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本書收錄的這些長達6小時的演講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無線電台播出，引起了轟動。在此之前，還沒有誰在沒有現成講稿的情況下，可以發表這麼長時間的演講，時年43歲的以賽亞·伯林是首開這個冒險先例的正確人選。他情感奔放的演講風格、別具特色的嗓音（雖說有些人因此很難聽懂他的話）、非凡的口才、對論題明顯專注的程度、不為人知但馬上就能扣人心弦的內容——這一切合在一起，產生了一股強烈的衝擊力，時至今日，當年的聽眾對此依然記憶猶新。每個星期，人們都帶著期盼的心情打開收音機，沉浸到伯林的演講中。約翰·巴羅寫道（當年他還是中學生），這些演講「令我十分激動，每次播出，我都坐在地板上，一邊聽著身旁的收音機，一邊做筆記」。1 這一系列演講結束後，《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進行了報道和評論，在讀者來信欄目裡引發了一陣通信活動，伯林本人也躬與其事。2
這些演講鞏固了伯林節節上升的名氣：他能把思想哲理方面的東西講得明白曉暢、引人入勝；而且，在伯林看來，這些演講也為他五年之後就任牛津大學齊切利社會及政治理論講座教授奠定了基礎。3 然而這種名望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讓伯林一直憂心忡忡的是：他擔心自己受到片面的對待，被認為善於做秀，給當成雜耍演員。4 第二年，他到倫敦經濟學院做奧古斯特·孔德紀念基金會講座的首場演講5 ，（據說）邁克爾·奧克肖特向聽眾介紹，他是「講壇的帕格尼尼」。他的恐懼還是有些根據的，因為他已經成了語速迅疾的高深演說的代稱——「唯一能以一個音節說出『認識論』的人」。不過，他這方面的公共形象並沒有對他造成永久性損害，他龐觀博采的思想資源，他以獨特的風格、明晰性和說服力調動這些思想資源的能力，得到了人們的重要認可。
只有一次演講（講盧梭的那次）的錄音得以保存下來，錄音裡有一些辟辟啪啪的雜音，這段錄音可以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聽到。6 今天要再現該講座在1952年的效果，這是我們所能接觸到的最貼近伯林原意的東西了。不過，這六次演講的錄音（文字）記錄還在（雖說有的地方差強人意），經過編輯整理，還可以重新見證伯林非凡的闡述能力，感受到這些較早體現伯林自由觀的論述所造成的衝擊力；這些自由觀之所以廣為人知，是因為他在1958年就任齊切利講座教授時發表的演說《兩種自由概念》。不過《自由及其背叛》絕非他後來進一步錘煉的思想的粗糙先導。貫穿於這些早年演講中的自由觀，其基本要義已經全面形成，這種清晰易懂的論述，特別因為它是對具體思想家的口頭論述，而不是一部抽像專著，而且還包含那篇就職演說所沒有的許多內容，是對他生前已經出版的著作的一個重要補充。
我腦海中曾閃現過一個比較輕薄的念頭：將這本書的副標題署為「並非裡斯講座」。安娜·卡琳，英國廣播公司第三套節目的製作人，曾經製作過伯林的許多訪談節目。她知道伯林一直準備為賓夕法尼亞州布萊恩·莫爾學院的瑪麗·弗萊克斯納講座發表系列演講（他在1952年2月至3月做了演講），便邀請他在廣播中做一遍。她很清楚，說服他不易，因為他經常拒絕上鏡，她已做好了失望的準備。不過，讓她高興的是，他居然很樂意。她聽了弗萊克斯納演講的錄音（現已亡佚）之後，就毫不猶豫地另外派給他一個聲望很高的角色：裡斯講座演講人，他是擔當這一角色的理想人選。
可是，上級得知後，卻裁定伯林不適合，這讓卡琳十分尷尬。他們是基於什麼理由而得出這種看法的，對此我還未發現任何文字記載。可能只是因為，當時伯林的地位尚未充分確立，而當年選擇裡斯講座演講人的標準比現在保守得多。不管怎麼說，沒有證據表明反猶主義從中作祟。無論出於什麼理由，那些要員的決定是不容變更的，卡琳只好將這個消息透露給伯林。好在他沒有生氣，這讓她很寬慰。7
