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想跟大家談的問題，可能是在座的都很關心的問題。這也是當前人們所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還出版過專門有關這個問題的雜誌《傳統文化和現代化》。不管你是從事哪個方面的工作和研究，這個問題你不能不關心。今天我要談的是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反思。為什麼要反思？這個問題儘管已經談論了這麼久，但是我認為還是有很多地方沒有說到點子上，而且還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誤解。就是說，中國進步到現代化的歷程，從滿清倒台、甚至從滿清倒台以前戊戌變法的時候起，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了，只有現在這個二十多年才慢慢地開始上了一點正軌，但是現在又有人提出來，不對，這個路不是一條正路，還是得尋找，這到底是為什麼？什麼樣才是我們中國、我們這個文化走上現代化的一條正路？這個問題如果不多加反思的話，那我們確實就會像有些人說的，要麼就是走了一大圈，發現一開始就走錯路了，要麼就是在猶豫中間耽誤了時機，時機一去不復返，我們後悔莫及。所以應該進行一種全面的反思。這種全面的反思我想就這幾個題目談一談，一個是：什麼是傳統文化？我們在今天、在當代如何理解傳統文化？第二個方面就是：到底如何理解現代化？什麼是現代化，我們到底搞清楚了沒有？最後我想談一點，就是我們的出路何在，我們如何對待外來文化。
一、什麼是傳統文化？
在當代，我們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個傳統文化日漸衰微的時代。這個判斷應該大多數人都能夠接受。我們幾千年以來燦爛的中華文明，在當代已經走向了衰微。當然文化走向衰微，國家並不見得走向衰微，在這種文化衰微的處境之下，國家反而在振興。這個方面我們暫時不談。總而言之，傳統文化走向衰微，這是一個事實。現在到處興起的「國學熱」，以及回歸傳統的呼聲，恰好反證了這一點。如果傳統文化不是面臨危機，而是在那裡很健康地活躍著，那又有什麼必要去鼓吹什麼國學熱呢？據說人大還辦了國學班，辦起來了沒有，不知道。現在很多人提倡要「讀經」，從小學、幼兒園起就要讀三字經，大概現在很多幼兒園已經在讀了，小學是不是在讀，不太清楚。那麼這種呼聲恰好說明了一點，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你越是鼓吹什麼，就說明這個方面已經很糟糕了。但是傳統文化衰微的事實，是不是說明傳統文化在我們生活中就不起作用了呢？那倒不是。這種衰微只是說明了人們對它的態度，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對它奉若神明，特別是年輕人，很多人已經對它不屑一顧了。傳統的老一套講了幾千年了，今天還在講，那能說服人嗎？所以我們今天對它的態度已經大變了。但是傳統文化中那些已經死去了的東西，至今還在死死地拖住我們走向現代化的步伐，而且比任何以往的時候更加赤裸裸，更加無恥，更加光明正大地就是要拖住你的步伐，不讓你前進。不要以為傳統文化現在就已經沒落了，就不存在了，我們現在就全盤西化了。我們用的東西都是西方來的，我們的科學技術都是學西方的，是不是我們就全盤西化了呢？遠遠不是這樣。哪怕你能唱外語歌，能說一口流利的洋話，你跟外國人打交道沒有障礙，但是你骨子裡還是個中國人。傳統的包袱是巨大的、沉重的，決沒有那麼容易改變。
現在我們一談傳統文化，馬上就想到儒家的禮教和道德，其實這是片面的。我們談傳統文化不能只講儒家，當然儒家在傳統文化中占統治地位，但是還有別的，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等。而且不僅僅是這樣一個層面，不只是意識形態的層面，儒家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只是一層窗戶紙，它低下隱藏著的是幾千年的專制傳統，儒家文化它是為專制統治服務的，所以它只是專制統治的一個「名分」。儒家不是講「名教」嗎？你要鎮壓也好，你要控制也好，你要專制也好，你必須師出有名，得有個名分。否則的話你憑什麼讓人家服從你呢？所以儒家學說它就是起這樣一個名分的作用。魯迅先生講過，我翻開歷史，看見滿本都寫著「仁義道德」，但是看了半夜，看出底下只有兩個字，就是「吃人」。吃人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不是什麼意識形態，而名分呢，就是仁義道德，用仁義道德來掩蓋吃人的現實。譚嗣同也說過：「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的政治體制都是秦始皇的政治，別看他們說得那麼溫文爾雅，都是專制暴政，都是大盜巨匪；「兩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荀學就是儒學，儒學的一個支脈，比較接近於法家的一派。「鄉願」是什麼呢？就是偽善，偽善之徒。秦政和鄉願這兩者相互勾結，相得宜彰。秦始皇的暴政還沒有看出儒家學說的重要性，還要焚書坑儒，到了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兩方面才磨合成一體了，從此以後就走上了狼狽為奸的正統之路。這就是譚嗣同所說的：「唯大盜利用鄉願，唯鄉願工媚於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之於孔」。
毛澤東也有一句話：「百代皆行秦政制」。百代都執行的是秦始皇的政治體制，所以文革的時候要為秦始皇翻案，要美化秦始皇，說他搞的這一套就是好，就是能夠使國家強大，就是能夠使國家穩定。這才是真正的傳統文化。文化革命搞的就是傳統文化，雖然它表面上要批判傳統文化。講傳統文化你不要只看那些表面的東西，只看那些寫在紙上的、說在嘴裡的東西，而要看實際。實際是什麼？實際就是專制。傳統文化的根，傳統文化的實質，就是專制主義，儒家文化只不過是專制主義的一塊遮羞布，一種粉飾。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傳統文化在中國從來就沒有斷裂過，只是有時變換一下名分。比如秦始皇就不用儒家的名分，他用法家的。漢代以後統治者認為還是用儒家的名分更好，兩千年都是這樣沿用過來的。到了文革又不用儒家的名分了，重新啟用法家的，把它打扮成「階級鬥爭」的名分。當然這個「階級鬥爭」是歪曲了的，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加以歪曲，但是對人的控制和集權是一樣的，幾千年一貫。所以文革以後，目前這種傳統文化的回歸熱實際上並不觸動政治體制，而僅僅是在名分上要求回到儒家的名分而已，回到儒家的道德倫理。但是人們沒有看到，儒家的名分其實是最適合兩千年以來的專制統治的，它能夠使專制的統治變得最為可愛，你受了它的統治和壓迫你還心服口服，甚至心滿意足，你覺得「此生足矣」。所以我們今天要談傳統文化，關鍵就在於要澄清儒家文化和專制體制的關係，到底是個什麼關係？
