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印象
我還清楚地記得與崔健第一次見面的情形。那是十多年前，他的《一無所有》剛剛開始被年輕人傳唱，在我也是結識不久的梁和平家裡，中央樂團的一間小小的宿舍。我先到達，他進門後，把與他同來的劉元向我作了介紹，我發現站在我面前的兩夥伴年輕得還近乎是孩子。第一眼的印象是樸實，有些靦腆，話語不多。我也是話語不多的人，只問了一個有關寫歌詞的問題，他回答說他文化不高，寫詞比較費勁。後來，當我一再驚訝於他的歌詞的異常表達力之時，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說的這話。他還告訴我，他不喜歡讀書，卻喜歡讀我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他的搞搖滾的朋友們也都喜歡。那天有一個攝影家在座，表示要給他照相，做國外一家刊物的封面，他謝絕了，說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勞。攝影家強調，他應該意識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著時代精神，他回答：「我不想那些，寧可輕鬆些，按自己的心願唱。」寥寥幾句，使我感到他是一個真實的人。那天夜晚，他彈著吉他，低吟淺唱了幾支歌，臉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樣快樂，像農夫那樣淳樸，這些歌日後成了他的第一張專輯中的名曲。
在那以後，我作為一個觀眾出席過1989年3月在北京展覽館劇場舉辦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演唱會，也在私人場合見過幾次面，印象一直很好，感覺到他是一個內心非常嚴肅的人。我在他身上從未發現過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選這樣一個人來做中國搖滾的創始人，幸運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樂的質量，但也注定了他在輝煌之後的寂寞。
三年前，我們合作出版了《自由風格》一書。經常有人問我，我是怎麼想到要和崔健做這個對話的。這當然有我一貫對崔健的欣賞為基礎，不過，寫書的想法則產生於一次餐桌閒聊。1999年一個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劉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請我們在附近一家餐館吃飯。當時，劉雨田正在籌備橫穿克拉瑪什干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談話就很自然地圍繞著他的這次探險旅行。他喝多了一點，反覆說，在告別生命之前能夠與崔健和我在一起，夠了。他說，崔健給他生命的衝動，我給他放心和祥和。我覺得他的醉言很可愛，但不贊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頭，責問他：「為了什麼呢？因為有許多眼睛盯著你，媒體盯著你？你是為了他們去探險的嗎？」崔健則精闢地指出：「沒有一個厭世的人會去探險。」劉談到為民族爭光，我又表示異議，說：「這與民族有什麼關係？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個人面對上帝的事情。」這個話題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會兒，突然說起來：「從下面往上看，我們覺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來，從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我覺得，誰真正理解我，誰就是和我有血緣關係，管他是什麼民族的。」餐桌上的談話是斷斷續續的，但這些片言隻語使我感到了一種很深的默契。我的直覺告訴我，他的頭腦裡有思想的寶藏，便建議他寫東西，我樂意做一回他的秘書。
當我們坐下來為寫書進行一系列交談時，崔健已不復是當年那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而是一個功成名就的中年人了。他樸實依舊，多了一些滄桑感。然而，他依然是富有激情和活力的。平時沉默寡言的他，一旦談論起感興趣的話題，便江河滔滔，精彩紛呈。我自己從這次合作中獲得了極大教益，它給我提供了一個機會，得以面對一個人生道路和事業領域與我完全不同的優秀者，聆聽他對生活的認識。
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