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彥印象
1986年8月，某學術機關在安徽歙縣舉辦講習班，我在班上講尼采。課後，一對年輕人飄然而至。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劉彥，當時他新婚不久，夫婦倆年輕單純得像一雙安琪兒。他告訴我，他是哈爾濱師範大學的物理學教員，自費來聽這個班的，發現台上講課的都是「知識大眾」，正感到失望，幸虧有我，才沒有白來。他還跟我講了他對尼采的喜愛，曾專程到北京圖書館複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其後不久，劉彥辭去了大學教職，到北京畫畫。和他同期來京的還有好幾位東北青年畫家，號稱北方群體，是京漂族的先鋒，在圓明園租農舍居住，後來那裡一度發展成了著名的畫家村。劉彥常來看我，還把王廣義介紹給了我。當時他倆是好朋友，有一陣幾乎形影不離。這兩人都聰明可愛，我們頗有一見如故之感。廣義告訴我，我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一書成了新潮畫家的必讀書，幾乎人手一冊。他說：「來見你，有一種拜見名人的感覺。真沒想到你是這樣的，真好！」劉彥說：「我向人談國平，不說他的書，只說他的眼睛——國平是個孩子。」廣義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成功。他說：「如今不是凡高的時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後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記。」他搞政治波普，用繪畫進行文化批判，很快名聲大噪，是新潮畫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來的人之一。他讚賞劉彥，說劉彥很本質，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後再回到本質。我感到自己和劉彥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樣遠離時代，追求本真的東西。他這樣評論尼采：「古希臘是單純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複雜整掉，回到古希臘的單純。」一句話就把尼采說清楚了。
在那個剛剛開放的年代，面對突然出現的機會，畫家們都很興奮，懷著希冀中彩的心理標新立異。由於現代藝術的裁判和市場都在國外，因此，機敏的畫家一開始就瞄準老外，根據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確定自己的題材和畫風。相比之下，劉彥就顯得落伍了。他像凡高一樣與樸素的事物有著血肉的聯繫，迷戀於畫簡單的風景和靜物，但賣不出去，生活得窮困潦倒。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對我說：「過去我獨自在樹林裡坐著，感到非常寧靜。現在感覺不對了，朋友們都在掙錢，從他們那裡回來，獨自一人，有一種淒涼的感覺。好像一個從小離家的孩子，長大後回到家，總覺得不是想像中的家了，怎麼那樣老舊。」他曾經試圖順應時代，一度改做裝置。有一幅大型裝置作品，是用膠封住的成百隻餃子。我心裡暗暗為他著急，覺得那種東西並不合他的性情，但又無能給他指出一條現實的出路。最後，還是他自己內心的呼聲佔據了上風，指引他回到了他一貫的藝術追求上。
十多年過去了，世事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的劉彥，不再是那個飄然而至的安琪兒，他的模樣像一個農夫，留著大鬍子，一張憨厚無比的臉。許多年裡，他住在北京郊區的一個村子裡，過著最簡樸的日子，像中世紀的農民一樣與世隔絕，安心畫他的風景畫和靜物畫，完全不關心這些畫能不能賣出去。偶爾進城裡，他會感到惶恐，怕迷路，怕晚上回不到在農村的家。他對我說：「世界越來越大，但人卻好像被捆住了。」還說：「人們受話語包括視覺話語的支配，今天人們的生活好像一個巨大的包裝，一層層剝開，裡面只有很小一點東西，而且並不好吃。」我心想：的確，人們的生活越來越複雜，而內容越來越貧乏了。最近，劉彥告別北京，去了東北的一個漁村，決定在那裡定居和畫畫。他小時候到過那裡，從此不能忘懷。我知道，他已經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
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