並向總統匯報以後將發表一個聲明。」這樣一個平淡無奇的聲明能否平息一場轟動，我是不抱什麼幻想的。
我在伊斯蘭堡完全按照原定計劃行事。在法蘭大使的官邸與使館留下來的人共進午餐，與葉海亞總統會晤，在大使館簡單介紹情況，然後又出席了葉海亞及其高級官員的便宴。葉海亞由於那年十二月的印巴戰爭而被推翻下台，這是他下台以前最後一個歡樂的日子，而我之到來是使他感到高興的原因。葉海亞對這種警察追強盜般的複雜而冒險的計劃安排很感興趣。他親自檢查了我秘密離開的每一個細節；他向我們提供其政府所有的便利條件，並把他所信任的自己專用的飛機駕駛員供我們使用。與當時許多報刊的說法相反，他並不要求任何報答。儘管他對我們慇勤接待，但在東巴基斯坦的動亂中並沒有得到我國政府同樣寬厚的對待。葉海亞是一個粗率、直爽而缺乏謀慮的軍人，他在東巴基斯坦的動亂之後受到牽累，他對於那些事件，是既無經驗又缺乏鍛煉的。他鑄成了大錯。但他對我國幫了大忙；必須指出，他對我們的態度是正直高尚的。
葉海亞總統在招待宴會中開始執行我們的計劃。我的腹痛成了大家的話題。他高聲宣佈，伊斯蘭堡天氣太熱，會影響我復原；他一定要我到納蒂亞加利山上的總統別墅去休養，這個別墅靠近總統的賓館，位於穆裡以北的群山中。當我遲疑表示不同意時，他堅持說，在一個伊斯蘭國家裡，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來決定，其實這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他說得懇切異常，以致我手下一個特工人員聽到之後，立即派了他一個同事前往該地，作為「先行」去瞭解情況。到半夜十二點鐘左右，這位特工人員打電話來，顯得很狼狽；他已勘察過該處的賓館，認為不宜於居住。我們無法可施，只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這位倒霉的特工人員扣留在納蒂亞加利，直到我從北京回來。
在我離開之前，我從聖克利門蒂收到的最後的電報之一告訴我，總統終於——七月八日——把我的中國之行告訴了國務卿，說這次訪問是我到巴基斯坦的時候接到邀請臨時決定的。在我起飛去北京之前幾小時，還通過機密渠道告訴我，要我記住：公共關係專家們認為七月十五日華盛頓時間下午十點三十分是我發表公告的最合適的時機。最後，還提醒我注意：梅爾·萊爾德在東京一次日本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一個有利的談話，說他不反對日本單獨擁有核能力，並說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將確認戰略均勢，這會鼓勵日本啟動核計劃。
我出席葉海亞的宴會回來休息的時候，大約已經夜裡十一點了，我心潮起伏，前途吉凶難卜，上述那些消息都不能使我平靜下來。我輾轉反側不能成寐，這還是我任職以來的第一次。我極力想像將會遇到什麼情況。到一個我從未去過的首都去執行如此重大的任務，而且又與國內完全斷絕了聯繫，我開始感到有些沒把握了，這也是我任職以來的第一次。
七月九日凌晨三時半，我在伊斯蘭堡的國家賓館中起床，提早吃早餐。四點鐘，我和隨員們乘坐巴基斯坦的軍用車，由外交秘書蘇勒坦·汗陪同駛往查克拉拉機場。我的助手溫斯頓·洛德、約翰·霍爾德裡奇和迪克·斯邁澤和我在一起，還有特工人員約翰·D·雷迪和加裡·麥克勞德。按照法蘭的建議，我戴上一頂大簷帽和一副墨鏡，以免偶然過路的行人把我認出來，其實在伊斯蘭堡那樣早的時候，這種可能性是極小的，而且在這裡我的名字也決非家喻戶曉。一架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所屬的波音707飛機停在機場的軍用區等候。這架飛機七月六日、七日兩天曾飛往北京，作為試驗飛行，回程帶來了幾名中國領航員，他們要在七月九日的飛行中共同操作；他們一直待在機艙中，不讓人見到，直到我們一行到來。飛機由葉海亞總統的私人駕駛員駕駛，這位駕駛員早已得到指示，要他注意有竊聽無線電聯繫的危險，因而要特別小心。我自己那架飛機則停在查克拉拉機場的民航區，剛好遮住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飛機，但如果有什麼記者或外國大使館人員偶爾路過這裡，一眼就可看到它。
離開之前，我親手擬了一個簡短電報打給黑格，告訴他我知道什麼時候公佈尼克松訪華的消息最合適。我通知聖克利門蒂，中國人不僅派了三名領航員，而且還派了一個四人高級代表團陪同我飛北京。葉海亞總統告訴我，由於美國堅持保密，「很傷」了中國人的自尊心，他們很可能希望把全部情況公佈出來。我的電報最後說：「出發情況良好。」凌晨四點三十分我們起飛去北京，航程兩千四百英里，飛行時間四小時四十五分。
七月九日上午八時，我離北京已經不遠，開始執行掩護計劃。一隊沒有我本人在內的偽裝車隊，花了三個小時，行駛五十英里開到納蒂亞加利。這個車隊的乘客有法蘭大使，我的助手戴維·霍爾珀林，兩個特工人員，還有一位巴基斯坦副官M·M·艾哈邁德。哈爾·桑德斯（他瞭解這個計劃）留在伊斯蘭堡與巴基斯坦官員們討論雙邊問題，並處理緊急事件。第二天上午九時（那時我在北京差不多已有十四小時了），我的助手戴維·霍爾珀林從納蒂亞加利打電話到伊斯蘭堡，說我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約會。霍爾珀林還打電話給我乘坐的那架飛機的駕駛員，要求他發電通知飛行計劃作必要的改動。他還命令大使館發電報到其餘各站——德黑蘭（短時間停留加油）、巴黎、聖克利門蒂，還有華盛頓——告訴他們我修改的日程表。
七月九日凌晨，我登上查克拉拉機場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飛機。我第一個看到的是章文晉，他是中國外交部西歐美大司司長，周恩來派他來護送我到北京，表示他對這次訪問的重視。（也許是因為所有的西方人看起來都是一個模樣，中國外交部把西歐、美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合為一個司。）章文晉看起來像艾爾·格雷科[3]油畫中的西班牙紅衣主教——當然他穿的是毛式制服——他嚴肅而大方、聰明而不外露。他運用英語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講英語，但這對於他起草會議文件大有用處。他跟我們打招呼，對他來說，一個高級中國外交官陪同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員飛行兩千五百英里到一個他們自稱為世界革命發源地的政府所在地，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和他一起的有翻譯唐聞生——那個難對付的南西·唐。她生於布魯克林，「因而講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國英語。我常跟她開玩笑說，因為她是在美國出生的，她不會像我一樣受到憲法的限制不能當總統。這個前途對她似乎沒有什麼吸引力；她既聰明又活潑，很長一段時間掩蓋了她狂熱的意識形態信仰。她認為自己不僅是一個翻譯，有好幾次她當著我們的面毫不猶豫地與周恩來爭論。章文晉一行的第三位成員是王海蓉，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員。據說她是毛澤東的侄女或侄孫女；她是一個靦腆文雅的人，看起來像一隻很容易受驚的鹿一樣（在我同毛澤東以及周恩來會晤時，這兩位婦女總是在場）。第四個人是禮賓司的唐龍彬。
我從未遇到過任何一位中國共產黨人；派來的特工人員也不曾見過；我去什麼地方不曾告訴過他們，當他們看到這一切時幾乎驚呆了。他們不僅指責我們乘坐了一架外國飛機——這是違反他們平日訓練的所有原則的——而且由一夥中國共產黨人把我們帶到一個沒有「先遣人員」的地點，在那裡，他們完全不知道會出現什麼危險。傑克·雷迪和加裡·麥克勞德嚴格執行任務，我們無論到哪裡，都緊貼著我們身邊，如臨大敵。他們甚至在我們和周恩來會談的時候也要在場。（後來，中國人不許保衛人員進去了。）他們看管兩個裝滿了機密材料的沉重的文件包，走到哪裡提到哪裡，包括吃飯的時候和遊覽紫禁城的時候都不釋手。他們那副樣子，好像八億中國人無論怎樣對待他們，他們都能應付一樣。
中央王國：與周恩來第一次會晤
一個成年人很難得有機會回到童年時的那種情景，那時時間彷彿是靜止不動的，每一件事情都那麼神秘、新奇；每一段經歷都很奇特，因而感到津津有味。後來長大了一些，對周圍的事物熟悉起來了，也就感到平淡無奇了。再往後，對周圍世界更加習以為常了，時間就過得特別快；生活像萬花筒一樣，各種經歷交織在一起，似乎沒有什麼多大差別。只有某種真正異乎尋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動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壓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那時候，人們才回到童年時那種天真爛漫的情景，好像每一天都在經歷一場寶貴的冒險，使人的生命富有意義。當我們的飛機飛越白雪覆蓋的喜馬拉雅山的時候，我的心情正是如此。那時旭日東昇，曙光初照，把天空映得一片通紅，銀白的雪峰巍然高聳，與那玫瑰色的天空相映，景色格外壯麗。我們貼近喬戈裡峰——世界第二高峰——飛行。我過去總以為中國是一個人口稠密、到處長滿莊稼的國家，其實不然，我們有幾小時是在荒蕪不毛的沙漠上飛行，間或遇到幾個綠洲。當飛機飛越國境的時候，溫斯頓·洛德站在飛機的最前端，他頗以此自豪，因為嚴格地說，他是第一個進入中國國境的美國官員。
中國人和我們圍著一張桌子閒談，好像我們兩國之間沒有一天斷絕過聯繫一樣。還只是在昨天，我們兩國一公開談到對方，就是一頓痛罵，這已經是家常便飯；可是現在卻一點也沒有這樣的氣氛。他們很客氣地探問我們為什麼一定堅持保密。是不是我們承認了為與中國領導人會晤而感到可恥呢？在一九五四年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輕蔑地拒絕與周恩來握手，這件事中國人並沒有忘懷；在這次飛行中以及以後幾天的很多場合，以及以後的訪問中，都曾談到這件事。我告訴章文晉，我此行的目的是宣告我們兩國關係的一個新時期，但最好我們首先就整個形勢取得一致看法。他說周恩來總理將準備探討所有的問題。
七月九日星期五，北京時間中午十二時十五分，我們在北京郊外的軍用機場降落。前來歡迎我們的有葉劍英元帥，政治局中最年長的委員之一，兼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黃華，新近被任命為駐加拿大大使（後來是中國駐聯合國首任大使，後任外交部部長）；韓敘，禮賓司代司長（後來是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副主任）；此外還有一位譯員冀朝鑄，他曾在哈佛大學讀化學，後來改了行。在檢閱的時候，他曾經同毛澤東及埃德加·斯諾站在一起。
葉劍英元帥用一輛大型高級轎車把我們接進城去，車窗用帷布遮起來。我從窗簾後面向外探望，看到街道寬闊整潔，除自行車外車輛稀少。我們通過廣闊的天安門廣場。我們的目的地是迎接國賓的一個賓館。這個賓館位於城的西部，是一個用圍牆圈起來的大花園，內有很多座賓館。據說這個花園裡過去曾有一個皇帝釣魚的湖。每一座賓館都位於一個小的半島上，用一座精巧的小橋與相鄰的賓館連接。花園的全貌給人以異常開闊的感覺；不過，當你想要過橋的時候，也許會碰上躲在樹叢後面的一個哨兵，使你猛然一驚，感到不快。（後來那些哨兵不那麼冒失了，整個花園都向客人們開放了。）
這些賓館是蘇聯影響時期的遺物。它們是一些雄偉、莊嚴的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在接待室裡，填料很厚的笨重的椅子和沙發擺成一個四邊形，葉劍英元帥跟我們一起用茶，他使我們感到很自然，無拘無束。在驅車到賓館的途中，他向我表示歉意，說未能給我以適當的公開接待；當總統訪問北京的時候，再補行這個儀式（實際上這個預言並沒有完全兌現）。葉劍英元帥盛宴款待我們，菜式之繁複，數量之豐盛，都是驚人的，此後許多餐都是如此；因此我向主人開玩笑說，數千年前，大概中國人曾受到指責，說有位貴賓吃不飽，餓了肚子，自此之後，中國人就決心待客從豐，以免重蹈覆轍。
周恩來於四時半來到。他臉容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詳，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緻的灰色毛式服裝，顯得簡單樸素，卻甚為優美。他舉止嫻雅莊重，他使舉座注目的不是魁偉的身軀（像毛澤東或戴高樂那樣），而是他那外弛內張的神情、鋼鐵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絞緊了的彈簧一樣。他似乎令人覺得輕鬆自如，但如小心觀察就知並不盡然。他聽英語時，不必等到翻譯，臉上神情就顯得已明白語意，或立即露出微笑，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聽得懂英語的；他警覺性極高，令人一見就感覺得到，顯然，半個世紀來烈火般激烈鬥爭的鍛煉，已將那極度重要的沉著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賓館門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來立即微笑，和我握手。這是將舊日嫌隙拋於腦後的第一步。
周恩來同毛澤東不一樣，他曾經到過外國。他一八九八年出生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學生時代是一個才華出眾的學生，本世紀二十年代曾經在法國和德國學習和工作過。當我跟他見面的時候，他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位領袖人物已經將近五十年了。他曾參加長征。他是人民共和國的唯一的總理，擔任總理已將近二十二年，其中九年還兼任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在四十年代曾經與馬歇爾將軍進行談判。他是一個傑出的歷史人物。他精通哲學、熟諳往事，長於歷史分析，足智多謀，談吐機智而有風趣，樣樣都卓越超群。他對於情況的瞭解，特別是美國的情況，也包括我個人的背景，瞭如指掌，簡直令人吃驚。他的一言一行幾乎都是有明確目的的。他的言論和行動都反映出他內心的緊張狀態，正如他所強調的，他關心的是八億人民無窮無盡的日常問題；也表明他要努力保持下一代人的意識形態信仰。採取什麼方式邀請尼克松才能適合上述一切考慮，這對他來說顯然是一個頗費思量和有些困難的問題。
因為很明顯，我們的到來對中國人來說比對美國一方具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對我們來說，這是國際關係中一個有利的新轉變的開端。但對中國人來說卻不能不成為一個涉及個人聲譽、理論思想和感情的危機。他們當年開始的時候是一個分裂出來的看似沒有希望取得勝利的小小派別，後來經過艱難困苦的長征，與日本作戰，又經歷了一場內戰，在朝鮮反對我們，然後又與蘇聯較量，又強行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然而現在呢，正當我們在他們的邊界上干預一場他們認為的「解放戰爭」時，卻和他們二十五年來的頭號敵人在一起商談問題了，這就用他們自己的行動表明了他們在哲學思想上遇到了矛盾。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態是有所表現的，周恩來時而陷入沉思，間或神情恍惚，在起草我這次訪問的公告時語調也不通暢；他偶爾還提到長征的英勇事跡和毛澤東的卓越的領導。然而周恩來畢竟是一個鎮定自若、才能過人的談判家。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產黨人談判時經常耍的那類小花招不靈了。在這次訪問以及以後的幾次訪問中，我們所有的會談都持續幾個小時（一次會談長達五至七個小時並不稀奇）；然而沒有一次他表現得有絲毫不耐煩，或者暗示他還有別的事情要做。我們的會議從來沒有電話干擾，也從來沒有因為他要處理這樣一個大國的必要公務而中斷。我不懂他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我曾經開玩笑說，華盛頓的高級官員過基督再臨節也不可能騰出這麼多時間。
