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幾年間，我曾兩度試圖以傳奇及半幽默的形式，對我的生平作一種簡要的敘述，其目的是使那些未明我的身世的朋友，對我多少有些瞭解。在這些嘗試中我個人感到比較滿意的是一篇題為「一個魔術師的童年」的雜文。另外一篇是我個人比較大膽的嘗試，該文是模仿沙特的形式，以一種「臆測式的自傳」，對未來從事預測，後曾於1925年在新·倫德橋（Neue Rudschau）出版。
本文即為該文略作修正之作。多年來，我一直計劃以某種方式將這兩篇雜文合併起來，但是由於這兩篇作品語調與氣氛迥異，因之我一直無法找到一種方法，將之結合起來。
我生於「現代世紀」行將結束之時，亦即在「中古世界」行將返回之前。我出生在7月間一個溫暖日子的初夜時分，我出生時刻的溫度是我終生在無意識中所熱愛及追尋的；當我碰不到這種天氣時，我往往會若有所失地懷念它。我永遠無法適應寒冷的國度，因為這個緣故，我大半生的旅行一直朝向著南方。我雙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我一直深摯地愛著他們，如果我不是很早就被灌輸以「第四誡」的話，那我會更誠摯地愛著他們。但不幸的是，十誡對我一直有著不幸的影響，雖然它們本意至善，道理正確——而我的本性也馴若綿羊、柔如皂沫——但是我對每一種戒律卻始終頑抗不從，尤以我少年時期為然。每當我聽到「你應該」之時，我全身立即冒起火來，而變得桀驁不馴。可以想像的，這種特性在我學生時期對我一直有著深長而不幸的影響。
事實上，即使是在學校裡，我們的老師在一個叫做「世界史」的有趣課程裡，也一再教導我們，我們這個世界經常是由那些勇於制訂自己的律則並且打破傳統規範的人所治理，引導及改變的，而這些超凡偉人確是值得我們敬重的。但是這些跟我們其他一些教誨一樣，根本是欺人之談，因為不管我們是否心存善意，每當我們鼓起勇氣來抗議某種命令或甚至是某種愚蠢的習慣或做事的方式時，我們不但得不到讚賞或引為模範，甚至被師長惡用其威權加以處罰、取笑及壓服。
所幸，早在我進入學校之前，我就學知了什麼是生命中最重要而最有價值的東西：我擁有敏銳、微妙而且發展極為良好的感覺，我一直依賴著這種感覺生活，而且從中獲得極大樂趣，雖然後來我曾屈服於形而上的誘惑而難以自拔，甚至有段時間，完全忽略了我的感覺，但是過去培養得十分細緻的「官能特長」，尤其是在視覺與聽覺方面，卻始終存留在我身上，而在我的知性世界裡，扮著一個生氣盎然的角色，雖則後者似乎抽像一點。因此，正如我所說的，早在進入學校以前，我即擁有某種對應生活的能力。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熟悉我所住的城鎮的街道，我知道穀倉近旁的場地、森林中、農莊裡，以及機械房內的許多東西，我認得樹木、鳥兒與蝴蝶，我會歌唱，吹口哨，以及生活中其他許多重要的東西。
除此之外，我在學校裡還學到各種不同的知識，我很快地學會它們，並且從中得到樂趣；特別是拉丁文，我從中得到真正的樂趣，我寫起拉丁詩幾乎就如德國詩一樣地快。至於在說謊與耍詐方面，過去我孩子氣式的坦率與輕易，曾使我一再地吃到苦頭，直到我進入神學院第二年，感謝我導師跟他一個幫兇的指點迷津，我在這兩方面終於有了驚人的成就。這兩位教育家使我睜開眼睛注視一個殘酷的事實——幽默感與對真理的熱愛，並不是他們希冀從學生身上看到的品質。他們將某一過錯歸罪於我，這個過錯並不嚴重，而且我全然是無辜的，但是由於他們無法迫使我承認我是犯錯者，因此這原本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卻轉變成一種「審訊」，他們不斷地打我、折磨我，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要我坦白認錯，確切地說，而是他們要維護所謂師道尊嚴的體面。