當然歷來儒生、士大夫與專制體制、特別是與皇帝本人，都有一些人好像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不是盲從，而是「從道不從君」，我服從天道，但並不是每一句話都無條件地服從君王的。也有一些「犯顏直諫」之士，在皇帝面前我也敢提意見，提了意見你把我殺了好了，抬著棺材去進諫，叫做「棺諫」。從人格上來說當然是很了不起的，我們今天對這種人也還是很佩服的。但是那只是對皇帝個人而言的，這個皇帝昏庸，不接受意見，那麼我就要對他加以針砭，對他提醒。對皇帝個人這樣，最終目的還是要維護一個專制體制，這個體制有一個皇帝高高在上，所有其他的人令行禁止，一切都有秩序，老百姓也沒有造反的，這就叫天下太平。無非就是為了這個。所以這個體制才是天道，而皇帝他只是「天子」而已，天道的兒子，天道的兒子難道能夠不服從父親嗎？所以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天道的代言人自居，來給皇帝提意見，雖然他們的個人人格往往表現得正氣凜然，但他們的目的無非是為了維護這個傳統的專制體制不垮台。現在有人以為儒家講「民本主義」，像孟子講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是最「貴」的，以為這就是「民主」。民貴思想是不是就是民主？「民本」是不是就是民主？民貴，對誰貴？民本，是誰的本？民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是誰的舟？這是不是就是「以人為本」？儒家的「大丈夫精神」是不是就是自由獨立精神？我們要看它的根，不要看他說出來的話，要看他最終是為了什麼。歸結到這一點上你就可以發現，其實並不是的，所有這些東西最終是為了維護那個既定的天道，也就是傳統專制體制。所以對儒家士大夫來說，誰來當皇帝其實是無關緊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規矩，有一套名分，有一套等級關係，這個關係是牢不可破的，千載一貫，不能改變。所以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體制問題，至於哪個來當皇帝，今天是姓李的，明天是姓劉的，這個都沒有關係，朝代不斷地更替，那是天命，不可違抗。一個王朝氣數盡了，它就要被另外一個王朝所取代。所以「識時務者為俊傑」，你到時候要及時地改變自己服從的對象。但是這個體制不能變。所以哪怕是異族統治者，比如說滿清統治者當了皇帝，那也不要緊，只要他按照儒家一套體制來統治我們的國家，那我們就認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們舞台上、屏幕上到處都是那些拖著大辮子的「奴才」在那裡晃來晃去，還有一些皇帝，那都是些英明的皇帝啊！這個對儒家士大夫來說是無所謂的。但是一旦西方的政治法律體制要引到中國來，那就不行了，因為它要改變我們的體制。西方的自由平等，法制思想，進入到中國來，那就被視為洪水猛獸。所以，「祖宗之法不可變」，這是慈禧太后當年所堅持的一條原則，她之所以不願意改革，就是死守著這一條，祖宗之法不可變。到後來她吃了大虧了，八國聯軍打到中國來，她自己也逃出北京，等她回來，回到北京要開始搞變法的時候，時機已過，最後搞不成了，被推翻了。
同樣，五四以來的啟蒙思想傳入中國，也受到了極大的抵制，因為它跟我們的這個體制不相容。雖然皇帝已經被推翻了，但是傳統的一套東西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變，五四的精神雖然掀起了軒然大波，但是只是曇花一現，馬上就被拒斥，被歪曲，一直就被歪曲，後來就被放在一邊。用李澤厚的話來說，叫做「救亡壓倒啟蒙」。救亡的任務壓倒了啟蒙，當然這個在當時有特定的歷史條件。新的一套還沒有立住腳跟，要完成救亡這樣艱巨的任務，還得靠舊的一套、專制的一套來組織起民眾的有效的力量。當然比以前有所放開，但是基本上啟蒙的理想從此被擱置而且越來越淡化。從後來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一直走在一個啟蒙理想越來越被拒斥的過程中，一直到文革，可以說是被徹底的拒斥。文革是怎麼一回事呢？文革就是拒斥西方思想的最徹底的一次運動。文革的口號是打倒「封資修」嘛，但是反得最徹底的其實就是「資」，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修」，也就是「修正主義」，也是因為它靠攏西方的東西，向西方妥協，所以要反。而反對「封建主義」，雖然也有批判儒家的運動，「批林批孔」，但是反儒家的人本身就是儒家，是用儒家來反儒家，用法家來反儒家。法家其實就是儒家的「裡子」，儒表法裡嘛，法家和儒家是相通的。文革表面上反儒家，但它最強調的就是一個「忠」字，跳「忠字舞」，表忠心，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忠於毛主席個人，這不是儒家是什麼？「忠」就是孔夫子提出來的嘛，「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所以儒家和專制體制其實是分不開的，現在很多人想把它們二者分開來講，講儒家，專門講儒家裡面的道德的那一部分，而把裡面講政治的那一部分撇開不講，那是分得開的？在中國，你要講道德，你就要講政治；你要講「修身齊家」，你就要講「治國平天下」；你要講「內聖」，你就必須要講「外王」。這是分不開的，儒家就是這麼一回事，儒家的本事就在這裡，把內聖和外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所以鼓吹儒家思想可以作為在個人道德修養方面的原則，然後在社會政治方面引進西方的民主體制和法制，這是現代新儒家的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實際上這必然會陷入一種自相矛盾。