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一個為思想而痛苦的農民
一
兩年前的一個白天，德國大牌哲學家哈貝馬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禮堂作報告，基本座無虛席。我遲到了，到達時報告已近尾聲。我有夜間工作的習慣，早上起不來，即使作報告的是蘇格拉底，我也無法改變這個習慣。散場後，我去我的辦公室，那裡坐著一個安徽青年農民，他已經等了很久，執著地要見我。他遞給我幾張稿紙，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要求我立即閱讀並表態。
一共是四頁，字跡還算端正。第一頁是一篇題為《人本質論》的短文。第二、三頁是三首小詩，分別題為《思索》、《痛苦》、《理想》。第四頁沒有標題。內容都是抒發一種哲學性的情緒，我看不出有什麼值得表態的新鮮論點。我假裝慢慢翻閱，心裡琢磨著怎麼打發他，卻終於想不出恰當的措辭。
我抬起頭問：「你要我說什麼呢？」
這時候我看見了他的眼睛，心中一震。從裝束看，他是典型的民工，一身灰暗的舊衣服，和別的民工沒有區別。可是，他的非常年輕的臉上的那一雙眼睛，卻是我在別的民工臉上不曾見過的，在不是民工的人——譬如我們知識分子——臉上也不曾見過的。這是一雙潮紅髮亮的眼睛，閃射著異常單純的光芒，像被正午陽光照透的湖水，正充滿期待地盯著我。
聽到我的問話，他顯露失望、焦急、不屑的表情，指給我看第四頁上的兩行字，並且念了出來：「自信是人的靈魂；藝術即精神本質。」然後用相當自負的口氣問我：「你不認為這兩句話是真理嗎？」
我有些不耐煩了，回答說：「我怎麼知道它們是不是真理。你不能拿出一兩句孤零零的話，就宣佈它們是真理。你至少得闡釋和論證。」事實上，在那幾頁文字中，我覺得就數這兩句話最空洞、最不知所云了。
他開始敘述這兩句話的來由。據他說，當時他的思緒是混亂的、灼熱的，慢慢地沉靜下來，於是腦中一片猩紅色，在猩紅色的熒屏上鮮明地映出這兩行金色的字，持續了兩天之久。「這不是憑靈感所能達到的，」他總結道，「它們是真理，是自己跑到我的頭腦裡來的。這真理不屬於我，而是屬於人類。我知道自己生命的脆弱，我最害怕的是這真理在我死之前沒有被人類知道，毀在了我的手裡。」
聽著這些充滿巨大使命感和悲劇感的極其真誠的大話，我感到哭笑不得。這種事我遇見得多了，常有類似的瘋子或半瘋子給我寫信、打電話或直接來找我，聲稱自己發現了絕對真理，並以偏執狂的執拗勁頭強求我承認。
「你一定認為我有精神病吧？」他彷彿猜中了我的心思，苦笑了一下，「我在別人眼中就是一個瘋子。但我相信你能夠理解我，只有你。我向《天涯》、《讀書》和別的一些雜誌投過稿，一絲回音也沒有。所以，一旦有了點錢，我就親自前來。我這是第二次來北京了，兩次花了一千五百元。這次我去了《讀書》雜誌社，他們完全不懂。我只能指望你了。」
說到這裡，他幾乎流淚了，而我也為之神情黯然。我不知說什麼好。我不能鼓勵他，這等於欺騙他，但我又不忍傷害他。
「我能為你做什麼？」我問。
「我要你幫我發表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比我的命還重要。如果文章不能發表，我真的會發瘋。在中國，能幫我發表這種思想的人，也只有你了。」
我無法再拒絕，只好用緩兵之計。我告訴他，文章這樣沒頭沒尾是肯定發表不了的，建議他回去寫成一個完整的東西寄給我，然後我再想辦法。我只能答應到這個程度。最後他仍是帶著失望的心情離去的。
二
他回去後，開始不斷給我打電話，都是催問文章能否發表，何時發表。我家小保姆已經熟悉他的聲音，一接他的電話，就神秘兮兮地告訴我：「又是那個哲學家。」他還隔一些天給我寫一封信。電話和信都是從溫州發來的，他在那裡的一個建築工地打工。從信上知道，他的名字叫梁自斌，大約出於對我遲遲未能幫他發表文章的不滿，最後兩封信的署名變成了梁天傲。