就在我剛剛結識了值得我尊敬的老師之時，這對我的打擊是難以言喻的，從此以後，不僅我與學校師長的關係，甚至連我跟一切權威的關係，也因之遭受歪曲與受損。整個來說，在學前七八年之間，我一向是個好學生，因為無論如何，我在班上經常名列前茅。直到這些糾紛發生之後，經過了這場非人所能忍的委屈之後，我才愈來愈與學校發生衝突。這件不愉快的事違背了我的意志，令我傷痛不已，久久不能釋懷，直到20年之後，我才能處之泰然。
這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自我13歲開始之後，我開始認識到，我要成為一個詩人，此外不作他想。然而，這個瞭解卻逐漸變成一種痛苦的認識。一個人可以成為一個教師、一個醫生，一個牧師、一個機械技師或是一個郵局員工，也可以成為一個音樂家、畫家、建築師；世界上每一種行業都有一條門徑，這就是先決條件，而學校乃是初學者必須經過的學習階段。唯獨詩人沒有這條門徑！要當一個詩人並非不可，它甚至會被視為一種榮譽；但是卻要當一個成功而出名的詩人——但是，不幸的是，一旦一名詩人功成名就之後，他往往已經作古。因此，要當一個詩人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正如不久之後我發現到的，要想成為一個詩人乃是一件荒謬而可羞的事。這種狀況使我很快地瞭解到一個事實：要當詩人可以，但一定當不成。其次，我更瞭解到，對詩的自然天才與興趣，在教師的眼中皆是可疑的；你的才氣不是受到不信任，便是遭到取笑，甚且經常受到極大的侮辱。事實上，詩人的處境正跟英雄一樣，英雄儘管身強體壯、英俊瀟灑、雄姿英發、氣宇不凡、成就出眾——過去的英雄的確功成名就，每一本學校教本對他們皆充滿著溢美之辭——但是在當世，在真實的生活裡，一般人對他們卻懷有敵意，而特別是所謂教師，他們像是經過特別的挑選與訓練，專門來防止這類出眾的自由人的冒起，並盡可能去防範這類人偉大而光輝的成就。
由於這些認識，我在我跟我遙遠目標之間所看到的只是吶喊的深淵而已，每一件事情皆不確定，每一件事情都沒有價值，只有一事是不變的：那就是，我立志要做一個詩人，不管那是容易的事或是困難的事，不管那是可笑的或是可信的。這項「決定」——或不如說這個「命定」——的外在結果——是這樣的。
在我13歲那年，即當此衝突方行開始之時，由於我在家與在學校的表現不如家人對我的期許，因此父母便把我轉到另外一個城市的拉丁學校。一年以後，我進入一所神學院，開始學習希伯來文，而正當我開始瞭解dagesh forte implicitum是什麼意思時，我內心突然起了一陣風暴，而導致我逃離神學院，遭到嚴格監管的懲罰，甚至被神學院退學。
後來，在一所大學預科學校裡，有一段時間我曾力爭上游；但是到後來，我仍不免遭到監管與退學的結局。此後，我曾當了一個商人的3天學徒，隨後又離棄，而最令我父母傷心的是，其後幾天幾夜裡，我甚至跑得無影無蹤。後來約有半年的時間，我充當我父親的助手，而有一年半的時間，我曾在一家機器工廠及塔鍾工廠做工。
總而言之，約有四年的時間，父母對我百般費神，但是每一件嘗試最後皆歸於失敗；沒有任何一個學校肯收留我，我在任何一個學校的教育皆持續不久。每一次試圖把我磨煉成可造之材的企圖皆歸於失敗，好幾次的逃學或退學皆使父母蒙羞，但是他們還是認為，我有能力甚至有決心專心向學！而且，我即使不十分勤學，但至少沒有什麼重大的過錯——所謂懶惰的德性，我雖然對之敬畏有加，但卻從未學會。
