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同時代人看來，約瑟夫·德·邁斯特是一位非常可怕的人物，他之所以令人生畏，是由於他作品的緣故，倒不是因為他本人如何可怕。實際上，他的同時代人遇見他的機會並不是很多，因為在他一生中比較重要的時光裡，他一直為撒丁國王效力，持節俄國，出入聖彼得堡的宮廷。他之所以讓人們畏懼，乃是因為，他想用暴力、不妥協和極端堅定和暴虐的教條作派去打倒他不認可的學說。
愛彌爾·法蓋很公正地表述了通常人們對邁斯特的看法，法蓋也許是19世紀法國對邁斯特最精確和最無偏見的批評家。他稱邁斯特為「一位兇猛的絕對主義者、狂暴的神權政治家、毫不妥協的正統主義者，他鼓吹由教皇、國王和劊子手組成的一個醜惡的三位一體，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他都要捍衛最強硬的、最狹隘的和最僵化的教條主義，他是中世紀造就的一位邪惡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學的神學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審判官的成分，還有劊子手的成分」。此外，「他的基督教是恐怖的、消極服從的宗教，是國家的宗教」；他的信仰不過是「略微裝飾的異教思想」；他是「梵蒂岡的近衛軍」。一位崇拜者——受德國浪漫派影響的新教徒，愛德加·基內32 ——提到他的「恐怖基督教」時寫道，邁斯特信仰「有劊子手幫忙的、毫不寬容的上帝；公安常務委員會的基督」；在我們這個時代，西班牙哲學家烏納穆諾也提及邁斯特的「屠宰場」。
這就是通常對他的描述，這類描述主要是聖伯夫的發明，在19世紀被其他各色各樣的思想家一路保留下來。邁斯特總是被描述為一個狂熱的君主主義者和一個比較狂熱的教皇權威的支持者；此人驕傲、頑固、僵化，具有堅強的意志和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嚴密推理能力，他能夠從很教條的前提推導出極端的和令人不快的結論；此人才華橫溢、怨氣沖天，他是那個時代誕生的中世紀人物，他徒勞地試圖阻擋歷史的潮流；他是一位著名的畸形人物，讓人望而生畏、心懷敵意、孤獨而最終又令人可憐的人物；往好裡說，他是一個悲劇性的、有教養的人物，他否定和反對自己不合時宜誕生其中的那個詭詐和庸俗的世界；往壞裡說，他是一個頑固派，自欺欺人、死硬到底，他肆意咒罵非凡的新時代，對於新時代的好處，因為太固執而看不到，因為太麻木而感受不到。
他的著作既被認為妙趣橫生，又被認為偏執古怪，但並不重要——封建主義在黑暗時代為抵制進步的步伐而作出的垂死掙扎。無論根據19世紀批評家採取的哪一種態度，他要麼被描述為一項失敗事業的勇敢的、但注定要失敗的遊俠，要麼被描述成比較古老和比較殘忍的那一代人遺留下來的一個愚蠢或可憎的貨色。但是，無論反對他的那一派，還是贊成他的那一派，總是認定，他的時代已經結束，他的世界與當代事物沒有任何關係。這種觀點是維克多·雨果和拉梅內、聖伯夫和法蓋、詹姆士·斯蒂芬和莫利、尤其是哈羅德·拉斯基共同的觀點，拉斯基寫過一篇論邁斯特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認為，邁斯特將作為一股失效的力量而被否定。
這種觀點在19世紀還可以理解，在當今時代，似乎有些荒唐。原因是，雖然邁斯特說的可能是過去的語言，可內容卻是當前反民主言論的實質；與他進步的同時代人相比，他真正是極端現代的，他的出生並沒有落後於他的時代。如果說他的思想並沒有立即產生影響，那是因為，那個時代的土壤還不接受他的思想。他的學說，還有他的思想態度，需要再等上一個世紀才開始盛行——現在的確盛行起來了。
邁斯特的任務，在他本人看來，就是要摧毀18世紀建立的一切。讓我解釋一下這種心理狀態的形成。1753年，他出生於薩瓦的尚貝裡，當時那裡屬於皮埃蒙特——撒丁王國。邁斯特終身都是該國的臣民。在18世紀，這個王國相對比較開明：它在廢除封建制度方面比法國早好多年。同其他自由派貴族一樣，邁斯特早年屬於溫和的改良派，既不特別反動，也不特別頑固。法國大革命爆發之際，他已經成年。他三十多歲，同其他經歷過這場革命的人——如聖西門、席勒、黑格爾——一樣，他也強烈反對這場革命。雅各賓派製造的恐怖景象讓他終生難忘，這使他堅定不移地反對一切自由的、民主的、高尚不凡的東西，一切與知識分子、批評家、科學家有關的東西，一切與導致法國革命的力量相關的東西。談到伏爾泰時，他簡直要把對方當成他個人的仇敵。
作為薩瓦人，邁斯特為王室效力，在法國革命者侵略薩瓦之後，他開始寫小冊子反對這場大革命。這些小冊子非常尖銳：帶有一股特殊的新意，實際上是一股好勇鬥狠的勁頭，它們很快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可是撒丁國王卻感覺到，把他留在宮廷裡總是不太舒服。撒丁王國的宮廷太小，太有限，鄉氣十足，而邁斯特這個人又太出色、太活躍、太有想像力，而且太引人注目了，他不會安心待在那裡。然而，顯然他又很能幹，他的著述所體現出的才華備受關注。結果，國王決定，盡量把他遠遠地打發掉，於是，他被派到了聖彼得堡。從1803年起直到1817年離開俄國，他作為撒丁國王的大臣（或者說相當於這個級別的官員），持節俄國。
