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當年阮玲玉的影迷，大多是學生或者文藝青年，而胡蝶的粉絲，則是生活優越的中產階級。文青向來無法代表時代的主流，於是，1933年，胡蝶以21334票當選「電影皇后」，阮玲玉只得到第三名。
這種差異顯然不是因為胡蝶更美。
單從外貌看，胡蝶珠圓玉潤、高貴大方，大臉大眼長身量，雖然富貴逼人，卻少了阮玲玉那種百轉千回的嫵媚，後者眉目間流轉的哀愁與小清新似乎更能打動觀眾。
只是，「美人」到了一定段位，能出位的便不再是容貌的比拚，性情、處世、性格、教養、才華、氣質這些綜合因素，都會為一個女子加分或者減分。
熟女胡蝶，顯然更勝一籌。
1924年，中華電影學校招生，一千多人應試。
一個叫胡瑞華的十六歲姑娘很忐忑，雖然家裡最顯赫的親戚是父親姐夫的哥哥——北洋政府「內閣總理」唐紹儀，但血緣的迂迴早已稀釋了親情的力度，怎樣才能從千人之中脫穎而出？
她靈機一動，別出心裁地梳了一個橫S髮型，在左襟別了一朵大花，長長的耳墜古雅地從耳垂上流瀉下來，身著長裙圓角短襖，很復古的打扮，在密密麻麻的時裝新女性中卓然不群。
她如願以償地成為中華電影學校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學生，系統學習影劇概論、電影行政、西洋近代戲劇史以及導演、化妝、舞蹈、唱歌等十多門課程，還有騎馬、開車之類明星必殺技。從只有幾個鏡頭的賣糖果的女孩到女一號，她積累著從量變到質變的能量。
終於，《秋扇怨》讓胡瑞華破繭變為胡蝶，成為邵逸夫哥哥邵醉翁創辦的天一公司當家花旦。
縱然天資再高妙，也沒有人能夠隨隨便便成功。
胡蝶後來在回憶錄裡說：「天一太過於從生意眼光出發，影片的娛樂性功能多於藝術性，且多數影片停留在宣揚舊道德，不合時尚潮流，雖擁有一定的觀眾，但卻不能給觀眾回味的印象。」別的女明星為情事苦惱時，她已經在考慮電影商業價值與藝術成就的統一，境界雲泥。
她頗有語言天賦，能說流利的粵語、閩南話、上海話，甚至為了學普通話專程到北京拜梅蘭芳為師。1931年，有聲電影取代默片成為主流，她主演了中國第一部蠟盤發音的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演戲配音時，在錄音棚一待就是七個小時。
雖然她自謙「論演技，我是不如阿阮的」，但深陷情傷的阿阮付不出她這份功夫。
所以，她成為影壇無人能及的一姐。
她的頭像變成最時髦的裝飾；她穿的旗袍、戴的首飾一出街便被拷貝；八卦雜誌關注著她的一舉一動，把她的打扮從頭到腳分析給讀者，以她作為最美麗女子的模板，甚至，她的酒窩也成了美女的重要標誌。
她是一個懂得入世的美人，竭盡所能地扮演好社交名媛、公眾人物的各種角色，而不是做個「純粹的演員」。張恨水評價她：「為人落落大方，一洗女兒之態。性格深沉，機警爽利，如與紅樓人物相比擬，則十之五六若寶釵，十之二三若襲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一個熟女，懂進退、知分寸，溫順與堅韌兼有，理性與乖巧皆具，珍愛自己也不妨礙他人，有誰不願力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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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三十箱畢生積蓄的丟失，她這輩子可能就安穩地和丈夫潘有聲一起經營「胡蝶牌暖水瓶」，在平等而尊重的婚姻中終老了。
