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與戰爭
博塞蒂：我想，我們應該用如下的觀點開始這次訪談：在你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曾經完整呈現你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你的核心觀點是在什麼時候、在怎樣的情況下形成的？我們在你1945年的巨著中，清楚瞭解了你的思想體系，但是，你為什麼會覺得必須要強烈抨擊從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以降的「假先知」（false prophets）？
波普爾：這個問題得回溯到好久以前，1919年7月吧，那時我還沒滿17歲。當然啦，距離我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那本書裡形成的觀點，還有好大一段距離。但是，在1919年7月，17歲生日過後沒有幾天，我決定從批判的角度，重新衡量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沒過多久，1920年2月，影響我一生的看法，其實已經隱隱成形。你看嘛，這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我敢說，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當時的事情了。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剛剛結束而已。
博塞蒂：你對戰爭的態度為何？
波普爾：我自幼就是和平主義者，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有開打。我的父母也主張和平。我父親在他的圖書館中收藏了很多和平主義者的作品，他個人強烈反對奧地利的軍國主義。戰爭一爆發，我只覺得害怕，而且發現我身邊的許多人——我家的朋友，諸如此類的熟人——態度突然有了180度的大逆轉，變得支持起戰爭來。1914年7月底，我的父親從維也納寄了一封信給我，信裡面說，他沒法來跟我們會合了，因為很不幸的（他在信裡就是這麼說，「很不幸的」），戰爭就要爆發了。這封信是在我生日的前一天寫好的，然後，我記得很清楚，戰爭就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開打。他在幾個小時前，就預知戰爭終將難免。沒過多久，我返回維也納，發現學校裡的每個人都支持戰爭。
博塞蒂：你受到當時氣氛的影響嗎？
波普爾：我當然也不能完全免疫，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我只希望歐陸能盡快恢復和平，當然啦，我是認為同盟國（Central Power）[1]終究會獲勝的。同時，我也獨排眾議，認為不可能有真正的勝利。
博塞蒂：你是否還清楚記得，當時究竟對戰爭保持著怎樣的看法？
波普爾：其實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寫了一首詩，現在還記得幾句，題目叫「慶和平」（「The Celebration of the Peace」）。我在詩裡面希望敵人全部回家，我們終獲和平；但是，詩裡面不敢說和平就是勝利，也沒有類似的大話。我還記得那首詩是在1914年10月前後寫的，不過到了新年，我就發現我們取得的勝利，根本不能擊潰敵人，讓他們回家——詩裡面其實就暗藏了這層意思。沒過多久，我就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反戰分子，不再認為會有戰勝敵人凱旋這種事了。
博塞蒂：什麼原因讓你變成一個激進的反戰分子？
波普爾：我記不清楚是1915年還是1916年，我與父親長談良久，討論未來的局勢。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正義的一方，終將獲勝——這當然是很天真的看法。不過，早在1915年，德國入侵比利時之後，我就覺得德國不遵守條約，同盟國不是正義的一方，遲早要嘗到失敗的苦果。
博塞蒂：我們把時間往前推一些，你還記得是在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十月革命」的理念？
波普爾：大概是蘇俄與同盟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商討和約的時候。[2]我那時候大概15歲，對於俄國人在那裡發表的演說，印象格外深刻。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當然是首席發言人。奇怪的是：當時幾場重要的演說詞提要，竟然可以在奧地利印行（好像是德文的，我有點記不清楚了）。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共產主義。我有一個俄國朋友，1905年革命的時候是學生領袖；他就警告我說，共產黨人為了黨的利益，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我那時對這番話有點兒懷疑，就是因為我對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演說深信不疑的緣故。
博塞蒂：共產主義吸引你的地方，是不是演講中提到的和平以及痛斥用武力解決爭端的態度？
波普爾：我那時已經面對一個日後深深吸引我的核心課題：共產主義，好還是不好？
博塞蒂：你就因此成為共產黨員了。
波普爾：1919年，大戰結束後沒多久，我跑到共產黨的辦事處，對他們說，我可以替他們跑腿。那兒除了一群領導人之外，奧地利哲學家魯道夫·艾斯勒（Rudolf Eisler）的三個孩子也在那裡——格哈特（Gerhardt）、漢斯（Hans）、費綠蒂〔Frirri，埃爾弗麗德（Elfriede）的簡稱〕。費綠蒂那時好像已經離婚了，但依舊冠夫姓弗裡德倫德爾（Friedlander）。格哈特日後成為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被美國驅逐出境。他的弟弟漢斯是民主德國赫赫有名的音樂家。費綠蒂·弗裡德倫德爾則化名露絲·費雪（Ruth Fischer），是德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
博塞蒂：在你的自傳中，好像沒有提到這些人的名字，只概括稱呼他們為「共產黨朋友」，你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把他們的名字交代得那麼清楚？
