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倫敦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有450萬人口，面積是巴黎的兩倍，海牙的45倍。當代評論家將它形容為一個「巨大的黑點」，往鄉村方向輸送著讓製圖家都感到噩夢連連的盤繞交錯的窄街。在海牙，距離房東家門階幾分鐘的路程，文森特就能找到一片未墾植的牧場；而在倫敦，按照一位遊客的說法，想要去趟郊外，得乘上「幾天的馬車」。四年前造訪倫敦的亨利·詹姆斯覺得自己「快要被碾碎」。當然，文森特不是沒有見識過城市：他去過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甚至巴黎。但這些短暫的旅程遠不足以讓這個布拉班特的鄉村男孩自如應對眼前這個詹姆斯認為「大得不可思議」的世界之都。
如果說海牙街頭井然有序，那麼倫敦街頭則一片混亂。下了河岸街，就到了位於南安普頓街的古庇爾辦事處。去那兒報到的第一天，毫無心理準備的文森特就感覺被甩入了一片人海。交通擁堵，幾乎要雙腳離地才能穿過街道。尤其在傍晚，一列列蜿蜒的行人將人行道、橋樑和廣場堵得水洩不通。快速移動的人流不時會被乞丐、擦鞋匠、妓女、小丑，或者另一撥橫穿的人流打斷。當然，你還能看到翻著觔斗想你施捨一個便士的赤腳男孩，以及操著文森特聽不懂的語言大聲叫賣各式貨品的小販。
但最令文森特震驚和不習慣的是糟糕的衛生狀況。與有著明亮的窗戶和古樸的街道的海牙相比，倫敦就像個巨型垃圾場——約翰·羅斯金曾稱它為「全身都在冒毒的骯髒城市」。從南安普頓街前的古庇爾辦事處到聖保羅大教堂與大英博物館，一切都被覆蓋上了油膩的黑煙灰。尤其是在文森特抵達的夏天，一股尿液的惡臭瀰漫在全城的排水溝槽旁，把富人趕到了郊外，其他人只能飲用這樣的水源。
城市變得越來越不宜居住。像成千上萬無法忍受的新居民一樣，文森特來到郊區尋找庇護。但那兒的鄉村生活再也不貨真價實。那時，一棟棟拔地而起的別墅（都是外觀一致、整齊排列的房子），已將城市重重包圍。在其中的一個新社區（也許是在東南面，格林威治附近）裡，文森特找了一戶寄宿的人家。他稱鄰里們是「那麼親近祥和，以至於你都幾乎要忘掉你身處倫敦」。這棟時髦的哥特式建築有著「怡人的花園前庭」，足以容納房東太太、她的兩個女兒以及四位租客。享受鄉村生活的代價便是，文森特早晨6點半就必須出門。他先步行至泰晤士河邊的碼頭，乘一個小時的蒸汽船，然後再穿過擁擠的街道來到古庇爾辦事處。
有一次在城裡，他被滿眼的綠地所吸引。「隨處可見迷人的公園。」在給提奧的信中他寫道。午休或者下班後，他會來到這些寧靜和人煙相對稀少的迷你鄉村中整頓身心。他尤其愛去海德公園，那兒的古樹、羊兒吃草的草地、鴨子嬉戲的池塘，都讓他好像回到了格羅特比克的淺灘。
沒有擺脫海牙事件陰影的文森特努力重新開始。父母和伯伯的耳提面命讓他在倫敦的日子始於一系列的社交。森特伯伯開始邀請文森特參加宴請古庇爾大客戶的晚宴。他花了一個「愉快」的週六與畫廊的同事在泰晤士河上遊船。他還坐在客廳的鋼琴前與室友們——三個熱誠的德國人——分享那些「賞心悅目的夜晚」，或與他們花上一整個週末去郊外散步。
6月，文森特的新老闆卡爾·阿巴赫邀請他這位交際廣泛的新職員週日一同去博克斯希爾遠足。這是城南的一片陡峭的白堊懸崖。這是個晴朗的日子，微風習習，從峭壁往下望去，這頭是倫敦，那頭是英吉利海峽，英格蘭東南部的全貌盡收眼底——從家鄉低地至此奇詭的地貌一覽無餘。「這兒的郊外很美，」在給提奧的信中，他寫道，「與荷蘭完全不同。」
文森特在家信中說，他又開始做禮拜，這終於讓父母安下了心。他還寄去了倫敦一座荷蘭歸正會教堂奧斯汀隱修院的鉛筆畫以示證明。但最讓赫爾瓦特牧師公館欣喜的消息當屬文森特買的一頂禮帽。安娜得意洋洋地說：「在倫敦，人人都戴這樣的禮帽。」
再一次，文森特竭盡全力躋身母親渴望他進入的階層。他屏著呼吸報告他的羅登道之行。羅登道是海德公園一條騎馬專用的林蔭道。每到傍晚，倫敦的騎手們便會身著最時髦、最精良的裝備現身。「是我見過的最壯觀的一幕。」文森特寫道。他對藝術的品味也被全新的標準引領著。在兼收並蓄的四年之後，他的嗅覺越來越精準，越來越符合商業的需求。在他發掘的所有英國藝術家中，只有兩位深深地將他俘獲：喬治·鮑頓和約翰·埃弗雷特·米萊——這兩位都是商業上極為成功的畫家，作品十分符合大眾的品味。（其實，鮑頓當時已是古庇爾的簽約畫家。）他還對其他幾位藝術家表示了一般的讚許，對他們作品的感染力、賣相和「利潤回報」——也就是銷售前景——表示了肯定和讚賞。