試圖從儒家中「開出」一種現代民主法制，那是不可能的。儒家的民本思想與現代法制思想完全是兩碼事。什麼是「民本」？民本就是統治者要以民為本，不要做得太過分了，要體貼人民的疾苦，要從上至下地恩賜給他們生存的權利，不然的話他們要造反。這是對統治者所講的一番話。但是民主是什麼呢？民主就是人民自己起來建立自己的國家，自己治理自己，表達自己的意志。沒有一個專制者從上至下地恩賜給他們什麼自由，「只給大多數人自由，不給少數人自由」，這是中國式的說法。自由是你「給」的嗎？每個人都生來自由，不是誰給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對儒家思想抱有幻想，是不是從中可以開出現代民主法制來？儒家的這種寶貴的東西不能丟，不但不能丟還要加強，要從娃娃抓起，從小就要開始讀經。這實際上是一場全面的反啟蒙運動，目前可以說已經達到甚囂塵上了，到處都是反啟蒙，回歸傳統。就像一個人得了病，不去吃藥，拚命地回想自己過去為什麼沒有病，我現在就去吃過去沒病的時候所吃的東西，能夠把病吃好嗎？還得吃藥、打針，才能把病治好。所以傳統勢力如此強大，這種沉重的包袱簡直可怕，死人拖住活人。改革開放剛剛邁開了一步，人民生活剛剛有一點起色了，於是又要回到幾千年以前的那樣一種腐朽了的傳統裡去，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幸好聽他們這一套的人還不多，特別是年輕人，不信他們的說教。有個別的人可能覺得他們說的還有一點魅力，受他們誘惑，但是大部分人不管它，我們現在享受我們當前的生活，很多東西是西方來的。當然其中也有些崇洋媚外的，我們暫時不管它，但是至少傳統的東西是不能夠說服人了，不能夠吸引大多數年輕人。
這是我對傳統文化的一個估計，我這個估計在目前國內是比較孤立的，現在大家一個口徑就是要回歸傳統，要發揚傳統文化的優勢，不知道有什麼「優勢」。這是大部分人的趨勢，小部分人還在那裡嘀咕，而且也開始把自己的啟蒙觀點加一些修改。這叫做「對啟蒙的反思」，明明是不反思，卻自稱為是「反思」。原來是堅持啟蒙思想的，現在也開始在那裡懷疑動搖，覺得這個啟蒙是不是還是有些毛病，應該反思一下。啟蒙本來就是促人反思，現在我們的反思還沒有徹底，甚至還沒有真正開展起來，只在表皮上滑了一下，就要對這種反思加以「反思」，其實只是一種習慣的惰性而已。我們近百年來一直是這樣，稍微有一點反思，就受不了了，就要對這種反思再「反思」一番，以便中止反思。如果真要反思啟蒙，就得反思一下我們為什麼一直不敢真正的啟蒙，我們對啟蒙還有哪些誤解，哪些沒有吃透的地方。我們的啟蒙一開始就中了傳統的毒素，就變了味，變了質，這倒是應該反思的，但決不是要回歸傳統。這就是我對傳統文化的估計。那麼，什麼是現代化？我們來看一看。
二、什麼是現代化？
現代化大家現在已經公認了，不是什麼船堅炮利，也不是什麼經濟、技術方面，當然這方面有一份子，但是不能歸結為這方面。也不是人民生活的改善，達到了溫飽、小康。現代化最主要的是人的素質，是人的素質現代化了，有了這個就有了一切，科技、經濟、政治民主，都會有。沒有這個，其他方面的表面文章做得再多，也不叫現代化。現代化在於人的自由發展的水平是否有了提高，人的自由水平是達到現代化的標誌。達到這樣一種標誌在西方也經過了一個過程，我們講現代化好像就是西方化，因為西方人比我們先進入到現代化。所以一提現代化，一提自由民主的價值，我們就認為是西方人的標準。我們有些人，有些所謂的學者，利用我們民眾中的狹隘民族主義和排外思想，來抵制現代化，說那是西方人講的，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一講自由民主就不是中國人了，你難道想做個西方人嗎？在他們看來，中國人就天生地該做奴才。這是一部分人的看法。但實際上現代化在西方也是他們爭取得來的，並不是西方人從來就是這樣的，他們一開始，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並沒有這些價值。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從古代，希臘羅馬奴隸社會，中世紀的宗教統治，都沒有現代的西方價值。他們通過多少代人的流血犧牲才爭取到現代的價值，他們本來是沒有的。所以你不能把它看作是西方人的，它不是西方的東西，它是人類的東西。西方人通過奮鬥爭取到了人類的這種更高的發展水平，那麼我們向他們學習，並不是向「西方」學習，而是向人類的更高發展水平學習，我們是自己努力把自己提高到人類的更高的發展水平上來。這就是現代化的實質。所以現代化跟非現代化或者前現代化的區別，不在於西方和中國的區別，而在於西方近代以來的價值觀念本身，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制，等等。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那些巨人們才開始把這些價值建立為西方人的價值觀。
所以現代不僅僅是一個時間的概念，不是說從15世紀以來，或者18世紀以來，我們就進入到現代了。如果是一個時間概念，我們現在已經21世紀了，那麼我們中國人現在已經現代化了。所以它不是一個時間概念，也不是一個地域的概念，西方或者東方；而是人的發展層次的概念，人的素質、自由的層次的概念。我們今天不能說沒有自由，但是自由有它不同的層次，我們的自由的層次還有待於發展提高。我們的自由還是傳統的自由，還不完全是現代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來說，畢竟西方率先進入到了現代化，所以我們要提高自己的素質，我們就要學西方。這是一個事實，這個不存在什麼價值判斷，說什麼西方就是高層次的，我們就是低層次的，不是這個意思。西方人通過他們的努力，追求到了高層次的普遍價值，那麼我們東方人也有權利去追求。不能說我們就沒有權利去追求，那是西方人的專利，我們不能接受。凡是這樣說的人，都在有意無意地為我們現在的那種低層次作辯護。五四以來，我們中國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當時提出的口號就是要請來「德先生」和「賽先生」，引進民主和科學。但是民主和科學是不是就可以代表現代化呢？當然一般說來可以代表現代化，但這只是一種表層的現代化，只是現代化的一種表層的體現。那麼，深層的體現是什麼呢？深層的體現在民主底下實際上體現的是自由，在科學底下實際上體現的是理性。五四以來我們強調民主和科學，但是我們往往忽視了，在民主和科學底下有兩個哲學的根基，那就是自由和理性。民主底下是自由，也有理性，所以我把民主稱之為「理性的自由」，用理性來規範的自由，那就是民主；科學呢，我把它稱之為「自由的理性」，科學是自由研究的，要有自由的土壤才能產生科學，但是科學本身是理性，這就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不同於單純的「科學技術」，就因為技術是不自由的，或者與自由不相干的，科學則是自由的。我們今天一講科學就是科學技術，沒有科學精神，這是對西方科學的一種誤解。同樣，我們把民主理解為沒有理性的「大民主」，一種狂熱的烏合之眾的「民主」，如文革中所表現的，也是一種歪曲。