周恩來在待人方面也特別體貼照顧。我的下級人員生病的時候，他親自前去探望。儘管我們的級別不同，他卻不拘禮儀，堅持會談一定要在我住的賓館和人民大會堂兩地輪流舉行，這樣他來拜訪我的機會和我去拜訪他的機會就同樣多。在我們決定今後以巴黎作為聯繫地點之後，他還是提議，有時我們仍不妨繼續利用巴基斯坦這個渠道，因為據他說：「中國有句老話：不能過河拆橋。」
有一次，那是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我告訴他，那些哨兵站到連接各賓館的橋頭上來了，這使我感到像卡夫卡寫的《城堡》這部小說中的那個管子工人一樣，他被叫來，卻不准進去，只好徘徊在外面想辦法進去，卻完全忘了他原先是為什麼被叫來的。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想過那座小橋，但我的確想走過去。周恩來聽了之後哈哈大笑，但在這次訪問期間他無所表示。我再次來訪是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最後一個晚上，我正在整理行裝的時候，一個禮賓司的婦女敲門進來了，告訴我總理邀我去個人交談。我們開車到湖那邊的一個賓館，在那裡周恩來和我一直談到凌晨三點。當我要離開的時候，他忽然用英語對我說：「我們去走走。」我們邊走邊聊，就走過了兩座小橋；這時他坐上跟在我們後面的他那輛轎車，開車走了。這是一個很不平常的姿態。
中國人對他似乎特別尊敬，認為他是他們的所有領導人中待人特別寬厚的一個人。一九七五年年底我去中國訪問的時候，我問到一位年輕的翻譯，周恩來的健康情況如何；她含著眼淚告訴我，總理病情嚴重。他逝世後，全中國那麼沉痛地悼念他，這絕不是偶然的；也難怪七十年代後期中國出現的那種渴望得到更多自由的異乎尋常的表現都援引他的名字，並且備受群眾頌揚。
簡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兩三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來是其中之一。他溫文儒雅，耐心無盡，聰慧過人，機巧敏捷，他在我們討論之際，輕而易舉地就點破了我們新關係的實質，似乎除此之外別無明智的選擇。我們兩國的社會從意識形態到歷史，差異是那麼大，要把兩國促合在一起，這確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一般人的想法，也許認為最好是先消除造成兩國緊張關係的某些具體問題的根源。台灣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又不能很快得到解決；至於其他問題，又太微不足道，不能成為我們兩國持久關係的基礎。所以結論是討論根本問題：我們對全球事務特別是亞洲事務的看法，以此來澄清我們的目標和前景，這樣就可以使我們由二十年來彼此隔絕無知達到相互瞭解。正是因為我們沒有多少實際事務性問題要解決，建立相互間的信任就必須從務虛開始。周恩來和我主要就是把時間花在那些能增進相互瞭解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問題上。
在我們相遇之初的半小時內，周恩來就已定了這次會談的基調，我早已準備下一篇相當長的略帶虛飾的開場白，從中美關係的歷史談起，一直講到這次會晤。當開場白的前言部分快講完的時候，我想露一露口才，我說：「已有很多人訪問過這個美麗的國土了，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個神秘的國土。」周恩來舉起手來，說道：「你會發覺，它並不神秘。你熟悉之後，它就不會像過去那樣神秘了。」我猛然一愣，但他講的的確是真話。我們關心的不是兩國之間的雙邊問題，至少開始時是如此。我們必須建立起彼此間的信任，消除那種神秘感。這是他的基本想法，也是我的基本想法。
就這樣，周恩來和我之間的會談，較之在我擔任公職時和其他任何領袖的會談，時間都更長、更為深入，或許和埃及總統薩達特的會談是唯一例外。兩個人在思想意識上是敵人，但我們各自陳述對世界事務的觀點，態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間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內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偉人的面前才會經歷得到。在我第一次訪問中，我和周恩來會談用了十七個小時。在他任總理期間我以後的幾次訪問中，我們每天會談時間六至十小時，除吃飯時間之外沒有中斷過。即使在吃飯的時候，我們之間的談話也是哲理性的，饒有趣味的，富有啟發意義的。尼克松訪問中國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這樣建立起來的關係已經經受了多次困難的考驗，而且已經成為當代國際關係的基石之一。
偉大人物對重大事件的影響是很難加以確定的。誠然，中美兩國的接近是由於客觀的必要所使然；不是由於抽像的善良願望而是由於雙方有共同利益才使我到北京來的；不是由於我同周恩來的私人友誼而是由於共同認識到一種危險才促成了兩國關係的發展。但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利益並採取決定性的行動卻是領導人在起作用，是雙方的領導人巧妙地利用了那種可供選擇的餘地。中國和美國在七十年代初謀求和解，這是世界環境所決定的。但事情來的這樣快，發展又如此順利，則是由於中國總理的光輝品格和遠見卓識起了不小的作用。
當然，周恩來和我是互相利用；說穿了這就是外交的目的。但還有一個目的就是使雙方的目標一致起來；只有那些不懂行的人或不可靠的人才自作聰明，以為能夠長久地愚弄對方。在外交政策上切不可忘記：你是在和同一些人循環往復地打交道，在不斷地處理一些問題；騙人只能得逞於一時卻損害整個關係。講信用才能使國際秩序得以鞏固，哪怕是在敵人之間也是如此；搞小動作決不能持久。周恩來是很瞭解這一點的，因此我們雖不能做到目標一致，卻能作出類似的分析，那就是在當前這個歷史時刻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來利用國際上的均勢使之對我們雙方都有利。
周恩來從不在小地方討價還價。我不久就發覺，和他談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個合理的主張，詳加說明，然後堅持到底。我有時甚至把內部文件拿給他看，使他瞭解我們為什麼達成這個結論。周恩來也採取這樣的方式；企圖在談判中多佔便宜，那是徒然自尋煩惱。有一次，我們在談判《上海公報》，我反對《公報》中說明中國觀點的那部分中的兩句話，雖然我們對於中國人講的話不負責任，但我認為那兩句話在聯合公報中出現，會引起爭論。我提議刪掉那兩句話，作為交換，在闡明美國立場的那部分中也刪掉兩句話。周恩來有點不耐煩地說：「如果你願意的話，把你那兩句話給你的總統，我不需要它們。你用不著討價還價；你只需說服我，我們所用的詞句中確有令人為難之處。」他言而有信；在中國方面所起草的《公報》中，果然把那幾段最過分的文字刪去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不會浪費的，這幾段話又出現於中國代表在聯合國所發表的演說之中。）
我對周恩來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也不懷疑這位在交談中如此令人傾倒的人物，在維護其制度時也同樣是一個難以對付的敵人。然而，當周恩來逝世時，我深感悲痛。世界將不會那麼富有生氣了，前景將不會看得那麼清楚了。我們兩個人從未忘記：我們之間的關係還是飄搖不定的；我們也沒有忽視：隨著歷史的發展，我們兩國所走的並行的道路也可能只不過是曇花一現。那以後，他們很可能與我們重新作對。今天他們為了本身的利益很精明地決心與我們合作，但到了那一天，他們也會以同樣的決心和精明才幹與我們對抗。但我認為，這是我的政治生活中最得意的事情之一。人類的目光是有限的，政治家們總想通過不斷的努力，擺脫那種狹隘的見地而取得某種持久的成果，而我能和一位偉人一起努力在頃刻之間就跨過了意識形態的重重障礙，雖然從無情的歷史角度衡量，這只是短暫的片刻。
七月九日下午，在我到達北京之後大約四個小時，周恩來和我就在我所住的賓館開始了第一次會談。我們面對面地在一張鋪著綠色檯布的桌旁坐下，坐在那種在舊式避暑山莊中見到的不太協調的大籐椅裡。在周恩來兩旁是葉劍英元帥、黃華和章文晉，我的班子是霍爾德裡奇、斯邁澤和洛德；我們全都在特工人員雷迪和麥克勞德的虎視眈眈的監視之下，他們不願把我丟給這些不明底細的外國人不管，任其擺佈。在我面前是那本厚厚的情況彙編，但自從我的開場白被周恩來打斷之後，我就不再翻它了。周恩來面前只是一張紙，上面寫著幾行字，我想那是他要討論的發言大綱。
周恩來和我一致同意，這第一次會談的最重要的結果，是互相瞭解對方的根本目的。如果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那麼促使我們會晤的那些必要因素將決定我們未來關係的方向，如果雙方都不要求對方去做那些違背其價值觀念或利益的事情的話。這樣，會談就開始了，那種談笑風生的氣氛，簡直像兩位教授之間一場政治哲學對話一樣，幾乎掩蓋了這場會談的嚴重性質，那就是，如果會談失敗，一方將繼續陷於孤立，而另一方將加劇其國際上的困難。如果這次使命流產，那會增加中國的危險。毫無疑問，蘇聯將受到鼓勵。我們在國內將聲譽掃地，我們從印度支那的撤退將很容易變成一場潰敗。儘管周恩來和我都知道這件事情關係重大，儘管會晤的時間限制鐵定為四十八小時——如果沒有引起懷疑，我要按時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現——但我們第一次會談都不接觸我此行成敗之所繫的這個關鍵問題：我們能否就總統的訪問取得一致意見。雙方的表現都好像若無其事，似乎這是一個很容易解決的附帶問題。我們雙方都把對方逼到牆角，企圖表明我們都另有選擇。我們彬彬有禮，講些頗有含義的題外話，間或開開玩笑，企圖表明我們還可能向後轉，表明我們並沒有越過魯比肯河。[4]然而我們心裡始終都明白，魯比肯河就在我們背後，事實上我們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了。
在會談開始時，我們兩人都曾簡略提到總統訪問中國一事，此後直到第二天結束的時候，我們始終沒再提到，那時大約再過十八小時我就要離開北京了。然而，在我們第一次會談中（包括晚宴在內，歷時約七個小時），周恩來卻花了一些時間表明他大致上同意尼克松七月六日在堪薩斯城演說中所列舉的觀點。這使我的處境有些不利，因為這件事以及演說的內容我都一無所知；這證明，哪怕作了最周密的準備工作，碰上意外事件也會猝不及防。第二天早上，周恩來以他特有的作風，派人將他作了記號的那篇英文演講稿連同我的早餐一起送來，不過請我看完之後還給他，因為他只有這一份。原來，美國中西部新聞宣傳機構的高級人員們集會，請內閣閣員和白宮助理人員報告國內政策，總統在會上作了一篇事先未草擬講稿的即席演說。尼克松在演說中談到「更為廣泛的背景」，談到「這些（國內的）計劃與美國在世界上的問題之間的關係」，他的話使那些在場的高級人員不是感到吃驚，就是感到莫名其妙。他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情，他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讚揚中國人是「富有創造性的，勤勞的，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民族之一」。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本政府務必首先採取步驟，結束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隔絕的狀態」他預見到世界上將出現「五個超級經濟大國」（美國、西歐、日本、蘇聯和中國），它們之間的關係將決定當代的和平結構。周恩來拒絕「超級大國」這個稱號，中國不參與這場比賽。這話一半是真的，一半也是出於審慎；中國之所以需要我們，正是因為它本身沒有力量與蘇聯相抗衡。
周恩來和我有個默契，對於有爭議的各種問題，雙方不作徹底的討論。台灣問題只在第一次會談時簡略提到。更多的時間花在由我解釋美國的印度支那政策，特別強調我和北越黎德壽的秘密談判，這件事一度似乎大有可能得到突破。（再過幾天，我們又要和黎德壽會談。）蘇聯人常常誇耀他們對這些秘密談判的內容所知甚多，周恩來卻聲稱他於此全不知情。他只限於提出一些試探性的問題。這是避免被迫採取立場的好辦法。我們第一天的會談在晚上十一時二十分結束，並沒有解決任何事情，甚至沒有討論到那個必須作出決定的問題。
七月十日即星期六上午，領我們去參觀紫禁城。這是十五世紀興建的一所皇帝的宮殿。紫禁城佔地廣闊，通常吸引了很多遊客，但那天上午卻封閉起來專供我們六個美國人遊覽。我們由黃華陪同，嚮導領我們穿過那些佈局美麗的庭院、大殿和花園。那些朱紅和金黃色的精美的建築，那些大理石雕刻和青銅獅子，那些像瀑布一樣向著方形庭院傾注的金黃色的琉璃瓦屋頂，總之那一片廣闊動人的景色，正如過去許多外國使節所描述的一樣，使我們驚歎不已。這就是過去中國皇帝的住所，他們認為這裡就是宇宙的中心，而且長時期以來把這種自命不凡的虛榮變成了現實。全國文物局的局長帶領我們參觀了最近發掘出來的寶貴文物（後來許多文物曾運到美國來展覽）。
中午我和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繼續會談。這是一座宏偉的建築物，說不清是墨索里尼新古典主義式的建築還是共產黨人獨特的建築風格。大會堂正對著紫禁城，是用了十三個月的時間在一九五九年建成的，用來慶祝共產黨在中國內戰中的勝利十週年。大會堂內每一個大廳都用中國的一個省命名；有一所可容納幾千人的宴會大廳，至少有一個劇場，以及數不清的開會地點。我們在福建廳會談，這個廳是以位於台灣對海的中國的一個省命名的；過去同斯諾會晤也是安排在這裡，可惜我對這種安排完全不懂其中奧妙，因為當時我既不懂這個廳的名字，慚愧得很，自然不會明白其中的含義。（後來我再度來訪時，我們在另一座廳中相會，周恩來才不得不將這一切向我解釋清楚。）
這次會談的氣氛，和前一天晚上的氣氛很不相同。周恩來略作寒暄之後，就聲色俱厲地談了一套中國的觀點。周恩來不加掩飾地提出了他們經常提到的很多觀點，後來我才知道那被稱為中國共產黨人常念的一篇「經文」。這些觀點是：「天下大亂」；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支持北越人的「正義鬥爭」；大國勾結起來反對中國（不僅是美國和蘇聯，還有軍國主義的日本）；印度是侵略性的；蘇聯人貪得無厭，正在威脅全世界；中國不是超級大國，也決不想做美國和蘇聯那樣的超級大國；美國正處於困境，因為「我們的手伸得太長」。周恩來把這些強硬的觀點複述一遍以後，最後提出了一個難題：既然我們的分歧如此巨大，總統訪問是否還有什麼意義。
我也同樣堅定地回答他，指出是北京首先提出總統訪問的，我們不能接受任何條件。我將不再提出這個問題，由中國領導人決定是否發出邀請。然後我故意粗暴地逐點駁斥周恩來的觀點。在我說完了第一點後，周恩來就阻止我再說下去，說道：我們如不先吃，烤鴨就要涼了。