對有爭議的作品，譬如對流落街頭的母親、蜷縮的窮人、棄嬰，或者悲傷的寡婦的現實主義描繪，文森特一律沒有興趣。他在家信中描繪的都是符合古庇爾核心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的作品。當然，這也符合梵高家族的期望：《蜜月》中表現時髦夫婦閨房秘事的畫面，《受洗》裡描繪雍容華貴的年輕母親溫柔地抱著孩子做禮拜的場景，或者《德文郡的房子》裡刻畫身著精緻晚禮服的年輕女士悄悄來到豪華樓梯旁分享秘密的瞬間。文森特強調，這樣的作品才「真實地表現了現代生活」。
他參加了皇家藝術學院的夏季展，卻一反常態地帶著不屑的態度離開了那裡。幾幅作品被他嘲笑得厲害。英國藝術也被他鄙夷成了「劣質與無趣」的藝術。《繪畫》和《倫敦新聞畫報》正在倡導對大規模生產的木版畫進行改革。這場運動已在比鄰的河岸街開展得如火如荼，卻沒能吸引文森特的商業眼光。每週，他都得擠進圍觀報社印刷間的人群以便一睹新品。但通過窗戶看到的突兀的黑白畫讓他感覺十分「糟糕」。他後來承認：「我打心底討厭它們。」
從國家美術館回來以後，他只對那兒的一幅荷蘭風景畫發表了看法。敦達利齊畫廊展出的一些約翰·康斯特布爾的所謂「優秀」作品，不過只達到了他在海牙偏愛的巴比松畫派的水準而已。一組流動展出的熟悉的比利時畫家似乎才真正觸動了他（「能見到這些比利時作品真是一件樂事。」他寫道）。然後，他急切地央求提奧給他講講關於巴黎沙龍的新鮮事兒。
但這一切還是鐫刻在了文森特的心底。國家美術館的列奧納多·達·芬奇和拉斐爾，多維茨畫廊的蓋恩斯伯勒和凡·戴克，南肯辛頓博物館（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的前身）的透納——所有這些人的作品都在文森特無垠的大腦博物館中找到了安身之處。即便多年以後文森特召喚它們時，那些細枝末節也會令人驚訝地再次浮現在他的腦海。比如，《繪畫》上滿是乞丐和棄嬰的插圖十年後不僅會再次浮現在文森特的腦海，還會成為他深深為之癡迷的東西。然而那個夏天，文森特滿腦子只有鮑頓畫中的那個意象：一個年輕的紳士和一個看著像是他母親的女人走過家族的宅地。這幅畫名叫《繼承人》。文森特非常喜歡它，照樣子畫了一幅素描寄回了家。
當文森特試圖妥協時，他的疏離感也與日俱增。眼前的所有東西都讓他想起昨日時光。在週日的漫步中，他「懷念」起海牙的週日漫步。寄宿的房子讓他想起以前在盧斯家的日子。「我沒有忘記他們，」他寫道，「要是再能去那兒待上一晚該多好。」他在現在的房間裡掛了一幅一樣的畫。他渴望收到家裡的消息，每到一個家庭節日，便熱切地詢問所有事件的小細節。一段時間的好天氣也能引發一陣陣思鄉的惆悵。「你在家一定很愉快，」他寫道，「我如何才能親自體驗到呢？」
文森特在社交上的最初努力統統付諸東流。和阿巴赫培養出的那一點點友誼也消耗殆盡。他承認，語言不通也許是個原因。文森特能聽得懂英語，卻說不好。剛來倫敦時，他戲稱，連房東的鸚鵡英語都說得比他溜。然後，他流利的德語也沒有能阻止他那些德國室友將他遺棄。面對總是為他的內向而擔心的父母，他謊稱是自己不想與他們為伍，而不是遭到他們的嫌棄。他解釋說：「他們花錢毫無節制。」
但顯然，這裡面還有其他原因。孤僻的老毛病又開始糾纏文森特。「在這兒，我完全沒有存在感可言。」文森特後來這樣描述他的倫敦時光。像在海牙時一樣，他有意避開人群（由此錯過了譬如倫敦塔、杜莎夫人蠟像館等再尋常不過的旅遊景點）。獨處的時間越來越長——「散步、閱讀和寫信。」一位於8月前來探望的昔日海牙同事認為他十分「悲觀厭世」，被「巨大的孤獨感」折磨著。多年後，文森特這樣描述他在倫敦的心緒：「冷漠、絕望……對人不再敏感，麻木不仁。」父母揣著他那些「沉重愁苦」的家信百般焦急。「怪」這個字眼一次又一次出現在他們憂心的談話中。
工作讓文森特壘起了一堵與外界隔絕的牆。現在給印刷商填寫訂單的單調工作令他分外想念海牙工作內容多樣的崗位。他向提奧抱怨：「這兒比那兒無趣得多。」倫敦分店沒有畫廊，只與經銷商和匆匆趕來又匆匆離開的辦事員打交道。他們沒有時間談論藝術，也沒有一間可供藝術家瀏覽、交流技巧和閒聊的顏料店。庫房很忙（每天要處理上百幅印刷品），但存品實為有限。文森特對每天經手的大多畫作並無好感。他向提奧發牢騷：「好畫太難找了。」身邊的一切都提醒著他，他被從歐洲大陸上最為輝煌的藝術品天堂流放至此。「你尤其得和我說說最近看到的畫，」他央求弟弟，「或者新近推出的蝕刻畫和平版畫。你最好暢所欲言，我這兒已經很久看不到這樣的作品了。」
每日的單調乏味好像是一種羞辱（他稱之為「發霉腐爛」）——時刻提醒著他那些從指縫溜走的機會，那些未能涉足的道路。「我最初以為一切都會很美好。」他寫道。但一閃而過的念頭又告訴他：「也許是我的錯。」偶爾，他也會禁不住偷偷遐想——「未來」。「我或許會成為某個人物」，但他也很清楚，目前自己已經掉了隊。文森特的倫敦境遇意味著他的自信心岌岌可危，自卑感與日俱增。當他與信中仰慕的喬治·鮑頓不期而遇時，他卻沒有「同他交談的勇氣」。當荷蘭畫家馬蒂斯·瑪麗斯造訪古庇爾時，文森特卻「靦腆得一言不發」。