正是這些信使我對他產生了莫大的好感和相當的敬意。我發現，他對哲學和精神事物是真有領悟的，就此而論，稱他為哲學家就絕不是一種嘲諷。我要在這裡摘錄他信中的若干句子，我不想轉述，因為文字表達本身也顯示了他的水準。
他這樣定義哲學和哲學家——
「哲學就是告訴世人應該怎樣做且怎樣能做好的學說。哲學家就是站在時代思想的峰巔，看到遠方理想的目的地及通往理想目的地的道路的人。至少人類要有路可走，這是哲學家的責任。」
他不滿意「民間思想家」的稱號，自命「人間哲學家」，解釋道：「哲學家和思想家不同。如老子是哲學家，而孔子是思想家。哲學家追求絕對，而思想家追求合理。」
他論述中西哲學的不同——
「中國的哲學是直通車，在風馳電閃之間已到達了終點站——極境如老子的道……西方的哲學是一輛慢車，到了一個站，上來幾位哲學家，下去幾位哲學家，如此循環。」
「如果沒有老子哲學中的道，中國也會變成一個宗教國家，因為人類追根求源，總要問一個為什麼。」
他談論精神世界和人生——
「真理存在於意象物的世界，這個世界由靈感和超意識境界產生。經驗現象的世界是零碎的，而意象物的世界是完整的。」
「神性就是精神的純正性，精神凝重出神性。」
「當一個人處在一種絕對孤獨的狀態時，可以和上帝相遇。當他走出那種狀態時，又發現自己並不能承擔起那種責任。」
「人是上帝的碎片，抑或上帝是人的終極。」
「在天為道，在地為路，在人為本，天道和人本都高不可攀，人行走在路上。」
「上帝造人真是太殘忍，百年的光陰只夠做一件大事情，實現一個理想，真正地愛一個人。」
這些句子閃爍著真知，準確地表達了一個沉浸於精神性思考的人的體悟，而它們的的確確出自一個長年累月在建築工地上做苦工的農民的筆下。
三
我要繼續摘錄他的信。這一部分涉及他的自我評價，人們也許會用病理學的眼光看待它們，看出某種精神病的症狀，例如一種自大型的妄想症。遺憾的是，我無法否認這一點。不過，人們在尼采的自我評價中也看出了同樣的症狀。我當然不會無知到把他和尼采相提並論，但仍有一點可比的地方，就是症狀都以極富精神性的方式表現出來。
他自己當真把自己和尼采相提並論了，這也許證明了他的無知。然而，他的無知顯得何等有氣魄而且懂行：「我的思想和尼采的思想是兩座互望的高峰，而存在主義不過是兩座大山之間奔騰的河流。」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假如沒有上帝，人豈不是想怎麼做就可以怎麼做了。」他認為這句話中的「上帝」應改為「真理」，而這個最高道德難題已在他手中解決，因為「所幸真理已經誕生」。
他這樣描述他的思想的產生方式：「我的這些思想都是自動顯現的，也許就是康德說的自在之物。借用尼采的話說：情感的天才像鏡子一樣靜靜地躺著，以致內在的天地可以在其上反映出來。」他宣佈：「在這個星球上，在古往今來的所有哲學家和文學家中，能用超意識寫作的，我可能為第一人。」
他不但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先知式的哲學家，而且強烈地感覺到作為一個先知的悲劇性命運。在他的信中，這類悲壯的自許和自憐比比皆是——
「有幸生而為人，卻不幸生而為哲學家，是一種哀傷。」
「我是一個不能活下去，也不想活下去，卻必須活下去的人，這只能讓我體驗到屈辱和悲哀。」
「我自認為我的思想天下第一，而在現實中我卻如此落魄。」
「憂悶的時候，我對自己說：這個世界不是我的，我只負有限的責任。我覺得世人需要的並不是真理，而是導師和權威。」
「我是為了那篇文章才活到今天的。我受過多少苦呢？不必說。『他自以為是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釘十字架。』是的，我自以為我的思想是真理，所以，一切的痛苦、屈辱、悲哀我必須承受。如果耶穌願意和我對換，我情願去釘十字架，而讓他創造出這種思想來。」
