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來印象
在當今中國學術界，鄧正來是我特別欣賞的一個人。我之所以欣賞他，一是因為他有真學問，二是因為他有真性情。
今日混跡學界的人多矣，但真學者甚少。我說的真學者，第一是真愛學問，第二是真做學問，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學問。常見的情況與此相反，大致有兩類。有一些人儼然學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掛著各種學術頭銜，不停地舉辦或參加各種學術名目的活動，卻永遠坐不下來認真做一點學問。還有一些人僅僅因為職業的需要而在做著學問，但心裡並不喜歡，學問只是謀取職業利益例如職稱、津貼、課題經費的手段。人們常說，做學問要耐得寂寞，這當然不錯，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與學問無緣。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謂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來解釋了。一個真愛學問的人其實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寧說這種寂寞是他的自覺選擇，是他的正常生存狀態，他在其中自得其樂，獲得最大的心靈滿足，你拿世上無論何種熱鬧去換他的寂寞，他還不肯換給你呢。
鄧正來正是這樣。他本是一個活動能力極強的人，如果想到社會上折騰一番，一定風光十足，能鬧出特大的動靜。然而，事實上他比誰都坐得住，十幾年如一日地坐在書桌前做學問。他喜歡用「閉關」一詞描述他的這種狀態，據我瞭解，他的「閉關」特別是針對各種打著學術旗號的非學術、准學術活動的，決不去摻和這一類熱鬧。比如說，近些年裡，自由主義是理論界的一個熱點，也恰好是他的理論興趣之所在，可是，我們在熱點風雲人物的行列裡看不見他的影子。他在做什麼呢？他用了五年時間潛心研究當代最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閱讀了哈氏的全部原著以及西方學者研究哈氏的全部重要著作。在這方面，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閱讀量驚人，唯恐漏掉一本應該讀的書，發現有相關的新書出版，一定要托人從國外買來，哪怕讀後發現此書價值不大，也是讀了才放心。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了多部研究性論著。在對西方思想家的研究中，有兩種常見的做法，一是面面俱到地羅列其觀點，名曰客觀介紹，二是取其一點，便聯繫中國的實際，加以任意發揮。回想一下前一陣的所謂哈耶克熱，這兩種做法豈非十分普遍？這些當然都不能算真正的研究。從鄧正來的哈耶克研究中，我們也許可以略知何謂真正的研究。這是一種以問題為核心的系統研究，具體地說，便是進入到所研究對象的問題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問題是什麼，他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他的解決方案的形成過程，是否還留有未解決的疑點或難點，同一問題在思想史上和當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決方案之間的比較，等等。毫無疑問，要完成這樣的研究工作，必須兼具思想的洞見和學術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鄧正來雖然「閉關」於書齋，可是，看一看十幾年來他所思考和研究的課題，諸如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等，我們便可知道，其實他是一個有著強烈社會關切的學者。不過，他一般不對當下政治問題發表公開言論，從來不是政治舞台上的新聞人物。他所關注的是與中國社會發展之全局有密切關係的重大理論問題，關注的方式是對這些問題作深入系統的研究。在我看來，這正是一個學者關注社會的基本方式。學者的社會使命不是關注當下的政治事務，而是在理論上闡明並且捍衛那些決定社會基本走向的恆久的一般原則。正如哈耶克所說，當一個學者這樣做時，就意味著他已經採取了某種明確的政治立場。我不反對一個學者在他自己認為必要時對當下某個政治問題表態，可是，如果他始終只做這種事，不再做系統紮實的理論研究，那麼，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政論家、時評家、記者、鬥士等等，但無論如何不能說他是一個學者了。如果我們的學者都去這樣做，中國的政治生活也許會顯得比較熱鬧，但理論的貧乏必定使這種熱鬧流於表面和無效。學術的獨立並不表現為學者們頻頻發表政治見解，獨立的前提是要有真學術，即建立起一個堅實的學術傳統。正如自由主義傳統對於西方政治的影響所表明的，一個堅實的學術傳統對於政治現實的影響是長遠的、根本的，基本上也是不可逆轉的。
我特別要讚許的是，在研究過程中，鄧正來還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目前業已出版的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包括《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與自由》和《哈耶克論文集》，都是他翻譯或主譯的。我認真地讀了他的這些譯著，讀得津津有味，不僅是因為哈耶克本身的思想魅力，而且是因為譯文的魅力。由於他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翻譯的，因此，譯文準確而流暢，實為學術譯著中的精品。讀好的譯著時，我們彷彿能夠分享到譯者在讀原著時那種理解和思考的快感，這也正是我讀鄧正來的譯著時的感覺。學界有一些才子不屑於從事翻譯，彷彿那是大材小用，他們只喜歡領導翻譯，也就是說，自己當主編，開出一個書目，讓他們眼中才學較差的人去翻譯。鄧正來不知道自己是一個大才子嗎？當然不，在學術界，他的狂幾乎盡人皆知，他看得上的人沒有幾個。那麼，他為什麼要樂此不疲地埋頭於翻譯呢？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他是欲罷不能。他似乎意識到了一種責任，在一定的意義上，哈耶克的翻譯非他莫屬。這樣想好像也很狂，其實是最自然的，當一個人深入研究一位國外思想家並領會了其獨特魅力時，就會不由自主地要自己動手翻譯其作品，給國人提供一個盡量可靠的漢語文本，同時也防止來自那些淺嘗輒止的譯手的損害。我完全相信，一切優秀的學術譯著都是中國學術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學界那些弄潮兒統統被人遺忘之時，它們仍將長久被人閱讀，滋養一代又一代學子。
現在我要說到鄧正來最可愛的地方了，就是他的真性情。乍看起來，他的生活是相當枯燥的，不是潛心做學問，便是和妻子女兒同享天倫之樂。然而，事業和家庭豈非最能見出人的性情的兩個領域？他做學問的狀態令人羨慕，始終飽滿而快樂。用他的話來說，做學問做到最後就是心情，真正成了享受。他是一個多情的父親，女兒的每一個可愛表現都令他欣喜不已，一看見乾女兒——我的五歲的女兒——就忍不住大獻慇勤。他捨得在孩子身上費心費力，為了使女兒具備抵制現行教育弊病的能力，他曾讓成績優異的女兒休學一年，每天自己授課。他又是一個極愛朋友的人，與性情投合的朋友相聚時興高采烈，談笑風生，喜聚不喜散。他的外表和談吐皆粗獷，其實心特別細緻，對朋友的事常常放心不下，周密思量。與人相交，他褒貶分明，看不上就是看不上，直言己見，從不虛與委蛇，落得了一個狂名，根源卻是誠實。
好了，還有沒有什麼遺漏？當然有，我只補充一點。作為鄧正來的好友，我常常有幸在一些私人場合聆聽他談論各種話題，一個鮮明的感覺是，他不但有學問和識見，而且非常善於表達和傳授，氣勢非凡，精彩紛陳，有極強的感染力，使人在享受中獲得啟迪。這使我想到，他其實不但是一個學問家，而且具備一個優秀教育家的素質，後一種才能未得施展是十分可惜的。所以，最近他應聘擔任吉林大學法學教授，恰好彌補了這一遺憾。我有理由期望，通過教學活動，他不但能培養出一批高水平的弟子，而且能有效地倡導和推廣一種學風，用一句話來概括這種學風，便是以真性情做真學問。
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