在吃北京烤鴨的時候，氣氛變了，周恩來又恢復了他那種親切和藹的態度。午餐過後，周恩來把話題轉到「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周恩來繼續說下去，堅持認為，如果我們要打交道，瞭解這齣戲是有關鍵意義的。他的內心無疑很痛苦，但表情卻顯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國既害怕官僚主義化又害怕過分狂熱的思想感情，在這兩者之間疑慮重重。他描繪了那種在單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長起來的社會所處的困境，它一旦遇到多種不同的思想派別紛爭於街頭就使五十年來的鬥爭成果陷於危機。他再一次講到，他有兩天時間被紅衛兵困在辦公室裡。他曾經懷疑有無必要採取這樣激烈的措施，但毛澤東是更為英明的，他對於前途是高瞻遠矚的。現在回想起來，我還不太明白，周恩來為什麼要講這些事情，除非他想表明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與「文化大革命」無關，或者想要說明這場革命已經成為過去。
午飯之後，我繼續發言，駁斥他的觀點，說了大約一小時。周恩來突然一本正經地建議，總統可於一九七二年夏天來訪問，倒似乎一切問題都已解決，剩下來的只不過需要討論一下日程而已。他還補充說，他認為如果我們先與蘇聯領導人會晤那會更慎重些。我很瞭解蘇聯人對最高級會談的那些花招，於是回答說：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很可能要舉行，但兩次訪問應該按照已經排好的次序進行——先北京，後莫斯科。我並沒有感到周恩來在聽到這個消息時有什麼不愉快。我指出，如果在夏天舉行最高級會談，和我們的選舉太接近，可能引起誤會。周恩來改為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同意了。我們在下午六時暫停會談，因為周恩來必須在一個宴會中做主人，招待另一位未宣佈名字的客人（後來我們才知道，是朝鮮的領袖金日成）。周恩來喜歡從午後到凌晨工作。他建議晚飯後十點鐘再會晤，起草我這次訪問的聯合公告。
我同我的工作人員回到賓館吃晚飯。所有的中國官員忽然全都不見了，只把我們留下來同賓館的工作人員在一起。那是一個痛苦的夜晚，由於會議改了時間以後又推遲，我們像哨兵一樣在夜間踱來踱去，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難以掩飾我們不安的心情。（由於怕有人偷聽，我們所有商量對策的談話都是在散步中進行的。）據我們瞭解，中國人另有考慮。周恩來終於在晚上十一時十五分左右回來了，這是因為他的國宴很晚才結束。但我們並沒有立即討論公報，卻花了一個小時去研究印度和德國的前途。他的基本觀點是，印度在一九六二年侵略了中國；在一九七一年，正有將同樣的政策施用於巴基斯坦的極大危險性。他指派黃華代表他來起草聲明，隨即離去。
但黃華並沒有立即露面。這種令人費解的等待更加預兆不祥了，因為我們不是要討論一個精心推敲的公報，而是要討論一個宣佈總統訪問北京的只有一兩段的聲明。我們猜不透這是不是一種故意把我們掛起來的手法，是不是政治局在開會，是不是毛澤東堅持重新審查這次會談，也十分可能，我們面臨著所有這些情況。最後，黃華終於出現了，他一句話也沒有解釋，溫文有禮，和藹可親，而且老練沉著。
黃華帶來了一個公報的草稿，這個草稿立即引起爭論。草稿以中央王國的慣用語言說話，認為是尼克松要求中國邀請他來訪問的。草稿說，訪問的目的是為了討論台灣問題，以作為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前奏，我對這兩點都拒絕了。
我們不願作為一個懇求者在北京出現。我們到北京來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討論台灣問題，甚至不單純是為了謀求「關係正常化」。必須提到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黃華作了一個明智、實際而又顯示他個人風格的姿態，建議我們暫不討論公報草稿，而互相坦率說明自己的目標。很明顯，雙方都不願顯得是屈居下風而不得不懇求對方，雙方都盼望得到積極的結果；如果暗示會談議程只對單方面有利，那對誰都是不利的。我們花了兩小時說明自己的情況。我說明了我們所關心的原則和國內的要求；我們不願表現得像是在懇求這次邀請；台灣不能作為唯一的議程。黃華指出，這個公告對中國群眾會引起極大的震動。像這樣坦率的談判是很少有的，與潛在的敵人這樣談判幾乎是沒有過的。約在凌晨一點四十分，黃華提議休息三十分鐘，好讓他去考慮適合我們雙方的文字，於是離開了會議室。我們又在那院子裡走了一會兒，回來等候他們到來；凌晨三時我們得知，他們已經離開，要到上午九時才能回來。
我們在星期天，七月十一日，九時四十分又重新會談，在不可更改的、必須啟程的最後時刻之前，談了三個半小時。黃華還是中國的發言人，還是用我前面提到的中國的那種談判風格。我以前曾經講過，其他的談判者急於想顯示自己高明或者譁眾取寵，有時採用一種「色拉米」香腸式的辦法；他們像切香腸一樣，把他們的讓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點點讓步，拖得時間越長越好。這種辦法給人以虛假的印象，好像是很強硬。由於雙方都不知道哪是最後的一片香腸，因而雙方都想等著瞧，這樣就進一步拖長了談判的時間。由於雙方消磨了過多的時間、精力，都志在必得，壓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大；這樣也就很容易使談判者走火，超出了慎重的界限。我倒非常喜歡中國人對我們採用的那種做法，而那天上午黃華對我就是採用這種辦法，那就是盡可能確定合理解決辦法的性質，一步就跨到那裡，然後堅持立場不變。只要有可能，我在後來同別人進行的一些談判中總是盡量採用這種辦法——有人把這種辦法斥之為「先發制人的讓步」。事實上，儘管開頭的讓步似乎大一些，但與那種「色拉米」香腸式的辦法相比，幾乎可以肯定，總的讓步還是比較小的。這種一步跨到一個合理立場的戰略明確無誤地擺出了無可改變的立場；這樣做更容易維護自己的立場，而那種曠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細小步伐所積累起來的效果卻是不容易維護的，在那樣的過程中總是會掩蓋問題的實質。
這且不說，那天上午九時四十分黃華提出的草案和我們的要求異常接近，因此我們只需改一個字就可全部接受。事實上，幸好我要求中國方面先提出草稿；這草稿比我們自己擬的草稿更為有利。（雙方設身處地考慮了對方的觀點。）這就是尼克松七月十五日宣讀的那份聯合公告。
起草工作完成之後，周恩來立即出現，他原來就在附近房間等候。我們討論了建立今後聯繫地點的問題，結果選定巴黎——由沃爾特斯將軍與中國駐巴黎的大使黃鎮接頭。我們初步交換了總統來華的想法。這些事情都完了以後，周恩來花了點時間告訴我在我斷絕聯繫的這兩天內北京新收到的國際消息，這也是他特有的姿態。
我們向周恩來告別，我和我的工作人員以及其他中國人坐在一起共進最後一次愉快的午餐。緊張的氣氛一點兒也沒有了。葉劍英元帥通常是沒有表情的，這時臉上也浮現出笑容。在去機場途中，他講到他的生平。他聽到人們談起毛澤東在山裡的小部隊，那時，他還是國民黨軍隊裡的一個軍官；他之所以參加那支隊伍是因為他首先把毛澤東看作是一位導師。當我們的車子開向在那裡等候的那架巴基斯坦飛機時，他議論說，在長征途中他們誰都沒有夢想到這一生還能看到勝利。他們認為他們的鬥爭是為後代人的。這時我們剛好走到飛機的舷梯腳下，他以中國人的那種講話藝術，把精心安排好的場面說成是很自然的事，說道：「可是我們到這裡了，你們也到了。」
敘述這次秘密旅行，我的「襯衫傳奇」卻也不可不提。我事先料到，這十二天的亞洲之行勢必變化多端、忙碌不堪，所以吩咐我的助手戴維·霍爾珀林，在這次長途旅行中，一定要替我留兩件乾淨襯衫，特別留在訪問北京時穿。我無疑和往常一樣地一再提醒霍爾珀林一定要照辦。當巴基斯坦的飛機從查克拉拉機場起飛，飛向喜馬拉雅山時，霍爾珀林正帶同秘密工作人員乘車前往納蒂亞加利山中別墅，他突然想起這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他把我這幾件襯衫過於小心地放在一邊，因此，我決不會放入旅行箱中。想到這裡，他實在懊喪不已。當快要到達北京我想換一件襯衫時，不免大感惶急。其實平時我挺喜歡霍爾珀林，這時也不禁責罵了他幾句。無可奈何，我只好向約翰·霍爾德裡奇借幾件白襯衫；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吋，儀容修潔，出身於西點軍校，他的身材和我小得多的身型很不相稱。我們一行在遊覽紫禁城時，大家都只穿襯衫，中方人員替我們攝影留念，照片中我的臉露神秘莫測的笑容，身上那件襯衫，顯得我好像沒有頭頸似的——襯衫尺寸不合還是小事；襯衫的主人是一位亞洲問題專家，襯衫上很顯眼地印著「台灣造」字樣。我對主人說，台灣和我貼得很近，這句話倒是說得分毫不差。
此外還有詹姆斯·賴斯頓的戲劇性事件。斯科蒂[5]·賴斯頓要去北京，這使白宮方面大為擔心，但對於中國人，其實全然不成問題。他和他的妻子於七月八日到達華南，比我們到北京早了一天。在廣州，他們的官方「陪同」通知他們，「計劃有所更改」；他們要在廣州地區停留兩天，然後於十日晚上乘火車去北京，於十二日上午到達首都。賴斯頓表示抗議，要求立刻飛赴北京。但在中國，《紐約時報》可就不像在華盛頓可以大顯威風了。他被告知，這是辦不到的。七月十日，周恩來笑瞇瞇地對我說，賴斯頓正在一列慢車上，那將會很容易地拖延他的行程，要等我們離開之後，他才會到達北京。
到七月十五日，賴斯頓才獲悉我曾去北京，這使他身感劇痛。賴斯頓後來追述[6]：「就在那個時刻，現在看來大致就在那時候，我的小腹開始感到刀割般的劇烈疼痛。到了傍晚，我發高燒達到華氏一百零三度，神志昏迷；我彷彿看到基辛格先生坐在一輛有簾子的人力車中，飄過我臥室的天花板，他從車簾的一角探出頭來，向我露齒而笑。」後來才知道，那不是新聞記者因未趕上報道大新聞而懊喪欲死，其實是急性盲腸炎。他於七月十七日開刀，割去了盲腸，那是在北京反帝醫院動的手術（這是當時的名稱，這醫院是一九一六年用洛克菲勒基金建立的，後來在尼克松訪問期間，又改名為首都醫院）。他手術後，對他施行針刺療法，銀針扎進他的肘部和膝下部，以減輕術後的痛苦。他躺在病床上，銀針露在外面，想到近在身邊都錯過時機，不能搶先報道這樣重大的新聞，這種內心的痛苦是什麼藥都治不了的，就是中國人也沒有辦法。
七月十一日，我和我的同事們興高采烈地飛回到巴基斯坦，把最後運到飛機上的中國菜，新出版的毛澤東著作英文版，以及前天夜間準備好的我們這次訪問的照相集都搬下飛機來。
洛德和我草擬了一份給總統的報告；報告的結論也許概括了我們過度興奮而不太謙虛的心情：
我們已為你和毛澤東打開歷史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礎。但是對我們對於未來不應抱有幻想。深刻的分歧和多年來的隔絕使我們與中國人之間的距離很大。在最高級會談之前和會談期間，他們在台灣問題和其他重大問題上將會是強硬的。如果我們之間的關係變壞，他們將成為堅定不移的敵人。我對這些人的估計是：他們的意識形態根深蒂固，其信仰之堅定幾乎達到狂熱的程度。同時，他們又表現得很有信心，因此，在自己的原則範圍之內與別人交往時，他們是謹慎的，可靠的。
此外，我們現在所開始的進程將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震動……
然而，當我們踏上這條道路的時候，我們就很瞭解這些風險。我們也很瞭解，另一條道路，即與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最有才能的民族，與一個過去有輝煌成就、未來有巨大潛力的國家繼續隔絕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如果我們保持意志堅定並認真負責地執行我們的外交政策，即使是那些風險也可以設法使之轉變為對我們有利。對蘇聯，我們一定要講清楚，我們繼續把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具體談判擺在優先地位。我們不會與他們共謀反對中國，同樣，我們也無意與中國共謀反對他們。如果謹慎地加以處理，我們的對華新政策就能夠對莫斯科產生較為長期的有利影響。
對日本，我們的任務是要講清楚，我們在亞洲並沒有把我們對她的忠誠轉移到中國。關於台灣，我們除了重申我們之間的外交關係、盡量減少損害之外，很難再希望得到別的了。
對亞洲和對全世界，我們需要表明，我們擴大外交範圍這種做法，決不會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相反地還會證明對它們有利。
我們的交往，無論是對中國人還是對別人，都需要講求信用、準確和策略。如果我們能掌握這些，我們就是進行了一次革命。
震動全世界的公告
飛回巴基斯坦，旅程似乎比去北京時短得多。我們都洋洋得意，然而，那不過是一群野蠻人屈服於中國人的巧妙奉承和不著痕跡的慇勤款待之下。公告現在已確定於下星期四華盛頓時間晚上十時三十分發出，我們都同意周恩來的說法，那將「震動全世界」。
我們攜帶了那麼多《毛澤東選集》和中國制的相片簿，在巴基斯坦降落後，居然能保守秘密，其中緣由，我此刻已無從想像。也許對於任何人都認為絕不可能做到的事，保密工作卻可以做得無懈可擊。
我們於七月十一日下午大約三點鐘，到達伊斯蘭堡查克拉拉機場的軍用區。蘇勒坦·汗仍像以前那樣熱情、謙遜地在那裡歡迎我們。我們兜了一個圈子經過穆裡路折回伊斯蘭堡，看起來似乎是從那個山間別墅歸來似的。我們對葉海亞·汗作了短時間的禮節性拜訪；對這次秘密之行的成功，他像孩子似的高興極了。我對他的幫助以及執行這次計劃所表現的精神表示感謝。五個月以後，他被趕下台；從此以後，我再沒有見到他。然後，我當然要盡可能會見美國大使館的官員，包括那位護送我的軍官，他違反國務院的全部規定，竟然與我失掉聯繫，並且一直沒有弄清我到底出了什麼事。到下午六時，我們又坐上了我們自己的飛機西行，經德黑蘭去巴黎。抵達布爾歇機場時，已過了午夜很久，這一天就這樣結束了；而這一天是以十八小時以前我和周恩來的會晤開始的。
在巴黎，一切注意力都集中於越南問題。這時越共剛剛發表了他們的年度和平方案，實質上仍是要求推翻南越政府。而一年一度的國會例行會議以及新聞界正在對我們施加壓力，要我們表現靈活性。我在巴黎不論到哪裡，都受到新聞記者的包圍，他們要打聽的，不是我在巴基斯坦為什麼會肚子痛，而是想知道我是否會和黎德壽會晤，因為大家知道他也正在巴黎。事實上，我們的確會了面。美國在巴黎的代表團團長戴維·布魯斯，從記者雲集的前門進入美國大使館，佯裝要跟我商議越南策略。（關於我的中國之行，以及我秘密和越南談判，布魯斯都是知道的。）我則通過沃爾特斯將軍極為巧妙的安排，從後門溜走。我和北越代表的秘密會談歷時三小時，這是到當時為止最有希望的一次會談。在此後的幾個星期中，我們有些飄飄然，以為在越南和平與中國問題上，我們可以同時得到突破。我和溫斯頓·洛德與黎德壽會晤後，在回來的路上頗為自負，我們在推測哪一件事會在歷史上被認為是更重大的成就。我又從後門溜進大使館，同布魯斯告別，同時花了點時間會見記者。
