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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效仿基督

巴黎一片喧囂。1875年冬,一群標新立異的青年畫家將巴黎的藝術界攪得天翻地覆。他們以「無名者」自居。但保守派給他們安上了各種各樣的名號,包括「印象派」和「瘋子」。他們聲稱用新的眼光去看世界,還荒謬地宣稱:他們使用的亮色和鬆散的筆法能以更科學的方式捕捉形象——所以,「即使是最精明的物理學家也難以找出他們的紕漏」。雖然僅有寥寥幾名支持者,但他們聲稱能「畫出」光線——前提是拒絕使用暗影,拋棄在物體反射上做花樣的傳統手法。這些宜人通透的畫作被他們稱為「塵世之鏡的萬千碎片」,或僅僅是「一些瞬間」而已。

印象派刮起的「新風潮」引來了巴黎多數藝術人士的噓聲和嘲笑。這些藝術元老拘泥於文藝復興時期學院派的作畫與造型方式,固守沙龍壟斷化的運作機制。他們認為印象派的作品是「罪惡」、「荒誕」的,是「一攤爛泥」,指責克勞德·莫奈等先鋒發起了一場「審美的戰爭」。憤怒的評論者們也把這些新畫比作「猴子擺弄一堆顏料」的結果。「一群瘋子,」《費加羅報》憤憤地表示,「慘不忍睹。」

高潮爆發在1875年3月,一群窮困潦倒的前衛畫家(包括莫奈和雷諾阿)計劃在巴黎的拍賣中心德魯奧酒店拍賣他們的爭議作品。這一事件激起了眾怒。人們諷刺藝術品,辱罵藝術家。每呈上一件作品,他們就報以噓聲;當畫作賣得幾個銅板時——一幅莫奈的風景賣50法郎,他們更是手舞足蹈,百般嘲弄。「一個畫框都不止這個價!」有人喊道。拍賣師回憶道,當時他很擔心自己會被這群發瘋一般的觀眾「捉到瘋人院」。「當我們是傻子嗎!」場面越來越難看,主辦方只能報警,以免這伙暴徒拳腳相向。

兩個月後,文森特抵達巴黎。

那時,這場風暴一定已經席捲了孤立閉塞、謠言四起的巴黎藝術界的角角落落。這也一定是蒙馬特酒館裡年輕藝術家和畫廊工作人員熱議的話題。而文森特的新寓所就坐落在這個區域。處於風口浪尖的畫家們會在晚上聚集在酒館。一開始,他們去蓋爾波瓦咖啡館,後來又成了新雅典咖啡館的常客——距離文森特供職的古庇爾畫廊所在的夏普塔爾大街僅僅幾個街區。在距離文森特的寓所不遠處的煎餅磨坊裡,雷諾阿支起畫板捕捉斑駁的光線下邁著華爾茲般輕快舞步穿過連片樹蔭的情侶們。任何一個夜晚,在距離文森特住處幾步之遙的音樂廳、酒吧,或是簇擁著年輕舞女的本地廉價咖啡館裡,一定有德加手持畫板的身影。

文森特去古庇爾的另一家分店時,也常經過雷諾阿和馬奈的畫室。在馬奈的作品被1875年的沙龍一一拒絕後,他開始將公眾請進自己的畫室,讓他們親眼目睹作品誕生的過程——當時,有數千人這樣做了。在古庇爾畫廊附近的歌劇院大街旁,誰會願意錯過杜蘭—魯埃畫廊拉起橫幅邀請大眾見證印象派新醜聞的時刻:德加《棉花交易所》中描繪工作場面的奇怪構圖,以及莫奈的妻子穿著亮紅和服的驚人構圖?6月,文森特去了臭名昭著的拍賣暴亂事發地德魯奧酒店,那兒就在古庇爾蒙馬特大道分店的附近。在這條路上,他一定不止一次遇到過一個名叫保羅·高更的年輕股票經紀人(也是早期的印象派收藏家)。他供職於附近的股票交易所,閒暇時畫畫。

但所有這一切都與文森特全然無關。不論藝術之爭如何在他身邊鬧得沸沸揚揚,不論閒言碎語如何充斥著飯桌和酒吧,不論守舊者和創新者如何針鋒相對,不論巴黎如何「硝煙瀰漫」——騷亂逮捕頻頻發生,大字報觸目驚心,在文森特暫居巴黎的那段日子裡,他從沒提到過印象主義或是印象派畫家。十年後,當弟弟試圖培養他對「新興藝術家」的興趣時,他只回答道:「我完全沒有留意到他們的存在。」「你對我提起的『印象主義』,」文森特在1884年的信中給這個生疏的名詞加上了引號,「我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麼。」

文森特當時在哪兒呢?這場藝術論戰發起於他工作過的畫廊、光臨過的咖啡館、閱讀過的報刊、走過的街道,他怎麼可能熟視無睹呢?他怎麼可能如此置身事外呢?答案就在他抵達巴黎後給父母發去的一封「奇怪」的信中:文森特遇見了宗教。

每週四晚上和週末的兩個時間段,上千名朝聖者會將巨穴似的音樂禮堂擠得水洩不通,連庭院外都人滿為患。他們從各地擁來:倫敦、鄉下,甚至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他們大多來自新興的小康階層:職員、書店店員、官僚、主婦。異化的資產階級總渴望逃避事無鉅細、斤斤計較的世俗生活。有的全因一時興起,有的出於幻想,有的則出於好奇。但他們都因一個目的而來:聆聽查爾斯·哈登·司布真的布道。

1874年和1875年冬天,朝聖者中總有一個孤獨的荷蘭男人,那便是文森特·梵高。

離開羅伊爾家之後,文森特搬進了一處新的公寓,那兒離司布真神壇巨大的科林斯柱廊只有幾個街區。這位浸信會傳教士令整個維多利亞時期的英格蘭都臣服於他(傳言維多利亞女王本人也曾喬裝出席)。長久以來,在公眾眼裡,司布真從一個20歲出頭、情感充沛的「娃娃牧師」,成長為了年逾40歲的宗教領袖。他的帝國包括一所學院、一家孤兒院,以及一座巨型的公共圖書館。然而他成功的關鍵在於一個人在講壇上每週三次的講演。他在紐因頓為自己定制了這個高高在上的講壇。在由4000餘名信徒圍成的虔誠海洋中,司布真立於小如戒盒、四周設有扶手的平台上,散佈著救贖的承諾:這樣的承諾「能救人於水火深淵」,能「施人以慰藉歡愉」。