民主是理性的自由，你用理性規範自由，那就是民主，就是法制。但是國人一開始並沒有清楚的理解這一點，人們把民主就理解為只是開國會，少數服從多數，科學就被理解為技術，引進船堅炮利，辦實業。當時魯迅就看出了這一點，所以他反對開國會，認為國會就是一幫子人在那裡謀利的場所，各自撈選票，賄選，愚弄大眾，烏煙瘴氣。魯迅也反對物質主義的「科學」，主張尼采的「摩羅詩力」，認為「首在立人」，建立人的自由意志，張大個人的精神力量。科學也好，民主也好，都要建立在獨立的「人」的基礎上，否則科學會成為物質對精神的壓迫，民主會成為「多數人的暴政」。西方的好東西拿到中國來就「逾淮為枳」，變味了，其原因就在於「人」沒有立起來，實際上就是自由和理性沒有立起來。
所以，一旦我們的思考深入到自由和理性的層次上，我們就會發現，隨著時代問題的出現，民主和科學就被拋棄了。李澤厚說「救亡壓倒啟蒙」，其實從理論上說這個是不成立的，救亡為什麼一定會壓倒啟蒙呢？啟蒙不是可以解放人的個性，使人民大眾更加民主更加科學，改變一盤散沙的狀態，那不是有利於團結救亡嗎？有利於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嗎？之所以沒有達到這種效果，為什麼五四的價值被抗日戰爭所拋棄，就是因為中國的土壤還是傳統的，還必須採取傳統的方式才能度過這個難關。所以不管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在救亡時期他們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拋棄了自由主義，不要講什麼自由。毛澤東在延安作報告「反對自由主義」，蔣管區也講要以「大局」為重，大局就是抗日救亡，不要講什麼個人的自由。再一個就是不准講真話，拋棄了理性，不要去追求什麼真理。這在那個時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種反對自由主義和不准講真話在抗日時期成為了當權者的一個傳統的基調，當然這也不是他們的傳統，而是中國歷來的傳統，中國歷來都不准講個人自由，不准講真話，不准使用你的理性。所謂啟蒙就是使用自己的理性嘛，康德對啟蒙的定義就是這樣的，你要大膽使用你的理性，走出受監護的不成熟狀態。經過抗日以後我們在政治上取得了勝利，但是我們在精神上對於五四來說是一個倒退，這個倒退從五四以來一直到文革達到頂峰，我們倒退到秦始皇去了，倒退了兩千多年。
到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才意識到我們走了一大段彎路，30年啊！30年我們把自己封閉起來，封閉起來幹什麼呢？封閉起來既然沒有別的東西進來，那我們就是按照幾千年以來所形成的慣性在搞我們自己的事情，所謂「自力更生」。30年靠我們的傳統來自力更生，所結出的果子就是文革。所以改革開放我們回過頭來一看，我們浪費了30年的時光。當然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也談不上「浪費」了，我們交了「學費」，得到了教訓。但是現在很多人還想把這個教訓把它忘掉，我們30年的血淚都白流了，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我們現在回過頭來對外開放，當然主要是向西方開放，否則我們早就對阿爾巴尼亞、越南、朝鮮開放了，我們對第三世界一直是開放的。現在要說對外開放，就是要對西方開放。那麼到了80年代，我們提出了「新啟蒙」的口號，這時啟蒙的價值重新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新啟蒙只不過是把五四時期的啟蒙口號和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重申。當然比五四的啟蒙要更加深入，不管是理論上還是從文學藝術方面還是從思想情感方面我們中國人跨進的步子相當大，當時不斷地有外來的新思潮湧入中國，我們如饑似渴地吸收西方的精神。這個西方的精神無非是兩條，一個是自由精神，一個是理性精神。最近巴金老人去世了，昨天發佈的訃告。巴老在他的《隨想錄》裡面作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懺悔，他懺悔的無非是這樣兩個方面，一個是自由精神，一個是理性精神。他講要「說真話」，說真話是不容易的，必須要有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只有具有自由精神你才敢於說真話，只有有了理性精神你才能說出真話。所以巴老的懺悔代表了一代知識分子的覺醒，也可以說是一種現代化的覺醒。國家要現代化，知識分子首先自己要現代化，知識分子還是傳統的士大夫，你這個國家怎麼現代化？必須有一大批新型的知識分子。但是，80年代一晃就過去了，到了90年代，知識分子「下海」，知識分子追求經濟利益，道德淪喪，人文精神失落，「渴望墮落」。90年代是這樣一種風氣。於是有的人就不滿了，提出來討論，人文精神的問題，搞了好多年。但是各種各樣的檢討，很多人都把它歸結為西方思想的侵蝕，資產階級享樂主義的侵蝕。當然不全是這樣。但很大一部分人怪罪於西方文化，或者怪罪於現代化。我們人文精神失落了，好像我們兩千多年以來一直是有人文精神的，所謂「失落」這個提法本身就意味著我們從前已有的東西失落了，好像兩千年以來我們在道德上是做得很不錯的，唯獨到了今天墮落了。為什麼墮落了？那不就是因為西方文化進來了嗎？西方文化把我們的傳統道德沖得一塌糊塗，我們自己都不相信了，這才導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那麼在這種基本的估計之下，很多人熱衷於引進後現代思潮，引進文化相對主義，否定啟蒙，否定社會進步，否定歷史。認為沒有什麼進步不進步，我們以前過得很好，一直都不錯，我們現在回到過去也可以的。
