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5日的北京青少年高校科學營活動工作簡報（第3期）刊登著名科學家饒毅的勵志報告《自然科學既"好玩"又"低危"》。自然科學的"低危",想來是比較了某些其他知識活動的"危險",甚至"高危"而言的。人害怕危險,不想做無謂的冒險,這本來是自我保護的生存本能。但是,僅僅依靠本能的害怕來躲避危險,並不能改變危險的境地。青年人在選擇"低危"的同時,似乎也應該更多地瞭解"害怕"和人們為什麼害怕。
社會學家施拉潘托克（Vladimir Shlapentokh）出生於1926年,在蘇聯長大並受教育,1979年移居美國,在大學任教,是公認的"蘇聯社會學"權威。他在《當代社會中的害怕》（Fea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一書裡談到了自己在蘇聯所經歷過的害怕。他寫道:"每當有人問我,什麼是蘇聯社會最顯著的特徵,我都會回答『害怕』。"所謂"害怕",也就是人在覺察到某種實在的或想像的危險時感覺到的焦慮和恐懼。施拉潘托克12歲的時候就知道害怕國家政府和秘密警察了。他知道,有的話可以公開去說,有的話必須藏在心裡,否則必然會禍從口出,自討苦吃。像這樣在"政治"上早熟,早早知道在政洽上"害怕"的兒童,在蘇聯這樣的極權國家裡肯定不止他一個。
在人類所能體驗的各種害怕中——對死亡、對異類、對未知世界和未來、對精神痛苦和肉體折磨等的害怕,政治的害怕是一種可以比死亡恐懼更令人無法擺脫的特殊害怕。饒毅所說的危險恐怕便與此有關。這是一種由於不自由、無權利、無尊嚴而造成的恐懼,它可以帶來其他一切令人害怕的事情——饑寒之苦、酷刑、孤獨、絕望、被奴隸般地對待。而且,它是唯一無法以"一死了之"來消除的害怕。政治的害怕,害怕的是政治壓迫、迫害及其後果,包括連累父母、子女及更多親朋好友,因此成為一種更加令人難以承受的恐懼。
德國詩人歌德說:"即便已經陷入了最大的厄運,人也還是會害怕遭到更大的厄運,這便是人的奇怪命運。"這句話聽起來像是對陳徒手《故國人民有所思》一書中的那些知識分子（其中也有學自然科學的）政治厄運的不詳預言。書中《湯用形:五十年代的思想病》裡的"思想病"就是文科知識分子被"高危職業"烙印在靈魂深處的"害怕"。
1954年初冬,批判胡適思想運動全面鋪開,鬥爭意味越來越濃,北大的一些教授都害怕會牽連到自己身上,但除了在心裡揣摩之外,完全處在黑暗之中。陳徒手敘述道:"湯用彤平日血壓較高,但幾年間無大妨礙。自從《人民日報》刊登展開批判胡適思想的社論,湯用彤看後比較緊張,因為在過去三反運動時曾有人指責他與胡適關係密切,『兩人引為知己』,治學一直沿用胡適考據那一套。他自然比別人更多一層憂慮和戒備,不知道運動未來的底線在哪裡。人們注意到,表情不安的湯老曾接連幾天到哲學系資料室看舊日藏書《胡適文存》,翻閱時一言不發；參加中文系討論《紅樓夢》的座談會,自始至終仔細地記下別人的發言。"
1956年11月13日下午,北師大教授馬特在一次會議上批評《光明日報》的"哲學研究"版面。"該版主要編者均為北大哲學系教授,他們實際參與了審稿工作。馬特的鬥爭語氣讓在場的北大湯用彤、金岳霖、任繼愈等人感到有些慌亂,不知如何應對。"馬特的發難加重了會場緊張的氣氛。"金岳霖事後說:『馬特發言時我的心直跳。』一向沉穩的金岳霖尚且坐立不安,心事頗重的湯用彤當時心裡的不快和不安也是可以想像到的。"
慌亂、緊張、焦慮,普遍的害怕情緒更使湯用彤受到驚嚇,他"難以靜下心來,糾結一團"。"回家後意猶未盡,對家人說:『你們都有胡適的思想,都應該拿出來批判,你們都是大膽地假設我有高血壓症,就小心地求證我有高血壓老先生害怕到了語無倫次的程度,哪裡還像是一個哲學教授在說話?當晚,他便中風腦出血了。其實,在他因害怕而病倒之前,他已經是一個因害怕而心力交瘁、孤獨無助的人了。
與人的其他的情緒一樣,害怕是本能的,是在理性之外的。害怕是統治權力的一種有效心理控制工具,控制的是那些只剩下動物本能的人類。19世紀英國思想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說,"人的第一要務就是克服害怕,在他能夠拔除害怕之前,他不可能有任何行動對青少年的勵志來說,克服和拔除害怕應該比選擇低危更為重要在他們知曉為什麼有的職業會"高危",會令人害怕,在弄明白到底是在害怕什麼和該不該害怕之前,他們是不可能克服和拔除那種莫名其妙、欲說又止的恐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