在聖彼得堡，他被視為一位具有獨特魅力、謙恭有禮、溫文爾雅之士；他是一位才華橫溢和令人愉快的健談者，討人喜歡，在社交界很受追捧。他在聖彼得堡的生活很愜意；他深受俄國皇室的賞識，他與亞歷山大一世周圍的親信們關係很好；實際上，亞歷山大在位期間多次用他作政治顧問。
反拿破侖的戰爭一結束，出於某種原因，亞歷山大要求撒丁王國將其召回；或許因為他使太多的上流社會貴婦皈依了羅馬教會。在這些貴婦當中，有幾位注定要在西歐的天主教圈子裡發揮非常大的作用。他很可能個性太強，過多地干預了俄國的政策；不管怎麼說，現已復位的撒丁國王受到勸誘，將他召回。邁斯特回到首都都靈，得到了一個報酬豐富的閒差。他死於1821年，雖說生前倍享尊榮，卻沒有絲毫的政治權力，當然也沒有其他權力。他的名聲主要是在他死後才日見興隆的。
邁斯特極力要達到的目標，正如我所說，就是摧毀18世紀以及18世紀的思想。假如有人斷定，18世紀的思想是鐵板一塊，這肯定不對；實際上，18世紀的思想家分歧很深。不過有些東西是他們共有的，他們可能不都相信進步；他們可能不都信奉上帝；他們可能不都相信靈魂不滅。有些人相信直覺，有些人信奉經驗主義。有些人相信感覺的自發性和簡單質樸，有些人則相信科學和複雜。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相信，在本質上，人，即便不是善的，但無論如何也不會是惡的，人有仁慈的潛能，每一個人，在不受騙子或傻子迷惑的時候，最善於鑒別自己的利益和價值；在總體上，每一個人都傾向於奉行自己的理解力所提供的行為準則。18世紀的大多數思想家都相信，進步是可取的——也就是說，例如，自由優於奴隸制；建立在所謂「自然規律」基礎上的法律幾乎可以糾正每一件錯誤；自然只是行動中的理性，因此，在原則上，自然的具體作用，可以從一套公理中推導出來，這套公理類似於幾何理論中的公理，或者物理和化學理論中的公理，只要你知道這些公理的話。他們相信，所有好的和真的東西，高尚的和自由的東西必須是相容的，實際上，不僅如此，它們還是相互關聯的。他們當中有經驗主義思想傾向的人確信，人性的科學的發展程度不遜於非生命物質的科學的發展，倫理學和政治問題，只要它們真實存在——為什麼不會真實存在呢？——就可以像數學和天文學問題那樣，得到同樣明確的回答；建立在這些答案基礎上的生活應當是自由的、安全的、幸福的和明智的。他們相信，在知識和行動領域，運用人的各種能力和實踐人類一百多年來掌握的各種方法，就可以帶來太平盛世，帶來人類歷史上最有意義的勝利。粗略地說，以上便是18世紀理性思想家共同的信念、普遍的性情和態度。
這都是邁斯特決心去徹底破壞的。他決心徹底剷除18世紀的任何這類特徵。他之所以承擔這項艱巨的任務，是因為，他相信，讓許多無辜者受難的這場大革命是一場可怕的災難。他曾作為外人（他的家鄉薩瓦當時毗鄰法國）帶著一股激情熱愛和崇拜法國，那股激情是住在某些國家邊境的人想與這些國家相認同時所特有的，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例子。破壞真正金色的理想的願望，產生了它特有的義憤，他帶著這股義憤決心去毀壞他自認為造成他夢想破滅的各種力量。因此，為了取代這種理想主義社會學的先驗公式，他決定求助於歷史的經驗事實和觀察人類的行為。為了取代進步、自由、可臻完美性，他鼓吹過去、美德的神聖性以及徹底屈從的必要性，因為人具有無可救藥的不良和腐敗的天性。為了取代科學，他鼓吹本能、迷信和偏見的首要性。為了取代樂觀主義，他鼓吹悲觀主義。為了取代永久的和諧和永久的和平，他鼓吹衝突、受難、流血和戰爭的必然性——在他看來，這是神聖的必然性。為了取代和平和社會平等，共同的利益，以及盧梭探討的尚未腐敗的自然人的純樸天性，他堅持認為，重要的是多樣性、不平等以及利益衝突——這些都是個體和國家所處的正常情況。他否認自然、人、自然權利這些抽像概念的意義。他有關語言的學說與孔多塞、孔狄亞克以及18世紀大科學家們試圖系統論述的一切截然相反。他試圖復活早已聲譽掃地的君權神授之說。他捍衛神秘、黑暗、幾乎包括無知的重要性，最主要是捍衛非理性的重要性，將它們當做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基礎。他極為有效和出色地摒棄每一種明晰的形式，每一種理性的形式。在氣質上，邁斯特與他的死對頭雅各賓派一樣殘酷和極端；另外，他還多少帶有他們的信念和正直。
俄國革命者亞歷山大·赫爾岑說過，1792年那一代人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對整個舊秩序的否定徹底得令人稱奇。他們不僅摒棄它的罪惡，而且摒棄了它的所有美德。他們不想讓任何舊的東西留存下來，他們想摧毀整個邪惡制度，將它連根拔起，從而建立某種全新的、絕對純正的東西。他們不想做出任何妥協；他們不想讓他們的新城市建在舊廢墟的基礎上。邁斯特正好與此相反。他帶著那些大革命家特有的偏執、激情、力量和熱情，攻擊18世紀的理性主義。他想去毀滅所謂「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他想把它夷為平地，片瓦不留。