司布真是個身材敦實、長相親切的大鬍子。他在台上不停走動,像一位可愛的叔叔一般生動活潑地講述著他所謂的「常理」。他說起神祇的方式親密得讓人吃驚。他宣揚基督「真正的人性」。「感受他與你近在咫尺,」他說,「他是你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也用上了文森特的父親同樣用過的芥菜子、播種者和「迷途羔羊」的寓言。他經常談及家庭,宣揚無條件的父愛就是基督的化身。他還用自己蹉跎的青春來證明沒有什麼罪過得不到天父的——或者父親的——赦免。

對於一個遠離家鄉、任性不羈卻又滿心愧疚的年輕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這樣的布道更能擊中他的軟肋,合乎他的胃口。

同時,在肯寧頓路附近的小屋裡,文森特踏上了另一條朝聖路——通往令他無比自在的唯一國度的心靈的朝聖路。歷史學家彼得·蓋伊認為,「這是一個尋求建議的年代」,在那個時代,「焦慮的資產階級們」通過「重新遨遊在書籍的世界裡」,來逃離這個時代的社會、科技以及經濟的劇變。文森特就是其中之一。「我現在經常讀書。」他在信中告訴提奧。文森特飢渴地尋找信仰,卻又極力抗拒從小被灌輸的信仰。於是,他便廣撒漁網,來者不拒:他讀詩集、大部頭的哲學書、自然手冊、奮鬥史、喬治·艾略特的小說和俗套的情愛故事,他還涉獵枯燥的歷史書。傳紀則是他的新歡——他需要在漸趨乏味的世界中找尋新的神話源泉。

堪稱新文學體裁大師的米什萊是文森特最早的領路人。文森特一開始就對他以個性化視角撰寫的自然史和動物史頗為癡迷。《鳥》和《昆蟲》都令這個自童年時代起便搜羅鳥巢和甲蟲的收藏家分外著迷。更讓文森特欲罷不能的是充斥著米什萊奇特論調的性愛手冊(核心之一便是探討戀血癖)。這些極端的論調伴隨文森特走過了沉淪於性愛和浪漫的早年歲月。

但米什萊首先是個歷史學家。在這個法國人撰寫的一卷卷浩繁的歷史書中,文森特趟入了更為深刻而危險的信仰之海。米什萊用他的朋友維克多·雨果寫小說的方式寫歷史:強有力的敘事、大量的修辭和宏大的視野。在米什萊的歷史中,文森特第一次見識到了一個基督教無力干預的世界:一個人民,而非上帝,創造歷史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只有真正的信仰才能引領人類的精神。在這個焦慮的、無神論的時代,米什萊認為法國大革命而非基督的生平才是人類歷史的發端。法國大革命是自由對壓迫,生存對死亡的終極勝利。

對宗教抱有狂熱之心的文森特還開始潛心研究了1789年的事件。除了一些史料,他還閱讀了取材於「那些難忘日子」的小說。米什萊的生動描寫和狄更斯《雙城記》的誇張再現,引發了文森特的無限遐想。後來的日子裡,除了父愛,他還極其渴望這段失落在記憶深處的自由時光。但他相信,時光還可以倒轉。

在1874年底調往巴黎的這段日子裡,文森特開始研究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油畫。他認為一幅描繪一位戴紅色軟帽的革命青年的油畫有種「不可名狀的美麗,叫人難忘」。他彷彿看到了「大洪水時代」基督的影子。1875年回到倫敦以後,他也在肯寧頓的寓所掛了一幅同樣的畫,對它有如神明一般供奉。在未來的日子裡,他一次又一次將其視為希望與救贖的承諾。他認為,「裡面有種重生的意味」。

他還讀伊波利特·丹納。這位試圖調和科學與宗教分歧的法國歷史學家更是將文森特在津德爾特建立起的價值觀推向了瓦解的邊緣。丹納認為,宗教不過是人類的脆弱在不可見和不可知之物上的幼稚的投射。人只能獲知可觀察和可體驗的真相,在丹納看來,最有效的思維模式便是科學模式。除了觀察和分類,在別的領域人類都無能為力。擁抱無垠與從不拒絕詩歌和浪漫主義文學的文森特理應會抵製丹納這樣的輕視超驗真理的觀點。但丹納的另一些觀點給像文森特這樣內向、恐懼社交的書獃子提供了類似於救贖的東西。丹納宣稱「內在現實」遠比表面來得重要。只有「獨自沉思」——與不可知展開激烈的個人鬥爭——才能獲取終極生命的神秘真相。所有美與真理,所有「超驗的暗示」都來自這樣的慎獨。

但另一位浪漫主義者托馬斯·卡萊爾用縝密的辯論和智慧的格言重塑了文森特的信仰。卡萊爾認為,人類注定要走上朝聖之路,要消除疑惑,要拋棄舊的教條和尋找對於「未知世界」的洞見。卡萊爾的一則奇喻深深引起了文森特的共鳴。他把擯除舊思想比作脫去舊衣。卡萊爾《衣服哲學》中的主人公和文森特頗有幾分相似:背井離鄉,與家人疏離,沒有朋友,被愛人唾棄,被迫獨自面對世界(「芸芸眾生中的孤身隻影」)。經歷了自我質疑的苦難和危機後,他像基督一樣,在信仰中重生了。

