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說，「魚」作為性愛、生存的符號也出現在其他文明中，重要的是中華文化將之保留至今。這是否與我所要講的第二符號（「龍」）有所關聯呢？「龍」在其他文化中或少見，或作為魔鬼的化身；但在中國，它完全是以正面符號出現的。
我其實一點也不喜歡龍。從小我就不愛看龍燈表演和龍舟競賽，長大以後對各種著名的九龍壁的藝術形象也毫無興趣。我討厭它那怪異猙獰的面目，那張牙舞爪的姿態，那像蛇似的彎曲身軀。難怪在西方中世紀，「龍」總是毒龍：是惡魔、邪力的象徵，因為這個虛構物的形象特徵是猙獰和威嚇。中國原始的「龍」還較樸實，後世則分外猙獰。
「龍」是否與「魚」有關係呢？很可能有關係。至少與「魚」一樣，與水有關。《管子》說「龍生於水」，現代考古學家說「龍」紋是由「水鳥啄魚紋」演變而來。「這裡的魚就是早期的龍紋」[1]，民間有鯉魚跳龍門而成龍的故事[2]。魚的符號雖有神秘性，但尚未突顯出神，或尚未成為顯著的神。「龍」卻一開始就是神的代稱。自古至今，河神稱龍王，雨神也是龍王。當然，關於「龍」的具體起源和成形，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如鱷魚原形說（章太炎），圖騰融合說（聞一多），多元龍紋綜合說（現代中國考古學），夏商成形說（同上）。總之，由於水和雨是農業社會「人活著」維繫生存、延續的基本條件，為人所必須依賴又不能為人所真正瞭解和掌握，所以它成為神也很自然。「龍」爬遍了中華大地的東南西北，從原始社會直到今天。本文後的附圖包括一些最早的「龍」：東北地區（前紅山文化，公元前六千年），中原地區（湖北黃梅大溪文化，公元前四千年），其中，畫在陶瓶上的馬家窯文化的「龍」，可與前面仰韶半坡的「魚」作某種彩陶的歷史系列，但顯然比「魚」要晚（公元前三千年）。江南地區也有「龍」，如此等等。真是林林總總，琳琅滿目。這些出土的地下實物完全可以媲美於古籍《山海經》中所描述的眾多龍蛇：「南方祝融，獸面人身，乘兩龍」，「北方禺疆，黑身手足，乘兩龍」，等等。[3]「龍」雖形態各異，基本特點卻相同：它與魚不同，是一個幻想中的巨大動物。「龍」有角，與男性生殖器從而與父系家長制的祖先崇拜相關。
「地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連魚而飛」（《說文：蛟》），「龍以為畜，故魚鮪不諗」（《禮記·禮運》）。「龍」尊魚卑，「龍」成了「魚」的率領者、保護者和統治者。「魚」、「龍」銜接，顯示社會進入了新時期，那是呈現著威懾、暴力、吞併、戰爭，是征服、被征服的時期，是走向社會不斷擴大、開始形成國家、逐漸邁入文明的巨大變動時期。
如果說，有巢（建立住所）—燧人（發明用火）—女媧（婦女為首領，一般排在伏羲同時）是舊石器時代的「三皇」，標誌著人區別和脫離動物界；那麼，伏羲（「以佃以漁」）—神農（炎帝，定居農耕）—黃帝—堯—舜便是新石器時代的「五帝」的氏族、部落和古城古國[4]時期。而神農（炎帝）和黃帝則分別與「魚」、「龍」兩個時代符號大體相當。[5]在古文獻中，文明的主要發明都歸功於黃帝。《世本作篇》及其他古籍都把天文、曆法、算數、圖書、宮室、冕服、弓矢、車駕、舟船、律呂（音樂）等等重大發明發現說成是黃帝和黃帝時期的功績。與文明這種巨大發展相同步，黃帝時期又是頻繁劇烈的戰爭時期，黃帝與炎帝、與蚩尤的大戰是赫赫有名的兩次。當時各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在大小戰爭中毀滅、生存、併吞、融合和重組。大量文獻都在說，「神農既歿，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商君書·畫策》）。「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莊子·盜跖》）。「宓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戰國策·趙策》）。「黃帝唐虞，帝之隆也，……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管子·法法》）。