在我16歲那年，由於我的學校生涯已徹底宣告失敗，乃下決心開始集中精力於自我教育，而值得慶幸的是，父親的房子裡有外祖父的一個大圖書室，室內藏有許多舊書，其中包括18世紀的德國文學與哲學。因此在我16歲至18歲之時，我不僅寫下了許多詩，同時亦讀過了半數的世界文學，並亦旁涉藝術史、語言學及哲學，這些已夠得上任何正常大學的標準。
最後，為了維持自己的生計，我乃去當一名書店店員。我跟書本的關係一直處得比惡習跟齒輪更好，在我當機械工人之時，齒輪對我簡直是一種折磨。剛開始時，我所涉獵的是現代文學，特別是最現代的文學，它們使我沉醉其間，而得到了近乎如醉如癡的樂趣。但過了一陣子之後，我開始注意到，在精神領域方面，停留在現在、現代，乃至於最現代的生活，幾乎是不可忍受且毫無意義的，所謂精神生活，只有求諸過去、求諸歷史、求諸古代及原始世界，方能尋獲。
因此在我初次的文學熱消退之後，我便開始感覺到我必須從小說的沉醉中回到古老世界；為此，我乃自書店轉到一家古物店。不過，我之所以找上這個差事只是因為我需要它維持我的生計。而在26歲那年，由於我的文學作品初度獲得成功，我便放棄了這個工作。
如此，經過了許多風浪與波折之後，我的目標現在已達成了：這是多麼不可能的事啊，我終於成為一個詩人了，我終於贏得了跟世界這場漫長而難纏的戰爭了。我就學與自我力學的辛酸歲月——在這期間我經常瀕於毀滅——現在已被拋諸腦後或一笑置之了——甚至是過去對我抱著絕望態度的親戚與朋友，現在也給予我鼓勵的微笑了。我終於獲得勝利了，現在即使我做了最愚蠢或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它也會被認為十分了不起，正如我過去曾自以為了不起一樣。現在我首次瞭解到，過去年復一年我曾經歷了多麼可怕的孤立、禁慾與危險；春風得意的確易使人志得意滿，我開始變成一個自滿的人。
從外表上看來，我的生活的確過得不錯，既平靜又適意。我有了妻子，也有了孩子，亦有了房子與花園。我自得其樂地寫著我的書，我被視為一個和藹可親的詩人，我的生活與世無爭。1905年，我出力創辦了一個期刊，該刊物主要是為了反對威廉二世的政府，雖然我本人對政治目標並不看得太認真。後來我又前往瑞士、德國、英國、意大利與印度盡興一遊。總之，我的一切似乎都顯得十分順利。
之後，在1914年夏天，無論是外在或內在的事情都突然改觀了。我逐漸明白過來，我們過去的幸福乃是建立在不穩的基礎上，因此，我決定開始進入一段自我省察的階段。所謂的「偉大的考驗的時候」終於來臨了。我開始反省到，我跟其他人的最大不同在於，我欠缺了其他人所擁有的——熱情。基於這個原因，我又再度返諸自身，並與我的環境發生衝突。我開始學習不去理會我對自己及世界的不滿，而在這個經驗中，我首次步上了走向生命的第一個門檻。
我一直沒有忘懷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年裡的一件小事情。在那一年裡，我曾前去訪問一家大型的軍醫院，希望能尋求到一種以某種有意義的方式，使自己適應業已改變的世界的方法——這種事情在當時似乎是我不可能辦得到的。在傷兵醫院裡，我遇見了一個老處女，她過去一直依賴私人的收入，在舒服的環境裡生活，而現在則在病房裡充當護士。她以十分興奮的口吻告訴我說，她能有機會親眼目睹這偉大的時代，內心是多麼的快活與驕傲。
她的意思我十分瞭解，因為對這位婦人來說，戰爭使她無所事事而自私自利的生存，轉變成一種積極而有意義的生活。但是，當她在一處擠滿著為炮火所傷全身裹著繃帶的傷兵，而兩旁的病房裡全是肢體被切斷的殘疾者與垂死重患的走廊上，敘說著她內心的快慰時，我心裡幾乎涼了半截。雖然我明白這位熱心大嬸的熱忱，但是我卻無法分享它，我無法對她表示什麼。如果以十個傷兵來求取另外一個熱心的護士的話，那麼這些婦女快慰的代價未免太大了。