在令文森特欲罷不能的《論英雄》中,卡萊爾更深入地探索了如何像基督一樣生活。耶穌是「偉大的英雄」,但絕不是唯一的英雄。英雄可以是先知(穆罕默德或路德),可以是君王(拿破侖),可以是但丁、莎士比亞、歌德那樣的詩人,也可以是藝術家。成就英雄的不是他們對世界的作用,而是他們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方式。卡萊爾曾有一個篇章讓這個總愛在津德爾特的溪岸凝視著什麼的男孩熱血沸騰。他認為這些英雄般的詩人具備一種洞察力:能「識得事物的可愛之處」,能領略它們的「內在和諧」。「解放我們的思想,睜開我們的雙眼,孤星點點,芳草依依,哪裡沒有上帝的顯靈呢?」

卡萊爾的英雄們也不是完美的。像文森特一樣,他們一直在同自我質疑和挫折抗爭。他筆下的但丁是個「微不足道、迷惘、哀傷的男人」。他筆下的莎士比亞多年來「深陷悲愴的深海」,「一直奮力游出自己的人生」。他的英雄們狂放不羈,不拘小節,「蔑視世俗的虛偽和體面」。人們,包括他們的家人被他們的怪異之處所蒙蔽,看不到他們的真正價值。卡萊爾表示,只需要「一顆誠摯的心」和「一雙清澈的眼睛」,不管多麼無可救藥的年輕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神性」。

這就是文森特的終極安慰:他身上有基督的影子。他的苦痛從此被賦予了聖潔的光輝,孤獨中也多了一份英雄氣質。父親一本正經的指責也不那麼刺耳了。這個安慰彷彿給了文森特一個救贖的承諾——承諾他的漂泊與流放終將結束。

但冬天讀過的另一本書真正讓文森特覺察到了心中的神性——這種認同感如此強烈,以至於多年後,這股幻念還在不時地蕩滌他癲狂的心。這本書的名字叫《耶穌的一生》,是厄內斯特·勒內對基督教起源的人性化再現。勒內的這本傳記對文森特影響巨大。他於1875年2月給弟弟寄去一本,還有整個冬天埋頭抄寫的詩集。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勒內聲稱基督只是個凡人,聖餐不過是個「隱喻」,聖跡也只是迷信頭腦中的幻覺。但對於一個從小受到《耶穌的一生》和格羅寧根的聖經人文主義熏陶的荷蘭新教徒來說,這些言論並沒有什麼出奇之處。令他著迷的是勒內對人如何找到自我的動人刻畫。

像文森特一樣,勒內的耶穌「來自鄉下」,是個加利利人。自然既是他「無比情投意合」的對象,又是提供慰藉的源泉。勒內筆下的耶穌是家中的長子,一生未婚。他避開了家庭,因為比起「血脈的聯繫」,他更看重「思想的共鳴」。像文森特一樣,勒內筆下的耶穌性情反覆無常:時而憤怒,時而狂喜,時而因憂傷而無力。他幾乎可以說是個無可救藥的男人。挫折常將他激怒。他竭力地爭辯,彷彿生命就是同虛偽和狹隘的抗爭。飽受放逐之苦的耶穌蔑視規約,喜好嘲弄那個時代的成規舊俗。用勒內的話說,耶穌「活在一個厭惡他、讓他痛苦的世界」。最後,他將「生存、愛、觀察和感受的樂趣」統統遺忘。

然而,這些折磨和考驗只是通往終極救贖的必經之路:並不意味著字面意義上的救贖(文森特對耶穌的受難毫無興趣),它指向獲得新生的旅程。對於人類來說,那個終點才是最終的烏托邦,才是米什萊的大革命的圓滿終結。對同耶穌一樣放浪形骸的人們(譬如文森特)來說,在心靈深處的某個地方,他們總能找到安慰與歸屬。

1874年到1875年的整個冬天和春天,在肯寧頓路的孤獨小屋裡這些念頭一直在醞釀。偶爾收到隻言片語的梵高夫婦對此略有耳聞。聖誕節的時候,妹妹利茲驚歎於文森特那些「了不起的想法」。2月,連多洛斯也在兒子的生日祝福中覺察到了「一些睿智的思想」。在遺失了的六個月的信件中,文森特一定已將這些「想法」向提奧和盤托出。他飽含熱情地將丹納、卡萊爾和勒內的作品片段添加到為弟弟準備的詩歌簿中。這樣一來,整本詩歌簿變得十分不倫不類,有讓人心醉神迷的情詩,也有反映他狂躁內心的哲學思考。文森特既需要深刻的思想,又需要粗淺的情感。所以,他既信奉卡萊爾晦澀的「無限神性」和勒內極富爭議的基督形象,也喜愛司布真慈祥講述著的那些簡單的真理。

然而,當文森特來到巴黎時,他對答案的渴求已經化作了一道律令。「敬畏上帝,守持戒律。」他在1875年夏天告誡他的弟弟,「因為這是我們應當盡的本分。」

福音派狂熱壓倒存在性焦慮——司布真壓倒卡萊爾——始於文森特那個春天去往布萊頓的朝聖之旅。布萊頓是南部海岸的旅遊勝地。每年5月和6月,福音派的基督徒們就從歐洲各地趕來集會,該集會像征著19世紀70年代的精神復興。儘管文森特本人錯過了這次集會,但他後來回憶,看到「上千信徒成群集結聽福音傳道」,沒有人不會為之「動容」。

不論出於何種原因,文森特的轉變已經完成。在巴黎,他突然變得虔誠。他每晚狂熱地閱讀《聖經》,寫信時字裡行間透露著《聖經》的智慧。他開始了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違背了他平時的生活習慣)。在給提奧的信中,他用一條古老的宗教箴言來總結目前的生活狀態:工作之餘不忘禱告。他戒除了肉腥,對麵包產生了神聖的興趣(這是「生命的食糧」)——同時也是種自我懲罰。他開始給家人和朋友寄去大量說教式的信件:滿篇都是經文、讚美詩和鼓舞人心的格言警句。大量信件如雪花般飛來,連虔誠的多洛斯都不安起來。他向提奧抱怨道:「文森特凡事太過認真。」從不信賴過度激情的多洛斯也許已經意識到,兒子新萌生的激情本質上並非某種新的信仰,而是逃離舊惡魔的絕望。「今天早上我聆聽了一個精彩的布道。」9月,文森特向提奧報告道。「不要糾纏在回憶中,」牧師說,「要有更多的希望。」

