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告訴人們什麼是過去，並幫助他們預測未來。
——傑弗遜
「爸爸，告訴我，歷史有什麼用？」法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布洛赫的小兒子有一天突然向他的父親提出了這個問題，相信你們肯定也有過同樣的疑問。布洛赫認為這是一個切中要害的問題，而且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這裡所問的「歷史」當然是指歷史學、歷史研究或指學習歷史。可能你們已經從教科書上學過，歷史研究可以為今天的行動提供借鑒的經驗或教訓，可以指導我們的工作。一般來說，這種對於歷史學的功能的認識沒有什麼不對。
然而在現實生活當中，人們的行為往往更受各種利益考慮的驅動，更受多種環境的制約，歷史學所提供的指導實際上很少成為人們行動的準則。英國戲劇家蕭伯納曾引用黑格爾的話說，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只是：人類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然後他還加了一句：「嗨，這話真是擊中要害！」這種尖刻的俏皮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更進一步來說，歷史的借鑒功能往往是對政治家、統治者而言的，即中國古人所講的「資治」，很難對每個人都「有用」。
布洛赫認為，在證明歷史的其他用處之前，最起碼可以肯定的是，研究歷史具有一種永恆的魅力，可以觸發人們的興趣，繼而激發人們有所作為。他認為歷史的魅力在於它是以人類的活動為特定的對象，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千姿百態，令人銷魂，可以極大地激發人們的想像力，讓人感受到探幽索奇的喜悅。然後他進一步認為，歷史學對於提高人類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實際上，從個人精神世界的培育、每個人可以期望充分實現自己的理想的角度來看，歷史知識的價值和意義便比單純的借鑒「資治」更為重要。
以後再也沒有歷史了，大家各玩各的，玩的全一樣
當代英國著名思想家羅素指出，歷史學能夠拓展我們的想像世界，使我們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成為一個更大的宇宙的公民，而不僅僅是一個日常生活的公民。這種思想正是18世紀德國康德古典哲學關於理想的公民的一個重要部分。康德認為，要成為一個合格的、能充分發揮出自己全部天賦的國家公民和世界公民，普遍的歷史知識和觀念是必不可少的。為什麼從康德到羅素都會認為學歷史可以使一個人成為世界公民呢？這個問題或許可以這樣回答：因為人類的歷史是地球上每一個人的共同財富，在主觀上，只要願意學習並且努力學習，他就可以擁有這筆全人類的共同財富。而一個人只有在精神上真正擁有了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才可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
可以說，歷史學與哲學有一個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不僅有助於求知，而且有助於智慧的生成，它們的根本之處就在於「愛智慧」。
我們知道，知識與智慧是有區別的。知識往往是分門別類的，可以滿足各種不同的實際需要，解決各種不同的實際問題。智慧則是一種思維的狀況和水平，是對世界和人性的底蘊的洞察和體驗，是融合了理性和感情的統一體。一個有知識的人未必就是一個智慧的人，而只有知識和智慧兼備的人才是一個全面發展、健康成長的人，也才是一個合格的公民。
羅素還告訴我們，歷史記錄了出色的個人，這些記錄鼓舞普通人對出色的人生懷有嚮往之心。例如，古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就曾經鼓舞許多青年人懷有崇高的抱負，度過英勇的一生。因此，儘管歷史學不一定都能帶來很實際的功利用途，但你能說它是「無用」的嗎？
然而，除了上述所講的對於個人而言的作用以外，歷史學研究與關於歷史的言說其實與現實生活是有著緊密聯繫的，只不過有些聯繫與現實鬥爭融合在一起，反而使人們容易忽略歷史言說在其中發生的作用。
美國著名文學和文化批評家愛德華·薩義德終其一生都極為關注巴勒斯坦的歷史與現實問題，他把歷史與現實緊密聯繫起來作為政治判斷的基礎，而且以文化作為「記憶」抵抗「遺忘」的武器，這就是歷史在現實鬥爭中呈現巨大作用的典型事例。在他去世後出版的《文化與抵抗》（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彙集了他生前最後幾年內接受記者訪談的記錄，可以看做是這位巴勒斯坦鬥士生前最後的吶喊。該書的訪談主題是巴以衝突、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爭、國家與民族的重建等等，但在這些主題之下，薩義德把文化作為一種抵抗的力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麼，要以文化為抵抗的途徑，關於歷史的研究和言說就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對歷史記憶的堅執達到了這種地步：關於巴勒斯坦人的「喪失與剝奪的歷史」，他說「這是一段必須解救出來的歷史——一分鐘一分鐘、一個字一個字、一英吋一英吋地解救」。在薩義德看來，解救被遮蔽、被歪曲、被遺忘的歷史，這就是解救現實的前提、使現在的人獲得解放和自由的前提——這恰恰表明歷史與現實生存有著血肉般的聯繫！
因此，我們對「歷史有什麼用？」這個問題的思考，既要看到它的現實性、迫切性，也要看到它的精神性和非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