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今天晚上我要講的是“為儒學的未來把脈”。這個題目不是我出的，是主持人提出來的。
原來我想的一個題目是“儒學雜談”。雜談嘛，好像不像一個題目，不大恭敬——你們到這兒來，難道就只聽我“雜談”？後來，我就說改成“關於儒學種種”。這個題目看來也缺乏吸引力。王先生改成現在這個題目。現代商業化社會，把題目當商品來賣，要吸引人，才能收效果。我就同意了。
但是，說實在的，我不敢承當這個題目。我怎能為儒學把脈呢？醫生看病都知道把脈是怎麼一回事，我可沒有這本領。這不是什麼謙虛、客氣。這題目也許把大家給騙來了。“騙”來了以後，我想在這兒說明一下：大家要是聽了不高興，走就算了。這是實在話，我不在乎這個。不要照顧我的面子。那麼多批判我都不在乎，何況這個。
這個題目倒使我想起了小時候，見過看相算命的小攤上有時寫著幾個字“哲學算命”，不知道在座年紀大的人看到過沒有？哲學怎麼算命呢？我是哲學系出身的，在大陸時，在哲學研究所任職，在國外，也在人家的哲學系，哲學與我總有一些關係吧！
一 什麼是哲學？什麼是儒學？
哲學是什麼東西？或哲學是幹什麼用的？這本身便是一個大問題，到現在為止也搞不清。什麼是哲學？擺攤子的算命是哲學嗎？記得當時我以第一志願考進哲學系，由於我在中學時的數理化相當好，同學很奇怪，問我考這個幹什麼，是不是要算命什麼的——今日“為儒學的未來把脈”不也就是算命了嗎？
“什麼是哲學”這個問題並不清楚。最近法國兩個很有名的哲學家合寫了一本書What is Philosophy？（《什麼是哲學？》），去年翻成英文。美國有個教授開玩笑地說，最好的回答是不回答，因為這個問題永遠回答不出來。
那哲學是幹什麼的呢？學哲學有什麼用呢？我想，哲學的用處之一是可能喜歡提問題，在大家覺得沒問題的地方發現問題，讓人去想。好像哲學史有名的例子：我在這兒，杯子也在這兒，我出門以後，你怎麼證明杯子還在這兒呢？太陽天天升起來，你怎麼保證太陽明天一定升起？有一套理由，但你為什麼相信這套理由？
現代哲學家加繆提出，哲學的根本問題是自殺問題。他說，世界到底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辯證法有幾個範疇等等，都是次要問題。自殺與哲學有什麼關係？這其實是問人活著為什麼，或人活的意義、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我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做事時，有一名研究生多次向我訴苦說，人生實在無聊。我說，那你就去自殺好了。這個學生當然不肯也不會去自殺。加繆提出人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我以為這要靠你自己去尋找、發現、選擇、決定。這不就是哲學嗎？
我想哲學的功用是刺激人去想。恩格斯認為，學點哲學史，可以使人聰明一些。哲學的功用也許就在於製造一些基本概念，以提供視角，探索道路，從而對人生根本問題進行理論性思維。這也許是哲學的一點用處吧！
很遺憾，在中國，五六十年代學哲學，學會了許多條條框框，什麼唯物論四點、辯證法三條，到處去套，自以為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其實毫無用處。於是，越學越蠢。
從把脈，想起了上面的問題。現在，我想從哲學的角度，從大家也許不大注意的地方，提點問題。
第一個問題：什麼是儒學（或儒家、儒教）？儘管現在、過去關於儒學的會議開了不少，關於儒學的書也寫了很多，汗牛充棟，但儒學是什麼，我覺得並不清楚。
“儒學”是什麼意思？可以說有好幾種意見、看法。第一種，儒學是相對於道家、法家、陰陽家、墨家的一種學說、學派、思想。但這個說法只能應用在先秦的孔子、孟子和荀子上面。後來的儒學吸收了大量的道家、陰陽家、墨家、佛學的思想，那還算不算儒學？