急於掙脫過去的文森特決心把曾經緊緊攥在手心裡的一切都拋諸腦後——有的他幾個月前還深信不疑。多年來,文森特一直鼓勵提奧獵艷。而今,他告誡提奧「要學會抵禦一切誘惑」。多年來,文森特一直渴望成為一名成功的畫商。而今,他開始鄙夷追求世俗成功的種種想法,一心只想像上帝那樣有一顆「豐盛的心」。幾乎連藝術本身都要被他否定。「不要再誇大藝術給你帶來的感覺,」他這樣提醒提奧,「不要把自己完全交給藝術。」卡萊爾和丹納的那些費了文森特一整個冬天來琢磨的新思想如今統統被他駁斥為「謬論」。同時,他不鼓勵提奧「想得太多」,以免讓智力荼毒了信仰。文森特對童年的不羈也幡然悔悟,不斷叮囑弟弟力爭踏上「那座獨木橋」(他借用了父親的詞彙)。多年來,文森特並不是教堂的常客。而今,他幾乎用命令的口吻敦促提奧「不管布道多麼枯燥」,「每個週日都得去做禮拜」。

當然,最讓提奧吃驚的變化便是文森特對他長久以來視為英雄的米什萊的否定。9月,提奧在信中提到他很喜歡一年前文森特強烈推薦的一本書《愛》。而文森特卻草草寫了一封警告信——「別再讀米什萊了」——並立馬寄了出去。幾周以後,他寄出另一封言辭同樣焦急的警告信:「我已經毀掉了所有米什萊等人的書。我希望你也這樣做。」一個月後,他還是很擔心:「我說的你做了嗎,丟掉所有米什萊的書?」一周後他又催促道:「我希望你丟掉所有的書,現在就動手,照我說的做吧。」

文森特為什麼會如此急切?在文森特被罪惡感佔據的心中,米什萊就是性的代名詞。擯棄法國人的情愛作品和抵制性的誘惑是文森特清心寡慾的生活的一部分。對文森特來說,必須時時警惕此類誘惑,因為它潛藏在每個角落。(他的守戒生活包括閱讀《聖經》,晚上盡可能多地拜訪朋友。)很快,文森特的道德狂熱讓他否定了其他書籍。他很肯定地要求弟弟除了《聖經》之外什麼也不要讀,而這種肯定只能反映他內心的不安與不確定。其他的書籍一概「令人厭惡」。他告誡提奧,像海涅和烏蘭德這樣的浪漫主義者統統都是「危險的陷阱」,「千萬要小心,不要與他們同流合污」。至於勒內的《耶穌的一生》,文森特斷然讓提奧「丟掉它」。

1875年秋,米什萊、勒內等人的作品相繼遭到文森特的排斥。之後,他又熱情地向弟弟推薦了自己最喜愛的書:托馬斯·坎佩斯的《效仿基督》。這本創作於15世紀的新教徒精神指南刻畫了比《聖經》還栩栩如生的基督形象——基督並沒有被刻畫成一個傳記人物,而似乎是個親密的朋友。不像卡萊爾和勒內筆下身負千年使命、遙不可及的「英雄」,坎佩斯的耶穌用「心靈的語言」直接和讀者對話:分外真誠,通情達理,對人間疾苦飽含憐憫。他時而建言獻策,時而厲聲斥責,時而循循善誘。《效仿基督》中經典的智慧和老式的甜蜜極大地撫慰了孤獨的文森特。坎佩斯的《效仿基督》讓他的信徒們確信「不論成功還是失敗,上帝都一如既往地愛我們」,以及孤獨是忠誠的徽章而非詛咒。他表示,所有真正的信徒們全都「在世上如陌生人一般地行走在朝聖之路上」,「他們都很樂意忍受流亡之苦」。

在那個秋天一封接一封的信中,文森特在18歲的弟弟面前扮演起了坎佩斯筆下給人帶來福音的基督的角色。幾個朋友接連去世、工作不愉快和生病臥床不起的提奧成了文森特進行福音傳播實踐的理想對象。文森特沒有採用慣常的那種煽動性的講道方式,而是以安靜鼓勵的方式讓提奧認識到,青春期動盪的本質是空虛,「不必過於在意」,「不要把挫折看得太重」,「不要對世上的事抱有過多期待」,甚至「不要做太多夢」。「只要心靈皈依上帝,那麼一切都會好起來。」對提奧受傷的腳踝,他這樣表示。「拿出一點勇氣來,孩子,」他富有哲理地總結道,「前進的路上時而晴朗,時而陰雨——對,就是這樣。」對於一個反覆無常的、生活已被狂躁的內心和痛苦的失望撕裂的年輕人來說,這不能不說是想像的巨大飛躍——在現實中抓不到的寧靜終於在此刻被緊緊握在了手中。

文森特不僅給提奧,而且給妹妹惠爾和安娜寄去了《效仿基督》,人人都表示收到了他「善意的信件」。但那個秋天,感受到文森特巨大熱情的人並不是提奧,或者任何一個梵高家的親人,而是文森特的室友,哈利·格拉德威爾。

文森特在古庇爾位於夏普塔爾大街的辦事處遇上了這個年輕的英國人。他是畫商父親送來古庇爾受訓的學徒。在巴黎這個大都市中,這個長著一對招風耳和講一口蹩腳法語的鄉下年輕人看起來很滑稽。「一開始,每個人,包括我,都笑他。」文森特報告道。但宗教讓兩人走在了一起。10月,他們不僅合住一間公寓,而且還擁有共同的信仰。每個晚上,他們都會大聲「從頭到尾」朗讀《聖經》。文森特說,週末他們會早出晚歸,「訪遍每間教堂」。文森特熱情地將坎佩斯的《效仿基督》講給他18歲的年輕夥伴聽,禁止他「過於眷戀家庭」——因為這違背了坎佩斯歸隱和尋找孤獨的指示。格拉德威爾與父親的親密關係也一度受到了文森特的指責。他認為這「很危險」,也「不健康」——「這是盲目崇拜,不是愛。」文森特堅持道,坎佩斯曾說,父母的愛應該被打上悲傷與懊悔的烙印——至少在這一世。