應當說一說伯林對待出版這些錄音記錄的態度。總的說來，他的態度接近於他對出版自己的梅隆講座的看法，那個系列講座13年後發表於華盛頓特區，1999年出版，題為《浪漫主義的根源》。他知道，如果這些錄音記錄在他有生之年整理成書，就得大幅度修改而且還得擴充內容。正如他在1951年12月11日給卡琳的信中所說：「你不難看出，很多東西向聽眾泛泛而談是一回事，把它們付諸冷冰冰的文字則是另一回事。」他當然想以布萊恩·莫爾系列演講為藍本出一本書，在演講發表後一兩年之內付梓，可是，正如其他著作一樣，他從未試圖盡力完成這一必要工作，這兩個系列演講依據的長篇錄音記錄草稿給放到一邊，忘掉了，雖說他已經進行了徹底修改。1993年，我替他弄出一份字跡清晰的複印件，其中包括他對手稿的全部改動以及他後來寫的一篇導言，不過我相信，他沒有再去看它。這部演講錄的標題是《浪漫主義時代的政治觀念》（弗萊克斯納演講的原標題），全文接近11萬詞，我想今後它會在適當時候出版。
我將本書收入的BBC演講的錄音記錄整理出來，把最初的草稿交給他，但這份草稿他本人也未曾去審查。我想，幾乎可以確定，他再也不會理它了，我曾向他提到過這一想法，還表示了一番遺憾。或許是出於好意，他對我說，我不該那麼肯定將來什麼都不會發生：「誰知道呢？沒準兒12年之後，我會一下子把它拿起來，狠勁修訂一番。」（或類似的話）可說這話時是他已經八十多歲了，那活兒可不是九十多歲的人幹的。
雖說他的態度有所保留，可並不認為這些演講全然不可取。他認為有些演講要比別的好，不過他還是同意，經過「清理」，它們「可以編成一個小冊子」。8 我想，即使它們按照目前的樣子出版，也不會有問題。我咨詢了在這個論題上比我懂得更多的專家，我的判斷進一步得到支持。他們也發現，有些演講勝過其他，有的闡釋目前看來有些過時；但他們幾乎一致同意，它的出版是極為可取的。我希望，不應該認為這個結果得到了伯林本人的全面認可，這是不言而喻的；不過我的確相信，它公正地體現了伯林對自由的這些敵人的看法，而且，它有助於讀者更全面地理解這些觀點，將這些出色的演講添加到他已經出版的著作中，無損他的令名，只要理清它們臨時的、即興的、非正式的性質，不要對本書提出超過它的起因所允許的要求。
BBC演講不完全是為弗萊克斯納講座所準備的打字稿的簡縮，也不完全是弗萊克斯納講座的重演，就像布萊恩·莫爾的《校園新聞》的每週記要所表明的那樣——雖說由於該演講更早的完整錄音記錄以及錄音缺失的緣故，很難逐句對比二者之間的差異。伯林本人有時說這兩場演講大致相同，例如1953年1月22日他在寫給布萊恩·莫爾學院院長凱瑟琳·E.麥克布賴德的信中說：
我在倫敦的廣播電台的演講內容基本上與瑪麗·弗萊克斯納贊助的演講相同，在此間演講，我經常想起布萊恩·莫爾，我面對的可不是一百張面孔，我面對的是一張乾乾淨淨的辦公用桌和覆著軟木的牆壁——總的說來，我可能更願意在電台演講：當眾演講令我惶惑不安。這裡的演講帶來了大量的聽眾來信，它們都是那些最不尋常的人寫的，他們好像聽過這些東西，他們對於以最驚人的方式出現的歷史和政治的主題充滿了難以言喻的情感和思想，對於所有來信，我想我有義務做出某種解答。
然而，從BBC和布萊恩·莫爾學院保存的檔案材料明顯可以看出，就在伯林在美國演講的前後，這一系列演講經過了相當大的重新編排，而且，不管怎麼說，把同一部演講辭發表兩遍，這不符合伯林的特點，因為他熱中於修正自己做過的東西9 ，除此之外，他幾乎總是在講台上對自己的演講另起爐灶，即便他多次運用同一批材料。
伯林在信中說，他在面對聽眾時心懷恐懼，我們且引用萊莉婭·布羅德森提供的材料來印證。伯林在布萊恩·莫爾學院的時候，她臨時給伯林當秘書，後來她成為該校兒童心理指導門診的心理工作者。當時她正在讀研究生，因而手頭拮据，總要想方設法打工掙錢。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裡，她描述了伯林的講學風格，這是我所見過的對伯林演講風格最生動的描述：
