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妞妞》日文版序
這本書記述的是我在十二年前的一段經歷。它的中文版出版於1996年，離現在也有七年了。書出版後，我收到許多來信，其中有一些讀者向我講述了自己的類似經歷。其實，我何嘗不知道，父母失去孩子，中國人所說的白髮人送走黑髮人，這是發生在成千上萬個家庭裡的普通事情，意外的災禍原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我的經歷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只因為我碰巧是一個有寫作習慣的人，於是成了分散在人群中的那些無奈的沉默者的一個證人。
在中文版的後記中，我寫了這樣一段話：「如果有人問，這本書對世界有什麼意義，我無言以對。在這個喧鬧的時代，一個小生命的生和死，一個小家庭的喜和悲，能有什麼意義呢？這本書是不問有什麼意義的產物，它是給不問有什麼意義的讀者看的。」這是有感而發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曾經支配了我們生活的一切方面，成為意義的唯一標準，迫使最真實的個人生活長期處於失語狀態。後來，中國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巨大變化。在我看來，這一變化所導致的最有價值的結果之一是，隨著意識形態控制的弱化，從前被扭曲的人性逐漸回復正常並且找回了屬於自己的語言。當然也可能發生另一種形式的扭曲，例如經濟衝動、物質享受、時尚等等被當做了新的意義標準，從而把生命引到實用和淺薄的方向上。但是，畢竟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書迄今在中國獲得了幾十萬「不問有什麼意義」的讀者，他們向我證明，書中講述的親情、苦難和命運的故事也和他們有著最緊密的聯繫，在時代表層的繽紛光色下面，人心中深藏著對生命本身的無言關切。
承蒙毛丹青先生推薦和泉京鹿小姐翻譯，我的書得以在日本出版。我的專業是哲學研究，而現在我卻以這樣一部非常個人性的作品與日本讀者見面，我覺得十分有趣。也許我可以帶來一個信息，我希望日本讀者看到，中國人的生活遠非只是意識形態、鄉土風俗加上今天的先鋒和另類。人生最基本的境遇和問題是一切民族的人都會面臨的，在這一點上，中國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並無根本的不同。我從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柳田邦男等日本作家的作品中知道，日本民族對生命有著異常細膩的感覺和獨特的理解。現在，我把我的書呈獻在這樣一個民族的面前，我的心情是興奮中夾帶著些許的不安。當一個人要去見一位神交已久而未嘗謀面的朋友時，他即使懷著某種信心前往，仍不免會有一種奔赴考場的感覺。不用說，我多麼期望日本讀者的接受和共鳴。
我寫這篇序言的時候，北京正在流行SARS，昔日擁擠的街道突然變得空蕩蕩的。人們躲在家裡，每天懷著憂慮的心情收看政府公佈的最新數字，期盼患病和死亡的人數降下來。這場災難引出了太多需要反省的問題，包括生態倫理、政治體制、信息公開、醫療衛生等等。我在本書中曾經以親身經歷描述了中國醫療機構的不良現狀，現在看來，那不過是整體不良狀態中的一個環節罷了。反省和改良尚須待以時日，此時此刻，我謹祈求上蒼讓瘟疫早日平息。我的眼前歷歷呈現那些已死和將死的患者，他們不得不在隔離中孤獨地死去，即使最親的親人，即使同將死於非命，在死前也不能見上一面，那是怎樣令人絕望的情景啊。嗚呼！相形之下，我在書中敘述的那一個小悲劇已經顯得多麼微不足道。
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