語言讓他與社交絕緣，金錢則加深了他的罪惡感——在他的餘生中，情形依然如此。他翻了一番的薪水還是不能應付他的開支。「為了省下幾個便士」，他不再搭蒸汽船進城，而是全程步行，走某座瘋人院中的橋橫穿泰晤士河。他發誓要找更便宜的公寓。家信中通篇立志節儉的字眼和在一些小花銷上的一味自責透露出文森特已陷入了更深和更強烈的罪惡感。更糟的是，父母還不時寄來家信報告赫爾瓦特正經歷的極端經濟困難。儘管如此，他們卻一再聲明會毫不猶豫地為孩子們作出犧牲。「我們緊衣縮食，」安娜寫道，「但堅信在你身上投資是件明智的事兒。這難道不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最有回報的事嗎？」
8月，鄉愁、孤獨和自責一併化作了憂愁。幾個月來，文森特一直試圖讓父母相信他對一切都「很滿意」，他「過得很好」，對於新工作「倍感滿足」。然而對提奧，他則更為坦誠，但也並非暢所欲言。6月，他告訴提奧：「看現在的光景，我一切都還不錯。」7月：「我可能會習慣起來的。」8月：「這樣的生活，我也許還得忍受一段時間。」
為了不再消沉下去，文森特與已婚的卡羅琳·漢尼貝克開始了親密的通信。在一顆狂熱心靈的驅使下，他給她寄去了大量討人喜歡的、暗示性的畫像及詩歌，有年輕的金髮女孩，也有姿勢迷人的鄉村少女。他謄寫了一首濟慈的詩歌來讚美「有著瀑布般亮麗長髮的美麗少女」，還建議她去讀濟慈另一首具有挑逗意味的長詩。他給她寄去了朱爾斯·米什萊創作的法國流行戀愛手冊《愛》的節選，裡面講述了一位男子如何迷戀一位女子的容顏：「她俘獲了我的心，如此真切……她的面容在我心上揮之不去。」他用來形容他們的舊交情的言語，似乎更適合用在分別的戀人而非遠方的朋友身上。他還建議卡羅琳去讀朗費羅的《伊凡傑琳》，裡面描繪了一位年輕的阿卡迪亞男子如何為真愛心傷的故事。
在對婚姻幸福的卡羅琳的這番引誘中，文森特期望得到什麼？這是一生失意的文森特第一次試圖說服別人回心轉意。他嘗試著在文學和藝術中幻想一段不存在的情感來找尋安慰，檢視這段虛幻的情感能讓自己支撐多久——好讓自己在充滿敵意的現實和對幸福的渴求中找到一個中立點。他告訴卡羅琳，他在尋找「一片故土……能讓我們在世上立足的哪怕一小塊地方」。「但我還沒有抵達那個地方，」他寫道，「雖然我一直在追尋，也許有一天我能將它抓在手心。」
1873年秋天，文森特的父母感到倫敦的大兒子在信中口氣有所變化。「我們收到的都是些愉快的信。」多洛斯有些吃驚。但原因並不在於將文森特一口回絕的卡羅琳·漢尼貝克。
一切都是因為文森特的新房東。
在之後的17年裡，背井離鄉的文森特曾一次又一次地試圖親近他人的家庭。在海牙，他不止一次地企圖取得小貝琪·泰斯提格的愛慕，好讓他在這個親密的小家庭中有個容身之處。在倫敦也一樣，他多次來到新老闆阿巴赫的家中拜訪他的妻兒。這些年來，他似乎更容易被那些失去父親或者丈夫的殘缺家庭，或者只有單親母親的家庭所吸引。他很樂意挺身而出，填補空缺。這樣一來，他起碼能感受到歡迎，或者說，交換到歡迎。
對文森特來說，厄休拉·羅伊爾和女兒尤金妮婭看起來就像是這樣的一家，她們經營著一間小型的托兒所。就這樣，文森特成為了布裡克斯頓海克福德路87號的租客。這兒的租金更低，走路去古庇爾也只需要一小時。很早開始，文森特就覺得55歲的厄休拉和19歲的尤金妮婭是自己的同類：她們都有一顆受傷的心，迷失了方向，卻嚮往「故土」。連她們的姓氏都有背井離鄉的意味——這原本是個可愛的法國字眼（loy-yay），一旦用呆板的英語發音，似乎就成了lawyer。
厄休拉的父親是個船長，她有著所有海上女人都有的堅忍。「她飽經風霜」，文森特觀察到，她像個「一隻腳已經踏在棺材裡的人」。消瘦矮小、五官深陷的厄休拉飽經風霜，卻仍未被生活擊垮。她的外孫後來將她形容為「心地善良，卻十分不幸」。而尤金妮婭卻是個令人畏懼的姑娘。她長著一顆大腦袋，容貌粗獷，結實健壯，一頭蓬亂的紅髮，尤其與文森特的妹妹有幾分相似（受了他母親的遺傳）。多年來沒有父親和兄弟姐妹，尤金妮婭渾身上下像個男人，總愛一意孤行，「又專橫跋扈，又十分難搞，腦子靈活，脾氣火爆」。
給了一家子姓氏的父親讓-巴蒂斯特·羅伊爾已經去世多年，也是個流離失所的男人。當年，他隻身一人來到倫敦，娶了厄休拉，生下一個孩子便患肺癆病死了。傳說，他的遺願便是能回家鄉嚥氣。於是，他與妻女一起回到法國，在海邊一座小屋裡住下。每個傍晚，親友們都會把他抬到海灘上去看夕陽。當死神降臨的那一刻，他作了最後的懺悔，「在場的人們無不為這個男人純潔、正義的一生流下淚水」。
厄休拉·羅伊爾與尤金妮婭·羅伊爾