陶淵明算不算儒家？從朱熹、梁啟超到陳寅恪，都有不同意見。有說是儒，有說是道，有人說是外儒內道，我也可以說他是內儒外道。李白是道家，還是儒家？說他是道，他卻參與永王起兵的政治活動，還一心想當官。道家本是退隱的。
到了近代更麻煩。康有為打著孔聖人的旗子，但在《大同書》裡，很重要的一章卻是“破家界，作天民”，否定家庭，結婚還需訂契約。那他屬於什麼家？章太炎也同樣麻煩，他寫了一篇《五無論》，“無政府”、“無人類”，什麼都不要。那他是什麼家呢？章太炎罵過孔子，但他又是古文經學家；古文經學當然是儒家的一個派別。
再後一點有魯迅、胡適，他們都說打倒孔家店，還算是儒家嗎？但魯迅和胡適對母親的孝順，行為上又完全是儒家的影響。那麼到底什麼是儒家呢？
以牟宗三為首的現代新儒家認為，真正算儒家的，除了孔、孟以外，就到宋明理學，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王陽明等人算是儒家；其他的人，甚至漢代的董仲舒都被排除在外了。
那麼，董仲舒、王安石、柳宗元等，他們不像法家，道家也不像，陰陽家也不像，他們像什麼家呢？豈不是“無家可歸”了嗎？
毛澤東在“文革”中，把柳宗元和王安石封為法家，但大部分學者並不同意。而《漢書》裡頭寫得清清楚楚，董仲舒為“群儒之首”，是儒家的首領。這樣看來，牟宗三等人的儒家定義未免太狹窄了。
其實，在傳統中國，只要是讀書人，一般都算是儒生，因為他們讀的主要是“四書”、“五經”，受的是儒家教育，相信孔夫子所說的那一套。《儒林外史》描寫的，林林總總，不都算“儒”嗎？這是最廣義的儒家。
所以雖然討論了那麼多，寫了那麼多的文章，什麼是儒家卻並不清楚。我今天是提問題，讓大家注意這個概念，搞哲學的都喜歡重概念，提問題，但答案常常是錯的。我的答案可能也如此。
我認為儒學是已融化在中華民族——稱其為漢族、華人也好——的行為、生活、思想、感情的某種定勢、模式，我稱之為“文化心理結構”。我認為儒家最重要的是這個深層結構。
農民一直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到現在還是一樣。他們不一定知道孔夫子，也不拜孔夫子。但他們的生活方式、人生態度、價值取向、思想方式、情感表達，全部都受儒家影響。他們重視家庭生活、孝順父母、祭拜祖先，慎終追遠，這都是儒家思想，儘管他們本身不一定知道。他們的人生態度、生活方式，就是要很勤奮、不偷懶。所以，華人不管在哪裡，一直都很勤快，都能夠生根發展。印度的和尚是化緣過日子的，中國的和尚當然也化緣，但更強調自力更生，寺院有自己的土地，和尚本身也要幹活。宋朝的百丈清規規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這恐怕就是儒家滲透進去了的。佛教講愛護眾生，挖土會殺害生命，也是罪過呀！儒家就沒有這個問題。所以，一般農民、和尚不拜孔夫子，但還是接受了儒家。
中國人的價值觀念非常重視此生，雖然也祭拜鬼神，其實是一個世界，天堂、地獄等等另一個世界事實上是為這個世界服務的。拜神求佛，是為了保平安、求發財、長壽，這與基督教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說中國的神不只救靈魂，更重要的是救肉體。有些宗教強調拯救靈魂，甚至認為必須折磨肉體才能得救，走入黑暗才能得救。但儒家不然，儒學不特別重視純靈魂的拯救，我開玩笑說，中國人的負擔很重，死了還有責任，保護活在世間的子子孫孫，死了也還是屬於此世間的。這不是道家，也不是佛家的東西。但這些東西到現在還保存下來，是重要的方面。
所以，我重視儒家，並不是因為它死了，要把它救活。以牟宗三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說儒家死掉了，要救。我覺得情況恰好相反，正因為它還活著，我們才重視，要把無意識的變成意識的。老實說，如果真死了，憑幾個知識分子是救不活的。