不，我一點也無法分享這個偉大時代的快樂，事實上，從戰爭一開始，我就一直感到十分難過，有幾年的時間，我一直拚命地保護自己，極力設法去閃避這晴天霹靂的不幸對我的打擊，而我周圍的每一個人的一舉一動卻似乎顯示出，他們對同樣的不幸事情卻充滿著快活的興奮之情。當我從報上讀到名作家表露他們對戰爭的福澤的文章及教授們為戰爭所作的搖旗吶喊，又眼見名詩人書房裡所湧出的謳歌戰爭的詩文時，我內心感到更加的難過，甚至深惡痛絕。
1915年某一天，我終於按捺不住地將我內心的不齒公開表示出來，同時我對一般所謂飽學之士居然率先宣揚仇恨，散佈謊言，將大災大難吹捧上天的作風，亦深表遺憾。這種與眾不同的悲切表示立即引來喧然大波，我祖國的報紙直斥我為叛國賊——這對我倒是一種新經驗，因為我跟報界雖然有許多接觸，但卻從未像今天這般地遭受大眾的唾棄。痛斥我的這篇文章，竟然由我的祖國的20家報紙一起印出來，而在我所有的報界朋友中，只有兩個人膽敢起來為我辯護。一些老朋友告訴我說，他們現在才認清，長久以來他們胸中一直豢養著一條毒蛇，將來，他們胸中所跳動者將只有愷撒及帝國而已，而絕不會容納像我這樣墮落的人。陌生人寫來的謾罵信件堆積如山，而書面則明白告訴我，持著這種罪不可恕的觀點的作者，根本是不容於世的。在這些無數的信件中，我所認出的唯一裝飾——是當時我第一次看到的——乃是一個圓形的小印記，上書：「上帝懲罰英國。」
或許有人會以為，對於這種誤解，我會一笑置之。但我的反應並不是這樣的。這次經驗本身雖不重要，但是它對我生命的重新轉變卻深具意義。
讀者應該記得，第一次的轉變發生於我明瞭自己要成為一個詩人的那一刻。自此，黑塞乃由一個模範學生突然轉變成壞學生，他被處罰、被退學，他所作所為幾乎一無是處，他一再使他自己及他父母煩惱——而這一切只是因為他看不出，現實世界與他自己心靈的聲音，有任何調和的可能性。我又再度地發現到，自己與自己過去感到完全滿意的世界發生衝突。我又再度地發現，世界上一切的一切皆已棄我而去，我又變得孤獨而悲愁了，我所說與所想的每一件事情，又遭到其他人的故意誤解。在現實世界與我認為是善的、可喜的、明智的事情之間，我又聽到了一種絕望的吶喊。
然而，這一次我並沒有忽略了自省。不久以前，我自己還勉力探討我痛苦的原因，不僅探求外在因素所造成的，同時亦省察我自己的內在因素。
而此至少使我認清：
人類及神明皆沒有權利指控虛妄及野蠻的世界，而我更沒有這種權利。如果我跟世界的整個進程有如此尖銳的衝突的話，那麼我內心裡自然免不了會有種種混亂。注意，事實上，世界上即是一片混亂。與我內心的混亂交戰並將之轉變成秩序，並不是一件樂事。思索至此，我即刻頓悟到：過去，我跟世界相安無事所花的代價並不太高；事實上，我過去的內在平靜正跟世界外在平和一樣的腐化。我過去更相信，經過了年輕時代漫長而艱苦的戰鬥之後，我終於在世界上贏得一席之地，我終於成為一個詩人了。同時，名利雙收對我產生它慣有的影響，我變得志得意滿而好逸惡勞了，而當我仔細反省時，我卻發現我這個小說家跟一般低俗小說的作家並無二致。我的一切都過得太順利了。現在，我已越來越覺悟到，讓世俗的雜務去纏它們自己的世界，我自己應當全心全力投入整體性的混亂與罪惡中。至於如何從我的作品中去探察我這種心力，則應由讀者自己去摸索了。
話雖如此，但是我仍然時常存著一個秘密的希望，我希望謹慎而負責的人亦能夠成功地通過類似的考驗，我們不要只是責怪邪惡的戰爭、邪惡的敵人、邪惡的革命，我們還當自問：我自己如何也變成這個罪惡世界的一分子？我當如何才能重獲我的率真？因為，我們唯有承認自己的痛苦、罪惡並受苦到底，而不只是一味責怪別人，我們才能重獲自己的率真。
