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一篇署名"王小石"的假設性論證文章《中國若動盪,只會比蘇聯更慘》在網上非常火爆。它的假設是"如果中國動盪",結論是"一定比蘇聯更慘"。其實,蘇聯的"慘"是一個未經證實的假設。蘇聯慘不慘,什麼是"慘"或"不慘",得由今天的俄羅斯人自己去說。日前有報道說,聖彼得堡（舊稱列寧格勒、彼得格勒）火車站將移走列寧雕像,俄專家稱此像已經沒有歷史價值,這是不是很慘,也得由俄羅斯人自己去確定。
中國人不喜歡外國人唱衰中國,想來俄羅斯人也不喜歡中國人唱慘他們。蘇聯轉變成今天的俄羅斯,並不是"動亂"的結果,而是在蘇聯共產黨最高領導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完成的。你可以認為他領導的方向錯了（這當然也得由今天的俄羅斯人說了才算）,但你不能說那是"動亂"。所謂"動亂"是有定義的（"騷動叛亂"）,不是你不喜歡的事情,不希望發生的事情都成了"動亂"。
假設性論證最常見的毛病是詞義含糊和輕率概括。詞義含糊就是概念無定義,王小石說的"動亂"和"慘"就是這樣。輕率概括（hasty generalization）又稱不當概括（inappropriate generalization）,是一種常見的邏輯謬誤,它沒有充分考慮一般性的情形,只憑少數或個別的例子就推論出一般性的結論。王小石說:"微博上的天使、導師、公知們天天造謠傳謠製造社會負面新聞,營造一種中國即將崩潰的末世景象,詆毀現有的社會主義體制,宣揚歐美的資本主義憲政模式。在此過程中不斷煽動民眾怨恨現政權,並痛罵中國人奴性十足,赤裸裸地煽動民眾當炮灰引發中國社會動亂。"這麼一長溜的譴責到底是在指責哪些個,還是全部"天使""導師"和"公知"呢?
且不說意義含糊的"天使"和"導師",單就時下人們議論的"公知"而言,這麼嚴重的罪行,總得有幾個承擔罪責的公知個人吧。這就像那些搜刮、侵吞民脂民膏千百萬元的"官員",反腐敗要求的是治他們個人的罪行,而不是讓所有的官員一起來背負罵名。如果就此把所有的官員都罵成壞蛋、蛀蟲、吸血鬼,那可真的成了王小石說的造遙和詆毀了。
不造謠、不詆毀應該成為公共生活的一個原則,既然如此,它就應該既適用於官員,也適用於公知。"文革"中有人把知識分子不分青紅皂白地都罵成"臭老九",那是造謠和詆毀。王小石用類似的說法來對待公共知識分子,聳人聽聞、言無實據,同樣也是造謠和詆毀。
關於蘇聯為何解體的許多理論中,確實有一種與知識分子有關。它認為,推動克里姆林宮決定政治改革的是一些持異見的知識分子。可是許多研究者指出,這個說法只是假設性推測,並無實際根據。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初期,安德羅波夫的KGB就已經幾乎完全消滅了蘇聯的異議活動,所有"有政治問題"的知識分子都已經要麼被流放、關押,要麼逃到了西方（不全是去"米國"）。據俄羅斯社會學家維克多·柳涅夫（Victor Luneev）的研究,80年代初,戈爾巴喬夫開始"重建"（又稱"改革",政治改革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為"公開"）的前夕,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人數是微乎其微的,據KGB的統計,1980年為35人,1981年為39人,1982年為26人,1983年為44人,1984年為25人。與獨裁時期的智利、巴西政府逮捕的眾多知識分子相比,知識分子在蘇聯的活動簡直算不了什麼。1985年,幾乎所有的蘇聯知識分子都已經由於過去不斷的政治打壓,而對政治極為冷淡、漠然。他們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將信將疑、並無興趣,反倒是戈爾巴喬夫不得不敦促他們加入到改革的行列裡來。一直要到1987~1988年,當蘇聯時局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後,持異見的知識分子才成為蘇聯政治生活中的活躍分子。
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突變中起了關鍵的作用,但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如果不是因為蘇聯的僵化體制,就算戈爾巴喬夫再厲害,只要黨內有強大的民主聲音,他也還是掀不起大的風浪。然而,從斯大林時代開始,蘇聯就已經養成了總書記說了算的制度文化,體制內充斥著碌碌無為、毫無思想的庸人官僚,既不懂政治理論,又沒有真正的信仰,全都是上面怎麼說下面怎麼附和,上面決定下面執行,這就給了戈爾巴喬夫可乘之機。所以說到底,毀掉蘇聯的既不是公知,也不是戈爾巴喬夫,而是蘇聯的僵化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