而記述這些事件的文件最終落到了文森特手裡。不論真假，流放與回歸的故事讓文森特感動至極，以至於多年之後，他還留著副本，抄寫並寄給家人。文件上最後是這樣總結的：「他是這個世上的異鄉人，他熱愛自然，他最後望見了上帝。」
文森特對厄休拉和尤金妮婭的印象無可避免地受到這個傷感故事的影響。別人眼裡枯萎乾癟的房東老太和她壞脾氣的女兒（文森特從未向提奧提起過她們），在文森特眼裡成了一個勇敢承擔人生悲痛的小家庭。他告訴妹妹安娜：「我沒見過如此相親相愛的母女。」從進駐那個狹小的三樓房間時起，文森特就將這個殘破卻溫暖的家庭視為了自己破碎心靈的絕佳港灣。「現在，我有了夢寐以求的臥室。」他寫道。在他眼裡，這個新居好比津德爾特的閣樓。為了讓夢想更完整，他急切地召喚提奧的加入：「噢！我的夥伴，我多麼盼望你也能來到這裡。」
這兒的每個地方都能讓文森特重拾童年的記憶：羅伊爾一家會在花園栽種花木和植物，屋裡全是蝴蝶和鳥蛋的標本，白天充滿了孩子們上學下學的嘈雜聲。他還為這個房子創作了素描給「新家人」和「舊家人」觀賞。1873年聖誕節，文森特幫忙用冬青裝飾屋子，並以「英國人的方式」，吃著布丁和唱著頌歌慶祝了節日。這是他度過的第一個不受鄉愁滋擾的聖誕節。他還向提奧吹噓：「希望你的聖誕節也過得和我一樣快樂。」
被全新歸屬感支撐的文森特鼓起勇氣決心重新贏得他在家中的地位。現在的家信中不再需要用虛假的快樂來掩飾落寞的心。他勤奮地埋頭苦幹，多次受到嘉獎（好消息當然也馬上傳到了赫爾瓦特）。他洋洋得意地將新年加薪寄給了家人，數額多得讓雙親擔憂他「過度節省」。他甚至又與前老闆，古庇爾的大紅人泰斯提格有了接觸。
家庭復興計劃的核心是將妹妹安娜帶到英格蘭安置。文森特若能幫妹妹找到一份家庭教師的優越職位，就既能緩解牧師公館的經濟壓力，也有利於他贏回家庭的青睞。1月，他開始了這場一箭雙鵰的行動。他極力向父母遊說這一嘗試的可行性：安娜親自去面試可以贏得更多的職位，還能練習英語。他開始在報上登廣告，找合適的職位，起草求職信。他甚至提出回家陪伴妹妹漂洋過海。「我們親愛的文森特，」母親寫道，「多麼熱心。」
對安娜，文森特又換了一番說辭，一番能夠吸引孤獨少女之心的說辭。他強調了羅伊爾一家的善良和好客——與一本正經又冷冰冰的寄宿學校截然不同——也會使這一家成為她的第二個家庭。文森特還寫道，他「與尤金妮婭已情同兄妹」，安娜「也應該視她為姐妹」。「看在我的分上，對她友好一些。」他最後總結道。厄休拉也給安娜去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讓她把海克福德路的房子「當成自己的家」，同時邀請她前來參加尤金妮婭與一位「懂得如何憐惜她的溫厚男士」的訂婚典禮。
迫於經濟壓力，文森特的父母接受了這個計劃。6月，文森特會來到赫爾瓦特，陪伴安娜前往英國。在那兒，他會幫助她找工作（並在此期間提供資助）。文森特興奮異常。「我們的安娜要來了，」他告訴提奧，「多麼美妙。我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了。」
不論文森特如何迫切地希望利用這一計劃贏回在家中的地位。可惜的是，這個位置早已被取代。11月，也就是在文森特被調離僅僅六個月後，提奧被調至了古庇爾海牙分行。他搬進了文森特先前寄住的公寓，承擔了兄長曾經打理的工作。就像文森特曾經經歷的那樣，泰斯提格也邀請提奧來到古庇爾樓上的寓所品嚐咖啡。
兄弟倆的差別再明顯不過。提奧有著賞心悅目的容貌和溫和的舉止，不費吹灰之力就能進入狀態。客戶們認為他「老練又細心」——卻從來沒將這兩個詞用在文森特身上。提奧不僅在外貌上與他聲名顯赫的伯伯更相似，還有堪比森特的「好口才」。據說，16歲的提奧已經知道「如何與客戶們周旋」，「如何提升他們的眼力」，從而巧妙地令他們「以為這就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很快，提奧不但得到了他那嚴厲的老闆的賞識（「你生來就是做這一行的材料」），也贏得了他那將一切都默默看在眼裡的伯伯的認可。從那以後，他再也聽不得「旁人說他侄子的不是」。
文森特讓大家傷心失望，提奧卻以自己的成功讓赫爾瓦特牧師公館歡呼雀躍。他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提奧不僅讓全家再次燃起向森特伯伯提供一個繼承人的希望，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他在17歲的年紀就已經能夠養活自己了。文森特可是花了多年工夫才做到這一點。多洛斯在信中寫道：「你小小年紀就有能力賺取高薪，這真讓我驕傲。」「這真了不起！」在海牙，提奧擔負起了文森特無力承擔的家庭責任。提奧成為了人人欽佩的榜樣，父母也對他極盡感激、鼓勵和毫無掩飾的偏愛。在給提奧的信中，他們寫道：「好好照顧自己，永遠成為我們歡樂的源泉和心中的第一！」