而當這種新的轉變開始在我的作品及我的生活上表現出來時，我的許多朋友卻開始搖頭了。還有許多朋友甚至棄我而去。失去了他們猶如失去了我的住宅、我的家庭，以及其他的東西與安逸一樣，而這乃是我已改變的生活形態的一部分。
雖然失去了這些朋友，但是令我吃驚不已的是，我發現到，我居然能夠忍受，我照樣地生活著，照樣在這個陌生的世界裡，找到某些值得我去愛的東西，雖然這種孤獨的生活帶給我的只是痛苦失望與失落之感。
雖然失落了這些，但是我在戰爭的年月裡卻擁有像福星或守護神之類的東西。當然，痛苦仍令我感到十分孤獨，直到此種轉變開始之前，我仍時時刻刻地感到自己的命運就像被指控一樣，我拚命想擺脫它（痛苦），然而，在另方面，我的痛苦以及我對痛苦的妄念卻是我用以對抗外在世界的護盾。
事實上，大戰期間，我是在政治糾紛、諜戰、賄賂、腐化等極其可怕的環境中度過的，即使在大戰期間的德國任何一個地方，也很少令這類可怖的情事集於一地的，我所住的是伯恩市，那兒是中立與敵對外交戰的會聚所——那是一個外交官、間諜、特務、新聞記者、投機分子及奸商一夕之間湧入的牛鬼蛇神出沒之地。我生活於外交官與士兵之中，我接觸過許多敵國來的人，我週遭的氣氛完全是一片間諜，反間諜，爾虞我詐，交相指控，私人投機、政治冒險等匯聚而成的一團迷霧——而在這些年裡，我居然若無其事地生活著！
我被秘密跟蹤、被竊聽、被監視，我不僅是敵人，甚至是中立國，甚至是我自己國人的懷疑目標，但我居然完全沒有注意到。直到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些，但是我始終不明白，我何以能在這種氣氛中活下去，而且毫髮無損，安然無恙。但事實就是這樣！
戰爭結束之時，正值我的轉變完成與我痛苦的考驗達於最高潮之時。此時，我的痛苦已與戰爭或世界的命運全然無關；即使是德國的戰敗——我們旅居國外的人，早在兩年以前，已可以確定地預測到了——在那時已不再是什麼可怕的事了。我完全沉醉在我自身及我自己的命運上，雖然我有時亦覺得自己亦經常在思考著人類的命運。在反求諸己之後，我發現了全世界對戰爭及殺人的嗜欲，我發現了人類的不負責任及它的自我迷醉，它的懦怯；我先必須擺除自己的自尊，然後才能擺除我的自賤；我現在最重大的職責乃是徹底去實現我對混亂的省視目標，我必須超越混合的本質與率真之情，不計成敗地去重新探測它。
世界上每一個覺醒的人，每一個獲得意識的人，皆多少有機會穿過原野，走向這條窄路——試著去追隨其他人，終將一無所獲。
當朋友對我不忠時，我有時會感到悲痛，但卻從未感到憎惡，我覺得這倒是對我的一種「再保證」。當我過去的朋友對我說，我過去的為人乃至作為一個詩人，都是極富同情心的，但是我現在這種「有問題」的態度卻是令人難以忍受的。他們說的並沒有錯。
至於我的興味與個性，我想我早已超越他們了；他們之中，沒有一人能夠瞭解我的字彙。當我的朋友責備我說，我的作品已喪失了美感與和諧性，他們說的可能沒錯。但是，這種批評只會令我發笑而已——對於一個被判死刑，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人而言，還有何美感與和諧性可言？縱使我終生的信仰是做一個詩人，而今我連一個詩人也當不成，那麼我生命的整個美感衝動是不是完全錯了？但即使是這個問題，現在也已無關緊要了。在我歷經自我煉獄的過程中，我所遭逢的儘是虛偽與卑賤，或許，這也是我的職業及我的才氣的幻想所使然吧，但這一切畢竟是微不足道的！
事實上，我既不想以詩人為業，亦不想擁有詩人的天分。
我認為我的職責所在——或者說，我個人救贖的方式——既不在於詩人或哲學的領域裡，亦非任何專家的行業——而只是讓我生命中一息尚存但在我生命裡卻生機盎然的東西——活下去而已。而這就是「生命」——就是「上帝」。
