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是開放的，由我們所有人決定。它取決於你、我、其他人，今天、明天、後天做了些什麼。但是，我們能做什麼，又受限於我們的理念與希望、我們的期盼與恐懼。未來要看我們怎麼看待現在的社會、如何評估未來的開放程度而定。這意味著我們要一肩扛起巨大的責任，而在我們瞭解如下事實之後，我們的肩頭將更加沉重：我們一無所知，或者這麼說好了，與我們能做出正確決定所需的信息相比，我們知道的實在太少了，少到跟「零」沒有什麼兩樣。第一個瞭解這點的人是蘇格拉底。他說，政治家（statesman）應該聰明——要聰明到知道他自己一無所知。柏拉圖也說，政治家，特別是國王，應該聰明；但是，他的意思與蘇格拉底完全不同。他的意思是：國王應該是哲學家，應該上他的學校學習柏拉圖式的辯證法（Platonic dialectic，這的確是相當深奧、複雜的思辨訓練）——更好的情況是，最聰明、最博學的哲學家，就像他本人，應該當國王，統治全世界。這個建議，柏拉圖借由蘇格拉底的口中說出，引起了相當大的誤解。哲學家知道他們有能力當國王，固然是喜不自勝，但是，柏拉圖與蘇格拉底之間巨大的歧見，卻在哲學辯論的迷霧中消逝。我想在這裡再次解釋兩人的差異。對柏拉圖來說，「政治家應該聰明」這句話的意思是把政治權力分給博學的哲學家；換句話說，政治權力應該掌握在受過教育的人們、知識分子或是「精英」的手上。蘇格拉底的說法，其實跟柏拉圖完全相反。他的意思是說，政治家應該知道他的瞭解有限，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態度要務求謙遜；他應該明白戰和的重責大任放在他的肩上，也應該明白他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災難。「自知！」（Know yourself！）才是蘇格拉底的建議；自知，承認你自己知道得並不多[1]。
這是蘇格拉底的態度、蘇格拉底的智慧。「自知！」知道你自己的傲慢！柏拉圖的信徒很少能當上國王的，但是，他們經常以全知全能的角色出現，充當黨派領袖。雖說，很多黨派是孤家寡人的一人黨；但是，幾乎所有的黨派領袖——特別是那些成功的、具有侵略性的黨派——多半是柏拉圖的信徒。這些領袖當然是最頂尖的人物、最博學多聞的知識分子、最聰明的精英，也當然是柏拉圖認定的領袖的不二人選。
「該誰統治？」這是柏拉圖政治哲學中最基本的問題。他的答案是：最好且最聰明的人！乍看之下，這種說法無可批評。但是這位最好、最聰明的仁兄，如果不認為他自己是最好、最聰明的人呢？如果他不願意擔負統治的責任呢？偏偏這種人就是蘇格拉底心目中最好、最聰明的人。蘇格拉底的信徒覺得，自認是最好、最聰明的人，一定會受到驕傲、自大的蒙蔽，結果變得既不好，也不聰明。[2]
很明顯，「該誰統治？」這句話說得不好。但是，到了今天，這個問題還是以不同的形式經常被提起，答案基本上也還是柏拉圖的標準答案。古代的答案是：軍隊推舉的帝王，因為他能操控讓他保有權力的勢力。後來的答案是：上帝庇蔭的合法君主。馬克思也回答過這個問題：誰該有統治權力，擁有獨裁專政的能力——是工人還是資本家？他的答案是：有階級意識的好工人，不能是賤民！他們不能再忍受欺凌與侮辱（不過，在我們世界的這個部分，他們已經不用再忍受了）。
大多數的民主理論家就是為了回答柏拉圖的經典提問：「該誰統治？」他們的答案跟著歷史演進而變化，他們思考的重點就在如何把中古時代的標準答案「（統治者應該是）上帝庇蔭的合法君主」換成「上帝庇蔭的人民」———「上帝庇蔭」這塊招牌被換掉了之後，整個概念事實上已經是「人民庇蔭的人民」了。這非常貼近古羅馬的vox populi，vox Dei———意思就是：人民的聲音就是神的聲音。
我們發現，我們永遠得面對柏拉圖的問題：「該誰統治？」這個問題在政治理論即合法化理論（the theory of legitimacy），特別是民主理論中尤其重要。大家都認為，只要取得了合法性，政府就有統治的權力———也就是說，根據憲法，只要政府是通過大多數人或其代表選出，就擁有合法的統治基礎。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希特勒就是通過合法選舉上台的，而使得他成為獨裁者的授權法案，也是議會多數通過的。所以，單憑合法化原則是不夠的。因為合法化原則，也可以回答柏拉圖「該誰統治」的問題。我們要徹底改變問題本身才行。
多數統治（popular sovereignty）當然也是答案之一。但事實上它卻是個危險的答案。多數統治對少數人來說，很可能是災難。