提奧的成就既然已被「昭告天下」，當然也沒有逃過文森特的耳朵。他已經從泰斯提格那兒聽說了弟弟的破格晉陞。聽到這個消息，文森特沒有表現出他嘴上說的「高興」。儘管二人平時通信極為頻繁，這一次，文森特拖延了很久才動筆。信的內容簡短又敷衍。沉默兩個月後，文森特以「最近太忙」為由作了唐突的解釋。那些不停央求「把你的見聞都告訴我」的日子已經到了盡頭。現在的文森特只會冷酷地建議提奧「想一想有什麼關於藝術的問題想問我」。很快，提奧成為了回信拖拖拉拉的那一方，經常隔幾周才回復哥哥的來信，而文森特則通常在一兩天內便把回信給解決了——未來他們一直處於這樣的不平衡狀態。
6月，文森特回到赫爾瓦特接妹妹去倫敦。兄弟間的關係跌至冰點。沒有熱烈的歡迎，也沒有感激涕零。大家不僅對他的新生活和新家庭毫無熱情，卻反倒疑慮重重。這也許得怪妹妹安娜。文森特循循善誘，企圖說服安娜，最終卻適得其反。自收到哥哥關於羅伊爾家的那封信起，這個姑娘便開始浮想聯翩。那頭文森特剛告誡她「我們的關係僅此而已」，這頭安娜已經向提奧猜測，文森特和尤金妮婭之間「不止是兄妹之情那麼純粹」。不論文森特如何否認，如何希望她「不要在家裡提起此事」，安娜還是含沙射影地把「兩人的曖昧關係」搞得人盡皆知。接下來，原本能「矯正視聽」的尤金妮婭訂婚的消息卻讓事情變得更糟：牧師公館開始因這件事變得更為困惑和擔憂。因為他們早就聽說了文森特對卡羅琳·漢尼貝克展開的書信攻勢，也對文森特的動機更為狐疑。
像以往一樣，梵高夫婦開始責備文森特交友不慎。文森特與尤金妮婭被曲解的曖昧關係讓他們對厄休拉也沒有任何敬意，鄙夷地稱她為「那個老女人」。哪個母親會讓女兒的名聲置於這樣的不明不白之下？讓文森如此著迷的羅伊爾一家卻讓梵高夫婦不無憂慮，他們覺得這個殘缺的家庭「很反常」。「這一家子都不像正常人。」安娜提醒提奧。多洛斯則理所當然地認為法國人素來自由奔放，從不被道德感約束。他們作出了最可怕的猜測：尤金妮婭是個沒有父親的「私生女」。對於海克福德路上這棟「藏有眾多秘密」的房子，兩人抱怨良多，並開始擔心文森特在羅伊爾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文森特在他的新家庭裡越來越歡欣愉快——「那感覺很棒，」他表示，「好像從生活中的麻煩中解脫了似的。」梵高夫婦卻擔心這不過是他們古怪的兒子腦中「又一個終會落空的幻想」。他越是細細描繪在那兒感受到的愛的包圍，兩人就越憂慮他在那房子裡的生活「太過孤單，與世隔絕」。文森特興高采烈地講述他在外面的世界找到的家庭溫暖，安娜隱隱有些不快。安娜絕對容不下他如此熱切地與陌生人稱兄道弟，把那些外人視作家人。因為在她心裡，家人間的血肉聯繫是唯一且不可侵犯的。多洛斯也和妻子一樣對此憂心不已。
接下來，提奧出現了。
提奧人還沒回來，他的成就早已傳到了赫爾瓦特。6月中旬，他有幸一睹荷蘭王后索菲亞的真容。當天，她剛好蒞臨普拉茨的店舖。不久，森特伯伯就把他介紹給了古庇爾最尊貴的人物：阿道夫·古庇爾。提奧的才能受到了極大的賞識，他的時間也都被佔用，以至於他必須在文森特在家的這段時間取消回家的安排。兄弟倆一年後的重逢至多只能算得上彬彬有禮。談話內容除了店舖事宜，一概沒有涉及其他。提奧第二天一早就要趕回海牙，自尊心受傷的文森特竟不願陪伴左右。
家人的不信任和忽視，讓文森特漸行漸遠。在赫爾瓦特的那些日子裡，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用來記錄倫敦「剪影」的小素描簿上。提奧離開以後，他繼續忙於手頭的活計。他按照赫爾瓦特牧師公館的樣子畫了素描，並送給了妹妹利茲和惠爾。至於父母，他創作了一幅海克福德家中的窗景畫送給他們，公然藐視父母對那裡的偏見。讓文森特意外的是，母親竟然支持他繼續這項頗有益處的閒暇活動。她告訴提奧：「對此我們都很高興，這興許是項可以給他帶來好處的才能。」
文森特堅持要離開，就像他曾經堅持不願離開一樣。隨著返程日期的逼近，他也變得越來越敏感孤立。每每提到倫敦，他除了抱怨那兒的霧，便不再多說什麼。「他很不自在。」安娜後來向提奧抱怨。多洛斯則因為父親5月的離世身心俱疲，習慣性地陷入了情緒上的歸隱，淡出了牧師公館的日常生活。最後一周，文森特幾乎見不上父親幾面。眼見假期即將結束，文森特卻給老闆去信懇求延長休假時間。他也取消了順路去海牙看望弟弟的計劃，把剩餘的時間統統獻給了一陣突如其來的、癲狂的繪畫慾望——好像多畫一幅作品就能感化那一顆顆與他敵對的心。
