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6年夏天處於困境的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詹姆斯·穆勒給與他同一時代的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寫了一封信，內容是關於乾旱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穆勒擔心乾旱所必然導致的慘狀，「一個垂死之人在死屍上艱難爬行的場景——三分之一的人一定會死掉」。如果穆勒關於饑荒和乾旱的宿命論令人側目，那麼他對於一種簡單的僅僅旨在減少痛苦的功利主義的正義信念也是如此。穆勒寫道：「將他們（飢餓的人們）帶到街上和公路上，像殺豬那樣割斷他們的喉嚨，這也許是一種恩賜。」李嘉圖對穆勒這種憤然的思想表示了相當大的同情，就像穆勒（我首先要強調這是詹姆斯·穆勒，而不是約翰·斯圖爾特·穆勒）鄙視那些誤導人們說政府會來幫助他們從而散佈對既有秩序不滿的社會鼓吹者那樣，李嘉圖回信給穆勒說，他「遺憾地看到向下層社會勸告說立法機構會對其施以救濟，這種勸說正在點燃他們的思想」[1]。
大衛·李嘉圖對那些煽動性抗議的譴責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和穆勒都認為，無法挽救那些受到因1816年農作物減產所引發的饑荒威脅的人們。然而，本書採用的總體方法不贊同那種指責。瞭解這種分歧的原因至關重要。
第一，那些能夠為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人們「點燃其思想」的東西，只會對政策制定和判別非公正產生積極的影響。即使不公正感最後被證明是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也必須對其加以考察。當然，如果是建立在正確的基礎上，就必須徹底探究這種不公正。而且沒有進行一些調查，我們就無法確定它是錯誤的還是正確的。[3]然而因為不公正常常與階級、性別、等級、區位、宗教、社團等固化的社會劃分聯繫在一起，所以通常很難越過這些障礙，來對正在發生的和本可以發生的事情之間的差別進行客觀的分析，這個對比對推進正義至關重要。我們只有通過懷疑、質問、辯論和審思，才能得出關於能否推進正義，以及如何推進正義的結論。就像本書所採用的這樣一種通過判別不公正來研究公正的路徑，一定會將「被點燃的思想」作為批判性審思的前奏。憤怒可以推動，而不是取代理智的思考。
第二，即使大衛·李嘉圖是他那個時代英國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也不應該不假思索地摒棄他所認為的那些煽動抗議者的言論。那些鼓勵遭受飢餓威脅的人相信政府法律和政策能夠緩解飢餓的人，實際上比對有效的社會援助持悲觀態度的李嘉圖更為正確。事實上，好的公共政策完全可以消除饑荒的發生。對饑荒的仔細研究表明，饑荒其實是很容易預防的，這一結果也支持了抗議者的訴求，而不是對於救助的可能性置以公式化的——有時甚至是懶惰的——不屑一顧。就像近期的經濟調查所揭示的那樣，在適當考慮到相關經濟和政治原因多樣性的前提下，一種對於饑荒原因及其可預防性的合理的經濟學認識，表明了從食物角度來機械地看待饑荒問題的觀點是多麼幼稚。[4]
饑荒就是很多人沒有得到足夠食物所導致的結果，其本身並不表示沒有充足的食物。[2]可以通過包括公共就業在內的各種增加收入的方式，來迅速使出於種種原因而未能獲得足夠食物的人們有更強的市場購買力，以此實現經濟中更平等的食物分配（一種現在經常採用的防治饑荒的方法，從印度到非洲）。這裡的問題不僅僅只是大衛·李嘉圖的悲觀判斷不成立，而且是不能不加思考就摒棄與之不同的觀點。[5]無論這些觀點最初看上去有多麼不合理，也無論這些粗魯的抗議者看上去多麼聒噪，都有必要將其置於公共理性之下，而不是立刻否定不同的觀點。公共理性中的開放參與對於實現公正是相當重要的。
[1] See J.C.Jacquemin，『Politique de stabilisation par les investissements publics』，unpublished Ph.D.thesis for the University of Namur，Belgium，1985.讓德雷茲和我在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第65、68頁中探討了這封書信的不同方面。
[2] See also『Famine，Poverty，and Property Rights』，in Christopher W.Morris（ed.），Amartya Sen，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Focus se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2009）.
[3]關於未經充分考察的理論與其可能導致的可怕結果之間的關係，這一發展研究中的核心問題，見Sabina Alkire，「Development：A Misconceived Theory Can Kill」，in Christopher W.Morris，Amartya Sen，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Focus se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4]我在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中分析了饑荒和未能獲得食物（而不是本身缺乏食物）之間的關係。我在與讓·德雷茲合著的書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中探討了諸如通過公共事業項目，使人們能夠獲得食物的途徑和方法。最近全球都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即通過公共政策來使最弱者獲得必需的食物，從而防止由於嚴重的食物供應短缺造成饑荒。與李嘉圖和穆勒專業的思考相比，「底層民眾」（the lower orders）的「點燃的思想」更加接近真理。
[5]基於對全球的實證研究，我在《以自由看待發展》（1999）中討論了精心制定的政策對消除包括飢餓在內的各種「不自由」（unfreedoms）的作用。See also Dan Banik，Starvation and Indias Democracy（London：Routledge，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