黃帝時代就是「龍」的時代。「五帝時代以五千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大階段，以黃帝時代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動中心在燕山南北，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可以與之相應」。[6]紅山文化以出土的各種玉「龍」和龍紋器皿為特徵。「甲骨文中龍字的多種形態以及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雕龍，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至三千年間的龍形變化過程」。[7]《易經》著名詞句「龍戰於野，其血玄黃」，點示了這個「龍」—黃帝的時代特徵。從「龍」—黃帝時代起，對內對外都必須以「兵」（「刑」也就是「兵」）來支撐著人們的生活和生存。這也就是中華文明的大融會和發展成形的時期。
黃帝和作為黃帝子孫的後代統治，一直到夏、商、週三代「王朝」，都與「龍」有重大關係。古文獻和現代學人對此說得很多。如「黃帝……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大戴禮記·五帝德》），「顓頊，黃帝之孫……乘龍而至四海」（同上），「夏為姒姓，姒字原作己，本象盤蛇，亦圖騰標誌。而鯀、禹名字亦與龍、蛇有關」（楊向奎）。「殷為子姓。『子』……即己字……取象龍蛇，商頌有『龍旗十乘』之言，意者龍是商民族之圖騰乎？」（顧頡剛）「姬氏出身天黿，猶言出自黃帝」（郭沫若）。從《山海經》中眾多龍、蛇到「天![](\"/d/file/zhexue/e7d229c02bfbee309a444a5270c3685b.jpg\")
」、「玄」，都與龍有關。由於遠古傳統，孔子也大講龍：「龍大矣。龍刑（形）（遷），（假）賓於帝，神聖之德也。高尚行（乎）星辰日月而不眺，能陽也；下綸窮深淵而不沫，能陰也。上則風雨奉之，下綸則有天□□□（此處原文為□），□（此處原文為□）乎深潭，則魚蛟先後之，水流之物莫不隋（隨）從；陵處則雷神養之，風雨辟（避）鄉（響），鳥守（獸）弗干。……龍大矣。龍既能雲變，有（又）能蛇變，有（又）能魚變。（飛）鳥![](\"/d/file/zhexue/ffde842096f5a2fc016e36ff949c2544.jpg\")
蟲，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刑（形），神能之至也。」（《二三子問》）
這也就是《易經》講的上天下地、神奇而可恐懼的「龍」。「飛龍在天」，「見龍在田」，「或躍於淵」，水陸空全部佔有。也如《說文》所講，「龍」「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龍」到處都在，可又變化莫測，難以捉摸，「神龍見首不見尾」。正是在這隱藏著的神秘和恐怖中，顯出它的巨大的全面統治功能和神聖威力。這種神秘的巨大威力又都與原始巫術活動有關。「山海經多處講到乘龍升天之事，在山海經裡，雨龍是神與巫交接升天的標準配備。騎龍何以能升天？在巫術中，龍由巫師法力之所驅使。」[8]由於「巫君合一」，「龍」的權威和恐怖實際是象徵和代表著巫君的權威和恐怖。
為什麼要突出這個威懾的、血腥的、恐怖的權威符號暱？這是因為這神奇而恐懼的符號不僅是當時統治權力的威嚇象徵，而且也是當時社會的秩序力量和制度強迫的符號。因為所謂「文明」，實際上即是由秩序所展示了權威和由權威所維繫的秩序。在上古這個不斷吞併、毀滅、重組、融合千萬氏族、部落和古城、古國的年代，社會日益擴大，地域日益開拓，人口日益眾多，結構日益複雜，統治秩序日益需要系統化、體制化的暴力權威來維繫。這種暴力權威的統治秩序和體系，也就是所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即在黃帝—「龍」的暴力權威統治下，衣食住行、社會生活得到了秩序的規範和規範的秩序。這種理性化的生活秩序在當時卻恰恰需要由這個反理性的神秘而恐懼的虛構形象（「龍」）來呈現和代表。相當於黃帝時代的新石器時期紅山文化出土人像已有大小次序的排列，實際在開始顯示這種理性化的秩序即等級制的萌芽。從夏的「連山易」以震（雷）為首卦，「帝出乎震」（《周易·說卦》），象徵著這個秩序權威赤裸裸地依附和要求暴力，到《周易·系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便是這統治秩序在意識形態上的全面鞏固和完成。從「龍駕乎帝服」（離騷），「龍」成為帝王專利，和秦始皇被咒稱「祖龍」，「龍」便始終是後世帝王所專有的最高權威符號，一直到滿清王朝的龍旗飄揚和沒有龍旗的對「龍」的讚頌。
