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觀的苦悶，在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是常常有的。在最苦痛的境地裡生活的民眾，就不會有世界觀的苦悶。因為他們的全副力量都要用來為生活掙扎，「要活」就是他們唯一的思想，唯一的世界觀。生活地位較好的知識分子或青年學生就不然，他們除生活之外，還有一點餘暇來研究、思索，他們在書本子上，以及從教師的口裡，聽得了各種各樣的世界觀，這些世界觀都給他們有相當的印象、影響。於是他們就不能不比較、選擇，究竟什麼才是正確的世界觀呢？他們一定要確定，要把握到一種正確的世界觀，才能夠堅定地向前去生活、奮鬥，否則就苦悶、彷徨，不知道走哪一條路好。
最近有一位青年平君的來信，就訴說這一種苦悶。他的苦悶是對於唯物論和唯生論兩種世界觀不知選擇哪一種好。這是目前一般學校裡的學生所常感到的。他們一方面從自己的研究中接受了唯物論，知道了唯物論是目前世界上最進步的思想，然而一方面又在學校一部分教師的口中聽來了唯生論，也說唯生論是目前最純粹的世界觀。當他們在兩者中間不能作一個決定的時候，他們就彷徨了。平君說：「近來唯物論和唯生論在腦中打架，弄得不可開交，痛苦極了——什麼事情都不高興去幹！唯物論大家都知道，唯生論據主張的人說就是中山先生思想的哲學基礎，說是取唯物論和觀念論而成，使我們莫名其妙！先生如能公開地答覆我們，彼此才算是盡了本分——民族復興。對於這樣的事情弄不清，恐怕就是立足點不穩的緣故吧？」
這確是立足點沒有弄穩的緣故。立足點不容易穩定，是知識分子的壞處，然而，如果他們一旦堅定地把握到正確的世界觀時，他們所瞭解的也會變成更深刻更明白，這是他們的優點。他們應該發揮自己的優點，除去自己的弱點，因此，世界觀的確立，在他們是很必要的事。
現在我們就給平君做一個答覆，希望他能走上堅定的道路：
先說唯物論吧。唯物論常常被人誤解，以為這就等於「唯利是圖」主義，以為唯物論者所要的只是吃飯，精神上的安慰，一點也不需要。如果唯物論真是如這樣誤解的東西，那麼，中國目前賣國的漢奸，通通都可以稱做唯物論者了。因為他們做漢奸的唯一目的，也不外是做官、拿錢，做走狗的精神痛苦，是滿不在乎的。然而這並不是真的唯物論，就是漢奸自己，也不一定肯承認他們是唯物論者。譬如鄭孝胥之流，不是還滿口講仁義道德、孔孟王道、精神文明的麼？
唯物論（尤其是新唯物論）的主張，並不是要完全抹殺了精神，而只是認為：物質先於精神，物質是精神的基礎。譬如說勞苦大眾，因為他們的物質生活是等於在死亡線上掙扎，他們的物質生活逼著他們拚命地為生活而掙扎，於是他們精神上、思想上所有著的唯一中心觀念，也只是「要活」「要和壓迫自己生活的一切勢力苦鬥」。在北平一帶的學生，物質上受民族敵人的壓迫太切近了，所以他們精神上的抗敵救亡意識也特別迫切，雖然各地學生也同樣知道要抗敵，然而比較起來，情緒的熱烈，團結的堅強，行動的不屈不撓，仍是要首推北方。
論到民族復興或民族解放，唯物論也是把物質的復興或解放放在第一位。譬如要我們的廣大民眾講清潔衛生講節儉的美德，首先就要有清潔和節儉的物質條件存在才行。窮到四季只有一套衣服，連換洗的也找不到，那哪裡還可以談清潔？窮到連肚子也吃不飽，活命還恐怕來不及，那哪裡還用得談節儉？民族復興必須在文化上，也就是精神上有復興的表現，這是當然的，然而必須先使民眾在物質生活上有了復興的希望，至少要在物質基礎上有保障，然後才說得上精神上的復興。抗敵救亡，收復失地的要求，正是為要獲得物質的保障，不然，物質上已被敵人奴役了，精神上還有自由麼？