他使用的方法以及他鼓吹的真理，按他正式的說法，來自坎普滕的托馬斯33 或托馬斯·阿奎那，或17世紀法國的偉大傳教士布爾達盧或波舒哀34 ，可是，事實上，它們幾乎體現不出教會中這些中流砥柱人物的精神。它們更多地與奧古斯丁等人反理性主義的研究方法有關，或者與共濟會會員以及邁斯特年輕時與其共處的光照派信徒（illuminists）有關。
邁斯特的基本學說如下：自然的牙齒和爪子沾滿了鮮血，這是一幅巨大的屠宰和毀滅的場景。18世紀人轉向形而上學，轉向邏輯學，甚至轉向幾何學，以便弄清自然的面貌。然而這些並不是我們對自然的認識的來源。如果他們想談論自然，就讓他們嚴肅一些吧！他們主張以觀察為武器，使用我們的眼力，不要僅僅因為許多傳道士向我們鼓吹，就接受大量教條式的原理。那好吧！他們必須相信自己的話。讓我們看一看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邁斯特說，讓我們不要看書本，讓我們看一看自然，看我們本人，讓我們研究歷史，是的，還有動物學。它們是自然的真正嚮導。我們會看到什麼呢？且引用邁斯特的一段話：
在有生命的物質和自然界的廣大領域，一種明目張膽的暴力佔據著統治地位，這是一種因襲習慣的狂暴，它武裝了所有的生靈，直到它們走向共同的命運：死亡。一旦你離開無生命的王國，你就會發現，暴力死亡的旨令已經銘刻在生命的邊界。你在植物王國裡已經感受到這一點：從參天的梓樹到最微不足道的牧草，有多少植物死掉，有多少植物慘遭殺戮！可是自打你進入動物王國的那一刻起，這條規律突然以最可怕的方式得到了印證。一股殘暴的力量，它既是隱蔽的又是明顯的，在每一種被重新分類的動物身上都有，它使某些物種吞噬其他物種。於是有了捕食性昆蟲、捕食性爬行動物、捕食性鳥類、捕食性魚類、捕食性四足動物。人類被置於所有這些物種之上，他的破壞之手不放過任何生靈。
接下來一段文字，讀法文原文更見其表現力（略），翻譯過來是：
人為了取食果腹而殺生，人為了取衣遮體而殺生。他為了裝扮自己而殺生，他出於攻擊的目的而殺生。他為了自我保護而殺生，他為了教諭自己而殺生。他為了自娛自樂而殺生，他為了殺生而殺生。傲慢而可怖的國王，他想得到一切，什麼也擋不住他……[讓人]取拉羔羊的腸子，做豎琴的琴弦……從狼那裡取來它致命的牙齒，去打磨沒有什麼價值的工藝品，從大象那裡取象牙給他的孩子做玩具：他的餐桌上屍體橫陳……可是有誰[在普遍的大屠殺中]去剷除那個剷除他人的人？他本人會。這是一個專事殺人的人……暴力毀滅生靈的偉大定律……就這樣完成了。整個地球，永遠浸泡在血液中，它只不過是一個巨大的祭壇，在這個祭壇上，一切生靈都永無止境地做犧牲品，沒有限度，沒有停止，直到事物的結局，直到邪惡滅絕，直到死亡消失。
然而，邁斯特說過，人天生是仁愛的。他是溫柔、和藹和善良的。他的狂暴因何而產生？是地球要求血腥嗎？邁斯特質疑說，指揮官讓參戰部隊去滅絕其他無辜的人，這時候，為什麼這支部隊決不（或很少）嘩變以反對指揮官的命令？那些士兵天真無邪，值得尊敬，我們在個人生活中對待他們最為客氣不過，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也都溫文爾雅、品德高尚、敬畏上帝、彬彬有禮，連一隻蒼蠅都不忍心傷害，可他們卻毫不顧忌地參戰，去殺戮那些同他們一樣天真無邪的人，難道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而奉命行事的劊子手，他殺的人畢竟都不是無辜的——他們中間有弒親犯、謀殺犯以及其他罪犯，他殺的人比士兵們殺的少得多，可他依然遭到社會遺棄；沒人去和他握手；別人都用恐怖和憎惡的眼光看待他，不把他當成社會的正常成員。無辜者鮮血橫流讓人頓生羨慕之情，罪犯鮮血橫流卻讓人退避三舍，這豈不讓人感到莫名其妙嗎？邁斯特說，這是因為，戰爭本身在某種意義上是神聖的，因為它是世界的規律。這是邁斯特的一個核心學說：理性主義觀念並沒有發生作用。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人們的行為何以表現出這個樣子，你得到非理性領域裡尋找答案。這是一種信奉彼岸世界而不信奉此岸世界的神秘主義。
邁斯特對戰爭場面深感興趣。他說，讓我們設想一場戰爭。在人們的想像裡，戰場上的事情都是按計劃發生的。指揮官下達命令，部隊開始交戰，戰役的輸贏取決於雙方部隊的優劣，或將軍們的指揮藝術。沒有比這更偏離現實的了。設想一下，假如真的發生一場戰事，那該出現什麼樣的情況。這次還是不要看教科書，要看生活：動物學和歷史是邁斯特的教師。假如你親臨戰場，你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個接一個有序發生的事件，就像目擊證人、甚至戰略家、戰術家或歷史學家描述的那樣。你聽到的是可怕的噪聲，看到一片混亂，到處是殺戮、死亡、毀滅、傷員的尖叫、垂死者的呻吟、火器槍炮猛烈地開火。「五六種極度興奮」支配戰場上的人；將軍根本不可能判定這場戰爭究竟是贏還是輸。沒有人能夠斷定。戰爭不是靠理性的計算打贏的，而是依靠道德力量。戰爭之所以打贏，是因為人們感覺自己贏了。某種非理性的內在確定性贏得了戰爭。在戰事進行當中，你計算不出你方部隊在戰場上的數量是否依然佔優勢。這與兩人決鬥不同，兩人決鬥的時候，可以明顯看出一方力量大，一方力量小。戰役的輸贏在於心理，戰役的輸贏在於信仰行為。實際的情況表現為某種神秘的內在力量的結果，這股神秘的內在力量當然不是理性的算計，也不是教科書上的規則的仔細應用，不是導致戰爭輸贏的某種精細的理性算計或計劃。