那天晚上，我與女友瑪格麗特·奧絲瑪在一家餐廳中共餐，她是一位美麗而聰明的電視記者。一個在當地度假的美國女士，出於當時對越南戰爭的激動心情，情不自禁地對我大聲斥責：此時此刻，你應當為和平而工作，卻居然和一個年輕女子上餐廳，真不要臉。阿瑟·沃森大使在餐廳裡找到我，送我去上飛機；離開巴黎的時間是這樣確定的，我可以在第二天一早到達聖克利門蒂。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晨七時我到達加利福尼亞州埃爾托羅海軍陸戰隊空軍基地。我這次環球旅行共歷時十二天。艾爾·黑格前來迎接我。他在我離開的這段時間裡，主持日常事務，辦事能幹而有魄力。黑格和我搭直升機飛回聖克利門蒂。理查德·尼克松早已迫不及待地在機場等候。他已知道我此行獲得成功，我在飛往德黑蘭的途中就把約好的代號用電報發給了他。代號是「尤雷卡」[7]。他收到這個信號後異常激動，他一反原先的約定，要求立即用電報報告。我從飛機上向他發了電報。他回電再三向我表示感謝，並試圖跟我開玩笑，告訴我回來之後我可以休假一天。他還要求我對他本人作一次全面的匯報，然後再向他的「客人」——黑格給國務卿起的別名——「有選擇地」匯報，當時國務卿正待在聖克利門蒂。尼克松還對我們的保密工作大加讚揚。回想那些電報聯繫，我得說那純粹是由於好運氣；再有，那就是掌管通訊聯繫的中央情報局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別出色。
從上午七點二十分到九點三十分我跟總統在一起，我把事情的經過向他作了詳細的匯報。還交給他一份長篇書面報告。我們兩人都認識到，我們的外交已經展現了新的前景。當然，蘇聯一定會有反應；我們認為，過一段時間，這種反應會是有利的。對越南戰爭將有深刻的影響。在我離開的時候，周恩來曾祝願我們的談判能順利進行。雖然我對中國領導人能夠或願意直接大力幫助抱懷疑態度，但我此行本身就是河內的一次重大失敗。它將使越共騙人的「七點計劃」不再成為頭條新聞。他們的目的是要從心理上把我們拖垮，並且破壞群眾對我們的支持，而我這次行動將從根本上摧毀他們的宣傳運動。美國人民將會看到，他們的政府是能夠採取有膽略的和平行動的。這次行動也將使全世界那些把他們的安全和進步寄希望於美國的可靠和堅決的人們受到鼓舞。我們將無可避免地遇到日本和台灣的問題。當北京的外交攻勢開展之後，我們遲早要處理這兩個問題。此行使我們能控制事態的發展，而不是消極地等待事件的來臨。
我們在尼克松的小書房裡縱論天下大事，那書房處在他聖克利門蒂別墅的最高層，從那裡望出去可以看到浩瀚的太平洋。這使我們不禁聯想起大洋彼岸那數千海里之外的中國。
大約上午九時三十分，霍爾德曼也來了，於是話題轉到一些實際問題。他想知道隨同總統訪問的記者能派多少人。當他知道我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露出輕蔑的神情。我告訴他，我曾對周恩來說，估計全部隨行人員約為五十人，他對此表示懷疑；隨同的保安人員就不止此數，新聞記者的人數就更不用說了。霍爾德曼認為，如果沒有電視廣播，就沒有什麼歷史意義。這一來，就引起了尼克松與霍爾德曼長時間的交談，如何盡量擴大新聞報道、特別是電視廣播的範圍，同時又要適當控制參加的人數。尼克松頗為自負，他確信，這一次他總可以敲詐一下新聞界，使他們對他更溫和一些，辦法是，特別照顧那些他認為對他公正的記者。不用說，他的想法根本不能兌現；無論是他還是霍爾德曼都不能否決新聞機構選派的隨同尼克鬆去北京的記者。
更嚴重的問題是，尼克松用什麼方式來宣佈那個聯合公告。按照公共關係的所有常規來看，應該是發襲某種引人注目的、富於感情色彩的演說，用以烘托尼克松的總統身份。但是我堅決反對這種做法。我們的新關係還剛剛開始；我們越是加以渲染，就越會妨害這種尚待鞏固的脆弱的外交關係。我們得要穩住心緒不寧的敵人，應該使那些惴惴不安的朋友們放心。那些事情將來總是有機會做的，但在最初階段，我們既不能許諾也不能肯定什麼。儘管那個公告是簡短而且乾巴巴的，尼克松也要讓公告本身去說明問題。尼克松同意這樣做，但有些勉強；霍爾德曼則很不贊成這樣做。尼克松一整天都在捉摸在那種情況下人們的情緒，但他越想越興奮了，覺得這種簡潔的、令人莫測高深的表現方式會產生一種潛在的影響。洛德和我準備了一篇同公告一起發表的簡短的講話（這樣就打發掉了答應我的那一天假期）。兩年半的策劃、工作和期待最後僅歸結為四百個字。
如何宣佈總統要出來講話這個問題也使人有些不安。如果要求定一個電視廣播時間，人們肯定會猜想是講越南問題；霍爾德曼擔心，由此而引起的失望情緒將會敗壞公告的影響。因此，他主張含蓄地說明，總統想對全國講一個與越南無關的問題。我反對他的論點。這樣來宣佈消息所引起的猜想反而會壞事。我深信總統講完之後將不需要申辯。
最後，羅傑斯也到了。我照總統的建議向他「有選擇地」報告了我此行的情況。我們討論了在即將出現的事件中他應起的作用。通知外國政府將是國務院的任務。羅傑斯幹練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他準備好了一份情況介紹；將首先從日本開始，在總統講話之前一小時通知日本。
此後的四十八小時是在能否保密的焦急不安的心情和高度緊張之後的疲勞之中度過的。在我整個的政治生活中，我自己的心情總是和周圍的環境不太協調的。我高興的時刻總是在事情看來已經相當有把握的時候，通常比公眾，甚至比我的某些同事要早幾天、有時是早幾個星期。等到群眾中引起轟動的時候，我已在考慮下一階段的問題了。在外交政策中是沒有坦途可走的；每一項成就都是通過新的艱苦努力去換來的，每前進一步都必須作更多的努力去加以鞏固。在聖克利門蒂，在總統講話之前那緊張而又平靜的兩天裡，情況正是如此。我的同事們考慮的是四十八小時以後在廣播電台播音室裡的一場表演。我則稍事恢復高速飛行後的疲勞，並且越來越關心如何鞏固我們已經取得的成果了。
七月十五日下午尼克松作了一次驚險的表演，以緩和他緊張的心情，他喜歡玩弄這一手來顯示他的高超的技巧，但同時卻給他的下屬增加了額外的痛苦。尼克松得知那天中午我同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記者亨利·布蘭登和他的漂亮的夫人穆菲共進午餐，於是也把他們邀請到他的住所。他帶他們到各房間和花園裡走走轉轉，不斷地向他們發出隱隱約約的暗示，而我則如坐針氈，唯恐在這最後一分鐘洩露了機密。尼克松若有所思地談起遠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談到有必要建立一種新關係，還說他很想到亞洲去旅行。謝天謝地，他的話是轉彎抹角地講的，布蘭登沒有領會他的意思，只是後來回憶起來他才懂的；可是他真使我的神經緊張到了極點。[8]
七月十五日，太平洋時間下午兩點四十五分（東部時間是五點四十五分），西部白宮發出了一個閃爍其詞的通知，說五個小時之後總統要對全國的電視廣播網發表一項「重大聲明」。大約過了二十分鐘，美聯社就發了號外：「尼克松總統將於今晚十時三十分對全國電視廣播網發表一項『重大聲明』，題目保密，西部白宮拒絕事先透露。」
太平洋時間下午五點四十五分，我和總統坐直升機飛往洛杉磯。尼克松進入設在伯班克的全國廣播公司的播音室，出現在全國的照相機和麥克風的前面，他發表了為時七分鐘的一篇簡短演說：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這個電視時間是為了宣佈我們爭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項重大進展。
正如過去三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它的七億五千萬人民參加，就不可能有穩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幾個方面採取了主動，以求打開建立我們兩國間更正常關係的大門。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派遣我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環球旅行期間去北京，與周恩來總理會談。
我現在讀的這個公告，在北京和美國同時發表：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預料公告發表之後將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測，我想盡可能講明我們的政策背景。
我們謀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關係的這一行動，決不會損害我們的老朋友的利益。這一行動不是針對其他任何國家的。我們謀求與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任何國家都可以成為我們的朋友而不同時成為任何其他國家的敵人。
我之所以採取這一行動是因為我深信，緩和緊張局勢以及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較好的關係，將對所有的國家有利。
正是本著這種精神，我將去中國一行——我深切希望這將成為爭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僅是為我們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為了我們共有的這個地球上的子孫後代的和平。謝謝大家，祝你們晚安。
尼克松離開伯班克播音室的時候，有一小批人對著尼克松連聲高喊「撤出越南」。
在發表這份公告之前約四十五分鐘，在華盛頓代我處理公務的理查德·T·肯尼迪上校向那位倒霉的伏龍索夫遞交了一份尼克松講話的副本和一份照會，照會提醒蘇聯人「在七月十五日以前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直言不諱地講到蘇聯人在最高級會談問題上對我們玩弄的那套手法。照會重申，我們願意在新的基礎上處理與蘇聯的關係。照會還警告說，如果我們的希望破滅，那將產生「嚴重的後果」。那篇講話和那份照會中提出的所有好聽的保證都不能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華盛頓和莫斯科討價還價的地位已經改變了。
尼克松離開電視台之後，同他的高級官員來到洛杉磯的佩林諾餐廳，在這裡尼克松沉浸在勝利的狂歡中。我們就餐的地方是在餐廳一個角落的小單間裡，尼克鬆緩步走過餐廳，盡情地接受餐廳裡一些客人對他的祝賀，同時也想招引那些還沒有聽到這個消息的人對他表示良好的祝願。我們的慶祝晚宴吃的是蟹腿肉，喝了一瓶一九六一年釀的法國名牌葡萄酒。當我們要離開的時候，他還在前廳逗留了一會兒，拉住別的一些客人向他們介紹，說我就是到過北京的那個人，有幾位沒有看電視的人被他弄得莫名其妙。那確是一個動人的場面。尼克松並沒有誇張，他那副神情就好像他簡直不能相信他剛才宣佈的消息是真的。這樣就搞得雙方都有些尷尬；尼克松在生人面前總是有些不自然，而別的客人接近總統時也有些拘束。尼克松在得意的時候特別容易引起人們的責難，他料想別人一定會來賞識他，而不善於去消除他和自己的同胞之間的隔閡。就這一點來說，佩林諾餐廳的這一幕戲正是象徵著理查德·尼克松的勝利和悲劇。
此後幾天是群情激動，也頗為可笑的幾天。世界各地紛紛發來賀電。新聞界幾乎是一片讚揚聲。也有一些尖酸刻薄的評論，這類評論不僅來自保守派人士，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也來自極少數美國自由派的批評家，他們擔心我們是在毫無必要地跟蘇聯對抗。但是這一抓住全世界心靈的大事件把那些聲音淹沒了。獻計獻策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要總統在一次出訪中既訪問北京也訪問莫斯科；每一類人都有自己最得意的方案要總統去執行，如結束越南戰爭，擴大貿易，等等。這個問題說明了一種好現象；志願支持我們的政策的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踴躍，我們簡直應接不暇。
以前，我們的內閣要員們很喜歡到台灣去旅遊，但頃刻之間，他們說有重要公務，迫不及待地要去訪問北京了。參眾兩院的議員們的建議像洪水般地提了出來，要到中國大陸去，要求我利用新的聯繫去同周恩來商定時間。甚至還有一位夜總會的歌星，也請他的代理人想辦法提出申請，要到中國各地的夜總會去巡迴演出。當有人告訴那位代理人中國沒有夜總會時，此人嘟囔了一番，不相信這是真的，竟然寫信來把這說成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借口，是為白宮的盛氣凌人打掩護。
霍爾德曼在他的上司的壓力下要把這次事件作為一個絕好的機會大力「推銷」尼克松，把這幕戲劇潤色得像一篇英雄史詩一樣。這樣就出現了那個大部分出於偽造的傳奇故事，說什麼尼克松和我與羅傑斯曾經在林肯廳開會研究過云云。我接到詳細指示，要我向報界簡單介紹周恩來和尼克松相似之處。為了使白宮人員相信這是歷史事實，不是捏造，霍爾德曼連嚇帶騙，做了艱苦的工作；要他們相信，不管怎樣，這一回總統的謹慎持重是最好的公共關係政策。
起初，尼克松所鄙視的那些自由派人士對他倍加讚賞，而感情上忠於他的保守派人士對他的讚揚卻比較勉強，他對這一點很有些擔憂。但是過了幾天，經過一些解釋以後，保守派也開始認識到其中深意了。不調和的調子主要是來自日本。日本總理大臣佐籐榮作是我們堅定的朋友，他做了很多工作來加強我們兩國的友誼，使這樣一個人感到為難是特別令人痛心的。關於中國的這一公告在日本被稱為「尼克松衝擊」，一個月後又來了第二次衝擊，那就是在國內對工資物價加以管制、在國外對貿易和貨幣加以限制的緊急經濟方案。
那時候我們能幹的駐日大使阿明·邁耶是最感到難堪的一個。他是通過陸軍廣播電台聽到這個公告的，當時他正在理髮，開頭他認為尼克松提到「中國」是說溜了嘴。根據邁耶的回憶錄，[9]他最初的反應是對這次的感覺遲鈍感到難過，這也是當時在東京的許多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反應。然而，「經過幾天、幾個星期的深思之後」，邁耶得到結論：「如果要保證取得成就，總統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不可能採取本質上不同的其他做法。」邁耶提出了理由：日本人不可能長期保守機密；其他盟友（台灣、韓國、東南亞盟國、北約組織）有更多的理由或同樣有理由要求事先磋商（更不用說蘇聯了）；日本的政策並沒有因為我們的政策而遭到根本破壞，只不過是被剝奪了它想走在我們前面的機會——它在我們之前很久就走上了這條道路，早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佐籐就曾公開建議與北京擴大貿易和新聞界的往來，並開始政府級的談判。
雖然邁耶認為事先不可能與日本人磋商，但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我們還是有可能採取一種比較聰明的辦法告訴日本人。例如，在正式的公告發表之前幾小時，派遣一位和我同去北京的同事到東京去向佐籐簡要介紹情況，這樣做肯定更有禮貌一些，更周到一些。這樣做既保守了秘密，又顯示出對一位體面的好朋友的特殊照顧。那時事情緊迫，誰都沒有想到這一點；這在禮貌上是一個大錯誤。許多批評家抓住這一點指責我們「對不起盟友」，而他們對我們的軍事聯盟和保守的盟國的忠誠以前卻不曾很好地表現過。現在事情雖然過了將近十年，回想起來，除了基本上要保密之外，我想不出還有其他辦法。事情的微妙，機會之難得，使美國對所發表的內容非進行控制不可。
總統在講話中已經巧妙地強調了我們的政策不是針對任何其他國家的，也不會損害我們的老朋友的利益。這雖然是一些陳詞濫調，但人們可以想像，如果在發表公告的那一天任憑人們去猜測，那將造成多大的混亂。假如我們事先公佈去中國的消息，那將引起幾個星期的猜測，而使我們無法應付。反對者就可以抓住這個機會對我們惡意中傷，我們無論再作什麼保證都將毫無作用了——特別是當時我們並沒有真正掌握會談的議程。即使那些公開支持我們的人也會使我們為難，他們會提出那老一套的議程，而那些議程正是我們決心要擺脫的。那些最有權利要求與之磋商的國家也會迫不及待地破壞這次行程。我們對這次事件的公開發表保持控制，也就是對我們的政策及其後果保持控制。正如總統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的外交政策報告所承認的，我們為保密付出了代價，但這個代價是「不可避免的」，其所以要保密的理由則是「壓倒一切的」。