但這並不管用。他贏回家人的努力最終宣告失敗。7月14日，火車載著文森特和妹妹駛離赫爾瓦特火車站。梵高夫婦把拯救文森特的希望寄托在了妹妹身上，這與文森特的初衷恰恰相反。
回到倫敦不到一個月，文森特就搬離了海克福德路的寓所。他沒有解釋原因。從赫爾瓦特回來後，他與羅伊爾一家的關係一直很和睦。厄休拉和尤金妮婭對安娜擁抱歡迎。「她們都很善良，」她向家裡報告，「她們變著法子讓我們住得舒服。」一開始，有妹妹的陪伴文森特樂得不行。「可以在一起叫人多麼開心。」他告訴提奧。上班路上，安娜會陪他走一段路。兩人還一起在羅伊爾家的客廳彈鋼琴。她去了文森特工作的地方，還與他的老闆吃了飯。週末，他們去博物館或者在公園裡野餐。文森特還學會了游泳。
夏日的悠閒為什麼就此戛然而止了？不關心原因的梵高夫婦只是暗暗慶幸，之前的不祥預兆八成是真的。「羅伊爾家的事看起來並不順利，」多洛斯寫道，「我終於鬆了口氣。因為他們住在那兒讓我很不安。」安娜對此很贊同：「文森特繼續待在那裡讓我很不放心，現實比你想像得要難得多。」多年後，關於文森特的突然離開，開始流傳出一個無望的愛情故事。提奧未來的妻子喬安娜·邦格猜測文森特愛上了尤金妮婭·羅伊爾——這個猜測和安娜先前的浪漫想像不謀而合。此後許多傳記作家紛紛作出猜測。「他試圖說服她解除婚約，」邦格寫道，「但他沒有成功。」邦格添油加醋地強調，「這初戀的傷痛」永遠改變了文森特，「讓他善於捕捉別人的痛苦」。
無疑，現實總是乏味無奇，意味深遠。文森特的拼湊家庭注定無法長久維持下去。文森特不知道他青春期的妹妹安娜已經長成了一個挑剔、多疑的19歲姑娘。也許更關鍵的是，她不瞭解文森特。求職幾周以來沒有任何收穫，安娜覺得謀到一份工作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我認為會有一些困難，」文森特向提奧解釋道，「幾乎人人都說她年紀太小了。」文森特承諾要供養妹妹直到她找到差事為止。8月房租到期，文森特手頭也開始緊張起來——8月對他來說總是危機連連。文森特的罪惡感、安娜的不耐煩和尤金妮婭的壞脾氣必然會讓火藥桶一觸即發。
8月15日，文森特在方圓一英里內找到了新的寄宿地，結束了他在羅伊爾家的生活。人生中第一次強烈的依戀就此無疾而終。「他對人總抱有幻想，」對這一個月來的相處，安娜只作了這一評論，「當他們辜負了他的最初判斷，他會失望至極。從那時起，他們便在他的心裡枯萎腐爛。」
不論文森特因什麼原因離開，這一事件又讓文森特陷入了長期的抑鬱。也許命運就是如此，沒幾天，安娜便在離倫敦五個小時車程的韋林找到了工作，之後便搬離了文森特在肯寧頓的新寓所。一年來，文森特頭一次獨自生活。很快，文森特又拾起了童年愛沉思、好獨處的習慣。他放下了畫筆，在文學和藝術中舔舐傷口。他不思飲食，蓬頭垢面，遠離人群，也無心工作，遭到了遠在普凌桑那格的森特伯伯的嚴厲批評，他希望文森特「出門見人」。母親也認為，這「對他的未來十分必要」。文森特似乎將「新家庭」的解體遷怒在了他的家人身上。他已經不再給家裡去信。「文森特渺無音訊，這讓我們很傷心，」多洛斯向提奧訴說著自己的擔憂，「這說明，他的情況很不好。」
倫敦沒有可供文森特逃離的荒野。但這兒有在格羅特比克找不著的花樣和樂子。他後來告訴一位朋友，特別在晚上，結束一天勞碌的工作後，他會「久久流連於那些後街小巷中」。
文森特不善交際，卻渴望與人接觸，且早就喪失了悔恨之心。很快，他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可以花錢買陪伴的天堂。八萬餘名妓女，其中多數還是未成年人，在倫敦這個法定結婚年齡為12歲的城市經營著她們的生計。在文森特頻繁出入的某些地區，機會更是召之即來。「你還沒走上100步，就有20來個妓女上前搭訕。」一位走在河岸街上的遊客抱怨道。3000家在政府註冊的妓院支撐起了這項產業，還有一半數量的非法妓院打著酒館、雪茄鋪、跳舞沙龍和「夜店」的旗號攬客。還有一些妓女會「成群」聚集在指定的地點（譬如牛津街、聖詹姆斯廣場或者科芬園），有些地方離古庇爾非常近。她們大膽地勾搭路人，麻痺他們的警惕心。人們叫她們妓女、蕩婦、失足姐妹、風塵女子、小姐、婊子，甚至「墮落的魂靈」。
文森特則稱她們為「愛意氾濫的女孩們」。
8月，在給提奧的信中，文森特大膽坦露了自己在倫敦的新生活：「心靈的純潔和肉體的墮落可以不矛盾。」以此為指導原則的文森特，再次發起了一項猛烈的行動來結束自己的「流放狀態」。如果不能讓父母回心轉意，他至少也要贏得弟弟的心。還有什麼能比自由享受性的誘惑來得更有效呢？
文森特很清楚，自提奧15歲離家，多洛斯就想盡一切辦法防止他誤入歧途。大城市布魯塞爾誘惑良多可以理解，但即便提奧被調到了相對安全的海牙（也許是出於多洛斯的精心安排），也阻止不了赫爾瓦特飛來的各種苦口婆心的告誡——「要提高警惕」，「躲開誘惑」，「不能成為浪蕩子」。這些頗為隱晦的警告其實都在暗指性。當提奧著魔一般沉溺在蓋斯特的暗巷的時候，文森特及時抓住了機會。