而後，當此種致命的亢奮消退之後，所有的一切看來便完全走樣了，因為它生前的意識內涵以及它的稱謂皆已失去其意義——前天的神聖之態至今看來有如鬧劇。
昔日的光輝已變成今日的陰影！
當我內心的交戰亦告結束之時，我乃於1919年春，退居到瑞士遙遠的一角，隱姓埋名地當起隱士來。由於我大半生的心力皆專注於印度與中國的智慧（而此亦承自我雙親及外祖父母），而我個人的體驗部分又是以東方的圖形語言表現出來的，因此我常被稱為「佛陀」。對這一點，我往往覺得暗自好笑，因為我自己壓根兒也不瞭解宗教。
但是話說回來，他們如此稱呼我，也許有點道理，因為我也許有點慧根，這是後來我才發現的。如果一個人必須為自己選擇一種宗教的話，那毫無疑問的，我內心深處必然會選擇一個保守的宗教：儒教、婆羅門教或羅馬教會。
然而，我之作如此選擇，並非出於我內在的親和性，這並不全然是我恰好生為虔誠清教徒的兒子；無論就氣質上或本性上來說，我都是一個清教徒（而這一點，跟我對現今清教教派的深惡痛絕，並無絲毫矛盾之處）。因為真正的清教徒是反對他自己的教會的，正如他反對其他宗教一樣，因為他的本性迫使他肯定「變動」在「存有」之上。而就此而言，佛陀當然也算是一個清教徒。
由於這種轉變，我肯定文學工作的價值及以詩人為終生職志的信念，終於被連根拔起。寫作已不再能給我真正的樂趣。但是，作為一個人總要有某種樂趣的；即使在我最悲痛的時候，我仍然持著這種看法。我可以摒棄生命及世界上的所謂正義、理智與意義；我發現到，世界——即使沒有這些抽像的東西，亦照樣可以過得很光彩——但是生活如果沒有一些樂趣的話，我壓根兒也無法活下去，而要求這一點點的樂趣，乃是至今我仍然相信的——我內心裡的一點點火焰——從這個小火焰中，我為自己計劃重新開創世界。
我經常從一瓶酒裡，找到我的樂趣，我的夢境，而達到了忘我的境地，它對我的「生之樂趣」經常有所幫助，因此，它是值得讚賞的。但是，它畢竟是不夠的。其後，有一天，我發現了一種全然新的樂趣。到了行年四十之時，我突然興起了繪畫的念頭。這並不是我自認為是一個畫家，或立意當個畫家。只是因為繪畫是十分美妙的經驗：它使人更快樂且更有耐性。之後，我手指頭沾上的不只是黑色的，像寫作一樣，而是沾上紅色與藍色的。對於我嘗試畫畫，我的許多朋友也都感到不高興。每當我從事某些十分必要、美妙而有趣的事情時，別人便開始感到不高興。他們喜歡我保持原來的樣子，他們不願我改變面貌。但是我的面貌就是不肯聽話！它堅持要經常改頭換面：那是必要的。
另外一種對我的指責則似乎完全是合理的。一般人常說我沒有現實感。他們批評我寫的詩及我畫的畫不符合現實。當我動筆寫作時，我經常忘了有學養的讀者對一本好書的要求，而更糟糕的是，我根本就不尊重現實。我認為現實是一個作家最不必去考慮的東西，因為，現實無論如何總是存在的，因此寫出來不是令人感到很乏味嗎？只有更美妙且更有必要的東西，才需要我們的注意與關切。現實是我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感到滿足的。因為它是偶然性的，生活的垃圾。現實，這種卑微、令人失望而貧瘠的東西，根本是無法改變的，除非我們斷然否定它，並在這種過程中，證明我們比它強大。
在我的作品裡，一般人經常對現實缺乏一般慣有的尊重；而當我作畫時，樹林往往有臉孔，房子會笑或跳舞或哭泣，但是，不管樹木是李子樹或是栗子樹，它們大部分是無法被決定的。我必須接受此種指責。我承認我自己的生活經常顯得像一部傳奇，我經常可以看到並感覺到外在世界及我的內在世界，以一種我只能稱之為魔術的方式相互連接著，且十分和諧地結合在一起。