「這種思想已經削去了我的整個的精神和一半的肉體。如果不是為了這種思想，在我到達地獄的時候，我就回不來了。那時候，感覺就像走到了自己的墳坑前面，千百次地和自己商量：跳下去吧，跳下去一切都解脫了。不知為什麼，突然爆發了強烈的責任心，我對自己說：只要我不意外死亡，我一定要把這種思想帶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只好繞過墳坑前進。悲慘中看著自己的樣子都感到好笑。六七年來，身負真理之重，活得惶惶恐恐。」
有時候，他也會在悲苦中自嘲。他說：「我本不過是井底之蛙，或許正因為是井底之蛙的緣故，反而看到的那一片天更真實。所以我懷著無知者無畏的勇氣，想打敗一切思想者。」接著註明：「說著玩的，我不就是一農夫嗎。」他引尼采的話：「我最大的危險是對人類的厭惡。」然後說：「我連自己也厭惡。早一段時間看電視，報道說，鍾馗是我們靈璧人。我們是一對好哥們。」
他偶爾也會懷疑他的思想可能被別人駁倒，如果那樣的話，他就不活了，因為：「我怎麼能容忍自己歷盡千辛萬苦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竟然是幾頁廢紙。」他心中常常響起帕斯卡爾的呼喊：「上帝，請不要拋棄我！」他表示：「如果我不是一個思想者，我情願我是一個信仰者，懷著一種宗教性情緒去生活。」他實在太苦悶了，告訴我：「我身體不好，心理矛盾，心情不好，有時只想吐兩口血才舒服。」
現在我在錄入這些話語的時候，心中仍翻湧著強烈的感動和同情。在現實生活中，我極少遇到如此為思想而痛苦的人。他的一些話說得真摯、痛徹肺腑而且漂亮，如果是出現在歷史上某位精神偉人的遺稿中，皆可圈可點。然而，如果從一個並無真正重大精神建樹的人口中說出，似乎就顯得不成比例從而可笑了。儘管如此，我仍不禁肅然起敬。倘若一種精神現象足夠純粹，我們還是不要用結果的大小去衡量它的價值吧。
四
我們的主人公念念不忘的是要發表他的那篇文章，也就是他留給我的四頁紙。在一次次的電話催促下，我不得不向他承認，我對此無能為力。但是，我答應可以採用一個變通的辦法，即由我寫文章來介紹他文章中的思想。現在我實際上正在履行我的諾言。我反覆研究這四頁紙，仍不覺得多麼精彩，還不如他信中的一些內容。不過，我覺得自己能夠理解他的基本思路。
在一封信中，他向我追憶他的心路歷程：「我從小就處在一種孤獨封閉的精神狀態之中，我走不出那種精神狀態，別人也走不入那種精神狀態——癡的狀態。十來歲時看一本連環畫《永生島》，描寫一個王子去尋找永生島的故事，開頭幾頁的大意是人總要死的，我看了頓時覺得人活著沒有意思，心裡好像遭受了一次打擊。直到產生這種思想之後，我才走出這種狀態，看到外面多彩的世界。」這段話向我提供了一把解讀他的文章的鑰匙。他小時候受死的問題的困擾，對生命的意義失去了信心。他一直試圖解決這個問題，而他認為終於在他的文章中解決了，他已經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在《人本質論》中，他面對浩瀚宇宙和無盡時空發出了「人是什麼」亦即「我是誰」的永恆之問，而結論是：「只有精神之光可以穿透宇宙這古老而永恆的存在，為人類找到一個堅實的支點。」
在《思索》中，提出的是同一個問題：「四周是盤旋的宇宙，眾星刷刷地從眼前一閃而過，置身在這渺漠的星體，我們是什麼？」答案也是相似的：「我們是宇宙的精靈，我們要表達生命的宏闊。」
然而，人憑借精神雖能貫通宇宙，但並不能真正成為上帝，於是就有了《痛苦》：「我知道，你的痛苦源於你是宇宙意識的主人。」
因此，思索和痛苦只是人的靈魂覺醒和尋找的過程，「最終的家園」只能是《理想》。但是，「理想」究竟是什麼，似乎不得而知，這首詩只有兩句：「第一次，第一次抬起思索的頭顱，遙望著宇宙的極深處。」莫非答案隱藏在第四頁上他最得意的兩句話裡，譬如說藝術是人的靈魂的歸宿？