當然有些東西要把它去掉，比如裹小腳啊，皇帝啊，可以不要；但是其他東西都是不錯的。這就是90年代的一股思潮，復古主義，回歸傳統，恢復舊道德。既然現在沒有道德了，大家都是物慾橫流，大家都不講道德不講良心了，整個社會都沒有規矩，那麼罪魁禍首就是西方文化的衝擊力。所以我們現在要把舊道德恢復起來，以挽救時勢。
其實這是緣木求魚，飲鴆止渴。舊道德肯定是恢復不了的，今天每一個明眼人心裡都明白，舊道德你要在今天的社會上恢復起來肯定是不可能的。個別的知識分子可能做得到，比如說蔣慶，他就是一個在現代公開宣稱自己是王陽明的信徒而且身體力行的人。也許還有其他少數人能夠做到。但是你要把它作為一個社會道德的公認的標準扶持起來，那是沒有希望的。那麼問題是當你這樣提倡的時候，你並不能恢復舊道德，但是你所起的作用有一方面是實實在在的，那就是拒斥新道德。舊道德又恢復不了，新道德又被你拒斥了，那這個社會怎麼辦呢？那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就死定了！所以我們要看清，舊道德的淪喪它實際上是舊道德的自然的淪喪，不是從今天才開始這樣的。為什麼會淪喪，因為它已經有幾千年了，太老了，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是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比如說對外界我們從來沒有這麼開放過；再就是幾億農民進城，打工；自然經濟解體，農村的自然經濟解體，農業當然還有，但是它已經不是自然經濟了，不再是靠自然條件吃飯了，它靠的是什麼呢？依靠市場。它的種子、它的化肥、它的農藥、它的技術，都要靠市場，靠科技。中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解決了吃飯的問題，靠的是什麼呢？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年輕一代他們首選的價值就是「發展」。任何一個年輕人，包括農村的，現在基本上都是這樣一種首選的價值。我在農村沒有發展前途，我要到城裡去打工。幾千年以來的農民不是這樣的，能夠平平安安地活一輩子就不錯了，「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是他們的理想。但是現在的年輕人不是這樣，他們首選的價值就是發展。我們在座的就更不用說了，大學生，考慮的就是將來怎麼發展，怎麼最有利於自己的發展，發揮自己的才能、才幹，把自己可能的潛力發揮到極致。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怎麼可能再用幾千年的儒家道德來加以維繫，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啊！所以我們講現代化絕對不可能只是經濟、科技、政治體制的現代化，也是道德觀的現代化，人生觀的現代化，而且這個是更根本的。你要講政治體制，烏干達搬用了美國的政治體制，現在打得一塌糊塗，它那些黑人當年都是從美國「尋根」尋到非洲去的，在那裡按照美國的體制建立了他們的國家，但現在亂成一團，仍然是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你要講經濟的發展，那經濟的發展很繁榮的地方多得很，伊拉克從前是中東最繁榮的國家，現在是人間地獄。最重要的還是要在人生觀上，在道德觀上，我們要做一個現代人。有了這個基礎其他的都好解決，都可以發展起來，科學技術這方面不在話下，政治體制方面也可以培養出一批新型的法學家、律師。但是道德的現代化是最難的，它最重要，但是最難。有人認為我可以在道德上做一個古人，而在日常生活中做一個現代人，能不能做到這樣？我把它叫做白日夢。你已經是個現代人，你又想在道德上做一個古人，那不是虛偽？
所以現代化的道德我們要考慮，它既然不是傳統道德，那麼它應該是什麼樣的道德呢？我認為應該是「小人之德」。我把「小人之德」跟「聖人之德」或者至少是「君子之德」相對立。君子小人之辨，這是儒家的一個主題。我們傳統道德歷來都是君子之德，聖人之德，要做君子，做聖人，王陽明講「滿街都是聖人」，就是從原則上來說每個人都可以做到聖人，但其實每個人都做不到，包括王陽明本人是不是聖人，都值得懷疑。所以我講現代道德應該是小人之德，不是聖人之德也不是君子之德。小人已經被孔子罵得一塌糊塗了，學一點農業知識也叫做小人，不守三年父母之喪也叫小人，在儒家的眼睛裡小人是不堪為的，是大丈夫所不屑的。但是今天我們應該為「小人」正名，每個人其實都是「小人」，每個現實中的人其實都是有限之人，按照西方觀念來看人是有限的，人有他的限度，甚至基督教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但是人本性是惡的並不見得他就不能在這個世界上建立起一個和諧的社會，並不見得他就不能夠使自己的道德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本性惡劣的人也可以有德。這些道德體現在什麼方面呢？一個是誠信，靠誠實勞動賺錢，當然你可以說他動機不純，他只是為了得利，他的誠實是做給人家看的，他不賣假貨最終無非是為了賺大錢嘛！但是你不要去追究他，人的內心誰能夠追究啊？誰也不能算計到人的內心。而且這種「誅心之論」，儒家講誅心之論，就是批評人家的內心動機，批評人家內心的一閃念，這種做法是要不得的。你應該為他的內心留下餘地，你怎麼就知道人家就完全是為了賺錢呢？誠實勞動，誠信，中國人現在最缺的就是誠信。中國人現在走到外面去，外國人常常用一種防範的眼光看中國人。中國人在外國人心目中現在已經成了最狡猾的、最不講誠信的人。他們認為這些人都是機關算盡，有空子就鑽，沒空子也要鑽，什麼時候就把你「忽悠」一下，然後「人間蒸發」。
但實際上我們傳統道德裡面講的就是一個「誠」字，「誠者天之道也」，儒家就講這個。但為什麼我們不誠？你講得太多了，你把誠信當成一個高不可攀的道德境界，當作聖人的德行，你要求人內心誠明潔淨，纖塵不染，但恰好對人的外部行為沒有標準，沒有普遍適用的規範，認為那只是小節。你所要求的小人做不到，小人能夠做到的你又沒有給他規矩，一切都按內心的感覺來衡量，而感覺恰好又是沒有客觀標準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一個人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情，他也可以自認為問心無愧。所以我們今天不如把調子放低一點，你的誠信體現在誠實勞動、合法地賺錢上，這就夠了，你不要去追究人家的出發點，說他是為了賺錢，他為富不仁，動機不高尚等等，不要這樣。就是誠實勞動，小人也可以做到，一個小人他算計，當然是為了自己發財而算計，但他能夠做到誠實，這就不錯。