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對博羅季諾戰役的描寫，就是悉心遵循了邁斯特的觀點。托爾斯泰讀過邁斯特的書，因為邁斯特在聖彼得堡生活的那段時期，很讓托爾斯泰感興趣，他倣傚邁斯特對戰爭場面的描述，他描寫了參戰者的內心感受，而不是給出井然有序、整齊利落的描述，而後者正是目擊者和歷史學家在事後構建的。在邁斯特和托爾斯泰看來，生活本身就像這種戰役，任何從理性的角度描寫它的企圖，都是對本質上極端非理性、極端凌亂而且不遵循任何有跡可尋的規律或規則的一種可怕的歪曲、梳攏、整理、排序的過程。
邁斯特主要反對這種臆斷：理性對事物有支配作用。借助於理性管理人或做事，不可能取得成功。他說，你認為理性對我來說為何物？理性只不過是人們為了時常讓手段與目的相吻合而使用的一種脆弱的能力。你真的認為人類的偉大制度都是合理的建構嗎？記住，制度的職責是樹立自己的權威性。政府的職責在於管理。每一個社會都得有一個政府，每一個政府都得有這種統治權。每一種統治權都得包含一個一貫正確的原則，唯一絕對一貫正確的東西就是上帝之言。人類製作的一切東西，都可能被人類毀壞。人類建造的一切都可能被人類摧毀。假如你利用18世紀所推薦的理性——為了確保絕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自由所作的某種功利主義安排，創建了一個人為的制度，一個共和國或一個有限君主立憲制。好了，這一代人中的聰明之士建立了它，而下一代人中更聰明的人士可能把它弄得千瘡百孔，他們用優越的、更微妙的、更聰明的、更有破壞力的理由，能夠徹底毀掉它。沒有一件東西能夠永世長存，除非這件事物不是理性建立的，因為理性建立什麼，就會毀掉什麼。
人在本質上是墮落的、邪惡的、膽怯的和道德敗壞的。羅馬教會、基督教所謂原初的罪惡，也就是原罪，是對人性最真實的心理洞察。如果放任自流的話，人類會把彼此撕成碎片。在此邁斯特與他的時代完全對立：他認為，要是不給人類戴上鐐銬而且用最嚴格的紀律來約束他們，他們就很可能因為自相殘殺而毀滅。他認為，人性從根本上說是自我毀滅性的，需要加以抑制和控制。唯一可信賴的東西，唯一可靠的東西，不是人造的；因為，如果它是人造的話，它同樣可被人毀掉。
在這方面，18世紀是怎樣教導我們的呢？它教導我們說，社會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上。可是，契約論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歷史上都是荒謬的。契約是什麼東西？契約就是一種承諾。邁斯特用嘲笑的口吻說，我們讓一群有理性的人走到一起，就是為了創造和平的生活，與人們陷入的所謂自然狀態相比，這種和平的生活將會給人們更多世俗的好處、安全、幸福、自然或任何他們想得到的東西。那麼他們怎麼能做到這一步的呢？建立起一個國家，就像開一家銀行或有限責任公司那樣。可是即使做到那一步，也需要承諾和社會契約得到執行。假如有人違反承諾，就一定得用某種手段迫使他改變初衷履行承諾，或將他驅逐出局。可是，如果一群人已經理解諸如承諾以及執行承諾等概念，這個群體已經是一個徹底成熟、老於世故的人類社會了。一群野蠻人，從樹林裡走出來的狂野不羈的土著人，在歷史上第一次聚到一起，為了建立某種所謂社會契約關係，他們已經有了精緻複雜的社會觀念，例如彼此信守承諾、義務、責任、執行承諾，他們準備把這一切放在一起供理智使用，這種觀念在邏輯上荒唐得令人匪夷所思。如果人們已經有了承諾的觀念、尊重彼此意願的觀念、獎懲觀念，那麼他們就不再需要社會，他們已經處在社會之中了。因為社會顯然是以契約觀念為前提的。另外，社會不是由人創造的，如果它是由人創造的，它就不會歷經千百年的蹂躪而巋然不動。它源於遙遠不可知的古代；在邁斯特看來（在此他深受柏克的影響），任何可回溯到古代、然而來源無可考稽的事物都是上帝而不是人創造的。
語言也是如此。他說，盧梭先生告訴我們，他想弄清楚語言的起源。那好，無所不知的孔狄亞克先生當然也能夠回答出這個問題。語言是怎樣形成的呢？呃！當然是勞動分工啦。許多理性主義者為了追求他們個人的優勢，相互勾結抱成一團，著手發明了語言，邁斯特如是說。據推測，第一代人說出了BA，第二代人說出了BE。亞述人發明了主格，米底亞人發明了所有格。語法就是這樣形成的。
這種尖刻的嘲諷非常到位。邁斯特意識到，18世紀有一個觀念：人類制度是理性的人為了有限和可理解的目的而創建的，這完全不符合人類的天性。邁斯特是最早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之一。此類想法赫爾德早就有，當然德國浪漫派也有。為了摧毀18世紀有關社會起源理論岌岌可危的結構、尤其是他們特有的非歷史的研究方法，邁斯特運用了尤為尖刻辛辣的嘲諷手段。但是，他痛加針砭的是自然觀念。他說，盧梭先生告訴我們，奇怪的是，生來自由的人，卻處處受束縛：「他（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一瘋狂的聲明——人天生是自由的——與事實完全相反。」法蓋有一句精彩的雋語涵納了邁斯特對盧梭的反應：他說，盧梭的斷言就好像有人要說，多麼奇怪，天生是食肉動物的綿羊，卻到處啃草。邁斯特嘲笑百科全書學派以自然的名義去給那提供一切、解釋一切的實體抬高身價。他說，這位大名鼎鼎的女士是誰35 ？在他看來，自然決不是一切好東西的仁慈提供者，決不是一切生活知識和幸福的源泉，而是一種永遠神秘莫測的東西；她的方法是野蠻的，她是殘酷、痛苦、混亂的主要來源；無疑它是為上帝不可測知的目的服務的，卻很少是舒適或啟蒙的來源。