40年前，我出版了一本書：《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在這本書裡我建議用不同的問題：「我們要怎樣才能制定憲法，讓政府能夠不流血更替？」取代柏拉圖的問題：「該誰統治？」我的重點不放在選舉政府的模式上，而是放在推翻它的可能性上。
「民主」這個詞——在語源學上，意思就是「人民統治」——其實是相當危險的。每一個平民老百姓心裡都清楚，統治者不是他，所以，他會覺得民主不過是個騙局。所有人都應該從學校裡學到一件事：早在雅典時代，民主就是防範暴君統治的一種制度名稱而已。獨裁政治是不好的，我們必須要流血，才能推翻這種體制；有時，流了血，還不見得能推翻。今日的獨裁者依舊強大——1944年7月20日試圖推翻希特勒的叛變功敗垂成，可以讓我們清楚看到這點。
但是，所有的獨裁統治都有敗亡的一天。所有的獨裁統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則：這種統治形式可以通過不流血手段來更替政府。獨裁統治在道德上犯了錯誤，因為它迫使國家的每一個公民——違逆他們較好的判斷，違逆他們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維持緘默，跟惡魔合作。它剝奪一個人的道德責任，少了這一層，人就只是半個人，甚至於百分之一個人。它把想要肩負起責任的努力，轉化成意圖自殺的冒險。
從歷史上看來，雅典民主，至少在伯裡克利與修昔底德的心目中，強調的其實不是多數統治，而是不計任何代價避免獨裁統治。這代價很高，也許是太高了，所以，雅典民主維持的時間不到100年。所謂的代價就是經常被誤解的「流放制度」，在雅典，任何人無須犯罪，只要太受人民歡迎，就會被流放。幾位善於控制人心的政治家，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3]、地米斯托克利都因此遭到流放。如果把這段歷史解釋成：綽號「公正者」（the Just）的阿里斯提得斯因為太受人民歡迎，擋住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發展之路，所以才遭到流放，未免就有點兒無稽了。事情不是這樣的。他的綽號證明他很受歡迎，太受歡迎了，流放制度先發制人，阻絕他往獨裁的方向繼續前進。他跟地米斯托克利遭到流放的理由都是如此。伯裡克利心裡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統治，這種事情不能存在。我們在修昔底德的記錄中，讀到了伯裡克利的名言：「在我們這群人中，可能只有幾個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體實行，但是，我們所有人都要有評判的權力。」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們不可能全部統治、全部當家，但是，我們要參與評判政府表現的工作，我們要扮演審判者的角色。
根據我的看法，選舉應該是這麼回事：我們不是讓新政府合法化，而是評判舊政府的表現如何——投票日那天是舊政府繳成績單的時間。
我必須要解釋清楚，多數統治的民主與多數評判的民主之間的差別，並不是語言遊戲，而是有實質效應的。人民統治的理念導致了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施行。他們的看法是：當下流行的意見和不管多麼小的黨派，在議會裡都應該有代表，所以，人民代表制度是一面人民的鏡子，而全民政府也有幾近實現的可能。我曾經看過一個很可怕的建議：設立一種新的機制，讓每個選民都能通過一個選舉按鈕，在辯論相持不下的時候，直接遙控他選出的代表。這篇報道還說，民主就是人民統治，公民創製制度是好事情。
如果我們把民主界定為人民評判，那麼情況就會迥然不同。根據我的看法，黨派林立或在選舉中選拔比例代表，並不是好事。黨派林立會導致聯合政府，結果是在人民審判之前沒有人負責，因為所有的舉措都是折中妥協的結果。這個政府究竟應不應該下台，變得很難判斷；政府為了保持權力，當然會不斷尋求小黨的合作。如果黨派不多，政府是多數政府，它肩負的責任就清楚得多了。我不認為人民的意見依照比例反映到人民代表上有什麼價值（在政府裡，人民的代表少得可憐），只會讓政府喪失責任感，因為「反映」跟它的「原型」畢竟不是完全一樣的。
但對人民主權最犀利的批判是它鼓動了非理性的意識形態，鼓動迷信。這是一種對威權或是對相對性的迷信：人民（或是大多數的人民）永遠不可能錯，他們的言行不會脫離正義。這種意識形態不道德，應該徹底剷除。我們從修昔底德的記錄中得知，雅典民主（雖然我對這種體制的諸多優點，相當佩服）其實做出了許多罪惡的決定。它攻擊了米洛斯（Melos）島邦，屠殺所有男人，婦女與孩子被賣到奴隸市場。這就是雅典民主會做出的事情。