但在哈利·格拉德威爾身上,文森特忽略了坎佩斯關於「切斷所有情感聯繫」的告誡,長久以來一直渴望有人陪伴的文森特在笨拙和遭到排擠的格拉德威爾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很快將自己喜歡的詩歌列入了他的夜讀書目(兩人有如家人一般親密)。他糾正格拉德威爾的飲食計劃,讓他嘗試領略收集畫作的樂趣,領他到博物館參觀他「最喜歡的畫」。格拉德威爾正是提奧的年紀,無親無故,欣然接受了這個順從、細心的弟弟的角色,這個早已被提奧遺棄的角色。每天早上,他來到房間叫醒文森特,給他做早餐。他們一起步行上班,一起圍著文森特房間的小爐子吃飯(文森特稱之為「我們的房間」)。他們一邊談心,一邊走過巴黎的大街小巷。「我喜歡和哈利在曙光初照的塞納河邊散步,」多年後,文森特高興地回憶道,「我想念他棕色的眼睛。那雙眼睛會發光。」

沉浸在新鮮友誼和虔誠信仰中的文森特對外界的一切都漠不關心。不論身邊的巴黎藝術世界如何風起雲湧,不論青年畫家如何在咖啡店和酒館謀劃藝術革命,保守派如何撰寫憤怒的評論,不論莫奈和雷諾阿的阿讓特伊河畔的風景如何受到羞辱嘲笑——或者擁護支持,文森特卻把自己與他年輕的追隨者關在蒙馬特的小屋內,閱讀《聖經》,效仿坎佩斯筆下的基督:「將你的心從可見的美好中收回,去放眼不可見的事物。」

文森特即使放棄藝術也不願放棄他的新夥伴,但藝術反而為他獲得了新的友情。去年還在倫敦的時候,他就已明確地將庫房中的宗教畫列入了最愛。1874年8月,他還特意前往大英博物館專程去看倫勃朗的基督像。整個冬天,文森特牆上頻頻更換的畫作無意中記錄下了他的精神朝聖之旅,司布真、米什萊、卡萊爾、勒內,都是他曾經仰慕的對象。撩人的女士和表現資產階級生活的畫像被撤下,閱讀《聖經》、洗禮、宗教英雄、虔誠典禮的場景被換上。受到卡萊爾自然神性觀的影響,牆上便出現了一系列寧靜的落日、若隱若現的曙光、翻滾的天空和低垂的雲彩(尤其是法國風景畫家喬治·邁克爾的作品)——構築了自然與宗教永恆的聯繫。

但卡萊爾的自然神性很快被勒內的基督所取代。在最為傑出的巴比松風景畫紀念展中,文森特只挑選了一位畫家的作品,那便是卡米爾·柯羅的《橄欖樹園》。在老大師的作品展中,他對倫勃朗的《基督下十字架》倍加讚賞。在盧浮宮和盧森堡宮畫廊的豐富寶藏中,他向提奧推薦了另一幅反映耶穌生活的作品,那就是倫勃朗的《以馬忤斯的晚餐》。他寄去兩幅版畫慶祝母親9月的生日:《耶穌受難日》和《聖奧古斯丁像》。來到巴黎幾個月後,小屋的牆上多了一幅耶穌誕生像、一幅修道士像和一幅名為《效仿基督》的畫作。

文森特超凡脫俗的愛好給他的工作帶來了種種問題。6月,當他得知不能如願回到倫敦的時候,這股新鮮的勁頭馬上無影無蹤了。他對基督的虔誠不但沒能撫平他的失望,也沒能讓他在夏普塔爾大街結交除了格拉德威爾之外的第二個朋友。在阿道夫·古庇爾的國際商業堡壘中,沒有什麼比《效仿基督》中宣揚的疏離和苦行更不合時宜的了。文森特的追隨者,商人的兒子又怎麼可能履行坎佩斯諄諄教誨的律令呢?「不要對富人諂媚,也不要成為權勢之人。」如果文森特試圖說服身邊的人——他當然很想這麼做,那麼他們一定會像森特伯伯那樣不耐煩地斷然拒絕:「我對迷信的事情毫無興趣。」

文森特後來將他在古庇爾的銷售工作戲稱為「娛樂顧客」。這從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文森特卑下的職位和他慘不忍睹的銷售業績。作為一名銷售員,他天生的缺陷在夏普塔爾大街顯得更為惹眼:粗獷的外形、不安的眼神、尷尬的舉止。巴黎的太太們來到古庇爾石灰岩建成的藝術大殿裡,都稱他為「那個荷蘭鄉巴佬」,並對服侍她們的文森特多加苛責。在文森特眼裡,她們不是需要招呼的顧客,而是需要教導的無知之徒(這正中他的下懷),或者說是需要被懲戒的俗人。據說,一些顧客的「愚蠢」曾激怒了文森特。當另一些顧客指著新買下的作品稱「這才是潮流」時,他會因為震驚或生氣而不予迎合。顧客們便憤憤不平地表示這個陌生的職員「膽敢挑戰他們的品味」。面對這樣的挑戰,坎佩斯對於誠實說話和做事的要求讓文森特更為固執地說一不二。他的無禮不止一次驚動了上級。文森特時常受到懲戒,以防成為同事的壞榜樣。

更糟的是,坎佩斯崇尚的「簡約與質樸」也讓文森特在藝術品味上顯得更加怪異。他對一位風格怪異和壓抑的荷蘭畫家馬蒂斯·瑪麗斯產生了莫名的興趣。瑪麗斯是巴黎公社的前社員,住在文森特的寓所附近。這又是一個資產階級出身的墮落之子。他曾為古庇爾工作,與他成功的藝術家兄弟雅各布和威廉一樣,創作迎合大眾口味的作品。但是,有一天,他突然一反常態,將自己從前的作品鄙夷為「粗製濫造」的作品。他開始以怪誕的象徵主義風格作畫,過起自我放逐的隱士生活。當文森特在父母面前表露出對瑪麗斯「才華」的傾慕時,多洛斯歎惜道:「文森特對瑪麗斯那些黑壓壓的畫很熱衷,我希望他的口味能轉移到那些顏色更強烈更明亮的作品上去。」