因此，儒學不能變成深奧難懂的哲學理論，變成少數人的東西，那意義不大，也失去了儒家的基本精神。儒家的基本精神恰好在於它對塑造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人是很實際的，兩個人吵架，調解人總說算了吧、算了吧！並不講誰對誰錯，和解了就行，不吵了就行。我小時感到奇怪，總要說個誰是誰非，到底是你對還是我對嘛！西方就不一樣了，經常要上法庭，找律師，搞個是非判決，但上法庭有時搞得兩敗俱傷、人財兩空。中國人一般不大願意打官司，請中間人這邊跑跑、那邊跑跑，調解了事，以和為貴，是非不必要搞得太清楚！這倒是真正的儒家精神。
到底什麼是“儒學”，我現在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上面自己的看法、意見也並非完全沒有根據。梁漱溟先生說：“孔子的學說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這句話看來簡單，其實十分深刻。我上面所說的其實也就是這個意思。
儒家的重要性，即是在它塑造華人的生活方式、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念上。儒家與其他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相比當然也有它的弱點。《儒林外史》裡的那些儒生不就很醜陋嗎？五四以來對儒家不是批判的很多嗎？不是說“醜陋的中國人”嗎？我願再次強調，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它的長處、短處，儒家也是一樣。有人說儒家是最好的，明天就能拯救全世界。我看是頭腦發燒。我們要認識到自己的長處、短處，它們不僅是書本、理論的東西，而是存在民族身上的活生生的長處、短處或缺點，你只要認識它，意識到它，你才可能知道怎樣去發揮長處，改變弱點。要不然你怎能改？怎能前進？我覺得研究儒學的意義就在此。從這個角度去回答“什麼是儒學”，不是更有意思、更為重要嗎？
二 儒學是哲學還是宗教？
我現在要提的第二個問題是：儒家是哲學還是宗教？這是有爭論的問題。有人認為是宗教，但大部分人認為是哲學，不是宗教。孔子沒有說：我是上帝的兒子或天之子，他是普通人，“吾非生而知之者”，說得很明白。
他沒有像耶穌一樣創造奇跡，盲人的眼睛一摸就亮了。他老說：我只是好學。儒學沒有人格神的觀念，也沒有宗教性的組織。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他不否定、也不肯定鬼神的存在，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的態度很有意思，相當高明。這令我感到驚訝！因為到現在為止，科學也不能證明鬼神到底存不存在。
從這個角度來衡量的話，儒學的確不是宗教。
海內外學者因此認為，儒家就是哲學。我覺得這也有問題。儒家對一般的人民起的作用，不是哲學或哲學家，不論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康德、黑格爾等所能企及的。哲學主要對某些科學家、知識分子起影響。孔子不一樣，他的學說有點像西方的《聖經》，很長的時間對一般老百姓起了重要的影響，像上面講到的那些，就不是哲學家所能起的作用。
因此，說宗教儒家不是宗教，說哲學儒學不是哲學。西方哲學一般講究理論系統，儒家卻很少去構成真正的大系統，它講究的是實踐。所謂“禮者，履也”，功夫即本體等等。假如遠離行為去構建一套理論體系，在儒家看來，是沒有意義的。中國邏輯不發達也有這個原因在內。
西方哲學家，可以躲在房間裡，想自己的，不管實際，理論本身就有它的意義。但是，不管是孟子、荀子以及後來的宋明理學，都反對這種態度。而且，他們的學說對人們日常生活也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顏氏家訓》、《朱子家禮》、《治家格言》和曾國藩的家書等，都把儒學貫徹到日常生活中，管制著人們的行為、思維和生活。康德、黑格爾等西方哲學並不能管人的生活。所以儒學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學，用西方宗教、哲學等這些概念來套便很難套上。