這邊是多洛斯教誨的純潔和規矩，那邊是文森特鼓吹的寬容和肉體的歡愉。多洛斯曾建議提奧買一本《聖經年鑒》，每天早上做禱告，以便驅除內心的「獸性」。文森特用諸如「你們以外貌判斷人，我卻不判斷人」，「你們中沒有罪過的人第一個向她投石頭吧」之類的《聖經》訓誡作為反擊。相比基督，文森特選擇引用人類心靈的福音書，朱爾斯·米什萊的《愛》來教唆提奧「堅持自己的想法」，違抗父命。在多洛斯的警告中，海牙這個城市成了厲鬼橫行的可怕噩夢，讓提奧不寒而慄，而文森特則以歌德筆下標緻的懷春少女和《泉邊的瑪格麗特》來誘惑他。
就像文森特對卡羅琳發起的攻勢一樣，在這場拉攏提奧的浮士德式的戰役中，他使用了各種各樣他擅長的手段。他給提奧寄去迷人的農家少女像（那個年代經典的男性幻想的對象），以及卡米爾·柯羅作的肖像（他的情人和他的作品一樣出名），還叮囑他將它們「放在房間」。他向提奧推薦柯羅撩人的女性木刻畫（《仲夏前夜》），和朱爾斯·布萊頓筆下圍著篝火歡快起舞的性感鄉村姑娘（《聖約翰的夏娃》）。在那年的皇家藝術學院畫展中，他只喜歡詹姆斯·蒂索筆下那些時髦的年輕女子。
在文學上，除了德國的浪漫主義者歌德和海涅（眾人皆知他與女店員的一段私情），他也沒有遺忘那些法國作家，如在十四行詩中將對自然的敬畏和對完美女性的慾望合二為一的查爾斯·聖-伯夫、用文字將鄉村女人「深似大海的心靈」和「襯托胸型的束身衣」刻畫得入木三分的阿曼德·西爾維斯特、失戀文學中的「桂冠詩人」埃米爾·蘇維斯特（「我愛的姑娘不愛我，我將心碎神傷」），還有浪漫主義焦慮的化身阿爾弗萊·德·繆塞，他因與喬治·桑跌宕起伏的情事而聞名。
文森特充滿激情的論辯升級成為對弟弟全方位、一意孤行的攻勢——多年來，這還是頭一次。對性權利的辯護只是開始。他的聲辯很快涉及愛、歸屬、憂鬱和嚮往——這些主題與他深深的疏離感相纏繞。單薄的信件顯然無法承載這些沉甸甸的情感。1875年初，他為提奧買了一本相簿，用細小、整潔、毫無差錯的字跡在空白頁上謄滿了這個或者那個作家的名言警句。一本寫完了，又買來第二本，在煤氣燈下一直抄寫到深夜。
沒人知道文森特到底寫了多少封這樣的慷慨激昂的信。1874年8月到1875年2月這半年間的通信沒能保留至今，但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一定有過這樣的通信。文森特所有的努力都濃縮在了兩本彩紙封面的小小相簿中。1874年冬天，為挽回去往賴斯韋克途中的特殊情義，73個條目，上百個頁碼見證了文森特聲嘶力竭的吶喊——即使他與所有其他人的關係正慢慢滑向深淵。
10月，文森特和家人的戰役正式打響。他已有近兩個月沒有給家裡去信——這對家庭責任是種史無前例的忤逆。他連母親9月的生日都忽略了，其中的敵對意味自然不言而喻。「重要的日子也等不來文森特的信了，」安娜絕望起來，「噢，提奧！這太讓我們傷心了。」沒有消息才是最壞的消息。夫婦倆開始設想各種各樣的狀況：文森特伙食不好，文森特交際不夠多（他需要多和上流階層打交道），文森特太孤僻，倫敦的氛圍「容易讓人抑鬱」。他們甚至認為，他需要多讀些東西（「來轉移注意力」）。他們擔心文森特會不會不再去做禮拜了。安娜埋怨他在上帝安排的幸福之路上「故意掉隊」。
10月，還是沒等來任何消息。夫婦倆有史以來第一次擔憂情況會不會更遭。「可憐的孩子，」他們寫道，「總是折磨自己……倘若我們對自己不滿時，我們總會很難過。」9月的某一天，森特伯伯造訪赫爾瓦特，多洛斯與安娜累積多日的焦慮終於得以傾吐。之後不久，文森特就從古庇爾的「大人物」那兒接到指令，他將被調往巴黎一段時間。
這樣的干預惹怒了文森特。哪裡還顧得上言辭委婉和尊重父母之類的家庭教誨，他立馬去了一封火藥味十足的信。他尤其譴責父親干預自己的生活，而多洛斯只能含糊其詞（「這不是我的主意」），他強調：「是伯伯的決定。」事實上，敲定調離之前的兩周，多洛斯見了森特和他的合夥人利昂·波索。連提奧也早於文森特得知此事。文森特試圖相信父親關於森特伯伯「想要他去總部工作，熟悉相關事宜」的說法。但他仍舊怒氣十足。他沒有去韋林和妹妹告別，只去了一個便條要回了自己的箱子。父母那邊，他連巴黎的地址和離開的日期都沒有告知。他們只能從提奧那兒得到一點消息。
10月26日，文森特啟程前往法國。多洛斯和安娜依然只是默默等待和靜靜期盼。「我們不想就此絕望。」他們堅持道。他們反而更虔誠地祈禱：「這場調離有上帝相助，可以讓文森特回心轉意，繼續快快樂樂。」然而，當冬天降臨，文森特還是固執地保持沉默時，他們也免不得悲觀失望，開始胡思亂想起來。妹妹利茲擔心文森特「永遠都不會變回原來的樣子」，還預測「再看到他，不知道還要多久」。多洛斯認為兒子的行為「很不正常」，並告誡道：「這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安娜的看法最為尖銳。「他已經關上了自己與社會，與世界之間的那扇門，」她寫道，「他假裝我們不存在……他就像一個陌生人。」