唯物論不是要抹殺精神，不過是要把物質當做第一位，精神當做第二位。但也並不是輕視精神的作用，精神對於物質的反作用，唯物論也是非常重視的。民眾在精神上或思想上對於救亡抗敵的覺悟愈更堅決、愈更廣泛，那麼物質上的實際的救亡運動就會愈更堅強、愈更宏大。不過，精神上的覺悟，是必須以物質的要求為基礎的。當民眾的生活已經在敵人的威脅之下的時候，如果還有人想要講精神文明和忍讓的王道，那就不會被民眾所接受，這樣，精神的要求不能不以物質的要求為根據，而唯物論的真理也就在這裡了。
這樣說時，對於唯生論的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當生活受到威脅的時候，人們自然要努力求得生存，當民族的生存受到敵人的危害時，民族就要以抗敵救亡的手段來爭取民族的生存。如果是站在這樣的觀點上來看，那麼唯生論也未嘗沒有一部分的真理，甚至也有一部分近於唯物論的真理。因為生的要求，正是一種生物或一個民族的物質要求。如果唯生論能把它的這一方面發展出來，使它成為一種抗敵救亡的理論基礎，那對於今日的民族救亡運動，就有很大的利益。
但我們要注意的是，不論民族的生存或個人的生存，也首先要以物質的生存為基礎。生活沒有保障，就要叫民眾講精神道德，是做不到的。講精神文明的人常推崇孔孟的道德，然而孔孟說出來的話，有時也會使精神文明家失望。譬如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沒有恆產（物質保障）而要想有恆心，不是一般民眾做得到的，只有士（做官階級）才可能做到，因為稱為士的人，即使沒有恆產，也可以搖唇鼓舌，以干政治活動來維持生活。在這些地方，可以看出物質的力量，就是大體上主張觀念論的孟子也無意中不能不說出唯物論的真理來了。
唯生論如果要貫徹它的真理性，就不能不把物質放在第一位，把精神放在第二位，如果拋開民眾物質生活和民族物質生存的保障（如國土的保障），空談精神生活、禮義廉恥、清潔衛生，那就會看重了精神，骨子裡走進了觀念論的圈子裡。如果又要談物質的建設，又要談精神的道德，兩者沒有正確的關聯，不依著物質生活條件的要求來談精神文化，這就是使物質和精神平行而不相關聯，那就是等於物心並重二元論。如果能把「生」的基礎放在物質基礎上，那就是和唯物論有了共通點。目前的唯生論，實在有著這三種傾向、三種前途。為民族的生存計，為民眾的生活計，為真理的勝利計，我們是希望它加強最後的一種傾向，而走向最後的一種前途的，因為前兩方面是它的缺點，最後一方面才是它的優點。
這樣，平君的頭腦裡打架的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在目前，我們確定自己的世界觀，是要以民族的物質利益為前提，因為我們最受威脅的就是民族的物質生存。對於任何一派的哲學，我們所抱的態度並不是要絕對打倒或絕對擁護，而是要採取它的有用的一面，而是要發展它對民族物質生存有利的一面，清除它的有毒的一面。對我們自己，能夠確立唯物的世界觀是正確的，因為這樣我們才可以徹底地來擁護民族的物質利益，然而對於別人，我們不必勉強他一定來相信唯物論，只要找出他們的好的一面，督促它，提攜它。譬如有人說：「我們唯一的需要是生活，是生存」，那我們就可以回答他說：「是的，但我們尤其要先確立物質的生存，和物質的生活！」這樣，我們是不但確立著自己的世界觀，而且是在實踐上把它活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