此外，我還曾有過幾樁更荒謬的事情。舉個例來說，我曾對著名的詩人席勒，作過一次無害的觀察，由於這樣，所有的南德（德國南方）滾木球俱樂部，皆指斥我為祖國神聖遺產的褻瀆者。現在，幾年之後，我已成功地學會不去說任何褻瀆祖國神聖遺產，或使人怒火中燒的東西。我認為這是一種進步。
現在，由於所謂的現實對我已不十分重要，而且過去往往像現在一樣地盤據著我，而現在距離我似乎反而變得十分遙遠，因為這些原因，我已無法像平常人一樣地將未來與過去分開來。由於我有很多時間皆活在未來裡，因此我並不需要在今日就結束我的傳記，我大可讓它平靜地繼續發展下去。
現在我簡略地來敘述一下，我的生命是如何完成其曲線的。1930年之後，我寫下更多的作品，自此之後，我才又回到我寫作的老行業來。至於我是否可算是真正的詩人，則有一些年輕朋友寫了兩篇論文從事探討，但是他們並沒有提出具體的答案。事實上，這個問題由於現代文學仔細鑽研的結果，詩人在現代文學的特色已逐漸消失，因此詩人與文學家之間的區別幾乎已無法區分了。但是對於這一點，有兩位文學博士候選人卻持著相反的結論。其中一位持著比較同情態度的作者認為，在詩意如此淡薄的情況下，所謂詩作亦不成其為詩了，而且因為素樸文學已不值得發揚下去，因此所謂的詩已可以任其平靜地消失了。而另外一個人對詩絲毫並不持著讚美的態度，他相信我們寧可承認一百個非詩人，也不要錯認一個血液還擁有一滴真正「詩靈」6的血液的詩人。
過去，我主要專注於繪畫及中國的神符，但在其後幾年裡，我則愈來愈潛心於音樂。到了晚年，我開始興起一股野心，想寫某種歌劇，試圖以一種調侃，甚至是一種玩世的態度，去觀看所謂現實的人類生活。我個人一向嚮往著生活的神異概念，事實上，我從來就不是個現代人，我一向認為霍夫曼的《金壺》和《歐夫特汀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是比任何自然史或世界史，更有價值的讀本（事實上，每當我閱讀後者之類的書籍時，我經常將之視為娛樂性的寓言）。
但是，現在我已經進入了一種新的生命階段，在這個階段裡，具體地刻畫及分辨一種業已完整且已經確認的人物已毫無意義，在這新的生命歷程裡，我最大的任務乃是從可估量的世界，進入大千世界，而在「變動不居」之中，試圖在永恆與無時的秩序尋求自身的位置。而對我而言，要表達這種生命思想或態度，唯有透過神話，而我一向認為歌劇乃是神話的最高形式，這可能是因為我已不再真正地相信用我們濫用而呆板的言語所表現的文字魔術吧，然而無論如何，我仍認為魔術仍然是一種生命之樹，它樂園裡的枝旁蘋果，至今仍是可以成長的。在我的歌劇裡，我將去做我在詩裡從未處理得十分成功的東西：為人類生命建立一種高尚而具有歡暢意義的東西。我將讚美大自然的純真與生生不息，並且指出它通向精神無時之域的路途，在這種境地裡，透過無可避免的痛苦，它被迫轉向精神領域——它遙遠的對極——而在自然與精神的這兩極之間，生命的擺盪，將被呈現得像彩虹的圓拱一般地活潑、歡暢、完整。
但是，老天，我卻一直沒能成功地完成這出歌劇。我這方面的經驗正跟我的詩作一樣。當我發現到，我想說的每一種重要的東西，在《金壺》及《歐夫特汀根》裡，已被清楚地說上千遍以上時，我終於不得不放棄後者。而我在歌劇方面已遭遇到相同的命運。正當我完成了多年準備的音樂研究，且已作過多次的手稿，並再度試圖盡可能發揮透視力，去洞穿我作品的真正意義與內涵之時，我卻突然地發現到，我在歌劇裡所要表現的東西，很早以前在「魔笛」裡，已十分精妙地被完成了。
因此我便將工作擱在一邊，專心致志於實用的魔法。