儒學可說是半宗教半哲學、亦宗教亦哲學，這牽涉到一系列的問題。例如西方哲學，從中世紀神學分化出來以後，主要成為一種思辨性的理論論證。儒家當然也講理論，但更講感情。
孔子在學生提出父母死後要守三年喪，會不會太久時，本可以有幾個可能的回答：這是天的意志、上帝的要求，你必須這麼做；或者說，這是政府的規定，必須遵循；或者說這是歷來的習俗，必須服從，等等。但孔子偏偏不這麼回答。他反問門徒：父母死了，不守喪你心裡安不安？門徒回答：我安。孔子說安就不需要守了！
從這裡可以看出，孔子不是把道德律令建立在外在的命令上，如上帝、社會、國家、風俗習慣等，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情感上。他說，父母生你下來，也要抱你三年，父母過世了，不服喪，你心裡安不安啊！孔子提出的是人性情感的問題。動物也有自然情感，雌虎、母雞保護小虎、小雞是自然現象。公雞就不行了。動物長大後，就根本不理“父母”了。
但儒家卻強調父慈子孝。這就不是自然情感，而是人性情感。儒家認為，人的一切、社會的一切，都應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這樣就把情感提高到嶄新的深度和極高的水平上，這是孔子的一大功績。他把理性、智慧、道理的各種要求，建立在人性的情感上面。這就是我認為儒家不同於一般哲學思辨的重要特徵。
這一點，過去很少人從根本理論上加以強調。儒學強調情理不能分隔，而是滲透交融和彼此制約著的。例如“理無可恕，情有可原”。同時強調情裡面有理，理裡面有情，“理”的依據是“情”，而“情”又必須符合理性，從而“理”不是乾枯的道理，“情”不是盲目的情緒。所以，儘管儒學提倡忠、孝，卻反對愚忠愚孝。
中國人喜歡講合情合理。我上課講儒家的下述原則時，外國學生聽得笑了。我說，如果父親生氣，拿根小棍子打你，你就受了吧！要是用大棍子，就趕快跑！這就是所謂的“小棍受，大棍辭”。我問他們：為什麼？古人作過解釋，父親是一時氣憤，真的打傷了孩子，父親也傷心。孩子逃跑，反而真正“孝順”了父親，不逃反而是愚孝，你受傷，父親心理也受傷，名聲也不好。左鄰右舍會說：這個父親多麼殘忍啊！你逃是很有理的，不只保護你自己，也保護了你父親。
孔、孟都講“經”與“權”。“經”翻譯成現代語言就叫原則性，基本原則必須遵守；另一方面，“權”是靈活性，要你動腦筋，要有理智，有個人的主動性。有經有權，才真正學到儒學。儒學不是一種理論的條條而已，在政治、經濟、生活上都有用處，既講原則性，也有靈活性。不是情感上的盲目服從，也不是非理性盲目信仰。君王或父親都有犯錯的時候，做臣子或做孩子的，都要考慮到這個問題。這跟日本的武士道不一樣。中國在大事上強調過問是非。好像父親、君主要你去殺一個人、打一個仗，也要考慮到對不對，日本武士道就只講輸贏，不問對錯，盲目服從、信仰、崇拜，打輸了就切腹自殺。
中國歷史上有一些著名的關於刺客的故事，遇到好人殺不下手，不殺又對不起主人，就自殺了。他沒有盲目地服從，儒家很讚賞。儒家有所謂“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等說法，就是說服從道理比服從個人包括君、父重要。這是非常理性的態度。儒家沒有並反對宗教性的狂熱，但非常強調人的情感性的存在，並認為人的行動都以情感為基礎。
儒家的好些基本觀念、思想以至範疇，如仁、義、禮、敬、孝慈、誠信、恩愛、和睦等等，無不與情感直接間接相聯繫。
儒家強調情感，甚至把宇宙也情感化。天地（自然界）本來是中性的，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但儒家偏偏要給它一種肯定性的情感性質。你看，天地對你多好，賜給你生命，“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你要努力才符合天地的規律。儒家使世界充滿著情感因素，我認為這點十分重要，“人性善”才因此產生，這與基督教傳統不一樣。