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中自由選舉選出的德國議會，通過授權法案，讓希特勒平步青雲，成為獨裁者。雖然希特勒並沒有在德國贏得任何一場自由選舉，但是，在兼併奧地利之後，他卻贏了壓倒性的選舉勝利。
我們都會犯錯，所有人民、各種團體都不例外。我之所以倡導人民有權力排除（推翻）現任政府的理念，主要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獨裁。就算是民主變成我支持的方式——人民審判庭（popular tribunal），也不是說，從此之後它就不會犯任何錯誤。丘吉爾開了一個深具諷刺性的玩笑，在此倒是別具意義：「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壞。」綜合來說，「人民統治式的民主」跟「人民審判式的民主」之間的差異，絕對不只是言語上的分歧，也不只是一種避免政府無法排除（也就是暴君統治）的制衡工具。差異也有實質上的內涵：就連對瑞士這樣的國家都很重要。我明白在教育體系中的小學以及九年制的封閉中學（Gymnasia）都在灌輸人民主權的有害意識形態，忽略了比較溫和比較實際的防範獨裁者上台的理論——我認為這種弊病必須立即更正，因為它在道德上說不過去。
我現在要回到我的出發點。未來是開放的，我們可以影響它的走向。我們的肩上因此有了沉重的責任，但我們卻幾乎一無所知。要怎麼做才有正面意義呢？我們要怎麼做才能避免遠東的悲劇呢？我說的正是受到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的受害者和伊朗阿亞圖拉（ayatollah）[4]壓迫的受害者。我們要怎麼做才能阻止這慘不堪言的悲劇呢？我們能做點什麼事情呢？能預防什麼事情呢？
我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可以。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所謂的「我們」，指的就是知識分子——那些對理念感興趣、能讀甚至能寫的人。
我為什麼覺得我們知識分子使得上力呢？就是因為這麼嚴重的慘劇就是我們知識分子害的。在理念、原則、理論的大旗下，曾經導致過多少次大規模的人類滅絕悲劇——這都是我們的作品、發明，知識分子的發明所導致的後果。如果我們不再挑撥人民仇視他人——通常還是出自善意——單單這點就積了莫大功德。誰能說我們做不到？
「十誡」中最重要的一句是：不可殺人！這句話幾乎包容了所有的道德性。舉個例子來說，叔本華在闡釋他的道德原則時，就是以此為原點向外延伸。叔本華的倫理學其實很簡單、直接、清晰：不能傷害他人，盡可能地幫助別人。但是，摩西從西奈山（Mount Sinai）托著法版下山，還沒開口宣佈「十誡」就先說了什麼？他發現罪足以致死的異端——一隻金牛——在百姓中接受崇拜。他頓時忘記不可殺人的誡律，叫道：
「凡屬上主的人，都到我這邊來！」所有的利未人就都集結在他身邊。他吩咐他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們每個人都佩上劍，從這門到那門，走遍全營，殺你們的兄弟、朋友和鄰居。」利未人服從命令，在那一天約殺了3000人。
（《出埃及記》，第32章）
也許這就是所有悲劇的開端。可以確定的是：自此之後，事情就是沿著這樣的軌道前進——在聖地[5]、在我們西方，特別是在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後，情況都是如此。在宗教史上，有多少迫害的悲劇假借「正統」的名義上演？後來——17到18世紀——其他意識形態的主題與信仰前仆後繼：國籍、種族、階級、政治或宗教異端種種，以殘酷、恐怖的手段使他們的迫害得以合理化。
正統、異端之爭孕育了一個小小的罪惡——一個我們知識分子最敏感的罪惡——傲慢的罪惡：總認為我們是對的，總愛賣弄我們的學識，知識分子的虛榮。這是很小很小的罪惡，當然比不上什麼窮凶極惡的罪行（其實，在我們知識分子當中犯下罪行的人也不是沒有）。我們有我們應該承認的罪惡。我們只要想想，納粹的醫生在奧斯維辛（Auschwitz）[6]集中營成立之前，不知道殺死了多少的老人、病人，就略知一二——借口就是所謂的猶太問題「最終解決」。
