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先生近日在烏魯木齊發表談話，斷言中國大學的教育非常成功。此言一出，輿論嘩然，一片反對聲。有趣的是，以楊先生的巨大名望，也幾乎無一人真正為他辯護，至多只是以他說的是「客氣話」替他解嘲。我把這看做民意的一個可靠檢測，表明國人對於教育現狀的不滿已經到了何等普遍和不可調和的地步。
楊先生讚美中國大學教育的理論依據是他對大學責任的看法。雖然他宣稱這是全世界的共識，但我不認為全世界在如此複雜的價值觀問題上能夠達成共識，因此寧可視為他的個人看法。他把大學的責任歸結為三項，即教育年輕人、做尖端研究和為社會服務。我想稍微做一點兒分析。
楊先生說，他先後在美國和中國為大一學生上物理課，發現中國學生比美國學生基礎更紮實，學習更努力，比如三角方程式能夠脫口而出。究其原因，則是因為中國學生在中學時代訓練題目做得好。根據這個「親身體會」，他斷言：「中國對學生的中學時代基礎教育是成功的」，又進而斷言：「從教育年輕人的角度講，中國大學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楊先生顯然是在讚美中國的應試教育。應試教育當然有其效用，即知識的灌輸量大，知識的短時記憶牢固，可是，據此怎麼能證明基礎教育的成功呢？應試教育所犧牲掉的那些因素，比如好奇心的保護和培養、享受智性快樂的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本應是基礎教育更重要的方面，都被楊先生忽略掉了。因此，即使把「教育年輕人」這個角度局限於智育，楊先生對智育的理解也有捨本求末之嫌。
對於一個國家或一所大學來說，其科學研究水平與基礎教育水平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繫，基礎教育的缺陷必然會在科學研究中反映出來。智育的目標定位於特定知識還是愛因斯坦所說的內在的自由、懷特海所說的在知識面前擁有自由的能力，結果完全不同。從根本上說，西方科學之所以發達，實賴於對於人的智力品質的尊重，對於超越於功利的純粹智力活動的熱愛。在科學研究的領域，中國大學與世界大學的差距懸殊，楊先生無法否認這個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由於他迴避從文化傳統上尋找根源，便簡單地把原因歸結為「中國經濟發展起步較晚」了。
關於大學為社會服務這個責任，楊先生籠統地斷言：「中國大學對社會的貢獻非常大，這一點不容置疑。」恰恰這一點遭到了最多的質疑，質疑集中在中國大學教育的不公平性上，尤其是學費猛漲導致的對於貧困階層的歧視，這種歧視每天都在製造悲劇。我還想從另一角度提出質疑：與社會的尺度相比，教育是否還應該有一個更重要的尺度，即人性的尺度？大學誠然要為社會輸送人才，問題在於輸送怎樣的人才。杜威有一個著名論點：教育即生長，在生長之外別無目的。這就是說，衡量教育成敗的標準應是受教育者天性和能力的健康生長。事實上，倘若堅持這個標準，大學就能為社會輸送本質上真正優秀的人才，無疑是為社會提供了最好的服務。相反，如果用急功近利的近視眼光看待為社會服務，結果就會像今天這樣，把大學辦成了一個職業培訓場。
其實，上面所說的道理皆是常識，楊振寧先生長期受西方文明熏陶並做出了巨大成就，不可能不懂這些道理。因此，我寧可把他對中國教育現狀的讚美看做一時失言。他的失言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我們得以重新審視中國教育的現狀，未必不是好事。我的感覺是，他彷彿在用另一種方式提醒我們：人文精神是大學一切責任的內核，喪失人文精神的大學是最不負責任的大學，因而不再是真正的大學。
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