盧梭曾經鼓吹回歸高貴的野蠻人質樸的美德。什麼是高貴的野蠻人？按照邁斯特的說法，野蠻人根本不高貴，而且不如人類，他們殘忍、持有異見和冷酷無情。在他們中間生活過的人都能夠證明，他們是人類的渣滓。他們決不是偉大的、未曾腐化的原型、自然品味和自然道德的早期典範，他們決不是正直、高尚的事物，決不是由於文明的緣故、西方各國所偏離的東西，他們只是上帝創世過程中的敗筆。派往美洲印第安人中間的基督教傳道士的確說過他們的好話，那是因為，那些傳教士都是善良的布道者，他們本人不能將這些人實際慣有的卑鄙和罪行安放在上帝創造物身上。我們不能夠根據他們的證言，把印第安人當做學習的榜樣。野蠻人的語言決不是具有原始力量、帶有原始美的東西；它只有混亂和衰敗的醜惡。
至於說自然狀態——在18世紀的思想家看來，自然狀態是原始人應當認可的所謂人的權利的來源，這些18世紀的發言人是以誰的名義佯裝發言的呢？以自然的名義嗎？邁斯特說，這樣一位女士不存在，否則我們怎麼從來就沒有遇見過她呢？這些權利為何物？是什麼樣的人所固有的？形而上學的神眼所看到的、被稱做權利的抽像實體，要麼來自人類的權威，要麼來自神的權威。至於著名的抽像物——人，大革命以它的名義發動，最殘酷的大屠殺以它的名義組織，許多無辜者以它的名義慘遭屠殺：「在我一生中，」邁斯特說，「我見過法國人、意大利人、俄國人……我也知道，虧了孟德斯鳩，那個人可能是波斯人。但是，至於說『人』，我宣佈我在生活中從未見過他：如果他存在的話，他也不為我所知。」
邁斯特說，在當今時代，信仰完全空洞的言辭和空洞的公式造成的結果是，「社會的兩隻錨——宗教和奴隸制——已經同時失效，社會這艘船讓風暴給捲走了，失事遇難」。這就是為什麼他在向俄國沙皇進言的時候，總是說：社會賴以維繫全憑這兩隻錨，借助於它們可以限制邪惡之人，防範他盲目的自我破壞衝動。一隻錨是教會，另一隻錨是奴隸制。基督教會之所以廢除奴隸制，乃是因為，它有足夠的力量控制住人，可是，在俄國，東正教會並沒有得到普通民眾的高度重視，那就讓農奴制一直存在下去好了，如果你去解放農奴的話，就像你的顧問建議的那樣，你的國家就會陷入最邪惡的革命之中。它就會從野蠻狀態走進無政府狀態。沒有人像俄國人那樣希望暴力，一旦你允許這些「大學裡的普加喬夫」——這是他對他們的稱呼——所有的這些思想反叛者、所有的這些經濟學家和科學家以及詭辯家和巫師去支配你，那麼你的王國——同所有的王國一樣，它依賴權威，依靠信仰盲目的權威——將會垮台。
18世紀的首要觀念是什麼？社會得以建立的基礎是，想盡可能地在一起幸福和自由生活的人們認識到他們之間的相互利益。這種觀念遭到邁斯特強烈和憤怒的反對。他說，社會根本不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社會建立在自我犧牲的基礎上。士兵們為何去參戰？他們不知道。如果國王要想推行某種無害的措施，例如人口普查或改變曆法，就會在民眾中引發反叛和騷亂。然而，如果發生一場戰爭，許多無辜者慘遭屠戮，成千上萬的人再也回不到他們的妻子兒女身邊，人們卻一聲不響地服從。為什麼？我們弄不清楚；它是非理性的。
邁斯特實際上在此表明兩點。第一點是，根據純粹無益的人為發明解釋不了事情的起因，長久持續的事物都是非理性的。他舉例說，世襲君主制，還有什麼東西能比它更加沒有理性？為什麼聰明睿智的國王就一定會有一位同樣睿智的兒子，也許他的兒子根本不夠睿智。這顯然是一種性質十分愚蠢的制度，然而這項制度卻在延續。它延續了好多世紀。整個西方世界就是以它為基礎的。廢除這樣的君主制更合乎理性、更順理成章、更有道理，我們看一看這樣做後果如何。波蘭不實行世襲制，國王由選舉產生，後果如何？混亂和毀滅幾乎接踵而至。為什麼？因為採用了一種理性的制度。以婚姻制度為例。兩個人僅僅因為在人生的一個階段上偶然相愛，他們就應當廝守終生，其理由與過去並無二致，還有比這更非理性的嗎？可是，沒有什麼東西比自由性愛更短命、更具破壞性、更加可憎的了。就這樣，他一個制度接一個制度地列舉，似是而非地斷言，只要是非理性的東西就能夠延續下去，只要是理性的東西就會垮掉；它之所以垮掉，乃是因為，由理性建成的任何事物都能夠被理性毀滅；由自我批評能力建成的任何東西都經不住自我批評能力的攻擊。唯一能夠永遠支配人們的東西是難解之謎。
18世紀認為——17世紀也認為，有一些社會和政治問題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得以解決。有些人認為，有些問題可以由形而上學家來解決，有些可由科學家來解決，有些可以用良知來解決，通過探索內心來解決，還有一些可以通過閱讀特定的專家論述這些問題的著作得到解決。邁斯特說：一旦你允許這類問題提出，那麼，其答案就會提出下一個問題。答案永遠不會顛撲不破，人們會向這一答案提出質疑，下一個問題的答案也會遭到質疑，就這樣循環往復地詢問原因的原因。要想讓人們在社會中生活，唯一的辦法是防止他們產生疑問，阻止他們質疑的唯一辦法是使用恐怖。假如事物的本質模糊不可測定，那麼人們只有服從它。一旦人們參透事物本質，一旦它是理性的東西，一旦人們能夠理解它，他們就不會畏懼它。他們不會敬畏它，不會尊重它，所以它就會垮掉。因此，我們需要的是模糊而無法理解的東西。