儘管他們近在咫尺,文森特卻沒有告訴家人他曾去拜訪過隱逸的瑪麗斯。他終於找到了一顆惺惺相惜的心。他們有著同樣超凡脫俗的訴求,同樣與家庭疏離,同樣有著叛逆的熱情,同樣有過格格不入、慘遭拒絕和消極避世的經歷。那個秋天,文森特開始為這位老人準備詩歌簿。在扉頁上,他援引了坎佩斯的話:「在你處處受到排斥時,有一個真心的朋友該有多幸運。」

坎佩斯的教誨、瑪麗斯的榜樣和古庇爾接二連三的麻煩逐漸改變了文森特的世界。舊的想法煙消雲散——不僅是曾經對伯伯的仰慕,還有他對財富和特權的態度。對他曾渴望成為其中一員的階級,他萌發了前所未有的敵意——在這個階級中,從來都不存在能容納他的位置。現在的文森特認為討價還價就是「想佔別人的便宜」,藝術品交易「不過是合法的偷竊」。「一切的一切,」文森特後來寫道,「本質上都是金錢的交易。」文森特控訴著,出離的憤怒和漂泊無依致使他再次用煙斗來拂去心頭的愁雲。他不斷徜徉在巴黎街頭,避開一個又一個博物館,卻在墳墓前久久駐足。他將自己的古庇爾生涯鄙夷為「在地獄的日子」,蔑視自己對老闆森特應盡的家族責任。也許,他內心的反叛最為明顯地體現在對嚴格的著裝規範的藐視上。坎佩斯曾說,你的虔誠「不因華麗的霓裳增加半分,也不因破爛的衣衫減少半分」。

眼前雖然有基督的引領,文森特依然無法放棄人世的種種浮華,其中之一便是對家庭的嚮往。聖誕節的臨近再次點燃了回家的渴望。由於父親接受了新的職位,一家人會在佈雷達的市郊小鎮埃滕慶祝節日。由於埃滕離津德爾特只有四英里,所以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雙重意義上的回歸。文森特早在8月就已經訂好了聖誕計劃。9月,他寫信給提奧表達自己對聖誕節的期盼,還讓會計每月在自己的薪水中扣留一部分,因為「在聖誕節我會需要一大筆錢」。12月初,寫了一大堆信的文森特一遍遍地修改著他的返程計劃。每當畫廊收到繪有銀裝素裹的鄉村景致的畫作時,文森特便會想像這就是即將到來的聖誕團聚景象。他滿懷希望地寫道:「冬天很寒冷,但是人心很溫暖。」

12月23日從巴黎開出的通宵火車不但載著啟程的文森特,還載著幾乎要將他壓垮的失敗感與罪惡感。連月來似箭的歸心更是讓這種感覺彷彿有千斤重。因為他的消息會毀掉這個最為美好珍貴的假日:他不能在古庇爾待下去了。

關於文森特被解雇的記載並不完整,也很含糊,但有一點大家都很確定:文森特已經預見到了這個後果。在之後給提奧的信中,他稱他並不是「突然」被攆走的,也模糊地承認他「幹了一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許很糟糕的事」。原因之一必定是文森特擅自離店度假。事實上,文森特的假期常被取消,而且是在最後一刻——在畫廊的旺季,這並不稀奇。但連月來的計劃和嚮往讓文森特公然頂撞上司,擅自離開。也許在為爭取假期的爭辯中,文森特「突然爆發,憤然離去」(多年後他這樣向提奧坦白道)。一開始,家人一無所知。直到假期臨近結束,提奧也已經去了海牙,文森特才和父親坐下來進行了一場「坦誠的對話」。

即便那時,他也沒提自己擅自離開極有可能會被解雇,只是以煽情的方式含糊其詞地描繪了自己的困境。這場談話後,多洛斯告訴提奧:「文森特很不快樂。我想現在的職位並不適合他……也許有必要改變他現在的處境。」即便在1月3日,文森特登上了從佈雷達開往巴黎的火車時,他還是沒有告訴父母實情。與家人告別之後,多洛斯告訴提奧:「文森特決定還是應該留在古庇爾。」安娜也記錄下了兒子臨別時的話:「我還是期望能繼續這份工作。」

像文森特擔憂的那樣,1月4日他返回古庇爾的第一天便接到瞭解雇通知。是利昂·波索,森特的合夥人之一帶來了這個消息。文森特形容這次碰面「極不愉快」。當面對留店察看期間擅離職守的罪名,還有一連串的顧客投訴時,文森特陷入了沉默。「我沒有理直氣壯地還嘴。」他告訴提奧。因為他一定知道,這是高層的決定,波索也沒有選擇的餘地。1月,梵高家史將此事一筆帶過:「文森特接到了他被解雇的消息……大人物們早就察覺他不是經營生意的材料。看在他伯伯的分上才讓他待了這麼久。」

文森特似乎仍然想為自己的遭遇辯解。那天在給父親的信中,他終於承認了自己擅離職守的事實,但仍將自己的被解雇說成了似乎是為了維護尊嚴而不得不辭職。面對提奧,他把自己詩意地比作了一個「微風一吹就會從樹上掉落的成熟蘋果」。在餘生中,這個令他飽嘗羞辱的插曲不時會在他腦海中浮現。他一面懊惱自己像基督一樣「默默忍受」,一面講述自己當時面對波索的指控完全可以反駁和辯護,但他沒有這樣做。「如果當時我想的話,我完全可以辯解,我也完全可以繼續留在古庇爾。」多年後,他仍試圖向提奧辯解。