總起來說，我覺得整篇文章所表達的無非是一個信念：精神是人的最高本質，人唯有憑借精神才能使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具有意義。事實上，這個信念屬於每一個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全然不是什麼新思想。在這個青年農民的心中，這個信念如此新鮮而強烈，以至於他對表達了這個信念的他的文章做出了不可思議的高估。
五
人類天性中有一種不可消除的衝動，就是要對世界和人生的問題追根究底。這種衝動雖說提升了人類存在的精神品質，但並不有利於人類在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存。彷彿是為了保護人類的生存，上天就只讓這種衝動在少數人身上格外強烈。古往今來，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裡，都有這樣一些懷著強烈的形而上學衝動的人，不妨說，他們是一些中了形而上學之蠱的人。這樣的人倘若同時具有巨大的才能，就可能成為精神領域裡的天才。可是，倘若才能不足以駕馭強烈的衝動，情形就慘了，很可能會被衝動所毀而毫無積極的結果。在一般人眼裡，凡是癡迷於精神事物的人都有瘋狂之嫌，區別在於，有的人同時是天才，有的人卻僅僅是瘋子。在某種意義上，後者是人類精神追求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我還想起寧夏某縣的一個小職員，多年來他不停地給我和另外一些人寫信，內容永遠是幾頁複印件，宣告他所發現的宇宙真理。由於內容明顯荒唐無稽，我沒有理睬。後來，在一封親筆信中，他告訴我，他為複印和郵寄這些信花費了數千元，已經一貧如洗，為此常被老婆責罵。我不知道中國有多少這樣的人，絕對數字一定不小。這無疑是精神病的一個類型，其特徵是狂熱地相信自己發現了絕對真理。他們往往對於人類思想史一無所知或所知極少，念頭一旦固結在某個命題上，就不再轉移，從此就為社會承認這個命題以及自己的創始人地位而徒勞努力。事實上，他們多半能夠正常應付日常生活，但觀念上的偏執已足以使他們潦倒不堪。當這樣的人本來就是窮人時，便越發顯得可憐了。我希望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都來關心這一人群。
不過，我想強調，對於這一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我們不能僅僅當做精神病人看待。本文的主人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不否認他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症候，但是，他的整個精神表現是絕不能用精神病來解釋的。他曾向我表示，由於文化水平的限制，他無法使他的思想系統化，因此渴望能夠上大學。我不無理由地判斷，他的那種偏執症和自大症未必是病理性的，因而知識視野的拓寬可能會把它們治癒。更重要的是，他的事例向我們提示，在社會底層生活著一些執著於精神事物並且具備相當才能的青年，他們在其生活的環境中完全得不到理解，社會有責任為他們開闢獲得理解的渠道。我設想，有一天，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講壇上，他們中的佼佼者為何不能坐在哈貝馬斯曾經坐過的位置上，向職業學者們報告自己業餘思考的心得呢？如果有那一天，我一定破例改變一次晚起的習慣，做一個準時出席的聽眾。
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