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重要性不可否認，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去努力增進人們的幸福，包括我們自身的幸福。在其對於幸福視角雄辯而生動的倡議中，理查德·萊亞德也許稍稍低估了我們討論複雜問題的能力，但是從下面的表述中我們不難理解他的本意：「要問幸福為什麼重要，我們無法給出任何其他的外在理由。幸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顯然，幸福是人生重大的收穫，其意義不言自明。
問題在於這樣的表述：「幸福就是那個終極目標，因為與所有其他的目標不同，幸福的好處不言自明。」萊亞德提到這樣的事實，「美國的《獨立宣言》講到，這是一個『不言而喻』的目標」[2]。（事實上，美國《獨立宣言》所說的「不言而喻」，是「造物主賦予所有人若幹不可讓與的權利」，幸福的權利出現在對這些不同權利的闡述中，和其他幾種目標一樣，而並非完全「與所有其他的目標不同」。）其他任何事物（自由、平等、博愛，或者是別的什麼）都不是終極目標，這樣的表述或許很難與人們過去和將來對於不言而喻的內容的認識一致。無論我們考察的是兩個多世紀以前法國大革命的推動力，還是人們今天的價值觀，無論是在政治實踐，還是在哲學分析中（例如，後者包括羅伯特·諾齊克對自由所具有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的高度強調，以及羅納德·德沃爾金將平等作為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價值予以關注），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表述。[3]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推理和思考，而不能只通過稱其具有「不言而喻的價值」，就將幸福置於萊亞德所希望置於的特有地位。
儘管萊亞德在說明幸福的重要性時，強烈地表示「我們無法給出任何其他的外在理由」，但他還是給出了一個這樣的理由，確實，這個理由有一定的道理。在就可行能力視角進行辯論時，萊亞德提出了這個批判性的命題：「但是除非我們知道人們是怎麼感受的，家長製作風真的十分危險」（第113頁）。顯然，與其所宣稱的幸福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不同，避免家長制就是一個外在的理由。萊亞德批評一些社會觀察家的家長制——扮演「造物主並代替他人作出選擇」，後者認為遭受剝奪的人們通常默認了他們的遭遇，這樣他們也就更能忍受生活的現狀，而不會去試圖改變。
萊亞德在其評論的結尾給出了具有實質意義的推斷，呼籲人們不要去做那些我們認為「對別人好的事情，即使是別人從未這麼覺得」（《快樂經濟學》，第120~121頁）。在那些萊亞德所反對的人看來，這是否公平呢？批判「被動地接受不斷的剝奪而不去反思」這種現象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對其受到壓迫的原因進行更多的思考，而且只有經過更多的思考，這些已經適應了剝奪狀況的人們才會具有反抗的自覺。在前面的第7章「位置、相關性和幻象」中，我們已經談到，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一些「創造性的不滿」逐漸取代了傳統婦女對其所遭受壓制的順從和接受，從而推動了社會變革。對於婦女被動地接受受壓制的社會地位提出質疑和挑戰，在變革的過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4]（而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就長期剝奪的忍受展開互動的公共討論。這通常是以婦女運動為先導的，但更多的時候是對印度不平等的各種來源進行激進的政治反思。
我們可以——而且通常也是這樣做的——通過自身的反思，以及互相之間公開的討論，對我們內心的信念和對事物反應的可靠性進行辨別，從而保證我們沒有受到直覺的誤導。無論是李爾王堅持將自己置於他人所處的位置來評價自己的傾向（例如，當「那個法官」痛罵「那個可憐的小偷」時，對此場景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的傾向），還是亞當·斯密所論述的即使是在具有光輝思想的古代雅典，文化上處於隔離狀態的人也應理智審思他們對於當時普遍存在的殺嬰行為所持的積極態度，這些都表明有必要對我們不經審思的直覺感受進行理智的思考。[5]
今天對於諸如醫療保健、飲食習慣或者吸煙等問題所進行的公共教育，同樣促使我們對直覺感受加以反思，而這也有助於我們認識就移民、種族對立、醫療保險改革或婦女社會地位進行公開辯論的必要，這與一般的家長制並無關聯。有許多理智的思考能夠——在許多社會中已經——對未經質問的「感覺」和不加甄別的情感所具有的主導地位提出挑戰。
[1] Ibid.，p.113.
[2] Ibid.
[3] See 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 and Utopia（New York：Basic Books，1974）；Ronald Dworkin，Sovereign Virtu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4]我希望能將我的朋友萊亞德從完全的邊沁一方稍稍傾向穆勒一方。
[5]諾齊克對生命、信仰與實踐進行不斷反思的原因作了精彩的分析，見Robert Nozick，The Examined Life：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New York：Simon&Schuster，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