以語言問題為例，邁斯特說。語言等同於思想。18世紀的人認為，語言是人類的一種發明，他們在這一點上是錯誤的。為了發明，你必須去思考，為了思考，你必須使用符號；說語言能夠被建構，絕對是荒唐之言。孔多塞先生想有一套科學的語言，它清晰易懂，可以在各國通行——一種科學的世界語，沒有比這更具有災難性的了。它之所以會造成災難，就是因為它清楚易懂。對於清晰易懂這種東西，必須棄之不顧，必須阻止，因為正是它們產生了不安、批評、質疑，它們最終會推翻古代的制度，導致不公正、流血、革命和混亂。
拉丁語這門語言，我們必須教給孩子。為什麼？因為它很難懂。人們舉出證據反對偏見、反對迷信。什麼是偏見？偏見只是人們千百年的信仰，得到了經驗的檢驗。說到底，歷史是我們唯一的老師，而政治只是實驗的歷史。在此，邁斯特的言論方式很像柏克，柏克就是以同樣的方式去捍衛偏見的。偏見只不過是人類在千百年當中獲得的外衣，在傳統上，它在各種境況下得到了檢驗，將它拋棄不顧，就會在生活的破壞力量前面一絲不掛、顫慄發抖。拉丁語是一門不循常規的語言。拉丁語是一門語法不理性的語言。它體現了各種偏見，各種古代迷信，盲目的信仰、無意識的經驗、科學所反對的一切事物。這就是我們離不開這門語言的原因，因為世界上只有兩種東西永遠是好的——一種是古老的東西，另一種是非理性。只有二者的結合才能產生一股足夠強大的力量，以抵制批評家、質疑者、科學家們的有害影響。
我們維護社會秩序是為了反對誰？社會秩序的死對頭——邁斯特稱之為「小集團」的那些人，是非常有趣的一群人。在他看來，他們是詹森派和加爾文主義者以及廣義上的新教徒；律師、文學家、記者、作家、猶太人、美洲的革命者、知識分子、科學家、批評家；簡而言之，他們就是知識分子階層以及屬於這個階層的一切。這份名單——上面有自由主義者、各種批評家、各種信仰某種抽像真理的人、不接受社會教條前提的人——差不多最早是由邁斯特擬定的，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對它耳熟能詳。它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每一場極為反動的、法西斯主義運動的一貫伎倆。
但是，在這些人當中，邁斯特最恨科學家。科學家屬於那種最沒有能力去理解生活、理解政府的人，他用極為鄭重的口氣警告俄國沙皇說，切不可犯下致命的大錯，讓科學和藝術支配這個國家。他說：以羅馬人為例，他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民族、至少在治國方面是最偉大的。羅馬人很清楚，當科學家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舉。他們僱用希臘人，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自己去做這份工作的話，純粹有損尊嚴。他說，從絮熱到黎塞留36 ，大政治家無一出身於科學家，或對科學有所瞭解。與科學有關的東西，有關它枯燥、抽像、不夠具體的性質，有關晦暗不明的生活所扭曲的、混亂的、非理性的肌質，使科學家無法讓自己適應現實，誰聽了他們的話誰就自取滅亡。他對俄國皇帝說：不要讓這些路德派的德國人到你們的學校任教。那些源源不斷、蜂擁而至的都是一些什麼人？好人——忠於家庭的人、信奉傳統、有信仰、信仰宗教、具有良好道德的人——是不會離開故國的。只有那些玩世不恭之輩、不安分之人、吹毛求疵之士才這麼做。這是反對流亡者、反對精神自由、反對人口流動首次真正的說教，當然，是首次以激烈的和容易理解的、實際上讓人難忘的言辭表述出來的。
那麼社會的根基為何物？社會是苦海的一部分，在這裡，我們無法理解事物的根源，在這裡，上帝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統治著我們。社會依靠的是恐怖；它依靠順從，盲目順從權威。沒有它，制度就會一片混亂，從而陷入災難的深淵。什麼東西代表這種恐怖因素呢？在這裡，邁斯特做出一個似是而非的評論，寫出了他著作最有名的段落。他說，處於恐怖中心的人無異於那個飽受痛恨的人物——劊子手。我引用一下他評論此人的那一段有名的文字：
這個莫名其妙的人是誰？……他自己就像一個世界……沒有分配給他應有的住所……這時候其他人都搬到別的地方去了……在這種孤寂狀態下……他孤獨地與老婆、孩子一起生活，他們讓他知道人類的聲響。可是在他們看來，除了痛苦的尖叫之外，他什麼也聽不見……司法部門最低級的一個下人敲他的門，告訴他，需要他去效勞。他去了。他到了一個公共廣場，人們都聚在那裡，臉上帶著期盼的表情。一個囚犯，弒親犯，犯下了瀆聖罪，給拋到他的腳下。他抓起了這個人，拉直他的身子，將他綁到地上的十字架上，舉起了手，這時候，全場出現了可怕的沉默。鐵錘重擊之下骨頭的斷裂聲，還有受刑人的慘叫，打破了這種沉默。他解下這個人，將他放到刑車上；折斷了四肢纏在車輻條上，頭向下低垂；頭髮根根豎立，嘴張得像發熱的火爐的門，嘴裡只能斷斷續續吐出幾個殘缺不全的音節：只求速死。劊子手完成了他的任務；他的心在跳，卻很高興；他對自己的工作很滿意。他心裡說，「幹這一行沒人比得了我」。他從斷頭台走下來，伸出沾滿血污的雙手，接住一位官員從遠處拋來的幾枚金幣。劊子手拿著金幣從兩排人的中間走過，那些人心驚膽戰地向後退。他在桌邊坐下吃飯，他上床睡覺，第二天一覺醒來，除了頭一天他幹的行當之外，他什麼都想過。他是人嗎？是的，上帝允許他進教堂並接受他的祈禱。他不是罪犯，可是，正直、可敬或值得稱道，人類語言中的這幾條哪一條也不敢用在他身上……然而，所有的偉大之處，所有的權力，所有的社會秩序都依靠劊子手；他是人類社會的恐怖，是維繫人類社會的紐帶。將這股不可理喻的力量從這個世界上帶走，那麼，秩序馬上會被混亂所取代，王座倒塌，社會解體。上帝，統治者權力的來源，也是懲罰的來源。他將我們的世界懸掛在這兩根柱子上，「地的柱子屬於耶和華，他將世界立在其上」37 。