波普爾：我跟他們相處的那段日子，其實很有意思。他們對我很好，甚至於有點兒寵我。起初，我也信賴他們。
但是，我很快就發現，只要莫斯科來一通電報，他們的態度就可以有180度的轉變；前一天才說過的話，到第二天可以整個倒過來。對人的態度也是這樣。換句話說，他們只有一個原則：堅決支持莫斯科，不容一絲一毫的動搖。一旦意識到這一點，我對共產主義就產生了信心危機。
博塞蒂：據我瞭解，艾斯勒兄弟都有點兒知識分子的堅執。所以，他們善變的行為，迫使你繞開個性上的缺點，直接歸因於幽暗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如果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你思考的終點，那麼，當時就是你懷疑的起點嗎？也許你也可以趁這個機會，解釋一下你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
波普爾：沒錯，你說得對。馬克思預言：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我在這裡先不區分兩者的差別）終究會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形態出現。只要研讀歷史和經濟學，就會明白這是人類社會不能迴避的進程。這番道理是可以證實的。共產主義終將降臨。
資本主義是一種邪惡的社會形態；它必須終結，要被共產主義推翻。
共產革命一定會發生，革命成功之後，我們就會享受完美的生活，擁有嶄新的社會：人人互信互愛，世上永遠沒有戰爭。這就是共產主義的主要訴求。所以，我把這種主義稱作「陷阱」「捕鼠器」，而我就是那隻老鼠。
博塞蒂：在你的自傳中，你說你終於「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精要」。「包括了，」你是這麼寫的，「歷史預言和一個隱隱約約的道德律（moral law）：攜手共創歷史的必然！」[3]你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你所謂的「陷阱」？
波普爾：共產主義預言了一個比較好的社會，它的哲學基礎來自於所謂的歷史法則。很明顯，這是每個人的責任，特別是我這種痛恨戰爭與暴力的人，更是責無旁貸，應該加入共產黨，早日促成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而且不管發生怎樣的周折，共產主義都是終將實現的。如果你意圖抵抗，那麼你就是罪犯。因為你抗拒一個終將實現的夢想，你就會成為幫兇，讓共產主義在創建過程中，無法擺脫自己所憎惡的暴力和死亡。
共產主義終將誕生，共產主義社會終將穩固。他們只希望在這過程中，抵抗越少越好，犧牲越少越好。
所以，只要大家明白，社會主義是經過科學證明的歷史演進鐵律，就會自然而然投入革命的行列，促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這也就是為什麼共產黨員會做一大堆怪事的緣故。他們再怎麼顛三倒四、自我矛盾，都可以找到解釋：創建共產主義政權，是歷史的核心重點；他們的行為、選擇，都要以這個目標為依歸。大家心裡都清楚，就算是領導者，難免也會犯錯，但這都只是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共產黨員的奮鬥重點，是終將實現的夢想。這就是我所謂的捕鼠陷阱，而我當時就掉到陷阱裡去了。
博塞蒂：也不過是幾個月的時間，你的心思就改變了。除了你的共產黨朋友言行遊移之外，還發生了什麼事？
波普爾：好幾件事情，我都覺得蹊蹺。
在維也納，幾個共產黨員被拘禁在警政大樓；共產黨決定號召示威人群，要求當局釋放他們。參加遊行的多半是年輕人。警察開槍了，6名年輕的示威群眾死亡。我目睹了全過程：我在現場。於是，我開始想，那些共產黨領袖是故意把情勢說成那麼壞的，其實不然；但是，把情況說得糟一點兒，群眾的情緒才會激動，這是革命、大革命必備的要素之一。看到悲劇發生，他們不會後悔；可是，我覺得那6個年輕人的死，我應該負一些責任。
博塞蒂：不管是在你的自傳中，或是在剛才有關你個人早年經歷的描述裡，有一件事情你並沒有說得很清楚。你說，你之所以與共產黨逐漸疏離，是因為6位年輕的共產黨員被維也納警方射殺。但是，在這起悲劇中，共產黨員是被害者，不是開槍殺人的人，而你卻因為這樣的理由放棄了共產主義，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波普爾：我覺得我有些責任。我覺得犧牲自己、讓自己冒生命的危險，這沒問題；但是，我們是在鼓動別人置身險地，甚至被人槍殺，我們沒有這種權力。政黨領袖也沒有權力叫別人犧牲，叫別人冒生命危險。這些年輕的示威者是工人，他們相信我們對情勢的判斷，相信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宣揚。那時，我已經上大學了。我們是學生，讀得懂很厚的書，自認有權利告訴群眾怎麼做：事情的道理就是這樣，共產主義終究會實現，我們應該為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但我覺得我們應該負責任之後，我捫心自問，事情真的是我們說得那樣嗎？我怎麼知道共產主義社會終將到來是真的呢？
馬克思思想我弄明白了，我可以跟你們保證，馬克思的學說是對的，他的理論沒錯。共產主義終將實現，我們會取得最後的勝利，只要共產主義革命成功，我們就會擁有美好的社會！
博塞蒂：接下來，你怎麼做呢？
波普爾：我決定把馬克思的著作徹底讀一遍，我以前沒有痛下決心。我引用過他的說法，我也必須要引用他的說法，但那都是很膚淺的知識。從那時開始，我下定決心要弄明白他的理論到底有沒有根據。
[1]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奧匈帝國與土耳其等國所組成的盟國組織。——譯者注
[2] 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爆發「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蘇俄政府上台之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與同盟國單獨謀和，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時割讓大片領土。——譯者注
[3] K. Popper,Unended Quest,London:Routledge,1992,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