三十個箱子把戴笠送進她的生活。
粉絲的熱情有多可怕，看看劉德華就知道。
她的骨灰級粉絲戴笠，初到上海時，即使吃飯都成問題，也要買票去看胡蝶的電影。當了復興社特務處長之後，依舊頻繁出現在南京的白天鵝電影院，他樂呵呵地對人說，胡蝶的一舉一動和一顰一笑都恰到好處，什麼角色讓她一演就活了，可真是中國特有的藝術之花。她的作品《歌女紅牡丹》《火燒紅蓮寺》《啼笑因緣》《空谷幽蘭》，他久已爛熟。
可想而知，當偶像胡蝶找上門來拜託尋找三十箱丟失的珠寶後，粉絲戴笠喜不自勝。一個普通的捉賊案，他慇勤地用上了軍統特權，砰砰地拍著胸脯保證，絕對不能委屈了我們的大明星。
在戴笠的授意下，軍統安排胡蝶一家到重慶，在朋友夫婦安排的盛大舞會上，戴笠第一次見到了他的女神。
不過，高傲的夢中情人對他甚是冷淡，只跳了一支舞便離去。
戴笠悵然若失，接著鍥而不捨。他在除夕夜把胡蝶一家請到自己的曾家巖公館吃年夜飯。酒宴開始，戴笠一掃往日的冷峻嚴肅，滿臉春色，談笑風生，興奮得像個大孩子；飯後，他陪胡蝶的孩子們玩紙牌，出牌時做出各種鬼臉，逗得他們哈哈大笑；之後，又帶著孩子們到花園放煙花。
無論如何，我也形容不出飛揚跋扈的特務頭子陪著心愛女子和別人生的孩子做遊戲的情形，只能說，他用情不淺。
寶箱裡的東西只追回了一小部分，戴笠卻按照清單從國外買了同款回來補齊，帶著這些寶物，他再次來見胡蝶。
寶箱被打開的那一刻，胡蝶百感交集——雖然這些物品與自己原有的相似，卻是全新甚至貼著商標的，她瞬間明白了戴笠的用心。
推辭嗎？亂世中自己一家老小寄人籬下，處境的艱辛容不得她撂出擲地有聲的拒絕。接受嗎？見慣風雲的她不會不清楚接下來的代價。一點兒都不動心嗎？恐怕沒有女子能夠在這樣感情與物質的雙重夾擊下紋絲不動。
她是個多麼玲瓏的女子，當著戴笠下屬的面，她微微低首，輕聲說：是的。
或許，只有成熟的稻穀才懂得彎腰吧。
接下來便順理成章了。
形同虛設的丈夫被打發到滇緬經商，即使明知把妻子一人留在重慶是羊入虎口，可是看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和白髮蒼蒼的岳母，想到傳說中戴笠的冷酷乖張，潘有聲只能忍痛淚別。
他是真的愛老婆。
姑娘們，其實一個真正愛你的男子，無論如何也不忍讓你去死，他寧願守著有缺憾的你平靜終老，也不捨得讓你去捨生取義。
終於和偶像走到了一起，粉絲的狂喜亟需宣洩。
她想吃南方的水果，他立即派飛機從印度空運；她說拖鞋不舒服，他一個電話讓人弄來各式各樣的鞋子給她挑；她隨口說窗戶小光線暗，他急忙命令在公館前方，專門為她再建一幢花園洋房；他還選了地名吉利、環境優美的神仙洞另修居所，為了汽車可以直達門口省卻她的爬坡之苦，他親手測地形、修車道，所經之處人畜撤離，房屋拆遷；他還親自設計在斜坡上用石塊鑲成「喜」和「壽」兩個大字，栽種各種奇花異草。
甚至，他遣散了所有相好過的女子。
而她，已經三十六歲，最好的年華早已逝去，還拖著兩個孩子，離過一次婚。如果他願意，比她年輕美貌的女子很多。
她愛他嗎？