我此行的結果是難以預料的；在我們知道結果之前我們並不想冒風險，先抱過大的希望，造成壓力，致使雙方不得不公開表明立場。鑒於乒乓外交的經驗，我此行無論採取什麼做法，這種立場的根本改變所引起的震動總是難以避免的。那份報告申辯說，在尼克松訪華之前，我們畢竟未同中國人進行實質性的談判，在這之前，我們還有幾個月的時間同我們的盟國進行磋商——這一諾言後來我們忠實地履行了。
我的同事比爾·薩菲爾為我們的立場找到了一個先例，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他給我的備忘錄如下：
比爾·薩菲爾致亨利·基辛格的備忘錄
這裡引用有關保密的一句話，也許對你會有用處：
「在道義上最使人感到為難的是：為了促使某件事獲得成功，我們不得不隱瞞那件事的真相。」
——達格·哈馬捨爾德
「中國牌」
可以理解，我們當時正在進行的三角外交，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馬上領會其含義的。這絕不是一種想要挑撥中國去反對蘇聯的拙劣圖謀。我們並不想玩弄「中國這張牌」。中蘇敵對是按其本身的規律發展的，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事實上近十年來，我們對這種敵對的激烈程度根本不瞭解。北京和莫斯科相互爭吵都不是為了討好於我們，是因為它們吵架才向我們討好。我們不能「利用」那種敵對關係，是它們自相利用。如果我們企圖加劇這種敵對關係，我們在其他方面就會造成損失。那樣做反而會使北京感到不安。一談起中國這張牌，那就意味著，我們不打這張牌就要付出代價。中國人常表示一種恐懼，即我們與莫斯科打交道以實現我們的目標時是拿北京作為犧牲。毛澤東警告我們說，不要「站在中國的肩膀上去接近蘇聯」。任何想要操縱北京的企圖都會驅使中國與我們疏遠，也許會使它重新考慮，選擇與蘇聯接近，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同樣，任何想要玩弄中國這張牌的動機都會促使蘇聯人決心結束那場腹背受敵的噩夢，在時間還來得及的時候，從一個方向出擊，很可能是對中國，因為中國比較弱，而且沒有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加以保護。
這場遊戲的名稱就叫作均勢。我們並不想與中國聯合起來與蘇聯進行挑釁性的對抗。但我們同意有必要遏制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的野心。向埃及派遣戰鬥部隊，促使敘利亞侵入約旦，在西恩富戈斯建立海軍基地，在中蘇邊界製造衝突，這一切都是對全球均勢進行挑戰的組成部分，是必須加以抵制的。此外，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想使自己在外交上多一些選擇的餘地：北京想要擺脫「文化大革命」給自己造成的孤立狀態；華盛頓則想加強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安全，使國際體系的穩定少依賴美國的經常干預。
中國和美國儘管由於有共同關心的問題而走到一起，但它們對待這個問題的做法卻並不因此而完全一致；這樣就埋下了未來困難的種子。北京以從前他們打內戰時期那種堅持不渝和毫不妥協的熱情來與莫斯科對抗。北京的挑戰是論戰性的，哲理性的；不僅反對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的慾望，也反對它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優越感。我們同意有必要阻止它的地緣政治的野心，但我們沒有理由捲入它們意識形態的爭論。此外，我們擁有大量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這使我們不能不對幾億人的生命有一種受委託的責任感。我們在道義上和政治上有責任盡可能去爭取和平共處；我們在挑戰面前不會退縮，但處在這個核時代，也必須相互克制。批評家們——有些是北京的批評家——對我們的這種追求也許報以嘲笑，或者說毫無用處；這種做法看起來似乎是自相矛盾，但只有採取這種做法，我們才能在需要對付軍事壓力的時候使我們的人民團結一致。
從一開始尼克松和我就深信——在高級決策人中只有我們兩人有這種看法——美國不能同意蘇聯對中國的軍事進攻。在與中國有任何聯繫之前我們就持這種看法。早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我們就曾要求那些不太情願的官僚機構制訂應變計劃。很明顯，這說明北京和華盛頓之間並沒有什麼協議——那時候甚至華沙會談也沒有舉行。是根據清醒的地緣政治的估計才這樣做的。如果莫斯科得逞，使北京屈服而陷於無能為力的地步，蘇聯的全部軍事壓力就要轉向西方。在那種情況下，蘇聯冷酷無情，而美國軟弱無力（或者漠不關心——其結果都是一樣），就會促使日本和西歐去遷就蘇聯的其他要求，至於蘇聯周圍的許多小國那就更不用說了。很明顯，三角外交要求靈活機動。我們不必用多大力氣，而是像日本的柔道一樣，利用對手的重量順勢把他推到我們希望的方向去。搞得好，我們就可以對雙方都有大量選擇的餘地，而它們彼此之間的迴旋餘地則比較少；當然也總會有與雙方對抗的風險。我在第二次去中國之前，即十月份，在給尼克松的備忘錄中總結這種戰略如下：
我們要把我們的對華政策向莫斯科顯示一下，它不能代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同我們達成協議對他們是有利的；他們必須考慮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的可能性——這一切並沒有過分觸犯蘇聯的偏執狂。我們這次對中國採取主動行動得到的最大的好處也許就是對蘇聯的影響。
我們已經得到這些好處。中國人不需要做什麼。在這方面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只需要在這條已經開始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對蘇聯的壓力我們顯然決不可明白表示。讓事實本身去說明問題。
同時，我們和中國之間在某些問題上利益天然是一致的，同那些學究式的或其他專家的意見相反，中國並不僅僅是為了重新獲得台灣而顯著地改變他們對我們的政策，儘管他們在許多場合作過重要的聲明。中國想在國際事務中佔有自己的地位，想顯示它的威望和重要性。這將使他們在蘇聯的壓力面前獲得某種程度的安全，並且減少美蘇共同主宰世界的危險性。我在給尼克松的備忘錄中寫道：
中國人想要減少兩面作戰的威脅，想要使莫斯科重新考慮，是要進攻中國還是接近中國，而且也許還想使蘇聯對北京更圓通一些。他們特別想要我們作出美蘇不要相互勾結的保證。
這種保證我們是可以作的。這是我們採取主動的本意，也符合我們本身的利益。我們好比在走鋼絲；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切不可向一邊擺動——儘管這樣做很吃力——否則我們將墜入深淵。
我在第一次訪問中就告訴周恩來，我們將與莫斯科繼續打交道，但我們將把我們可能考慮與蘇聯人達成的任何涉及中國利益的諒解，都詳細地告訴北京。七月十六日尼克松致周恩來的函件中確認了這些保證；我們還把我七月十六日向記者介紹北京之行情況的稿子全文隨函附寄——這樣做是一種禮貌，表明我們很關心促進這種新關係。
這封信是通過我們在北京商定的巴黎新渠道初次聯繫，是七月十九日由沃爾特斯將軍向中國大使黃鎮遞交的。通過巴黎渠道的信件都是由我的工作人員和我起草，經尼克松批准，由情況室的一位工作人員親自送到巴黎，由那位心情迫切的沃爾特斯遞交的。沃爾特斯很快發回信件，生動地描述他同熱情好客的中國人會晤的情況，這樣就促使我們與中國人作更多的通訊聯繫。沃爾特斯以他那種高超的誇張手法大事渲染會晤的氣氛、當時的情景、人物品格及烹調技術，等等。沃爾特斯本是一個吃喝的行家，他向我們津津有味地描述那些外國風味的山珍佳餚，據他說，其中有些東西是他出於愛國的責任感才吃下去的。他和黃鎮都是軍人出身，很快就熱烈地交談起他們的戰爭經歷來了，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曾經是同一場戰爭中的對手，卻沒有因此而感到彆扭。
我們多次利用巴黎渠道，因為來自莫斯科的消息很快就大量湧入了。與蘇聯問題專家的擔心相反，莫斯科的反應並沒有敵意，至少一開始是如此。莫斯科電台幾乎是完全按照公告的原文向國內聽眾播發了這個消息，只刪掉了一句話：「尼克松總統已欣然接受邀請。」九天之後才出現了蘇聯的第一次權威性評論。七月二十四日《真理報》故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宣稱：「在蘇聯，沒有人認為中美的接觸有任何理由值得大驚小怪。」評論繼續說：
當然，未來事態的發展將會更好地揭露北京和華盛頓的真正意圖。我們的黨和國家將會考慮中美接觸的一切可能的後果。不消說，想要利用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接觸對蘇聯、對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施加某種「壓力」的圖謀，其結果都不過是一場空想而已。
當然，宣佈有壓力並不等於真有壓力，否認有壓力也不說明就沒有壓力。
蘇聯真正的反應是外交上的反應，而不是宣傳上的反應。蘇聯在兩條戰線上積極行動起來來對付新的國際現實。首先，它很快想跟華盛頓改善關係：它忽然急於要製造一種印象，那就是在莫斯科比在北京能完成更為重要的事情。
七月十九日多勃雷寧多少帶些哀傷地詢問，是不是七月五日蘇聯逃避最高級會談的照會影響了我們的對華政策。我避免回答這個問題。正如我已經指出的，真相是，那個照會更方便了我們到北京去；我們總歸是要去北京的，無非多走一些彎路就是了。轉瞬間，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也不再躲避了。多勃雷寧探問：總統可否先去莫斯科訪問，再到北京訪問？我的答覆是同給周恩來的答覆一致的：最高級會談將要按照已經宣佈的次序舉行。其他僵持了好幾個月的談判也開始像魔術一般地解凍了，例如柏林談判和防止突發核戰爭的會談就是這樣。我在別的地方還要講到，這兩種談判在北京公告發表之後幾個星期就很快地完成了。
但是蘇聯的政策也有壞的一面。在日益激化的印巴衝突中，蘇聯找到了一個機會去羞辱中國和懲罰充當中間人的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想要鎮壓東巴基斯坦的分離企圖之後，次大陸的緊張局勢急劇惡化了。印度和蘇聯成了事實上的天然盟國。拿印度來說，它本來開始時是歡迎尼克松七月十五日的公告的，斯瓦蘭·辛格當時發表了一個很不錯的聲明，說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積極的發展」。但到了七月二十日，印度就開始表現出另有想法了，它開始編造中美對次大陸有陰謀的謠言，以此為借口，好讓它自己與蘇聯搞交易。斯瓦蘭·辛格在議會回答問題時說：「如果這（指中美和解）意味著這兩個國家想要控制這一地區，那我們就不能等閒視之。……我們現在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而且）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一直在考慮用某種辦法來防止出現這種局面。」在談到蘇聯的時候，辛格繼續說：「在這方面我們並不是孤立的。還有些別的大國和小國也許比我們更為不安。」
辛格心裡所想的到八月二十日就變為公開的事實了：印度和蘇聯在這一天簽訂了友好條約；條約的全部實際目的就是，蘇聯給印度以保證，如印度與巴基斯坦發生戰爭，蘇聯將反對中國進行干預。蘇聯採取這一行動是蓄意在次大陸打開通向戰爭的大門；這是蘇聯在七十年代所採取的一系列行動的第一步，通過這些行動，蘇聯人向那些急於想訴諸武力的國家提供武器和保證以煽起衝突。我同意哈爾·索南費爾特和比爾·海蘭的敏銳的分析：
這件事情可進可退的性質是很明顯的：如果中國人在巴基斯坦方面的壓力下去反擊蘇聯的這一行動，他們將怎樣辦呢？如果他們無所作為，那麼蘇聯人便大有所獲——他們的目的之一肯定是要暴露中國，讓人們看清它是一個軟弱的盟友。另一方面，如果中國人增加賭注，那麼蘇聯人也必然會作出反應來保持自己的信譽，要保持信譽起碼也得提供更先進的蘇聯武器，如此等等。
這樣一來，印巴衝突就變成了由代理人進行的一種中蘇衝突。
索南費爾特和海蘭還預言，蘇聯人也許想使中國的朋友羅馬尼亞丟醜。實際上，蘇聯人在當年夏末就已開始對那個國家發動一場神經戰。我們極力反對那種做法，對於結束那場折磨也許是起了作用的。
要保護我們對華政策的這株幼苗不致被蘇聯人這種擁抱和威脅相結合的做法所摧垮，唯一的辦法就是要確使北京瞭解我們的行動。因此，我們通過巴黎渠道加強了與中國人的聯繫。從八月一日到九月底，我們交換的信件比過去二十年還要多。我利用到巴黎與黎德壽秘密談判的機會，與黃鎮大使三次秘密會晤。黃鎮是一位幹練而和藹可親的長征老幹部，他後來成了中國駐華盛頓辦事處的第一任主任。我花了很大的力量讓中國人瞭解我們對蘇聯的做法以及我們對蘇聯意圖的估計。我們讓北京瞭解蘇聯突然急於要舉行最高級會談的情況。我們在事前四星期就提請他們注意關於突發戰爭會談和關於柏林談判這兩項協議的內容。雙方對印巴次大陸日益惡化的局勢交換了看法。我們知道中國不願意參加由五個有核國家舉行的會議，因而拒絕了勃列日涅夫關於召開這樣一次會議的建議，理由是：只有五個國家都參加，這種會議才有意義。
北京對於我們的政策和我們的行動當然沒有表示反對；也沒有想反對。我們的目的是做到使中國領導人瞭解我們在做什麼和為什麼這樣做，以及我們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中國領導人對於提供的情報裝作不感興趣，這種態度是正確的，因為他們對事態的發展無能為力。毫無疑問，北京寧願我們對莫斯科擺出公開對抗的架勢，但他們也知道，我們對外交政策的態度是冷靜持重的，是從地緣政治的觀點出發的。我們不想以犧牲均勢為代價去爭取和平共處。我們面對著國內外的反對仍然願意爭取緩和，但有一個條件，那就是蘇聯人要放棄軍事壓力和在政治上實行克制。
我們還通過巴黎的新渠道對另外兩個問題交換了意見：一個問題是已經明確的，另一個問題沒有談過。正式交換意見的一個問題是我第二次去中國籌備在北京舉行的最高級會談。這個問題很快就被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蓋過了；這個問題我們從未討論過，卻是我們已深刻地意識到了的問題，那就是林彪在中國的垮台。這場亂子很像是由於中國對我們的政策急劇轉變而引起的，一九七二年二月毛澤東對尼克松就是這樣講的。這顯然反映了中國政治中埋藏很深的緊張關係。但我們從未提出這個問題。我第二次去中國的問題早在我七月訪華之前在雙方交換的信件中就討論過。七月份我在北京的時候，周恩來很急於解決這個問題，也許是由於他想消除因第一次秘密訪華可能造成的壞影響，也許是由於他經驗豐富，很瞭解在第一次總統訪問之前需要先把一些重要問題解決好，否則就會冒太大的風險。
第二次訪華尼克松仍然很想親自出馬，但是需要戰勝了虛榮。尼克松決不讓最高級會談去碰運氣，所有的最高級會談都是事前基本上準備好他才去參加的。在他還沒有大體上瞭解會談的結果之前他不會去參加會談，直到他處於困境的那最後幾個月都是如此。對於一個總統來說這也是唯一負責的做法。政府首腦作為主要的談判者關係太重大了。他們通常太忙，無法照顧到各方面的細節，而那些細微的事情卻往往決定談判的成敗。他們身繫重任，不能從容不迫地去應付一次拖長的談判所必然帶來的壓力。如果談判出現僵局，就沒有迴旋餘地。再說，最高級會談時間都太倉促，不容許過分仔細地去分析問題，而過細才能保證協議持久。尼克鬆了解這些，因而批准我第二次去中國做準備工作。