文明使社會複雜化，的確要求秩序，而維持秩序的確需要權威。只有這樣，才能使萬千百姓免於任何人可以殺任何人的極端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人們依靠建立在殺戮、戰爭、暴力基礎之上的權威統治獲得了保護，使生命、生存和生活擁有安全和延續。秩序和權威的永遠共生並存（恩格斯），如同知識與權力永遠共生並存（福柯），現在、未來將和過去都一樣。問題只在於是什麼樣的權威和什麼樣的秩序。作為這最高權威的是一個人（皇帝），少數人（貴族）還是代議制（人民）。是「亢龍有悔」的權威還是「群龍無首」、「潛龍勿用」的權威？是rule by law還是rule of law？這當然由歷史所具體地形成、發展和決定。
在「龍」的權威統治下，社會秩序化、組織化、等級化，在基本或能保護人們安全的同時，也帶來了常規性的和規範性的剝削、壓迫、掠奪和侵害，帶來了各種恐懼、憂慮和哀傷，使生命、生活、生存失去了它們本有的自由、活潑、愉快和歡欣。於是，它也同時會帶來對這權威/秩序和規範、統治的各種反抗。中國上古有誇父追日、精衛填海特別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陶潛詩），那勇猛反抗黃帝雖徒勞無益卻英勇悲壯的淒愴故事。這也一直延續到《老子》和《莊子》。《老子》要求回到「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道」「德」時代。莊子極其尖銳而深刻地揭露「竊銖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認為「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要求徹底廢除文明，回到「山無蹊徑，澤無舟梁」、「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的母系社會的原始階段，即回到上節所講的「魚」的神農時代去，極為精彩地表達了這種反抗哲學和倫理精神。但這在歷史上當然毫無可能。歷史總以惡為槓桿，在污穢和血腥中曲折前行。這些神話和莊子哲學的價值在於，它宣示了必需與歷史文明行程帶來苦難現實相對抗、從而不計利害因果、「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反抗意志和犧牲精神。這種精神由於對現實黑暗和權威/秩序的英勇鬥爭，在形成和培育人們的道德意識、正義感情、公正觀念上，具有著偉大的、光輝的、獨立的意義，而為人們所世代承繼和不斷發揚。這就是拙著中再三提及的「倫理主義」。但是，滲透了暴力和黑暗的權威/秩序卻又仍然在推動著文明，其中也包括改善生產和生活，這也就是拙著所講的「歷史主義」。[9]
於是，「龍」飛舞著，歷史在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二律背反的悲劇中繼續前行。
【註釋】
[1]劉志雄、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第20頁，人民出版社，1992。
[2]民間傳說或來自此：「《續漢書、交趾郡下，劉昭注》有堤坊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為龍。」（《顧頡剛讀書筆記》第4卷，第2187頁，聯經出版公司，台北，1990）
[3]參閱拙作《美的歷程》中第一章圖表。
[4]「古城古國」采蘇秉琦說。
[5]「三皇五帝」從古至今有許多種說法和解釋，本文僅從人熟知的名號（如「五帝」采《易·系辭》次序）和歷史進程角度作大體區劃，不可刻板以求。例如紅山文化的「龍」便早於仰韶文化的「魚」，等等。
[6]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33頁，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
[7]同上，第94頁。
[8]金春峰：《周易經傳梳理與郭店楚簡思想新釋》，第133頁，古籍出版社，台北，2003。
[9]倫理與歷史也有同行合一的方面，且常為主要方面，見拙著《批判哲學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