但文森特當時的種種努力卻沒能將羞辱減弱半分。「他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多洛斯哀號道,「這簡直是樁醜聞!讓我們蒙了羞!……太令人傷心了。」「真叫人心痛,」安娜也慟哭了起來,「誰會料到這種結局?……我們看不到一點希望……真叫人絕望。」再也顧不上矜持和禮儀,夫婦倆在一封又一封給提奧的信中盡情傾吐著他們「無法言說的痛心」和「失望的苦痛」。他們認為文森特的恥辱是「天父讓我們背負的一個十字架」,只希望醜聞不要傳到埃滕。

他們對文森特尚存的一點同情也在此刻消失殆盡。他們確信文森特這是自食其果,卻要讓家庭蒙羞。多洛斯責備文森特毫無上進心,抱有「病態的人生觀」,無能到「連自己都照顧不了」。幾個月前,約翰內斯的自殺(基於某種不明的宗教信仰)剛剛讓安娜遭受喪弟之痛。她認為文森特的遭遇源自他對家庭和階級責任的拒絕。提奧表示,文森特「不論在哪裡都會惹出亂子」,試圖以此寬慰父母。家史則總結了大家的觀點:「文森特總是那麼讓人捉摸不透。」

牧師和他的妻子盡一切努力封鎖消息。他們命令提奧及任何知情人士不得在巴黎宣揚此事。他們在信中寫道,每個人都應該「裝作什麼也沒發生」。如果有人問起,提奧只消說:「文森特想換個工作。」與此同時,多洛斯讓弟弟科爾在他阿姆斯特丹的書店給文森特安排一個職位。如果文森特能在最後的離職期前從梵高家的一份產業轉到另一份產業(波索給的期限是4月1日),他們也許就可以免於蒙羞。多洛斯還一度以為自己可以讓巴黎的「大人物們」回心轉意。他焦急地給文森特去了一封又一封信,以最嚴厲的口吻催促他重新去見波索,賠禮道歉,誠心悔過,挽回工作。

但一切都無濟於事。波索的立場很堅定。科爾叔叔對這一家子的困境表示了同情,卻不願給這個令人頭疼的侄子提供一份差事。森特伯伯也沒有一句安慰——他的態度最終在家史中可窺得一斑。「伯伯失望至極,」家史撰寫人,文森特的姑媽寫道,「他曾多麼希望這個與自己同名的侄子掙得一份好前程。」

埃滕的多洛斯猶如失去了兒子一般哀痛萬分。他躲在書房中寫下了週末的布道:「願主保佑悲痛之人。」

多洛斯和安娜決定不惜一切代價維護森特對他們僅剩的一點眷顧。為了保護提奧不受哥哥醜聞的影響,兩人可謂用心良苦。他們督促提奧保持與古庇爾的良好關係(特別是與泰斯提格的)。他們告誡提奧,「文森特在這點上的疏忽」才導致了今天的局面。從前那個在津德爾特牧師公館口口聲聲要求孩子們團結一心的安娜現在卻給提奧寄去了一些尖銳的提醒:「我們大家都得學著獨立,不能再相互依靠。」如果提奧對文森特產生了任何兄弟間的同情,他們會立即將其扼殺。必須讓文森特得到教訓,他們寫道:「再不要把他的好放在心上。」兩人時不時地以「傷透了心的爸媽」的落款給提奧寄去告誡信,唯恐提奧會忘掉他的哥哥曾給這個家庭帶來的傷害。

在蒙馬特的寓所裡,被悔恨擊垮的文森特開始檢視自己殘破的人生。他後來把這次解雇事件稱為「一場災難」——「彷彿一下子掉進了黑洞」,「苦心積累的一切轟然倒塌」。在古庇爾六年的心血化為泡影。他曾為自己的名字驕傲,卻親手將它抹黑;他渴望弟弟的仰慕,卻把弟弟推到了困窘的境地;他嚮往家庭的團聚,卻生生給家庭蒙上了恥辱。在這遲來的悔悟之心的驅使下,文森特給家人和朋友寄去了一連串的信件和禮物,但統統只得到了禮貌的回應——或者,像森特伯伯那樣壓根沒有回應。提奧也只有零星的幾封來信。文森特向提奧打聽最近的新鮮事:「很久沒有你的消息了……給我講講你的生活吧。」從其他途徑得到提奧的消息讓他更為傷心:提奧又升職了,完成了一趟成功的春季銷售之旅,森特伯伯對他大加讚賞,給了他大幅的加薪。文森特則出於愧疚,退回了父親給他寄來的40弗羅林。

1月底,哈利·格拉德威爾也搬出了文森特的寓所。孤獨只能讓自責雪上加霜。格拉德威爾選擇這個時機讓文森特心生疑惑,畢竟他與波索翻臉才幾周。沉淪在妄想中的文森特開始責備格拉德威爾與波索合謀排擠他。這個英國人的偶爾來訪並不能阻止文森特陷入曾經的自憐自艾。「我們不時會感到孤單,渴望朋友,」他提筆給提奧寫信(他一貫的作風便是用上複數「我們」來掩飾自己的痛楚),「如果我們能找到那個『知音』,也許一切都會不同,我們也會更快樂。」在格拉德威爾淡出文森特生活的那些日子裡,文森特開始依戀畫廊的另一位職員,弗朗斯·蘇卡——另一個愁苦的荷蘭青年。蘇卡與妻子、岳母同住。文森特還拜訪了他們的家。文森特稱兩人「心心相印」,還曾一度有過在他們家寄居的念頭。

但他必須要離開。這樁醜聞讓他無法繼續在巴黎立足。出於責任,父母讓他前往埃滕,但在那兒無疑也躲不過羞辱。文森特「執意」回到英國,至於原因,他並沒有披露。然而,一個人生存的前提是一份謀生的差事。多洛斯緊張的經濟狀況已經容不得他閒散度日——即使文森特願意讓父親接濟。但文森特對於要幹什麼一無所知。突然「被攆出」(他的原話)古庇爾讓他士氣低落,漫無目標,一想到新工作就一籌莫展,倍感窘迫。「人們只會當你是個『失業的人』,總會對你疑神疑鬼。」父母則建議他去當會計,或者基於他的優勢或經驗在博物館找一份差事。或者,如果說他真的「熱愛這份職業」,為何不像他的伯伯一樣成為一名畫商,自己開創一份事業呢?