關於我第二次訪問同北京的聯繫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比如說，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遇到過一次總統的先遣人員，特別是這些先遣人員的技能是在美國中心地帶熱烈的競選之路中磨煉出來的，是由尼克松政府中狂熱地醉心於公共關係方面的人員嚴格訓練出來的。我曾經提醒周恩來，過去中國遭到夷狄的入侵能夠生存下來，但它從未遇到先遣人員，那不過是一句半開玩笑的話。現在則必須寫信專門解釋先遣人員去做什麼，為什麼先遣人員的人數一定要像我過去曾經坦率地向他講過的那樣幾乎等於總統訪問的全部人馬。還有，美國的飛機從來沒有在中國的土地上飛行過，這既涉及複雜的政治問題，也涉及複雜的技術問題。最後，中國人拒絕了由戴維·布魯斯陪同我前往的建議，雖然這是周恩來在七月份曾經同意了的。這次北京是以「可以理解的理由」為借口，考慮到河內的激怒和莫斯科電台不停地指責北京在印度支那問題上進行交易，這個借口也是很有道理的。
當所有這些聯繫正在進行的時候，發自北京的報道令人迷惑不解，看來情況有些不妙。九月間，我們突然發覺，有五天的時間中國所有的領導人都沒有在公共場合露面，這幾天所有的中國飛機都沒有起飛。隨著那個月時間的消逝，我們終於弄明白，有幾位關鍵性的領導人被撤職了，其中包括軍隊的大部分高級領導人。在那些突然不見的人當中最重要的是林彪。他是國防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共產黨政治局的副主席，軍委會的主席，並已由一九六九年四月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指定為毛澤東主席的繼承人和接班人。九月十三日，一架中國軍用飛機在蒙古墜毀，情況不明。九月二十日，一年一度的慶祝中國革命的「十一」遊行取消了。很明顯，中國發生了什麼大事情。
我們沒有第一手的情報。中國在其他問題上跟我們的聯繫照常進行，而且照樣是那麼爽快。安排我去北京的事也沒有中斷，除開我們的報刊有所反映外，也沒有絲毫跡象說明總統的訪問會成問題。來自北京的信件偶爾表現得刻薄，但總是進行充分的解釋。我們同蘇聯的關係倒是忽然熱乎起來了。雙方非但在柏林協議和突發戰爭的協議上簽了字，而且葛羅米柯訪問了華盛頓，遞交了正式邀請總統訪問莫斯科的信件。既然前一年蘇聯人千方百計地避免引起報界關於最高級會談的揣測，他們現在就不能過分緊迫地催我們公佈這個消息。我們盡可能拖延，以便我們有充分時間在十月五日發表我第二次去北京的消息。剛好是一星期之後我們才發表了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的消息，定為一九七二年五月的某個時間。不管中國人內心裡是怎麼想的，但他們咬緊牙關什麼都沒說。
中國在聯合國
當我在為十月的北京之行作準備的時候，聯合國正在一年一度地辯論應由台北還是北京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的問題。我們打開同北京的關係，對於聯合國辯論的結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雖然我們沒有很快認識到這一點。即使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基本上就已注定我們要進行一場後衛戰。現在全部過程在加速進行。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它是安全理事會最早的常任理事國之一。一九四九年革命之後，聯合國大會幾乎每年都對這個問題進行表決，即哪一個政府——台北的「中華民國」還是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真正」的中國的代表。起初，大多數國家反對接納北京。但由於非洲和亞洲幾十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贊成北京的國家一年比一年多了。美國退而從程序問題上保衛台灣的地位。從一九六一年起，我們和一些盟國每年都提出一項決議案，把任何要改變中國代表權的提案都作為一項「重要問題」，要求大會以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只要我們能在初次表決中湊足簡單多數票，我們在二次表決中就能以三分之一加一票阻止北京進入聯合國。
一九六九年，這個「重要問題」決議案以七十一票贊成、四十八票反對和四票棄權獲得通過，贊成與反對的票數差額較大。阿爾巴尼亞提出的接納北京、驅逐台灣的決議案以四十八票贊成、五十六票反對、二十一票棄權被否決；與前一年反對票比贊成票多十四票相比，這一年只多八票。雖然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仍因不能獲得三分之二的票數而被擊敗，但親北京的勢力在精神上正朝向突破簡單多數這個目標前進。不僅是每年都有更多的新國家進入聯合國，而且時髦的第三世界主義也侵入一向支持我們的拉美集團了，就連我們北約組織的盟國也越來越難以駕馭了。
一九七年六月十九日，國務卿羅傑斯鑒於聯大的表決即將臨近向總統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分析大會中各集團的情況。羅傑斯推測說（這個推測是正確的），一九七年大概還能維持現狀，但情況正在迅速惡化。他提醒總統，也許需要改變策略，提出某種「雙重代表權」的方案。羅傑斯沒有提出建議，但暗示他贊成在一九七年反對接納北京這一點仍照舊不變；總統不想對這個問題作出決定。
然而最後失敗的結局看來已經日益明顯了。加拿大於一九七年十月十三日承認了北京。渥太華通知我們，加拿大將繼續同我們一起投票贊成「重要問題」決議案，但很可能投票贊成阿爾巴尼亞的接納北京的決議案。聯大的表決日益迫近，壓力也越來越大了。我國出席聯大的代表團成員之一雅各布·賈維茨敦促政府「採取一種更為積極的方針」，不再強調把北京摒除在聯合國之外，而是改為強調在聯合國內保持台灣的席位。美國朝著這個方向作了重大的改變，十月二十五日龍·齊格勒在發言中暗示，我們反對驅逐台灣，不反對接納北京：「美國反對以犧牲『中華民國』來接納北京政權進入聯合國。」
十一月十九日，我要求部際機構研究中國代表權這個長期存在的問題。第二天聯大進行了表決。「重要問題」決議案以六十六票贊成、五十二票反對、七票棄權獲得通過（差額是十四票，而前一年差額是二十三票）。阿爾巴尼亞提案是五十一票贊成，四十九票反對，二十五票棄權。該決議案因不足三分之二的票數而遭到失敗——但贊成北京的國家第一次贏得多數。
正如我們所擔心的，阿爾巴尼亞提案的多數票證明是心理上的分水嶺。一九七一年一月初，日本外務省通知我們大使館，他們估計，雙重代表權方案（我們正在擬定這種方案）和「重要問題」提案的前景是悲觀的。一月二十二日，日本總理大臣佐籐在新的一屆國會會議開幕詞中談到日本希望同北京改善雙邊關係，並建議開始政府級的接觸。英國和比利時私下表示，它們預料美國的主張將在一九七一年被擊敗。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說北京將在一九七二年取得勝利；跡象表明，聯合國秘書處正在為接納北京作應變準備。英國希望同北京的關係升級，甚至暗示他們可能反對我們的雙重代表權提案。
國務院真的制定了一個雙重代表權方案，但是不久就清楚了，這個方案有其難以克服的困難。如果我們仍然堅持「重要問題」那個策略，那麼雙重代表權提案儘管可能得到簡單多數票的支持，但會由於未達三分之二的票而失敗。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放棄那個「重要問題」提案，那麼阿爾巴尼亞提案很可能以簡單多數票通過，台灣就會被驅逐。三月九日當高級研究小組開會討論的時候，我曾經對雙重代表權方案表示懷疑；如果某些國家想找一個巧妙的解決辦法，那麼我們玩弄的雙重代表權的種種戲法會有用處。但如果它們同我們一樣決心要改善同北京的關係，它們就會不惜以驅逐台灣為代價來投票讓北京進入聯合國。我猜想後一種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是在對華行動方面，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唯一由國務院主管的事情，因而他們能夠一意孤行堅持要這麼幹。也還有一些別的因素促使他們有那麼大的積極性。國務院從未忘記五十年代人們對它的指責，說他們在對華問題上「對共產主義太軟」；有些外交人員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毀了前程。後來證明，國務院有很多人過分誇大了「援華院外集團」[10]的勢力。正如我已指出的，現在是正處於一種不同往常的情況下，由於提出了某種形式的雙重代表權，就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感到高興——自由派高興是因為他們會把這一行動看作是使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一條途徑，而保守派高興則是由於這是以某種形式保持台灣席位的一種努力。雙重代表權的唯一缺陷是北京和台北都加以拒絕，而且要為這個方案拉攏多數票越來越困難了。
所有這些因素終於形成一種壓力，使國務卿寧願在一次重要發言中公開提出雙重代表權的主張——那時我們剛剛開始對北京採取一些試探性步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國務院於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我們收到周恩來對尼克松的邀請的第二天——說台灣地位「未定」；這種說法是國務院採取雙重代表權這一立場的法律根據。
幾個月過去了，我對國務院提出的政策越來越感到懷疑。這種政策對於我們同北京的關係肯定會起很大的破壞作用，甚至對台北也會起某種程度的破壞作用。這種立場決不能維持多久。那些急於討好北京的國家不會接受這種極為明顯的花招。這種立場既笨拙又是自我拆台。我們這種接納北京的新主張增加了北京的支持者；但由於北京拒絕我們的雙重代表權方案，這些新增加的支持者就會支持阿爾巴尼亞驅逐台北的提案，而不是支持我們所主張的保持台北在聯大席位的提案。我們也許還能把北京進入聯合國推遲一兩年，但最後的結果是早已注定了。
我越來越贊成堅持我們原來的立場，即阻止北京進入聯合國，即使這樣做注定要失敗。這至少是一種原則性的立場，可以避免授人以法律上的借口。到最後，反正我們無論採取什麼立場總歸是要失敗的，除非我們堅持毫不妥協地同北京為敵的態度，並在我們同其他所有國家的關係上立下一個先例。我們當然不願意這樣做。在三月二十五日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會議上，在聽取了關於雙重代表權方案的意見之後，副總統阿格紐和財政部長康納利都主張，我們寧可由於採取這種鮮明的立場而失敗，也比為了要再多拖一兩年而實際上是在自己製造失敗要好一些。尼克松後來告訴我，他贊成這個意見。
但他也像我一樣，在這個問題上不願同羅傑斯激烈爭論。我們可能被指責為頑固不化，說我們不願去試一試有可能保住台北席位的辦法，特別是由於國務院已經告訴我們北京有可能默認這種做法，我們就更容易受到責難。因此尼克松選擇了拖的辦法。他最後只好讓國務院自己去幹——但要在我們同北京的關係出現突破或者顯然失敗之後，他才表態。對於羅傑斯一月份、此後是四月份、最後是六月份關於雙重代表權問題的發言，他都曾加以制止，並且是感到傷腦筋的。有人經常給他施加壓力，要求他宣佈我們的立場，正如我已說過的，他在六月一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在七月中旬之前他不想作出決定。
在我秘密出訪北京的時候，我曾告訴周恩來，我們打算採取什麼立場。周恩來肯定地說，北京決不會接受任何形式的雙重代表權方案；另一方面，中國不是聯合國會員國時間也已很長，因此中國能夠再等一些時間。我並沒有感到他認為這個問題是中美關係的中心問題。
現在既已確知代價不會太大，總統在我歸來之後，就授權羅傑斯繼續提出雙重代表權方案。羅傑斯照此辦理，因而在八月二日的一次長篇發言中主張北京進入聯合國，但反對驅逐台北。中國在安全理事會的席位問題，要由聯合國大會作出決定。（到九月初我們被迫從這一立場退卻，實際上建議安理會的中國席位屬於北京，希望大多數國家能為這種妥協所吸引。）周恩來在八月五日接見詹姆斯·賴斯頓時，很客氣地把這個建議放到一邊，說這個建議是自相矛盾的，這話倒也不錯。八月六日，中國駐渥太華的大使、我的新朋友黃華告訴《紐約時報》說，中國不會照這個方案接受它的席位；這只是用一種非常婉轉的和解的態度來拒絕我們的建議。但無論是周恩來還是黃華都堅持認為，總統訪問中國的事不會由於我們在聯合國的立場而受到影響。
九月二十二日，我們在一次關鍵性的程序性表決中遭到失敗。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在議程上把阿爾巴尼亞提案擺在美國雙重代表權提案的前面。由於我們只是把驅逐台北問題作為一個「重要問題」，那就幾乎可以肯定，在我們的雙重代表權提案還來不及交付表決之前，北京就會被接納加入聯合國了。當我們正在進行這場程序性鬥爭的時候，北京要求我們推遲公佈我十月之行的消息。（有趣的是，北京似乎覺得，正當我們玩弄這種花招的時候，公佈我去北京的消息，這會意味著北京讚賞我們的提案。）我去北京的消息是十月五日發表的。
「孛羅二號」
我第二次北京之行代號是「孛羅二號」。當我回想起此行之前雙方交換信件的情況時，我簡直難以想像三個月以前僅僅通過巴基斯坦渠道我們是怎樣與北京進行聯繫的。在交換信件期間，我們的新關係陷入了複雜的官僚主義的程序之中。中國人對於我們派遣那麼多所謂總統訪問的先遣人員，以及接著第三次還要派遣更多的技術人員，感到很驚訝。儘管這個國家早在兩千年前就發明了官僚制度，但是看來還得瞭解這些前所未聞的官僚主義的做法。在我第一次秘密來華時，溫斯頓·洛德必須把隨行人員瞭解情況的範圍劃分為幾類，這次十月之行由於帶了一大批技術人員，這種分類也就更加複雜化了。我這一行人瞭解情況的範圍至少分為四個等級，洛德必須竭力做到有條不紊，不出差錯。我、洛德和霍爾德裡奇瞭解政策和總統之行的某些技術方面的細節（雖然不瞭解他想在國內怎樣利用這次訪問）。總統的助理幫辦和先遣隊負責人德懷特·查平瞭解一切技術問題（在公共關係的計劃方面也許比我瞭解得還多）。安全保衛和通訊技術人員只瞭解與他們的工作有關的問題。最後還有一位國務院的代表，那位老練、聰明、機智的老中國通艾爾弗雷德·詹金斯。他是一位雙邊關係問題即二十年來中美會談的專家；我的任務是使他有一種參加的感覺，但又不讓他參與關鍵性的地緣政治的討論，特別是起草公報的工作。
我用最妥善的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我通過巴黎渠道向中國人提出一項關於我此行的事務性的建議，建議的內容很複雜，一個不大聰明的人簡直很難立即領會它的意思。建議包括幾種級別的會議，每一種會議剛好適合某一類人「需要瞭解」的範圍，希望這些會議在相同的時間內舉行，這樣周恩來和我以及少數幾個人就可以解決一些最敏感的問題而不致受到干擾。
中國人對於野蠻人的奇特做法是有長期經驗的，蠻有把握地接受了這些建議。他們幫助我們解決了這個錯綜複雜的官僚主義問題，就好像是對待，一個國家的很自然的禮遇一樣，但這個國家在六個月以前還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頭號敵人。的確，中國人把那些會議安排得如此自然，使人感到彷彿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主意。首先，必須由堅強的沃爾特斯將軍同中國駐巴黎大使館進行多次接觸。沃爾特斯以他特有的風格報告了他同黃鎮大使喝茅台酒的一次會晤，這種烈性酒的厲害我是早就領教過的：