再就是勤勞致富，如果一個人很勤勞，這也就夠了，就是一種美德了。小人也很勤勞，他不需要有遠大的理想，他就為了自己，自己的家庭兒女，起早貪黑，這就值得誇獎。這是小人之德，上升不到聖人。聖人可能像孔子那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也不屑於去學種田種菜的，那樣的叫聖人；拚命勤勞致富的人當然是小人了，但是應該看作是道德的，懶惰、四體不勤才是最大的罪過。還有遵紀守法，敢於負責，一人做事一人當，這些都應當看作是一種道德。中國人歷來缺乏這種道德，只不過是在別人看著的時候我遵紀守法，如果沒人看見我能夠違犯一下就違犯一下，沒人看見嘛！不敢負責，做了壞事就逃之夭夭，開車撞了人如果沒人看見，十有八九能逃逸就逃逸，反正沒人看見，抓不到。小人如果真正意識到自己的獨立人格的話，他在這方面是敢於負責的，民間歷來也有這樣的先例，好漢做事好漢當，比許多讀書人都要高尚。魯迅的《一件小事》講的就是這件事。但這種人往往得不到儒家道德的肯定，被視為「匹夫」。再就是個人奮鬥，堅持自己個性自由，同時尊重他人的自由。小人他要把自己的自由上升到一種道德的時候，他的這種道德就有一種普遍性，他發現只有尊重每個人的自由，他自己的自由才會得到尊重。當然他的目的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自由，那不必去管他，應該允許，這就是小人之德。你能夠尊重人家的自由，那就是有道德的。至於傳統的親情孝道，裙帶關係，走後門啊，賄賂啊，講情面啊，禮尚往來啊，這些都是舊道德，甚至有的是不道德。有些即使在今天仍然是道德的，也只是第二位的，首要的道德是對自由的尊重，對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的尊重。凡是違背這一條的，在今天就是不道德的，是應該拋棄的東西，只有不違背這一條的才可以繼續是道德的。
普遍自由的這條原則不是一條單純內心的原則，而是有客觀標準的可操作的原則，它的可操作性在就於「公正」或「公平」。你追求個人利益你也要讓別人追求個人利益，不公平那就是不道德。中國傳統道德沒有這一條，不公平是正當的，不公平就是公平，等級制嘛！你能跟皇帝講公平？那不是「反了天了」嗎？你能跟當官的講公平？你能跟你的父母講公平？妻妾能跟老爺講公平？中國人缺乏公平這種價值，這是有調查統計為根據的。公平在中國人的價值譜系中排在非常後的地位，中國人最重視的是誠實，我們說這個人很老實，這就是最起碼的評價了。但是老實人很可能做很不公平的事，和稀泥的事。我們今天要把這種關係倒過來，因為一個人是否真正老實這是沒法知道的，你不能鑽到他心裡面去，很可能他的老實只是他的一副面具，他和稀泥是為了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這就是所謂「鄉願」或偽善。即使他真的是出於誠心，這也只是他的自我感覺，根據自我感覺來把握自己的內心是不可靠的。因為人在幹一件不公平的事甚至幹一件壞事的時候，他會有一種自欺的本能，使自己相信自己內心是「誠」的，我真心誠意地做這件壞事，我沒有壞心。那些團幹部「苦口婆心」地勸別人揭發「胡風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罪行」，那些「紅衛兵」憑著一股赤誠批判自己的父母、拷打自己的老師，中國人這種情況多得很。所以誠這個標準是不可操作的，它只是一種自我感覺，沒有客觀標準，因此你也不可以用這個標準去斷言別人，包括斷言自己。你用這種標準斷言別人，那就是「誅心之論」。西方人認為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人的真心，你不是上帝，怎麼能夠斷言別人的心呢？你連自己的心都不知道，你知道你內心深處是怎麼樣的？有什麼隱秘的動機？弗洛伊德講人有潛意識。一個人要知道自己必須經歷一個過程，要去「尋找自我」。什麼叫「尋找自我」？我已經在這裡，為什麼還要尋找？就是因為我雖然在這裡，但同時又不在這裡，而是「生活在別處」。我必須從我現在的樣子去尋找它後面的根據，在我今後一系列的思想過程行為過程中去發現自己真正是什麼樣子。很可能有的人本來覺得自己很不錯的，結果發現自己很壞；當然也可能有的人認為自己很壞，後來卻發現自己還不那麼壞。所以人要認識自己必須有一個過程，不是說你現在二十幾歲，有了自我意識了，你就可以憑自己的感覺，覺得自己還不錯，就認為自己是個好人，那是不夠的。所以西方人給這種認識自我留下了很大的餘地，就是你首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好，你首先要把自己當作一個小人，然後再去改善自己，去尋求自己真正的善的本質，那是要經過自己努力的，不是你坐在這裡一想，覺得問心無愧就行了的。
所以小人之德的基礎，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理性。自由當然是自由意志，小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有他的追求，這種追求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但都是出於他的自由意志，所以他才能夠為他的行為承擔責任。如果不是出於他的自由意志，他就沒有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的義務。如果什麼事都是別人要他幹的，都是在被迫的情況下做的，都是不自由的，那他就不負責了。我聽從上級的命令殺了人，那就可以不負責。小人之德就是把自己的行為建立在自由意志上，以便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所以我們說自由並不是為所欲為，而是一種普遍的規範。為所欲為很可能今天是自願的，明天就後悔了；或者他自己為所欲為，但不希望別人也這樣幹，這都不能成為普遍規範。你如果把自由意志當作普遍規範，那你就可以一方面約束自己的行為，另一方面你會尊重他人同樣的自由意志，那麼這樣一種自由就是法制下的自由，就有法了。你把它當作普遍規範，那它就成了「法」了。「法」是什麼？前面講了，法就是「理性的自由」。自由有理性，它就是法，民主、法制就是理性的自由。理性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感性衝動並不是真正的自由。