這並不是對犯罪和懲罰純粹施虐狂式的沉思。拉梅內說起過邁斯特，他說，很奇怪，像他這麼高尚的人在整個生活中卻只看到兩個現實：犯罪和懲罰。「就好像他所有著作都是從斷頭台上寫出來的」。不過，我從邁斯特著作中摘出的引文不全是邪惡的東西。它是一種真正信念的表達，這股信念符合邁斯特充滿激情的、但又明晰的其他思想，即，人只有受到權威的恐怖約束才能獲救。在他們的生活中，必須時時刻刻向他們提起位於創造核心的那個可怕的不解之謎；他們必須通過不斷受難來贖罪；處處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愚蠢、惡意、無助，以此來讓他們謙卑。戰爭、酷刑、苦難是人類不可避免的命運。
人是傻子，人是孩子，人是瘋子，人是在外地主；生活是——應當是——一種刑罰性的居留，由看守照看這個人。他必須受到指定的主人的控制，指定的主人滿腦子都是造物主施加的責任，造物主通過無情地推行各種規則，無情地消滅敵人，將自然變成一種等級制。正如我們所見到的，敵人是一個「小集團」，他們是搗亂分子、顛覆者、世俗的宗教改革者、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律師、完善論者（perfectibilians）、相信良知、平等或理性地組織社會的人、解放者、革命者，這些人都必須根除。
邁斯特以最明晰的方式，使用著確實與18世紀人一樣清楚和漂亮的語言，可他說的事情與那個世紀的一般趨向大相逕庭：這的確有些不同尋常。然而，邁斯特在某種意義上也是18世紀的產物，因為他處處與18世紀針鋒相對。聖西門相信，邁斯特與他切齒痛恨的人（伏爾泰的追隨者，實際上甚至包括伏爾泰本人）有某些共同之處。伏爾泰是邁斯特的死對頭，邁斯特談到這個可怕魔鬼的猙獰笑容時，極為憤恨，聖西門卻說，也許未來的社會就在於邁斯特與伏爾泰的結合。
乍一聽，這是一個莫大的悖論。怎麼能有這種結合呢？伏爾泰代表的是個人自由而邁斯特代表了枷鎖。伏爾泰呼籲更多的光明，而邁斯特呼籲更多的黑暗。伏爾泰對教會深惡痛絕，他不承認教會有絲毫的美德；邁斯特卻喜歡教會的惡習，認為伏爾泰是惡魔的化身。然而，聖西門的話多少有些道理，雖說聽起來有些怪異，原因在於，雖說兩人截然對立，可是他們都屬於法國思想中嚴苛、冷靜、生硬、明晰、強硬的傳統。他們的觀念似乎極為矛盾，可是思維的屬性都經常極為相似。他們誰也沒有犯下任何程度上的軟弱或含糊或自我放縱的錯誤，他們也不允許別人身上有這些屬性。他們支持生硬反對傷感；他們毫不妥協地反對一切迷惘的和模糊的東西，一切浪漫的、裝腔作勢的、主觀的東西。他們同樣反對盧梭、夏多布里昂、維克多·雨果、米什萊、勒南、柏格森的精神。他們是殘酷無情和使人洩氣的著作家；他們毫無熱情，有的時候真正憤世嫉俗。與這種冷靜、清晰、虛有其表的外觀相比，甚至司湯達的文字風格——司湯達借鑒邁斯特之處甚多——顯得很浪漫。馬克思、托爾斯泰、索雷爾、列寧——是他們真正的繼承人。
這種冷靜地看待政治場面的傾向，這種不事張揚、真正無情地去分析政治和歷史，而非純粹以駭人聽聞的方式去分析它們的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進入現代政治技巧，它正是從伏爾泰和邁斯特的諸如此類的觀念進入現代政治技巧的。伏爾泰營造濃厚的、不事張揚的氛圍就是為了揭露感傷的流行價值觀。邁斯特強調歷史主義和政治實用主義，他對人類向善的能力估計很低，他還相信，生活的本質是強烈渴望受難、犧牲和放棄（權利）。如果在此之外再加上邁斯特的如下信仰：要不是少數熱忱的統治者壓制軟弱的絕大多數，堅決反對各種誘惑，以免沉溺於各種人道主義之中，否則統治就無法進行下去，那麼，我們就逐漸接近現代集權主義了。可以讓伏爾泰揭露自由主義的妄想，可以讓邁斯特提供靈丹妙藥治療荒涼、空曠世界帶來的後果。伏爾泰確實既不喜歡專制主義也不喜歡蒙蔽；邁斯特認可二者存在的必要。邁斯特說：「主權在民的原則很危險，即使它有真理性，還是有必要把它隱藏起來。」所以說，聖西門的活沒有太大的矛盾。二者的結合導致了20世紀殘酷無情的極權主義——無論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極權主義。
真正讓邁斯特癡迷的是權力。在他看來，權力是神聖的。它是一切生命、一切行動的來源。它是人類發展過程中舉足輕重的因素，任何人，只要懂得如何運用權利，他就有權利獲得權力；基於同樣的原因，它是上帝在特定階段、為實現他神秘莫測的目的而選中的工具。認出權力真正的淵源所在——處於古代的、既定的、由社會所創造的制度中——是政治和道德洞見和智慧。所有篡位行為終將失敗，因為它無視宇宙的神聖法則。因此，永恆的權力只掌握在作為這類法則工具的人的手裡。抵制權力是可恥的幼稚之舉和蠢行，與人類的未來相背離。