每一次，都是我們知識分子心生膽怯，驕傲自大，犯下嚴重的罪行。套用法國思想家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7]的話，我們對未受教育的民眾有特殊的責任，但是，我們卻背叛了我們的心靈。我們發明、散佈了民族主義，一如班達的描述，我們跟著最笨的流行走。我們愛炫耀自己，使用晦澀難懂的語言，目的無非是讓人刮目相看——這種自恃博學、矯揉造作的語言，是我們從黑格爾的信徒那裡承襲來的，而這種虛矯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爾主義者拉攏在一起。這是一種語言的墮落、德語的墮落，但我們卻夾在其間，相互攻訐。這種墮落害得知識分子很難進行理性的對話，總是說些笨話，總是在渾水摸魚。
過去我們所造成的傷害，提起來嚇人。現在我們有言論自由、創作自由，但是，我們真的負起責任了嗎？
我有一篇文章提及柏拉圖的烏托邦，我說：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了地獄。但是，許多知識分子還是對希特勒地獄樂此不疲。瑞士心理學家榮格還把希特勒的地獄當作一種德國靈魂的勃興噴發。那時的榮格住在瑞士，他當然用不著擔驚受怕。但是在希特勒死後，他卻忘記自己先前的著作，批評起深植在德國靈魂中的邪惡。丘吉爾、羅斯福和他們的《大西洋憲章》（Atlantic Pact），奠下了新世界的基礎；但是，這卻是1940年到1941年不列顛之戰（the Battle of Britain）空軍健兒血戰的成果，他們經常面對幾乎死亡的險境，並且為我們壯烈犧牲。希特勒死後，我們終於從他的地獄中掙脫，不再凋零憔悴，從此西歐生活在歐洲和平天堂中，生活在有史以來最好最公正的世界中。如果當時的斯大林願意跟我們（西方）合作——通過聯合國的折中協調——不只是在歐洲、北美，全世界都會獲得和平，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也會是全世界計劃。
但就在新福祉的基礎在西方穩定下來、進展順利之際，卻有一股騷動在一旁冷言冷語，胡亂批評我們的時代、社會、文明以及美麗的世界。恐怖誇大的言詞說，在我們追尋發展的時候，帶來了毀滅與邪惡，毀掉了原本還很美麗的世界角落。這倒是真的，當然，所有的生命都不免面對危險。我想，我們終有一死。永遠有危險，環境也一樣，從生命初始的時候，就是如此。
在我們太陽系形成以來，自然科學、科技與工業第一次有能力為我們做點兒有益環境的事情，所有的科技專家念茲在茲的也是這個。但是，他們卻背負了摧毀自然的罪名。同時，美麗的蘇黎世湖、密歇根湖（名城芝加哥就在湖濱）幾年來，都平平安安的，再也沒有擔心的必要。湖濱的生命靠著科技、工業獲得保全，這還是太陽系自有生命以來第一次獲得了這樣的成就。
管理這個世界並不容易。每一種動物、每一種植物，甚至每一種細菌，都會影響一個族類的生活環境。也許我們的影響力比以前是強得多了，但是，任何一種新的細菌，一種新的病毒或是細菌的流行病，可能就會在幾年之間讓人類絕種。
要控制自然並不容易。我曾經說過，丘吉爾說：「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壞。」丘吉爾有些話沒講清楚，我想補充一下。單就政府而言，民主絕對是很麻煩、很難操控的一種形式，因為政府很可能會被取代。政府必須把他們的所作所為向你我、向所有人解釋清楚。這種做法很正面，但是很難。我們都是陪審團的成員，我們要負責審判，但是我們卻被流竄在世界各地的反宗教（irreligion）說法，帶到歧路上。像黑格爾的危險主張——時代精神（Zeitgeist），就是一種流行（但愚蠢）的意識形態。這種謬論會指鹿為馬，儘管事實就擺在你的眼前——會把我們帶上歧路，忘卻我們是陪審團的一員。
希特勒就是這些反宗教狂熱分子（包括我在內）發掘出來的。所有事情在他們心裡都是深信不疑的：這世界必須靠德國精神治療，德意志至高無上（Deutschland，Deutschland，uber alles，uber alles in der Welt）！篤信這一套的希特勒把成千上萬的赤貧青年、為了讓德國獨霸歐洲的勇敢年輕人拖進墳墓，連帶讓更多勇敢的敵人一起陪葬。這批勇敢的敵人以空前的勇氣，拿起武器，捍衛自由與和平，義無反顧的精神，一如為了德皇、軍閥、元首（Fuhrer）[8]拓展德國尊嚴與偉大的年輕人。
今天，我們應該重新評估這些事實。
德國的意識形態只是幻夢，勇敢的德國歷史學家菲捨爾（Fritz Fischer）說得很清楚。說得再白一點兒，這根本就是謊言。西方的意識形態——儘管飽受貶抑，甚至有時候蒙上不白之冤——才是事實。西方為了和平奮戰，也終於在歐洲實現和平。人類有史以來，和平，總是被戰爭摧毀。如今，西歐的影響力幾乎稱得上是無遠弗屆。