但文森特對藝術已經喪失了熱情。他只關心如何修繕與弗朗斯·蘇卡及哈利·格拉德威爾的關係,他們還是每週來到文森特的小屋朗誦詩歌。他覺得他「喜歡指導別人」,給父親的信中他對此有過模糊的表述,只是希望「能在這方面積累熱情」。他讀了喬治·艾略特的《菲利克斯·霍爾特》,此書講述的是主人公通過教導年輕的男孩子們來維持自己和寡婦母親生活的故事。他也夢想著能成為這樣的人。抱著這個念頭的文森特開始在英語報紙上尋找老師和家庭教師的工作。父母認為他的希望很渺茫。「這樣的工作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努力才能獲得的必要的資質和能力,」他們擔憂道,「顯然,他並沒有作好準備。」

文森特所有的求職信不是遭到拒絕就是杳無音訊。隨著離職期限的逼近,他變得越來越焦慮,4月1日似乎成了審判日。「我的日子快要到了。」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不顧父母的反對,他決定一離開古庇爾就去倫敦——不管有沒有工作。路上,他會在埃滕稍作停留。同時,為了與苦苦折磨他的焦慮和自責對抗,他決定再一次向坎佩斯的基督求助。「當人們蔑視你,審判你的時候……你會感到巨大的安慰。」坎佩斯承諾道。基督不也「遭到朋友和熟人的背叛了」嗎?

離開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文森特卻埋首投入了另一項歷時更久、意義更深遠的興趣之中。雖然近乎赤貧,文森特還是不斷地買入畫作,他的收藏日益壯大。在巴黎的最後幾周裡,他沒有忙著和朋友們道別,也沒有去自己喜愛的地方走走,卻只是一門心思完成他為馬蒂斯·瑪麗斯製作的剪貼簿。屋外風起雲湧的新藝術革命與他無關,業已崩塌的前程也已沒有那麼重要,他獨自坐在閣樓上,一頁一頁地抄寫著孩童時代就耳濡目染的詞句——安徒生、海涅、烏蘭德、歌德,用鋼筆和墨水召喚著他最誠摯的朋友們;他忙碌地記下一行又一行細密的筆記;腦中反覆放映著那些熟悉的畫作——夜霧、銀色的月光、死去的愛人、孤獨的流浪者,它們對高尚之愛的執著撫慰了文森特的心靈。

文森特在3月31日週五,他23歲生日的第二天,離開了巴黎。文森特向來討厭告別,在後來的一生中,他都用緊急的行程來避免這一場面,所以這一次的離開也十分平靜。格拉德威爾去火車站為他送行,之後,頂替了他的職位,搬進了他的房子——三年前發生在提奧身上的事情而今在他身上重演。臨行前的最後一刻,文森特接到了拉姆斯蓋特一所小小的男子學校的聘任信。拉姆斯蓋特是英國海邊的度假勝地。這個消息給了文森特一個全新的開始,讓他的結局不至於太糟糕。這雖然算不上是份好差事(一開始沒有薪水),但它起碼提供食宿,讓他可以避羞療傷。

埃滕的短暫停留又激起了一些舊日的熱情。文森特為家裡的新屋子、埃滕教堂和牧師公館畫了一幅鉛筆素描。每一處籬笆、每一根木樁、每一扇窗框,以及每一筆輪廓,都仔仔細細、一絲不苟地用鋼筆描畫加粗。他還搭火車去了一趟布魯塞爾看望病中的伯伯海因。他也許還去了一趟津德爾特。父母稱他在埃滕的這些日子「很是美好」,並飽含希望地堅信「他是個好孩子」。文森特對家留戀了起來。原本只住「幾天」的計劃逐漸延長到了幾周。4月8日,提奧也回來了,雖然只是因春季銷售旅行繞道經過埃滕。

但文森特不能留下來。藝術這個話題無可避免,而每次提起,他的父母就會不自然地掩飾他們的失望。他們的兒子丟掉了一份他那麼熟悉的工作,卻要去從事一份他一無所知的職業。安娜哀歎:「他曾那麼熱愛藝術。現在要將它們統統拋棄不知該有多感傷。」「希望他找到的是份好工作,一所有24個男孩子的寄宿學校畢竟也非同小可。」提奧的到來更是讓大家都忘記了不愉快。接下來,提奧會返回海牙,協助古庇爾搬往普拉茨另一個更新、更奢華的畫廊。

《埃滕的牧師公館與教堂》,1876年4月,紙上鉛筆和墨水,英吋×英吋。

文森特的火車定於復活節的前兩天,4月14日的下午兩點開往鹿特丹的港口。直到孤身一人站在月台的那一刻,文森特才最終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他在放逐自己。但他很快克服了這個念頭,並胡亂寫下了一個字條。「我們常要面對別離,」他這樣寫道,「但這是最讓人悲傷的一次。」上了火車之後,他還不停寫著,對下一次的歸來抒發見解。「神的保佑讓我們的希望更堅定,也給予了我們更多的勇氣。」在接下來的五年裡,他用言行(之後是畫作)檢驗了這一信念:只要對主足夠虔誠,家庭也會重新接納他。

就在幾個月前,當火車駛離文森特童年的草地和溪岸時,思鄉、愧疚和憤懣一股腦兒全湧上了文森特的心頭。當時,他恰巧發現了一首能夠完美捕捉當時心情的詩歌。他把這首詩寄給了提奧,表示「它深深打動了我」:

一個受傷的魂靈跌撞在……

人生第一個逍遙谷,在那兒,年少無憂的你,

總愛聆聽自己沉默中的歌唱。

我的心,你是懷著怎樣苦痛的熱忱迷醉在

給予你生命的家園……

但妄念,你總生生把我們欺騙!

在你斑斕的幻境中,一個五彩的未來

正生成一張滑輪織就的網,好似一個燦爛的夏日,

那震顫的耳朵不就是無數個太陽嗎?

你撒了謊。但這樣的魅力誰人能擋,

透過淚水織就的稜角,在寶石紅的遠方,

依稀可見閃耀著霓虹的鬼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