有人說，基督教才是中國人的前途，只有基督教能夠救中國。當然，基督教在中國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信教的人會越來越多，但是，要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完全信奉基督教，我覺得會比較難。例如，對中國人來說，原罪說很難被接受：為什麼我一生下來就有罪呢？為什麼生命是一種罪過？我要去贖罪？中國人認為給予生命是一種幸福。所以，我說，相對於西方的罪感文化、日本的恥感文化，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
孔夫子在《論語》第一章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種快樂不是感官的快樂，不是因為我今天吃了螃蟹特別高興，而是精神上的快樂。歸根究底這還是一種包含理性的情感，是某種情理交融，可見儒家講的理性是活生生的，帶有人間情感的，與現實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理性。這也就是人性。儒家的根本問題就是建造完美人性的問題。
儒家這種實用理性和樂感文化始終講究奮鬥，講究韌性、堅持，所以我說中國很少有徹底悲觀主義者。自殺的中國文人比日本少，日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自殺了，在中國這大概很難發生。
中國人即使在困難時，總願意相信前途美好，明天時來運轉，所以只要堅持下去，好日子總會來。中國民族也好，海外的千萬華人也好，因此能夠經歷各種艱難困苦而生存下來。孔子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就是這種儒學精神，也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它培養了一種人格、操守、感情、人生理想、生活態度。可見儒學雖然不純粹是宗教，但它卻包含著宗教的熱情；儒學雖然不純粹是哲學，但它卻包含了哲學的理性。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儒家是最講實際、最重情感的；從宗教的角度來看，儒學是最寬宏、最講理性的。這就是儒學的特點。
三 儒學的分期問題
末了，談一談儒學的分期問題。儒學到底有幾期？它究竟如何發展的？這也是個大問題。我不贊成杜維明教授的三期說。杜教授的三期是：孔孟第一期，宋明理學第二期，現在第三期。
這個三期說把漢代給忽略掉了，這是一種偏見。漢代的儒學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第一期是孔、孟、荀；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才是宋明理學。“現代新儒學”的熊十力、馮友蘭、牟宗三等人，只能算是第三期（即宋明理學）在現代的迴光返照。
儒學中，我認為荀子很重要，但無論宋明理學還是現代新儒學，都把荀子的地位放得很低，有的根本不提，有的認為荀子不屬於儒家。這是不妥的。我認為，荀子和孟子，是孔子的兩翼：一個由外到內，另一個從內到外。漢代之所以重要，正因為它承繼荀子，在新條件下構成了一個很大的系統。
漢代的儒學吸收了陰陽家、道家、法家、墨家的東西，構成了一個陰陽五行的系統。董仲舒的天、地、人、自然、社會，是一個完整體系。西方人覺得奇怪，中國人不要上帝，竟然生存得那麼久。是什麼東西維持著呢？我覺得，是因為有這個系統。這個系統本身就是上帝，任何東西，包括皇帝，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它構成了一個非常複雜的有機反饋體（Feedback System）。陰陽五行是反饋的，例如五行相生又相剋、陰陽對立又互補等等。