邁斯特鼓吹這樣一種學說，如果我們想去理解神聖意志的活動的話，那麼，我們必須根據經驗研究一切事件。他的斯多噶主義和相對主義、他對自然以及人類權力分配的興趣——這些構成了邁斯特深思熟慮的觀點，而這正是使他莫名其妙地贊同雅各賓派的原因，這種做法使他在移民圈子中不再受歡迎。邁斯特說：只要出現真空，就一定有人趁虛而入。法國國王令人憂鬱地失敗了。路易十六和他那些蹩腳的自由主義顧問們，還有更蹩腳的吉倫特改良者們，純粹是社會的渣滓，他們軟弱、樂觀、信奉改良主義、不瞭解人類的本性，顯然他們毀滅和顛覆了社會。在真空時期，雅各賓派至少有所作為。他們至少殺了人。他們豎起斷頭台；他們執行死刑；他們開了殺戒。這是邁斯特所贊同的，因為它是行使權力的行為，因為它使社會團結一致，因為它使事物協調一致。他信奉主權。當然雅各賓派是上帝懲罰的工具，用來懲罰背叛了父輩的信仰、不敬上帝的那一代人。不過，像雅各賓派那樣，使法國團結一致，使它成為強國，抵抗敵人入侵，粉碎了軟弱的普魯士人或奧地利人的反對，還是比知識分子滿嘴胡說八道要好。這就是邁斯特思想中法西斯主義的特徵。
同樣，拿破侖是科西嘉魔鬼；他是可怕的篡位者，人們千萬不要認可他。然而，他又是一位有權勢的君主，權力總是源於上帝的，當然他加冕稱帝不比英國的伊莉莎白、奧蘭治的威廉或漢諾威王室的加冕更糟糕。邁斯特對拿破侖十分感興趣，拿破侖對他也相當感興趣，他們很想見上一面，撒丁國王讓這種想法給嚇壞了，他可不想讓兩人會面，他受英國和俄國的豢養，還受過拿破侖入侵之害，一想到自己的外交官與人類的毀滅者謀面，撒丁宮廷就陷入了極度恐怖之中。邁斯特以他特有的失望之情作了答覆，他說，假如國王不想讓他去，他是不會去見拿破侖的，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和短視的政策。他說：我看到您認為我的提議讓人非常吃驚。那好，我終身將為您服務，因為我相信，王位比它的佔有者更重要。至於說不讓您吃驚——我不能保證。
邁斯特強調傳統、過去、無意識、未知的力量，而不強調民眾心靈和藹可親的想像特性，正如它熱情的捍衛者所做的那樣——德國浪漫派，或簡樸生活的倡導者所做的那樣（他也總是讚頌簡樸生活）。相反，他強調權威的穩定、永恆和顛撲不破；權威屬於模糊的半意識的記憶、傳統和忠誠，他強調各種制度的強制力量，尤其是在超自然因素方面。他極為強調如下事實，即，只有在令人畏懼的情況下，絕對的統治才能成功，他恐懼和厭惡科學，就是因為它傾瀉了太多的光明，從而破除了神秘、黑暗，而黑暗本身抵制懷疑性探索。
在某種意義上，邁斯特是法西斯主義的先驅和早期鼓吹者，這正是人們對他饒有興趣的原因。在古典主義面具之後、在古典主義的表面下、在古典氣派之後、在正統的托馬斯主義的背後、在當時官方完全聽命於王室的背後——這在當時毫不出奇，邁斯特的思想裡有更廣泛、更浪漫、更恐怖的東西。他令人想起了鄧南遮和尼采這類人物——不必在後來的人物中尋找例子。在那方面，他很像盧梭。正如盧梭將加爾文主義的邏輯束縛施加給一種極端個人的蠢行，邁斯特將一種正式的正統主義性質的天主教框架施加給十分強烈、十分革命的、最終是法西斯主義性質的內在激情。
讓同時代人對邁斯特十分感興趣的是，他強迫他們去看事物的醜惡的一面。他迫使他們擺脫毫無生氣的樂觀主義、機械的心理，以及18世紀所有一帆風順的理想，在法國大革命中，這些理想經歷了毀滅性的災難。在人為建造的實證主義樂觀態度行將結束的時期，人們站起來說，他們利用某種經濟的或社會的解決辦法去治療所有的社會痛疾，然而這種方法並未奏效，在這一時期，一直存在著要求普通人做出反應的一種強烈傾向，這麼多的樂觀主義、實用主義、積極的理想主義讓普通人得到了滿足，然而，捅破大氣泡，卻暴露出如下事實：當狼真的來到門口的時候，所有的口號都是無意義和軟弱的，這些主義頓時名譽掃地。在此之後，人們總想看到事物的陰暗面，在我們這個時代，心理分析中令人不寒而慄的方面……應歸咎於人類對陰暗面的這種強烈渴望——陰暗面是比較尖刻、比較實際、比較真實的，它比過於樂觀、過於機械、過於圖式化的信仰更有效地滿足人們的需要。這也正是邁斯特提供給他那一代人的。人不能依賴於與他對立的理想生活，邁斯特的貢獻是，他為18世紀浮誇的、過於樂觀的和過於淺薄的社會學說提供了一枚強效的矯正劑。邁斯特預言了曾經威脅、現在依然威脅正常人類的自由和理想的最有暴力性、最有破壞性的力量，憑借這一點，我們應感謝他。
人可分為兩類：一類贊同生活，另一類反對生活。在反對生活的人當中，有一些敏感、明智和目光犀利之士，他們受到不定形的自發性過多的冒犯和打擊，受到一心想過自己的生活、不服從任何共同模式的人們所造成的失序狀態過多的冒犯和打擊。這些人當中就有邁斯特。總的說來，他沒有積極的學說，假如他必須在自由和死亡之間做出選擇的話，他會拒絕自由。他在20世紀後繼有人——例如夏爾·莫拉和埃茲拉·龐德，雖說我們可能不贊同這類人的看法，但我們要記住，自由既需要有人批評也需要有人支持。畢竟，正如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批評上帝之道的靡菲斯特並非完全沒有得到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