週一晚上我去聽他講費希特，著實給嚇了一跳。他匆匆忙忙地向聽眾鞠了一躬，就在講台後站穩了身子，眼睛緊盯著他的右邊、觀眾頭上的某個地方，然後侃侃而談，他語速快得嚇人，整整一個小時之內，幾乎沒有片刻的停頓，這個滔滔不絕的演講顯然很出色，不過我沒大聽懂。他目光注視的方向一直沒變，他身體在講台上前後搖擺不停，每晃一次，大家都以為他要倒下——要麼往前倒，要麼向後倒。他把右手掌放在左手的掌心，在整整一個小時之內，他猛烈地晃動雙手，好像要從中取出什麼東西似的。說起來很難讓人相信。他話語連珠，說個不停，每句話都很漂亮，卻沒有停頓，除了出現某些不可思議的、表示轉折的標誌之外，例如「……所以說，顯而易見，康德的自由觀在某些方面不同於費希特，唉！」到最後我精疲力竭，不過我敢肯定，要是說我曾聽到或看到有人真正處於一種神靈感應狀態，當時那一幕便是。幾乎無法進行交流，這真是不幸。10
現在回過頭來說一說本書的形成經過：這部長篇打字稿共有四章，各章標題分別是「作為一門描述性科學的政治」、「自由的觀念」、「自由的兩種概念：浪漫派和自由主義」、「歷史的進程」。就算伯林還寫過其他章節，作為最後兩講的底稿，可它們目前並不存在。也許是因為時間不夠，伯林沒有寫出這兩講的底稿，雖說在邁斯特那一講，他可以利用幾年前準備好的打字稿。11 不管怎麼說，演講最開始是論述六個主題的——雖說在布萊恩·莫爾學院，（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通過闡述兩個人的思想來說明每一個論題——最終變成了目前的樣子：每一章以標題中人物為中心。在最終選擇本書正標題之前，BBC的檔案稱這個演講為「人類自由的六個敵人」，我就以它為副標題。我還把演講的第一部分單獨拿出來，作為整部演講的總論，因為這是演講本身所提供的。
編輯這個演講集在很多方面類似於編輯伯林的梅隆講座的演講，雖說在編輯後者的時候，我手頭上有更多不同版本的錄音文稿、作者對錄音文稿的更多評注、更多的相關筆記可供發掘。在此，我就不重複我在《浪漫主義的起源》前言中談到的編輯過程，《自由及其背叛》收入的演講與它的主要區別在於，《自由及其背叛》只有一篇演講的錄音。12 這就意味著，我要花更大的氣力四處猜測，以恢復伯林講話的原貌。本書的主體部分根據BBC員工的原始錄音記錄，BBC員工當然不熟悉伯林的聲音和他的論題，他們發現這項工作很難進行；他們時常被難倒，錄音記錄也讓人莫名其妙[例如：聖西門（Saint-Simon）給記錄成了西摩先生（Sir Seymour）]13 即便錄音裡的話經常讓人聽起來疑竇叢生，不過，很顯然，伯林說的是聖西門，幾乎一直如此。
同以往一樣，我在尋找伯林引文出處的過程中得到了一些專家的幫助，正如我在本書[邊碼]第1556頁註釋的序文中所說。讓我和讀者受惠最多的自然是作者，不過，還有已故的安娜·卡琳14 ，不應低估她在伯林思想生涯中的作用。她堅定不移、一再敦促他到電台演講。在長時間的錄音以及必要的重錄過程中，她一直在誘導他，支持他，因為在演講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很有壓力（部分原因是它助長了他畢生的自我懷疑態度），這是他的特點。她是一位出色的編輯：「你剪輯、濃縮、提煉的本領真是不得了」，伯林在寫給她的信中說——這封信我已經引用過，他還在信中提到她的「神手」。他們的通信表明，這兩位俄國猶太移民是多麼注重個人感情。無論當時還是後來，伯林需要一位思想上的監製幫助他實現全部潛能。安娜·卡琳矢志不移承擔了這一角色，這就是我將此書題獻給她、以資紀念的原因。
亨利·哈代
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
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