文森特就這樣失去了家人的歡心——這樣的風波會在未來的日子裡重複上演。曾幾何時，在津德爾特牧師公館，文森特失掉了他應有的位置——但那段記憶卻沒有因離開而煙消雲散。他想要重新獲得家人的歡心，所以想要為安娜找工作。文森特因為孤獨而沉淪在倫敦的聲色世界裡，只能依靠文學和藝術捍衛與提奧的情義。沒人能預料到，未來，他仍繼續與父母反目，他的自暴自棄將愈演愈烈，與家人撕扯出更深的裂痕。
未來，這一切都將連番上演。
聖誕節逼近，對家庭溫暖充滿渴望的文森特打破了沉默。梵高夫婦將最近的風波稱為「那些情緒」，給了善意的回復，並且開始計劃節日的家庭團聚。被工作和天氣拖延了的文森特，戲劇性地在夢幻的聖誕節前夜從巴黎趕回了家。他後來回憶：「村子裡張燈結綵，教堂尖頂被白雪皚皚的白楊簇擁在中心，赫爾瓦特那晚看起來美極了。」星光熠熠、月色朦朧的夜晚，文森特坐著一輛敞篷馬車回家——這在文森特心中有如奇跡，要知道幾個月前他才痛苦地離開倫敦，對家庭的嚮往這會兒迅速地在他心中復甦了。
1月，再次回到英國的文森特開始埋頭苦幹。他的信件已擺脫了六個月以來的耿耿於懷和慍怒，洋溢著對店舖和新畫廊開張的欣喜，以及從此他可以售賣真正的油畫，而不是印刷品的期許與展望。「我們的畫廊已經就緒，而且十分有看頭，」他向提奧吹噓道，「我們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品。」他也給父母去了一些「不錯的信」，信裡「滿是豪言壯語」。在倫敦見過文森特後，妹妹安娜讓父母安心，因為他看起來「十分不錯」，胃口大好，也開始注意穿著。
他也沒有像錯過母親的生日那樣錯過父親2月的生日。多洛斯記得，文森特的生日祝願「深情滿溢」。文森特給父母寄了些錢作為禮物，好讓他們去拍照，洗出照片寄給兄弟姐妹們，這個主意源自文森特用肖像來進行藝術創作的最初念頭。這個家庭的成員們分佈在天南海北，慣於交換照片來寄托對親人的思念。這個念頭後來讓他癡迷了一生。
3月，文森特試圖說服古庇爾的大鱷們將提奧從海牙調往倫敦，這樣他們就可以待在一起了，但是沒有成功。「你如果能來這兒的話我一定很高興，」他很肯定地說，「有朝一日，我們一定得這麼幹。」
然而，不論是文森特還是他的家庭，都不可能這麼快就擺脫過去的陰影。他們完美的聖誕節也將在文森特兵役替補費即將要付清、全家要面臨經濟寒潮的陰影下度過。利茲回憶，文森特在家期間，多洛斯對文森特善意的言辭和「了不起的想法」置若罔聞。「如果，爸能聽進去一句，」利茲惋惜道，「那麼他對文森特的看法就會大為改觀。」新年伊始，文森特繼續用不定期的短信來折磨多洛斯和安娜。
文森特對工作燃起了新的熱情。但這樣的熱情顯然掩蓋不了自海牙時期就給他帶來麻煩的那些問題：他缺少「優雅的風度」，也不是做銷售的材料。新畫廊即將推出年度展覽，到時，這些缺陷一定會讓阿巴赫經理越來越感覺礙眼。兩人劍拔弩張到時有正面衝突。文森特後來辛辣地嘲弄阿巴赫的「物質主義」和保守思想。古庇爾有人開始質疑文森特是否稱職。而文森特則不以為然：「他們看到的只是我的表面。」
3月中旬，新畫廊開張的前一天，文森特接到消息，他將立即被調往巴黎。這一次的調離仍是「短暫」的，但其中的信息很明顯：「大人物們」已經對他失去了信心。他不可能被委以重任。他的職位被另一位英國學徒替代。他再也回不來了。
在赫爾瓦特，父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我希望他能堅強一些。」多洛斯十分焦急。提奧也擔心「那兒的人對文森特毫無同情心」，「沒人能知道他心裡會想些什麼」，「他總那麼善意，卻沒人相信他」。一個有如哥哥一般敏感的人會如何面對人生的低谷？
巴黎的信終於來了。多洛斯說，這是一封「奇怪的信」，卻沒有解釋原因。也許是因為信尾附上的這首《流放》：
為什麼要將他
從一個泊岸驅逐到另一個……
他，是這片熱土的
荒涼之子。
讓我們賜予一片家園
一片家園
給這卑賤的流放者。
讀完信後，多洛斯自我安慰道，也許是這些「熱情和付諸東流的努力，過度地刺激了文森特」。但他無法遏制那些可怕的念頭。「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只向提奧傾吐了心事，「不論是關乎身體還是靈魂，我想文森特是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