後來端來了食品。先是精製糕點、精製圓餅、油爆河蝦，最後是湯。每過一會兒就向我的盤子裡夾滿了各種菜餚。一面大嚼，一面喝一種有香味的紅色酒，還有一種很有些類似一一號辛烷氣的無色液體。只有那種蝦的味道使我噁心，因此我不得不泡在醬油裡吃。他對於我能使用筷子大為讚賞。我每呷一口那種無色液體，就感到喉嚨裡像剝掉了一層皮一樣，但不幸的是那種蝦的腥味又證明喉嚨沒問題。我對這種烈性飲料很當心，頻頻舉杯但每次只喝一丁點兒，怕喝醉了，也為了保護我的食道。我們邊吃邊聊，講了很多我當時能談的關於中國烹調術的事情。
在我出訪之前同國務院發生了一場爭論，那時這幾乎已成為一種慣例。羅傑斯是在消息公佈之前幾天知道我要去訪問的，他堅決反對這次訪問，這一回他的理由是，這將對於我們在聯合國關於中國代表權的戰略起干擾作用。他在原則上是對的：總統不應該拋開國務卿派遣使節。我不認為聯合國的表決會受到決定性的影響，我們駐聯合國的大使喬治·布什也不這樣認為。我的十月之行無疑加強了這樣一種信念，即中國登上世界舞台現在已是活生生的事實。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表明反對從聯合國驅逐台灣，仍然能夠同北京保持事務性的關係。（我已指出，中國人似乎也擔心這是兩面三刀的手法。）我們試圖向那些動搖的盟國表明這一點。問題並不在於任何一次訪問，而是一種基本趨勢：現在北京正在擺脫它自己造成的孤立狀態，一些國家將不會根據法律條文來投票，而是根據它們同北京關係的政治重要性來投票。真正的分水嶺是尼克松七月十五日的公告。九月二十二日的程序性表決預示了最後的結局。
訪問的日期已經商定兩個月了，如果改變日期，無論如何總會給我們同北京的新關係造成某種不利的影響，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總統的訪問要在一九七二年初進行——為避免同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的日期趕在一起這是必要的——我們就不能推遲。（還有一個理由讓我不能推遲訪問：如果推遲一個月，那就是正當印巴戰爭的時候我在北京。）
這樣，我在十月十六日就出發了。這次是乘坐空軍一號飛機，比上次舒適多了。飛機按照總統訪問預定的路線試飛，中途在夏威夷和關島停留，這樣可使總統一行在到達中國時不致由於時間差和高速飛行的不適而過分疲勞。我於十月二十二日到達，這時中國的高級領導機關剛剛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清洗。中國人正在經歷一場哲學上的危機，現實政治的迫切需要和意識形態的嚴格要求使他們感到矛盾、痛苦。接待我們的氣氛是令人掃興的，至少可說是冷淡的，這部分是由於有這種心理狀態。我們的飛機在上海著陸的時候，就在某種程度上預示了這種政治氣候，只有少數幾個官員到機場迎接——還是七月間到伊斯蘭堡去迎接我們的那四個人，加上上海外事處的兩位代表。他們的態度是適當的，但是拘謹的。在北京，接待我們的也還是我們上次秘密抵達時的那些人，雖然這次訪問是公開宣佈過的。像上次一樣，也還是以葉劍英元帥為首率領官員來歡迎我們，這次有代理外交部長姬鵬飛參加。
我們坐車從機場到我們上次住過的賓館，車隊進城時沿途仍是斷絕交通和佈滿警衛。我們進入房間，發現每一個房間都有一份英文的宣傳性的公報，封面上印著向全世界人民呼籲的一句話：「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沿途也塗寫了類似的口號，多數是中文的，也有一兩處是英文的。我不能接受這種侮辱，儘管我非常重視美中關係。我指示我們一位工作人員把我那份小冊子交給中國禮賓司的一位官員，並且評論說，這一定是以前的一個代表團丟在這裡的。我把所有其餘的公報都收集起來，不加評論交給中國人。他們一聲不響地都收下了。
中國同美國新建立的這種脆弱的和解體制並不是為了現在就在意識形態的祭壇上毀掉的。那天下半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待我們全體人員的時候，氣氛就開始緩和了。我們在會議室的門口合影后，周恩來照例讓我們坐下來喝綠茶，並且對我們每一個人都說幾句歡迎的話。總理的準備工作做得很好，他對我的隨從人員的生平都很瞭解，提到他們的學歷和工作經歷時誇獎他們，提到詹金斯時，說他二十二年前曾在中國居住過。
我們的第一次會議只限於談一般性問題和議程。會後周恩來設宴歡迎我們。他發表了一篇非常熱情的祝酒詞，絲毫不涉及意識形態的爭論，也完全不談印度支那戰爭。他把我的訪問說成是致力於中美兩國的友誼。他的講話中也不乏巧妙的恭維之詞，拿我對哲學的熱愛開玩笑，再次提起幾個月前我講過的那句話——我在開場白中曾把中國稱作神秘的國土。這個祝酒詞沒有發表，由於它不是一個很正式的發言，它比正式的發言能更好地說明周恩來的風格。
基辛格博士和朋友們，我願借此機會歡迎來中國臨時訪問的尼克松總統的特使和其他美國朋友們。基辛格博士這次訪問的目的是為尼克松總統訪問的政治討論和技術性安排做準備工作。
中美兩國在關係中斷二十二年之後，現在在兩國的關係史上就要揭開新的一章。我們應該說這要歸功於毛澤東主席和尼克松總統。當然，一定要有一個人作為先導，這個先導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訪問了中國這個所謂「神秘的國土」。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現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訪問這個國土，它不應該再被認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為一個朋友來的，還帶來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來說，我雖然從未到過美國，但我認識不少美國朋友，美國對我來說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顯，我們兩國的社會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們各自的世界觀——基辛格博士喜歡用「哲學」這個詞——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這不妨礙我們找到共同點。中美會談到現在已經進行了十六年了，但還沒有找到共同點。現在尼克松總統要親自到北京來討論，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員。我們希望這些討論將取得積極的成果。
我們兩國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兩國雖遠隔太平洋，但友誼把我們兩國人民連接在一起。今年我們在接待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之後，還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國朋友。我們希望將本著一種新的精神來迎接這一新紀元。
我提議，為偉大的美國人民和偉大的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為基辛格博士和其他所有朋友們的健康乾杯！
周恩來提到我們以前的一次談話，這使我們感到好像我們在繼續對話；這是周恩來一種特有的風格，一種非常巧妙的討人喜歡的技能。在任何訪問期間，任何一個地方的任何中國人對我講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一項十分複雜的設計的一部分——雖然我這個西方人頭腦遲鈍，要過一會兒才能理解。兩次會談相隔數月，又把話題重新搬出來，這使人感到好像會談從未中斷過。
宴會結束時，周恩來在宴會廳內繞行一周，同每一個人握手碰杯，包括那些下級人員、秘書和飛機的機組人員。這就奠定了此行以後幾天的熱情的基調，這也是中國的舞台監督們預先設計好的一部分，是為了使中國人民對這種新關係習慣一些。
然而，中國人必須首先澄清在我們房間裡擺小冊子和在我們進城的路上遇到的那些標語的問題。我們到達後的第二天，代理外交部長到賓館來會見我，陪我一同去出席同周恩來的會談。在車子開向人民大會堂的路上，他指出，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辦法去同人民群眾聯繫；我們是利用報紙和電視，而中國人則利用牆上的標語。他指著我們正在路過的一個標語作為例子。在那裡，昨天還有一條標語怒斥美帝國主義，而今天卻新刷了一條英文標語：「歡迎亞非乒乓球比賽」。幾分鐘後，周恩來在談話中順便提到，我們應該注意北京的行動，而不是它的言詞；那些反美的宣傳是「放空炮」。
我不知道那些刺眼的標語是不是周恩來的反對派搞的，然後周恩來利用我的抗議讓毛澤東去制服他們；也許是在周恩來的同意下搞的，是為了考驗我們容忍的限度；也許是很早以前就擺在那裡的，而由於官僚主義的麻木不仁仍然留在那裡。無論是哪種情況，以後再也沒有發生這類不愉快的事情。我們沒有再看到含有敵意的標語，而且許多類似的標語被塗抹掉了。（五天後我們離開北京時，機場上類似的標語牌換掉了。）
這以後氣氛很快就改變了。的確，在我訪問的以後幾天裡對我們表現得特別慇勤有禮和友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作了很大的努力，在中國公眾的心目中造成一種印象，即美國人在那裡是貴賓。在我們到達的那一天，官方的黨報刊登了歡迎委員會的名單，其級別之高足以說明中方對這次訪問是重視的。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登了兩幅周恩來和我的照片；一個美國官員和一位中國領導人合影，二十年來這還是第一次。
十月二十二日晚上，我們被帶到人大會堂去看「革命」京劇——這真是一種索然無味的藝術形式，劇中的反面人物都是罪惡的化身，穿黑色衣服，好人穿紅色衣服，根據我所能理解的，是一個女孩愛上了一個拖拉機手。我們由葉劍英元帥、代理外交部長姬鵬飛、總理的秘書和其他中國領導人陪同走進禮堂，使我們感到驚訝的是已經有將近五百個中國的中級官員坐在那裡了。這些人是經過精心挑選的，這也是第一次擴大範圍同中國高級領導人以外的人見面。我們大約遲到了兩小時，因為同周恩來的一次會議意外地拖長了時間。我們一進入禮堂，葉劍英元帥和其他高級領導人就帶頭大聲鼓掌，觀眾也隨之鼓掌。我必須十分坦率地承認，並不完全是我們這些美國客人博得了全場的喝彩，部分原因是我們不瞭解共產黨人報以掌聲的習慣。無論如何，肯定使觀眾瞭解了一點：這些美國人是特別受歡迎的人。
第二天，十月二十三日，在公眾面前露面又進了一步，這是一個有意安排的場面。上午我們去參觀長城和明陵，不像七月份那樣，這次我們在那些好奇的遊客當中完全沒有人護衛。下午我們的東道主安排我們去游頤和園，該地在北京西郊，乘車約半小時可以抵達。還是由著名的葉劍英元帥陪同，他一定要使我們兩人在中國的所謂「群眾」面前一起出現。代理外交部長和總理的秘書也在場。這個插曲的高潮是我們在小船上喝茶的時候，小船在眾目睽睽之下撐向湖面，岸上旁觀的中國人足有好幾百，其中還有一位攝影的北越記者。周恩來後來提到這位記者的出現，並向我道歉。我沒有表示反對；我不會由於河內知道這個消息而苦惱，我猜想周恩來也抱有同樣的想法。我們的主人不會由於吹來一股強勁的冷風而被嚇住。那只遊船的出現顯然是安排好了的，只有一場颶風才能阻止同中國人的這種「接觸」。
逐步擴大與公眾見面是符合中國的國內需要的，但我們這次訪問的成敗要看我們能否把總統的訪問安排好，能否促進我們之間的政治和解，並對公報達成初步協議。尼克松總統訪問的細節很快就決定了。我們提了兩個日期：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十六日；周恩來選定了前一個日期。由於我們提出的訪問團的人數比我在七月份所講的要多得多，我要我的工作人員預先準備了一份向周恩來介紹情況的材料，這份材料說明過去總統歷次訪問的規模，提出了一個總統訪華的「壓縮的合適方案」以及我們最後制訂的一個「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我的希望是，如果我們提出一個合理的建議，周恩來就不會同我們爭論了。中國人用了兩天時間研究這份情況說明書，接受了那個總統訪問團的最低方案，但人數仍有好幾百人。周恩來利用這個機會出於某種原因告訴我，他聽說尼克松很欣賞《巴頓》這部電影和它的主題，他已經看了這部影片。
其他技術問題只要先遣人員採取真誠懇摯的態度也都順利地解決了。通訊技術專家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方案，按照這個方案，它發出的消息比北京任何一條電話線都要快一些。我告訴周恩來，到這項計劃完成的時候，他一定能同華盛頓通電話；至於他是否能接通上海卻是另一個問題。我們負責保衛工作的頭頭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總統所可能訪問的地方，都開出一份搗亂分子名單。這就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因為在中國保守派的共和黨人無疑會被列為搗亂分子的，而如果問到共產黨的同情者有多少，我們會得到一個使人不安的答案：八億人。我們的保衛專家還強烈反對總統坐中國飛機和中國轎車旅行的建議——在他的手冊裡外國人都不可靠，外國的機器也都不可靠。最後還是尼克松制止了他。
周恩來和我用了二十五個多小時一起研究世界形勢，還用了十五個小時起草一個聲明，就是後來人所共知的《上海公報》。研究世界形勢還是照七月份那樣子進行，但討論更加深入了。周恩來和我都明白，我們決不能達成正式協議。我們只能力求瞭解對方的目的和策略。根據雙方一致的程度，就可以在政策上做到相互補充。
我早已說過，我很欣賞周恩來的傑出的品格。除戴高樂以外，我不曾遇到一個領導人像他那樣熟悉世界大事。他對事物瞭解之詳細是驚人的。許多領導人利用細節來迴避問題的複雜性，但周恩來有一種特別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他是一個為信仰而獻身的理論家。他運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過了幾十年的鬥爭生涯，並把他那熱情的性格錘煉成為一個我所遇見的最敏銳而又能對現實冷靜估價的人物之一。他不把領導工作同表現個人特質混為一談。他懂得政治家不能造時勢，很喜歡引用中國的一句老話：「舵手必須順水行舟，否則會有滅頂之災。」政治家的風格要求懂得何者不能改變，同時也要懂得在哪種範圍內可發揮創造性。正是採取這種異乎尋常的方式——從未討論共同行動——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全球和平與均勢問題在繼續不斷地協調它們的做法。
最戲劇化的遭遇是在討論尼克松訪問公報的時候。外界的觀察家往往認為，而那些政府首腦也促使他們認為，這些聯合公告是從他們原來打算加以歸納的討論中很自然地產生出來的。事實常常相反。通常是先擬好了公報，而政府首腦的討論是在這個框框內進行的。如果等到真正訪問的時候才起草公報，那是自找麻煩。禮節性的事務花費太多的時間；也有很大的危險碰上不可逾越的障礙。政府首腦應該抓緊時間進行最高級的外交活動，以深入觀察對手的認識和想法，而不應該字斟句酌地去推敲文字。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對未來作出決定；那就可能在出現危機時起很大作用。