你一時興起，殺了一個人，明天你就坐到牢裡了，後悔得不得了，當時就是一時衝動，那不叫自由嘛！真正的自由需要一種普遍的法則。法制不是聖人制定的，而是小人制定的。你請一個聖人來制定法制，聖人憑他自己對天道的體會，制定一個法律，給哪些人自由，不給哪些人自由，這就是人治了，而不是法制。我們看到像美國，澳大利亞，那些國家最開始都是一些小人啊，到美國去發財，淘金，那都是小人。澳大利亞是一個流放地，除了當地土人，都是些罪犯。結果他們在那裡搞成了一個國家。那些人都是些小人，甚至是罪人，但是他們要建成一個法制的社會，好讓大家都能得利，所以才把這個制度制定得那麼民主。特別是美國，美國就是一個人工製造出來的國家，那就是一些小人在那裡製造。當然也有聖人，像華盛頓那樣的聖人，但是他並不把自己當聖人，他建立了國家以後功成身退，人家要他當皇帝他不當，去種他的地去了，並不把自己當作滿不得了，可以凌駕於整個國家之上。他認為一個好的體制比一個好的領袖對國家重要得多。所以他認為這個國家就是小人之地，而且是為小人服務的，這就是民主。
那麼民主的法制一旦制定，自己就必須遵守，必須服從。哪怕是罪犯，在沒有犯罪以前，當初制定法律的時候也考慮過的，這個法律我同意，我投票通過的，那麼我將來要受它的制約的。受它的制約不是受別人的制約，而是受我自己的制約，因為我參與了它的制定。這是通過理性很容易想得到的，既然你自己制定的法律，那麼你今後就必須遵守，今後你的行為如果違背了它，那麼它對你的懲罰就是你自己對自己的處罰。所以西方法律思想裡面有這麼一個原則就是：讓罪犯受刑是對他的尊重，因為刑法是他自己制定的，讓他服從他自己的刑法是尊重他的權利，任何人無權剝奪。並不是別人把你抓住了，然後要把你處置一番，而是對於你的自由意志的尊重。當然在這種基本精神的基礎上，西方人經過好幾代人的實踐，把這一套法律變得十分的完備了，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有關「憲政」的書，可以看看。憲政的前提都是要尊重小人，要把小人、哪怕是罪犯都當人看。要把罪犯看作是自願受刑的，因為他有理性，他知道這是犯法，他自願犯法也自願受刑。所以他的人格還在那裡，罪犯也是人，要尊重他的人格，否則你就是不道德的。所以你要尊重每個小人，哪怕最沒有價值的人，都要尊重他的隱私，不要搞誅心之論。我們以前動不動就把人的靈魂拿來「曝光」，「看看某某人的醜惡靈魂！」醜惡靈魂你是看得到的呀？靈魂你怎麼看得到呢？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說法。現代化要求我們在道德觀上改變傳統的習慣性的眼光，建立起一種新型的道德，我把它叫做「小人之德」。當然你也可以取別的名字，我主要是把它跟聖人之德和君子之德相對照而言的。世界上沒有聖人，世界上都是小人，這個才是事實，才是真實的情況。所以每個人都有一個平等的、不可侵入的靈魂，但仍然可以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種道德。達到這樣一種道德觀，一個民族才能進入到現代化。
最後我講一下中國文化如何對待外來文化的問題，這也涉及到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
三、如何對待外來文化？
「外來文化」今天主要指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在今天對我們最有意義，至於巴基斯坦文化、印度文化、剛果文化、伊拉克文化等等第三世界文化，雖然也是外來的，我們都不會見外，覺得都有點熟悉。最不熟悉的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幾百年來成為了全球現代化思想之源。當然並不是因為西方人特別優秀，不是的。西方人只不過是早我們幾百年而進入到了現代化而已，在人種方面他們並不比我們強，甚至在某些方面我們還比他們更強一點，當然也有我們的弱點，我們不能搞民族沙文主義。所以現代化在我們所面臨的現實條件下的確它就是西方化，很多人想否定這一點，那只不過是掩耳盜鈴而已，說是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我們也可以搞我們中國式的現代化。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什麼呢？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在文革時期已經搞過了，我們在上個世紀已經幹過了，我們現在還能幹出什麼東西來呢？西方先我們幾百年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套價值觀念是具有普適性的，具有全球性的意義，它不是西方人的專利品，而是人性裡面所發現的一套價值觀念。當然西方化我這裡是在特定意義上講的，是在人生觀、道德觀上講的現代化，至於西方人的其他的方面，比如說西方人怎麼吃飯，怎麼穿衣，怎麼說話，一些生活習慣的細節等等，這些倒在其次，我們西方化不一定把這些東西都學過來，我們要學習西方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但恰好一百年來我們這一方面的收穫很小，而且經常有誤解。我們剛才也講到了一些，對民主、科學、自由、法制等等，學得很不到家，倒是很多外表的東西，甚至一些不應該學的東西，我們趨之若騖，乃至於在這方面導致一種崇洋媚外。有些中國人你從外表一看，他比西方人還西方，但是你與他一交談你往往會發現，他比中國人還中國。實際上完全沒有脫出中國傳統自古以來的那種文化心理，只是外表上像一個西方人。