包括政治也在這個系統中：天管皇帝，皇帝是天之子，統治百姓，但百姓又影響天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老天聽百姓的，這不是一個圓圈嗎？這是中國式的民主觀念。這當然與現代西方的民主是兩回事。中國的陰陽五行是很重要的東西。為什麼我們現在叫漢人、漢民族、漢語呢？這表明這個朝代非常重要，它不但在物質上、疆域上，奠定中國今天的基礎；而且我強調，精神上、心理上也是，它構成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今天到處的中國人不還在講陰陽五行嗎？
這麼大的一個事情怎麼能給忘記、割掉和捨棄了呢？說儒學，為何從孟子一下就直接宋明理學呢？我覺得這完全不符合中國思想史的事實。陰陽五行不創始於儒家，但漢代的儒家吸收、接受、傳播了它們，成為社會普遍的觀念、思想和信仰。針灸、堪輿、中醫不都說陰陽五行嗎？儘管從現代的眼光來看，有些是非常不科學的，好些是虛幻、迷信的東西，但裡面的確有很多經驗的、科學的東西存在。例如中醫，不是中醫不“科學”，而是現在的科學水平，還沒發展到解釋中醫的地步，也許在五十年、一百年後，科學才能非常實證地解釋中醫。
大家都知道針灸，原來西方學者不相信，說這是心理作用，不是什麼生理作用。現在他們相信這不是心理問題，的確有生理的作用。但是，針灸實踐依據的經絡學說，西醫還找不出是什麼東西。但它是存在的。這還包括大家講的氣功。科學沒發展到解釋它的那個地步。現代科學沒法解釋並不能說它不存在、不合理。
這一套東西，我覺得是漢代儒家把它吸收進來並發揚光大，搞成一套天人的理論。這是儒學的一個很大發展。
正因為成了這麼一個系統，在中國儒家傳統中，人的地位才很高，人才能夠干預天地。也因為如此，才可能有後來宋明理學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不是天為人立心，而是人為天地立心，這豈不厲害！康德說，假如沒有人，自然發展就沒有目的。這就是人是自然的目的，也就是康德說的文化的、道德的人。這說法和中國比較接近。
中國儒家認為，天大，人也不小。這跟西方說人必須跪在上帝面前服罪、贖罪是不太一樣的。它充分地強調了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樂觀的、奮鬥的精神。但孔、孟甚至荀子，都沒有這樣一個真正的宇宙論，到漢儒手裡就完成了。
所以，講儒學發展而撇開漢儒，認為儒學“精髓”就是心性論，我看是偏了。這是我與杜維明教授的一個很大的分歧。我認為儒學發展應把漢代包括進去，才能真正看到發展。我並沒講什麼發展“規律”，只講點歷史事實而已。
從事實看儒學，可發現它的特點之一是強調變化。“變則通、通則久”，只有變化和不斷地發展才能長久，才能生存，所以不拘泥。記得八十年代，那些反傳統的年輕人老說“中國是最保守、最頑固、最守舊”的。我說，恰恰相反，中國人是最容易接受外來的東西，只要有道理就接受。包括中國的服裝變得很快呀！原來的長袍馬褂，我記得進大學的時候還穿過，過兩年，所有人都不穿了！中國接受外來的東西是很快的，只要合理、方便，就能接受。
中國傳統非常講究實際，接受變化，這是真正儒學的精神。當然總有人頑固、守舊，自以為是堅持傳統精神、儒學精神，實際的情況恰好相反。儒學是講究變化、發展的，而且它是盡可能吸收、接受外來的東西，最後消化外來的東西，這才是儒學的最大特點之一。
你看，漢代的儒學之所以能夠發展，因為有董仲舒，陰陽五行本來不是儒家的，而是陰陽家的，董仲舒把它吸收、消化在系統裡了；道家的、法家的，他也吸收，過後消化掉。中國有一句話“有容乃大”，不是也有一句俗話說“宰相肚裡能撐船”嗎？開始也許很難接受，但首先“求同存異”；求同，兩個意見不一樣，先謀求共同點吧！至於不同的，暫時不說吧！然後慢慢接近，互相滲透，最後吸收同化。