不用拿迫不得已來替她遮掩，也不用揣測她是否移情，一個三十六歲的熟女太明白愛情是什麼，太清楚生活的起承轉合，太瞭解人生的悲欣與不得已。猶如她自己在《在重慶的日子》裡所說：「關於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傳言，而且以訛傳訛，說胡蝶也未吃虧，她的丈夫潘有聲因此在當時唯一對外通道的滇緬公路來回走單幫，有戴笠主管的貨運稽查處免檢放行，確也撈了一筆橫財，成了確鑿之據的事實。現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齡也算高壽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實是很短暫的。對於個人生活瑣事，雖有訛傳，也不必過於計較，緊要的是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她還說：「我並不大在乎，如果我對每個傳言都那麼認真，我也就無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張學良跳舞的事情，鬧了近半個世紀。現在不都澄清了嗎？」
很聰明的回答。沒有急切地辯白，沒有錙銖必較地摳字眼，沒有擺事實講道理試圖把一切交代清楚，更沒有人言可畏的尋死覓活。
明白卻不點破，你設扣，我入扣，欲語還休，這就是熟女的火候。
1946年3月17日，籌備著和蝴蝶結婚的戴笠死於空難。
隨著飛機的爆炸聲，一段是非莫辨的情感化為塵埃。
第一時間，她回到丈夫潘有聲身邊，兩人遷居香港。
她重登心愛的銀幕，但她很清楚，年過四十的自己不再是舞台上的主角，既然老去就要演適合年齡身份的角色，於是，她改演中老年配角，雖然戲不多，但她依舊認真。
平常心為她重新鑄就了另一段輝煌，片約不斷，和李翰祥合作的《後門》讓五十二歲的她成為第七屆亞洲電影節最佳女主角。
她和丈夫繼續經營「蝴蝶牌暖水瓶」，他真是個寬厚而深愛她的男子，無論是在外的生意，還是在家的生活，包括一雙兒女的教育，他都安排得妥帖周到，直到1959年，他因肝癌躺在了病床上。
那是她最痛苦的日子，她瞞著他病情，輕鬆地勸慰他，和他一起計劃病癒後去歐洲療養，期待著奇跡的發生。
1959年初秋的一個清晨，她開了一罐他愛吃的草莓罐頭，他像有預感一般拉過她的手，抱歉地說：「瑞華，我實在有些對不起你呀，今後的日子還很長，兩個兒女，就靠著你一個人啦。」
這次，她演慣了別人的悲喜，卻哭不盡自己的哀傷。
晚年，她改名「潘寶娟」，「潘」是對亡夫的紀念，「寶娟」則是她兒時的乳名，人生漸行漸短，她越發返璞歸真。
她把家安在溫哥華一座靠海的二十五層的公寓裡。每天，陽光掠過太平洋的波濤照進她的陽台，她和老姐妹們打麻將，學英語，逛唐人街，還結伴去參觀了好萊塢。
1989年4月23日，她說：「蝴蝶要飛走了。」
這是她人生留下的最後一句話，八十一歲的古稀老婦依舊有著詩意情懷。
前些日子，和做娛記的閨蜜聚會，聊起娛樂八卦和坊間傳言，她一邊用攪拌棒旋轉著杯子裡的星冰樂，一邊若有所思地說，其實，女明星們會紅很久的，都對人很溫暖、很和善，一個人想紅，最重要的其實是拎得清和不驕傲。
聽她說著，我竟不覺想到了遙遠的胡蝶。
治癒你／
成熟的標誌不是會說大道理，而是開始去理解身邊的小事情，去體諒週遭的不得已。
或許，胡蝶這樣的熟女才是深諳人生最好年華的女子。
她們雖然不是最年輕水靈，卻是蜜桃成熟時，心境平和愉悅，不會對現實和感情有太多的條件反射，不會太敏感，太凜冽，太反骨。
她們像秋天午後的陽光，剝離了春天的青澀，夏天的熱烈，以及，冬天的寒酷，有著熔化一切的溫暖、靜謐和性感。
熟女們再也不會擰巴，她們明白與世界握手言和，不再為難自己和別人。
最重要的是，她們懂得彎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