尼克松已經授權我來談判他訪問的公報。我可以用我飛機上的電傳打字機同他聯繫，但尼克松身邊沒有工作人員來審查我的建議，因為所有的中國問題專家都在我身邊。他本人也不想審查；一九七一年以後的所有的談判，他都賦予我自行決定的權力。我和我的工作人員起草的一份公報初稿，是尼克松已經看過並且批准了的。這份公報初稿是按照老一套的格調起草的，它強調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點，同時用概括性的陳詞濫調掩蓋分歧；它用這種辦法來明白地暗示雙方有很多共同點，而實際上卻沒有那麼多。十月二十二日晚我把這份公報初稿交給周恩來。第二天晚上周恩來對我作了初步反應，說我們的公報初稿可以作為討論的基礎。很自然，中國人想在某些地方加上自己的觀點；第二天上午代理外交部長姬鵬飛將同我一起開始重新起草這份公報。
出乎意料，在約定的時間總理本人來了。他與往常的樣子大不相同，發言尖銳，長達一小時——據他說，這是根據毛澤東的明確指示。他宣佈我們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公報必須擺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則措辭就「不是真實的反映」。我們的初稿含義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中國人認為鬥爭比和平更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過鬥爭才能得到。我們的初稿是偽裝觀點一致；中國人並不怕面對現實的分歧。此外，我們還必須同台灣斷交。我們目前的初稿是陳詞濫調，蘇聯人才會簽訂這樣的公報，但他們既不會認真對待也不會遵守它。
通常我進行談判是採取一種談笑的口氣，使對方感到很自然，避免把每一個問題都搞成意志的考驗，但當需要決定一項方針時，我的口氣就轉趨堅定。因此，我用一種異常強硬的態度作了回答。我說，我尊重周恩來的信念，但把那些一貫正確的教條寫在公報裡是不合適的。如果我們開始我們之間的新關係而背棄我們的老朋友，那麼中國人就不會尊重我們。我們不會同台灣斷交。我們之間的問題必須由歷史去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到這裡來不是單純為了記下哲學上的不同觀點，而是為了規劃一條道路。我們不能光是列舉不同的觀點，而是必須向著未來有所前進。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到總統訪問的時候再草率地擬定一項公報；但這要由周恩來來決定。
稍事休息之後，周恩來說他將在下半天提出一個公報初稿。晚上，給我們飽吃了一頓烤鴨之後，周恩來提出了他的公報初稿。這份初稿的構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毫不妥協的詞句闡述了中國對一系列問題的立場，而留下一些空白頁由我們來闡述料定是相反的立場。在台灣問題上是寸步不讓的。乍一看這個初稿，我大吃一驚。在總統訪問結束時列舉不同的觀點，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事情；我想，這在國際上和國內也是無法接受的。但是，我進一步思考，就開始看出，這種獨出心裁的方式也許能解決我們的難題。闡明分歧會使盟國和朋友們放心，說明他們的利益受到了保護。如果我們能形成某些共同的立場，那麼就顯得很突出，表明這是堅持原則的領導人真正可靠的信念。我們就可以避免那老一套的解釋，而這往往是那種典型的公報的禍根。而且在公報發表之後，我們不致冒出現矛盾和惡意的風險，每一方也不會把那些模稜兩可的詞句解釋得對自己有利。
休會片刻之後，我告訴周恩來，我願接受他的基本做法。公報可以用很大篇幅闡述分歧；在這些方面我們隨後提出美國的立場。但是表達不同觀點的文字必須同這個場合相適應。中國的某些提法表達方式過於僵硬而難以接受；這是在重複報紙上天天發表的典型的宣傳立場，總統是不會在這樣的文件上簽字的。我們不會接受那種好像是在審判我們或者凌辱美國總統的文字，即使是明白無誤地標明為中國觀點。此外，還必須有某些共同立場，否則此行將被認為是一種徒勞無益的表演。我答應第二天早上提出我們的草案。
這變成了一場體力的競賽。我去睡了三個小時，由洛德重新起草公報。然後他去睡覺，下半夜由我修改他起草的公報。我們盡量使表達中國立場的那部分文字溫和一些，也寫出表達美國立場的那一部分，並且擬出某些雙方同意的共同點。我們特別選擇溫和的措辭來表達我們的觀點，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有機會向中國公眾提出美國的價值觀念和目的。我們企圖用一種堅定的而不是好戰的語調。
十月二十五日，我方提出公報草稿之後隨即開會；會議持續了一整天，偶爾有幾小時中斷，中國人要把草案譯成中文，進行研究，無疑地，他們的立場要經毛澤東批准。前面我已講過，周恩來同意從闡明中國立場的那一部分中刪掉最尖刻的幾句話。我們概述了主要的共同立場，特別是關於兩國都反對霸權的那一段。（雖然霸權一詞後來成為中國人非常重視的一個字眼，但實際上是由我們首先提出的。）
不出所料，台灣是最困難的一個問題。我們需要一個方案，承認台北和北京都同意的一點，即中國的統一，但又不支持它們各自的說法。最後我提出美國對台灣的立場如下：「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表示異議。」我認為我所做過和說過的任何事情都沒有比這個模稜兩可的提法使周恩來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這個提法，我們雙方在將近十年內都可以對付過去。（說句公道話，這個提法我是摘自國務院為談判所準備的一個文件，那次談判在五十年代流產了。）中國人在晚上十一時三十五分要求休會。次日凌晨四時四十五分中國人交來新的草案，五時三十分周恩來回到會場。他和我又花了幾個小時修飾文字，至八時十分截止，會議連著開了幾乎二十四小時。我們對公報的主要內容達成了協議，這就是後來人所共知的《上海公報》。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文件。公報鮮明的、有些地方甚至是嚴峻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場——雙方對霸權的關切（「霸權」是對蘇聯擴張主義的一種委婉的說法），雙方承諾使關係正常化。關於美國與台灣有防禦關係的那一段未作決定，但雙方的立場已經接近了，而雙方同意的部分則需要加強。我相信，到二月份我同尼克松再來的時候，會找到一個解決辦法。
我們已決定在上午九時離開。周恩來把我送到賓館的門口，第一次用英語對我說：「歡迎你很快回來共享會談的愉快。」
聯合國
我的飛機剛剛起飛，電傳打字機就傳來消息：我們在聯合國保持台灣席位的那場戰鬥打輸了。周恩來後來告訴我，在我剛要離開之前，他已經知道了聯大表決的結果，但他不願意第一個告訴我，使我難為情。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我訪問期間，我並沒有感到中國人期望在那屆會議取勝。周恩來只有一次提到這個問題，而且沒有多說；他指出，對北京來說，台灣的地位比聯合國的會員資格更重要；北京不會按照我們「雙重代表權」的方案接受它的席位。
表決比預計的日期提早了一星期，這主要是因為想要發言的國家比預料的要少。阿爾巴尼亞提案的倡導者們決定在十月二十五日即星期一的夜裡迫使聯大進行表決。我們駐聯合國的大使喬治·布什作了很大的努力，未能把它阻擋住。晚上九點四十七分，聯大表決牌上的計票燈光亮出了投票結果：我們仍然指望取勝的那個「重要問題」提案以五十九票反對、五十五票贊成、十五票棄權輸掉了。除盧森堡、葡萄牙和希臘外，我們所有的北約盟國都投了反對票或者棄權票。《紐約時報》報道了表決後的情況如下：
坦桑尼亞人，北京的場內監督之一，從座位上跳起來，來到前排，跳了一會勝利舞。阿爾及利亞人，他們是共同提案國發起人之一，相互擁抱。阿爾巴尼亞人嚴肅地握手。其他人都站起來，鼓掌，歡呼。有節奏的鼓掌聲震動四壁。九十分鐘後表決阿爾巴尼亞提案的時候，又是一個高潮。表決結果是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十七票棄權（沒有一個北約盟國站在美國一邊）。[11]
這樣，阿爾巴尼亞提案就以壓倒多數通過了。美國的雙重代表權和把安理會席位給北京的提案，我國政府曾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訂和提倡，卻根本沒有表決。問題的實質在於，友好國家改變了立場。它們當中很多國家長期以來感到苦惱，一方面它們不願同我們對立，另一方面討好強大的中國又對它們有利。當美國對北京採取敵對態度的時候，他們害怕投票贊成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受到我們的某種懲罰。現在我們戲劇化地要跟中國和解，他們就不再怕這種懲罰了。因此，國務院要制訂一項「合理妥協」方案的全部努力都毫無用處。其他國家投票接納北京不僅符合它們地緣政治的利益，而且支持北京還是討好國內左派的一個辦法，如果看起來像是在蔑視美國，那就更加有效了。
國會的反應激烈而且異常普遍。有一種強烈的情緒要對聯合國、對投票驅逐台灣的國家進行報復。國務卿羅傑斯在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歡迎北京進入聯合國，但他說美國對驅逐台灣「深表遺憾」；說這是一個「非常不幸」的先例，「這會對未來產生很多不利的影響」。他說政府不會支持用削減聯合國經費的辦法來進行報復，但他不等國會發動攻擊就預先暗示：「會員國必須認真想一想」，聯合國是不是「花錢太多了」。第二天，十月二十七日，即星期三，龍·齊格勒發表了一個更尖銳的聲明。他根據那天早上同尼克松談話的記錄宣稱，總統對表決後那種「歡呼、鼓掌和舞蹈」的「場面」極為憤慨；尼克松認為這是一種「毫不掩飾的高興」和「個人仇恨」的「驚人的表演」。齊格勒注意不譴責表決本身，而是警告說，那種挑釁性的不莊重的行為「可能極其嚴重地損害這個國家和國會對聯合國的支持」，「甚至影響外援撥款」，因為有些表現得如此狂熱的代表是來自那些美國對之「十分寬厚」的國家。齊格勒的聲明煽起了國會的歇斯底里。令人十分驚奇的是，最激烈的反對者卻是那些一向主張接納北京進入聯合國的自由派人士。保守派削減美國對聯合國所分擔的款額的修正案在參議院遭到阻止而未能通過。然而一批自由派的參議員在十月二十九日即星期五夜晚的一次突然表決中，卻大發越南戰爭時期的那種歇斯底里狂，提出了一系列反戰的修正案以及以多邊援助代替雙邊援助的條款，從而把政府整個三十三億美元的援外授權法案給否決掉了。尼克松正當地譴責這種「極不負責的行動，它破壞了已執行二十五年的建設性的兩黨對外政策，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了難以接受的危險」。
就在這個當口上，我於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回到了早已激盪不安的白宮。政府中有些人看準這是一個機會，要拆我的台，私下裡議論，把中國問題表決的結果歸罪於我去北京訪問。總統對於我的聲望日高也開始不安起來了。他原先選我去擔負七月的秘密使命，一部分原因是我跟別人相比，不那麼拋頭露面，而且更容易控制。但尼克松也像任何別的總統一樣，決不想讓他自己的助理串演他的主角戲。我從一件事上看出了華盛頓這股潮流的微波細浪：回國途中要我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聯合國表決的那一天回到華盛頓（這是羅傑斯的要求）——實際上是說我的北京之行要對表決的結果負責。我是在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的一個偏僻的角落裡下的飛機，那是一個新聞記者和攝影師都不去的地方。
這不是英雄的載譽歸來，特別是經過幾天的艱苦奮鬥之後。不過，這也沒有多大關係。不能把一個外交人員的挫折看成是政治問題，這種挫折是早已認識到不可避免的，只不過比預料要來得早一些。儘管尼克松可能脾氣乖戾、氣量狹小，他也不至於拿即將到手的勝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關鍵因素來冒風險的。
他去北京訪問的計劃安排工作加快了步調，而且很快就把其他一些考慮壓下去了。北京取得聯合國的席位，在周恩來和我之間開了一個玩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表明，中國人什麼東西都不會浪費掉的；我在公報草稿中刪掉的那些有爭論的話，幾乎全部寫進他在聯合國的初次發言中了。為此，我指示喬治·布什表示遺憾，說北京決定以「華而不實地放空炮」來作為加入這個世界性組織的起步。對這些話，周恩來心照不宣，但某些社論作家卻認為這話講得很刺激，其他人則對這個奇特的比喻感到莫名其妙。
十一月十五日，我通過巴黎渠道提出，中國駐聯合國的新使團應被授權同美國一方緊急會晤。中國於十一月二十日表示同意。在印巴戰爭期間，這種聯繫很快就成為必要的了。事實上在此後的一年半中，我同迅速調離渥太華擔任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的黃華在紐約有十多次秘密會晤。在一九七三年中，華盛頓和北京建立聯絡處之前，這些會晤以及我每年都去中國就成了我們聯繫的主要渠道。過感恩節的時候，我和我九歲的兒子戴維乘空軍一號飛機去聖克利門蒂，白宮的新聞記者逗弄這孩子，問他是否知道尼克松訪華的秘密日期。戴維以前從收音機裡聽到是三月，就說是三月訪華。這位新聞記者得意揚揚地把這句話作為內幕新聞發表了；此後幾天新聞記者糾纏不休，想知道我是否打算「封住」我兒子的嘴，不讓他洩露國家機密。可是，關於戴維「洩密」的報道和他先前聽到的廣播報道都是假的。十一月二十九日，白宮宣佈了早已商定的尼克松訪問北京的日期——我的兒子很幸運，結果變成了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這一年開始的時候，我們是通過第三方拐彎抹角地、試探性地與北京聯繫，而這一年結束的時候我們就是面對面地會談和通過幾條直接的渠道進行聯繫了。在同中國領導人斷絕聯繫二十年之後，我們對國際關係進行了在我的外交經歷中最全面的一次考察。一位美國總統即將訪問中國人的首都，公報基本上已經商定。我們猛跨一步就改變了我國外交的面貌。我們給我國的外交政策帶來了新的機動性。我們掌握了主動，也抓住了我國人民的想像力。當然，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們已走上一條新路，並且沿著這條道路走了一段距離了。
[1] 這裡指的是台灣。——譯注
[2] 即沈劍虹。——譯注
[3] 艾爾·格雷科（El Greco，一五四一年生於希臘，一六一四年死於西班牙）：西班牙著名畫家，其繪畫富宗教色彩。——譯注
[4] 魯比肯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條河流；公元前四十九年愷撒越過這條河同羅馬執政龐培決戰。這裡是指下定決心作出重大決定的意思。——譯注
[5] 斯科蒂原為蘇格蘭人之意，意指其人很吝嗇。——譯注
[6]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第六頁。
[7] Eureka，希臘文，意思是：「我想出來了」。——譯注
[8] 亨利·布蘭登在其所著《美國力量的收縮》（紐約州加登城達布代公司，一九七三年版）一書第二章中優雅而風趣地談到這件事。
[9] 阿明·H·邁耶著《出使東京》（印第安納波利斯：鮑伯斯-梅裡爾公司，一九七四年版），第一三三至一三七頁。
[10] 指親台灣蔣介石集團。——譯注
[11]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