但是，不負責任的西方知識分子，還是把西方世界視為邪惡的表徵。他們創建了一種新宗教，硬說我們的世界不公平，注定沒落。他們經常引用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著作《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作護符，因為他們要標新立異，所以對事實視而不見。他們不理會證據，甚至連客觀的歷史都可以扭曲。
我不想再批評這些知識分子了。我寧可要求他們負起對人類、對真理的責任。我們的自由允許他們隨意發表意見，侮辱這個自由的世界，把它醜化成惡魔張牙舞爪的地獄。這是他們的權利，但卻不是事實。散佈謠言是不道德、不負責任的，只會危害到丘吉爾與羅斯福規劃的偉大目標。這兩位大戰英雄，一手促成馬歇爾計劃的施行，但卻被肆意詆毀，黑白顛倒成這個樣子。
我希望提醒你們，蘇聯已經承認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和平，也願意承認更廣泛的和平未必是癡人說夢，不見得沒有希望。我們必須凝聚我們所有的精力，確保和平的可能性，不要讓那些指鹿為馬的謊言，破壞了這難得的良機。
在西方，我們如同置身天堂——當然只在一重天，還沒有到七重天的境地。我們的天堂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所以，我們不要再詆毀醜化我們的世界；至少在歐洲，這是人類有過的最好的生活環境。事實是：我們對改革的現狀並不滿意——在美國尤其如此。
我們是善良、自製的民族。從雙方在戰場上的表現，就可以看得出來。謀求地球和平的基本條件已經出現。其中一個必要條件是：蘇聯與我們攜手合作。如果它真有誠意，就有可能達成丘吉爾與羅斯福的理想——和平將從歐洲擴散到全世界。
這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頭一次，蘇聯願意與我們合作！薩哈羅夫，這位偉大、勇敢但寂寞的英雄說：我們不應該相信獨裁者戈爾巴喬夫，他太有權勢了。薩哈羅夫也說：蘇聯已在崩潰邊緣；但是我們不希望看到蘇聯崩潰，這種情勢可能會導致軍事獨裁——獨裁政權將會控制全球前所未見的龐大（雖然未必見得是最好的）的陸、海、空軍。這會徹底毀掉和平的希望。
索羅斯雖然不見得比得上薩哈羅夫，但他對蘇聯也算是相當瞭解——曾經在《紐約書評》上發表過一篇重要的文章，分析這些危險。但是，他認為蘇聯人是真心誠意地想與西方合作。蘇聯人比我們更明白，知道哪裡是天堂，哪裡是地獄。
為了讓雙方的合作順暢，我們要在心裡先弄清楚我們的成就，取得了哪些進展。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客觀評判我們的成績，提供蘇聯適當的協助，協助他們裁軍——當然，每個步驟，我們都要小心翼翼，以防萬一。
這些可能性不再遙不可及，只要知識分子看清客觀的事實，不要再跟以前一樣，又把天堂整成地獄。
我們應該知道我們一無所知，或幾近一無所知，而戈爾巴喬夫的情況跟我們一樣。為了向和平更挨近一步，我們必須放棄意識形態，特別是放棄單方裁軍會威脅和平的偏見。我們必須小心地試探我們眼前的道路，以蟑螂為師，盡可能地謹慎，以達致真理。我們不再引用全能先知的理論，而這意味著，我們自己也需改變。
（1989年發表於Liberales Forum at St Fall University，此前從未出版。）
[1] 見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
[2] 見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
[3] 阿里斯提得斯，指揮馬拉松戰役的名將。——譯者注
[4] 阿亞圖拉，在伊朗等地伊斯蘭教什葉派宗師的尊稱。——譯者注
[5] 在基督教中，指的是耶路撒冷。——譯者注
[6] 奧斯維辛，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最大的集中營，在波蘭南部。——譯者注
[7] 利利安·班達，法國的評論大家、反浪漫主義領袖，這裡指的是他的作品《知識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他在這本書中說，為了種族與政治原因，出賣真理與正義是道德上的叛徒。——譯者注
[8] 納粹統治時德國人對希特勒的稱呼。——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