如果我當一名藝術家的夢想成為泡影，如果我擁有「魔壺」或「魔笛」的功力的話，那麼我至少是一個天生的魔術師。經由老子及《易經》的東方途徑，很早以前我就深悉所謂現實的偶然性與變異性。現在，透過魔法，我已可根據我自己的希望駕馭這種現實，我必須承認我從中獲得極大的樂趣。然而，我亦必須承認，我並非經常自限於這種所謂「純靜魔法」的高貴園地，事實上，自始至終，我一直惦記著我內心小火焰裡的黑暗面。
在七十開外之年，正當我榮獲兩家大學的榮譽博士之後，我因用魔法誘拐少女被審。在牢房裡，我請求監獄當局讓我以作畫排遣時間。此項請求獲准之後，朋友們乃為我帶來繪畫顏料與工具，我在牢房的牆壁上畫了一些小風景畫。以此，我又再度回到藝術天地，雖然從事藝術工作的過程，我曾歷盡了千辛萬苦，但是它未曾阻撓過我邁向這方面的努力，我未曾放棄過對智慧與抽像的追求，亦未曾放棄對創作的原始慾望。因此我再度作起畫來，我調配色彩，著筆於畫紙上，再度陶醉在無窮盡的魔法的魅力裡：朱紅色的鮮明、歡樂的聲音，金黃色的完整而清脆的音符，蔚藍色的動人曲調，以及陰灰色的混合音樂。當個小孩是多麼快樂的事呀，我繼續著這種創作的遊戲，而將宜人的景色畫在壁上。這幅景色幾乎包含著能夠在生活上給予我樂趣的每一件東西：河流、山嶽、海洋、雲彩、豐收時的農夫，以及我能從中得到樂趣的其他許多美妙的東西。而圖畫中間，有一輛小火車在奔馳著。它筆直地駛進一個山洞裡，火車頭埋進山洞內，猶如蘋果裡的一隻蟲，而山洞口則噴著黑煙。
我過去的遊戲從未有如這次般地令我著迷。在我返諸藝術時，我不僅忘了我是一個囚徒——我甚至時常忘了我的魔法運作，當我用我的毫筆創造出一棵小樹、一朵小雲彩的時候，我自己就似乎變成了魔術師了。
現在，我跟所謂的「現實」已完全格格不入了，它拚命地捉弄我的夢境，一再地粉碎它。我幾乎每天皆被獄卒帶到一個陰森森的辦公室，辦公室裡放著許多文件，有幾個深具敵意的人坐著質問我，不斷地審訊我，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肯相信我的話，他們不斷地威脅我，對我咆哮，有時對待我像個3歲小孩，有時對待我像個十惡不赦的罪犯。無論如何，我覺得我們不必為了認識這鬼東西的法庭、文件與法條，而落到這兒被控。在所有人類為自己莫名其妙而創造的地獄裡，我覺得這個地獄最可怕。當你打算遷居、結婚、申請護照或公民身份證之時，你便必須來到這個地獄，你得在這個文件世界的令人窒息的空間裡，痛苦地忍受好幾個鐘頭，你得被無聊、性急、滿臉不悅的人不斷地盤問、咆哮，你最單純且最真實的陳述，皆不為他們所信，你有時被當成學童，有時則被當成罪犯。這個，我想每個人都知道的。長久以來，我一直就在這個文件地獄裡，我一直感到窒息與乾涸，如果不是我的繪畫不斷地寬慰我，使我跟我的書復甦的話，我美麗的小風景，將無法給予我新生的空氣與生命。
有一天，當幾個獄卒再度拿著傳令，匆匆地跑來叫我時，我正站在牆壁上的畫前，當我正陶醉在自己快樂的活動之時，他們卻強要把我拉走。此刻，我感到十分疲倦，而對這種拉拉扯扯，對這整個粗暴而毫無生氣的現實，甚為反感。我覺得此刻正是結束我痛苦的時候了。如果我連耍玩我天真藝術家的遊戲都要被干擾的話，我只好訴諸這些更厲害的藝術——我花費多年生命所修煉得來的魔法。如果沒有魔法的話，這個世界是無法忍受的。
我內心默念著中國符法，站著屏息約一分鐘之久，然後使自己從現實的幻象中解放出來。我友善地請求獄卒稍待一刻，因為我必須走進圖畫裡去照料一下火車裡的一些東西。
他們聽了就像往常一樣地大笑不止，因為他們認為我神經一定有問題。
然後，我便把自己變小，踏進圖畫中，上了火車，然後隨著小火車鑽進山洞裡。黑煙從洞口冒出來，過了一會兒，黑煙同整個畫面一起消失，而我亦隨著消失了。
而獄卒則仍然留在牢房裡，嚇得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