我覺得，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文化、一個人，能夠吸收外來甚至異己的東西，然後消化掉，就能夠發展。你堅持一個東西，那能夠發展嗎？不行的。宋明理學為什麼會發展呢？因為它吸收了佛教和道家，特別是佛教的一些東西，所以能夠創造一個新高峰。
什麼叫“現代新儒家”？現在議論也很多。有一種定義說，只要是肯定儒家傳統的就是新儒家，甚至只要是研究中國文化的，都算現代新儒家。這太沒意義了，太廣了。另一種定義是，只有熊十力學派才算，馮友蘭不算，梁漱溟只算半個，因為他與熊十力有一些交情。這又未免太狹窄了。
我對現代新儒學的定義是“現代宋明理學”。因為新儒學在英文是Neo-Confucianism，本來的意思指宋明理學，搞中國哲學史的人都知道。現在加個“現代”變成Modern Neo-Confucianism。熊十力、馮友蘭、梁漱溟、張君勱、唐君毅和牟宗三承繼的正是宋明理學，強調儒家的心性論。牟宗三最重要的著作叫做《心體與性體》，包括杜維明教授現在強調的也是自我修養。所以，“現代新儒家”乃是宋明理學的宣揚者、發展者，他們要建立道德的形而上學。
但我認為，用道德的形而上學來概括或作為線索來貫串儒學，是太片面了。孔子很少講心、性，孟子講了一些，但也不是很多；用心性說來概括儒家，是第三期的儒學即宋明理學，他們強調的是從“內聖”開“外王”，朱熹、程頤，都希望皇帝變成聖人，以為那樣，天下就會太平了。這個講起來，也很複雜。秦漢以後，皇帝的權力特別大。有絕對的權力，一定幹壞事，要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是儒家很傷腦筋的事情。董仲舒弄出一個天人感應的理論，說皇帝要聽天的。發生地震，是天在警告，皇帝就要檢討；發生洪水，也是天的警告，想用這個來限制皇帝。
實際上，最後的代罪羊是宰相，皇帝怎會有錯啊？是用錯人，下個罪己詔，或罷黜宰相。到了唐宋以後，皇帝不再相信這套玩意兒了！宋明理學才搞出另一套東西出來，要皇帝正心、修身，服從天理。從“天譴”到“天理”，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對此有很好的論證。正心誠意本是對皇帝講的，宋明理學講心、性有它的道理。但是，它並不成功，皇帝是不會聽那一套的，結果倒變成了管制百姓的官方學說。
在現代條件下，現代新儒學搞出一套道德形而上學，去繼承宋明理學，但根本理論並沒超出宋明理學多少，並沒有脫出宋明理學的基本框架，仍然是內聖開外王，心性第一，只是略微吸收了一些外國哲學，但也不多，詞語、觀念、說法新穎和細緻了一些而已，它遠不足開出一個真正的新時期。所以我認為，它只是第三期儒學（宋明理學）在當代的隔世迴響，它對廣大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沒起也不會起什麼作用或影響，與第一、二、三期儒學無法相比。它並不能算什麼大發展，也很難開出自己的“時代”。
儒學要真正發展，還需另外考慮，另外開頭，另起爐灶。這裡有很多事情要做，因這不僅牽涉到哲學形而上學，還有很多其他問題。好像首先要對儒學提倡的而為廣大中國人崇拜的“天地君親師”——其實是政治、倫理、宗教三合一的體系——分析、解構，然後再設法重建宗教性道德和社會性道德，把具有情感特徵的儒家的實用理性和樂感文化重新發揚光大，重視人民大眾的衣食住行、物質生活，同時重教育、塑人性，開出一條新的內聖外王之道，它遠遠不只是心性論的道德形而上學。只有眼光更廣闊一些，儒學才有發展的前途，但這不是這次所可能講的了。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註釋
〔1〕 此文為1996年在馬來西亞的講演，原載馬來西亞《南洋商報》（1996年1月28—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