有人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我們一學西方就把自己的好東西都丟掉了。我並不否認中國文化裡面是有一些好的東西，特別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這些好的東西曾經發出過燦爛的光輝，確實也是一些好東西，它使我們這個民族壯大，而且影響到周邊的民族。不是好東西它能夠影響別人嗎？肯定有很多好東西。可是問題就在於最近一百多年以來，這些好東西已經變了質，變了味。正因為一百多年以前這些好東西變了質，才招來了西方人的侵略，因為你腐敗了嘛！你已經腐化墮落了，所以西方人才敢於侵略你，敢於欺侮你。在西方人侵略我們之前我們已經腐敗墮落了，所以才挨了打，落後就要挨打嘛，並不是因為他打你才把你打落後了。所以你把中國文化的墮落歸結為西方文化的入侵，這是歸結不上的。為什麼墮落？因為太古老了嘛，兩千多年了嘛！滿清佔據中國兩百多年，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復興，由於注入了落後民族的新鮮血液，所以中華民族又有過一段時期的復興。但是這種復興並沒有帶來新的文化因子，只是加入了異民族的生氣，而這種生氣卻沿用了舊文化的因子，所以只經過了兩百多年，生氣消耗完了，它又腐敗了。肯定要腐敗，因為它沒有自我批判的傳統，老是自己粉飾自己。所以再好的東西經過了幾千年的這種不發展，也會要發霉、變質。正因為自己的東西已經不好了，所以我們才要學西方嘛。當年康有為他們上書，要求改革，就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這一套東西已經不適應時代了，所以才要學西方。在當時中國這些好的東西就已經不行了，就已經腐敗了，好的東西它也可以腐敗，並不是永遠都是好的。
再一個，有人說，西方的東西也不是什麼好的東西，西方人自己現在已經把自己批得一塌糊塗了，後現代啊，反科學主義啊，反理性主義啊，反邏各斯中心主義啊，西方人已經看到自己不行了，我們去學他們，我們不是撿他們的糟粕嗎？特別是他們的現代價值，從文藝復興以來，17、18世紀以來西方人所建立的那一套現代價值，在西方已經遭到了普遍的批判，已經體無完膚了，我們還去學它，那豈不是學了一些人家不要的東西？但是實際上我們要看到，西方人說自己不行，他的這種自我批判是他們歷來的傳統。西方人歷來就是這樣的，從來就說自己不行。凡是西方文化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正在上升的時代，就有一些人站出來說，我們不行，我們這些東西都腐敗了，就要把自己說得一錢不值。比如說盧梭，盧梭的時代正是18世紀，是早期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嘛，他就寫了一篇《論科學和藝術是否有助於敦風化俗》的文章，這篇文章得了獎。他的結論是否定的。就是說，我們今天發展起來的科學藝術，我們也可以譯作「科學技術」，在當時還遠遠沒有達到它的頂峰時代，正在上升期，他卻站出來說，科學藝術是敗壞人心的啊，人類本來是好的，但是被自己搞糟了，整個文明的發展都是要不得的，我們應該退回到文明發展之前。他這個文章裡面宣揚的就是這種觀點，就是整個人類文明都是一場道德的墮落。他把這個文章寄給伏爾泰，伏爾泰的回信很簡單，他說，讀了你的文章，很感動，很欣賞；但是可惜的是，我現在早已經不會四腳著地爬行了。
就是說我們已經不能退回到猿猴去了。這是盧梭，這是典型的否定自己的傳統，否定自己的整個文化，因為當時歐洲整個文化就是以科學藝術為代表的。科學藝術發展了，就是道德墮落了，現代文明人不如原始人，原始人是最道德的。所以盧梭以後西方興起了浪漫主義思潮，就是要回到原始，回到田園牧歌，回到古代，認為原始人比我們更有生命力。再就是尼采，大家都熟悉的。尼采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的時候，那時候是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按照列寧說法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高峰，開始走向腐朽了，這就是20世紀初。尼采提出來要「重估一切價值」，所有的文明都是教人做奴才的，特別基督教道德是奴隸的道德，我們要重新加以評定，只有古希臘早期的人才是英雄，古希臘以後的人都是奴才的道德。這是尼采對西方全部文化的一種否定。還有很多，比如說斯賓格勒寫了一本《西方的沒落》，從書名上就可以看出來，西方人沒落了，西方文化沒有出路了。他們要找出路，到哪裡找出路呢？到東方，甚至到原始民族部落裡面去，尋求一點新鮮的東西。所以這是他們的傳統，就是否定自己的文化，特別是在文化發展、繁榮時期，他們否定得反而更加厲害。西方人這種否定自我的文化傳統是很不得了的，是非常寶貴的，它可以使西方人奮起改變自己。它沒有阻礙西方文化的發展，反而刺激了文化的發展。馬克思是最典型的一個，預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要滅亡了，給資本主義社會敲響了喪鐘，但是也就敲響了警鐘。所以在馬克思的激勵之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最近一百多年以來改了很多，他們居然活了下來，而且活得這麼好，這裡面有馬克思的功勞啊！所以西方馬克思主義一直不衰，他們非常感謝馬克思，馬克思把工人和資本家的矛盾揭示得那麼深刻，使他們找到了一種辦法來渡過這種難關。資本主義渡過了難關，到今天發展到現代社會的時候，馬克思所預言的那種資本主義危機已經過去了，他們已經找到對付它的辦法了。所以資本主義也要感謝馬克思，也要感謝尼采，也要感謝盧梭，就是這些人在給他們敲警鐘。所以西方有人曾經給「人」作過一個定義：人就是意識到自己的危機的動物。人時時刻刻都在危機之中，特別是今天，人類每一分鐘都有可能毀滅自己，比如核武器完全可以把地球毀滅好多遍。但是有這樣一些敲警鐘的人，人類就活過來了。如果一旦沒有人敲警鐘了，那就不知道什麼時候人類就滅亡了。人類之所以能夠活過來，就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危機。這就是西方人的觀點。就憑這一點，我們更應該學習西方。就因為他們說自己不行了，我們恰好更應該學他們。因為中國人恰好是反過來的，只有中國人從來都是粉飾太平，報喜不報憂。所以就憑這個我們就應該學他們，並不因為他們都說自己不好，那我們就不學他們了。如果因為我們歷來都為自己唱讚歌，我們就必須來學我們自己的傳統，這不是自欺欺人嗎？何況西方人一直到今天，並沒有放棄他們的基本原則，他們的基本價值觀。雖然批判自己，但是他們仍然在這個社會中生活，仍然沒有想到要搞一場革命來徹底推翻他們的這種體制。他們說說而已，敲敲警鐘而已，但是實際上並沒有放棄他們的價值，他們的自我批評只是為了改進他們的社會，而不是推翻這個社會。所以你說西方的東西過時了，其實並沒有過時，我們今天看到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這些價值仍然支配著西方的主流社會，而且正是這些價值使得他們的社會今天還有他們的生命力。
另外還有人說，西方人也在向中國文化學習，如我們剛才講的，西方人對自己的文化評價很低，而對東方文化、中國文化的評價反而很高，於是有的人就很得意了：西方人都很推崇我們的文化，那麼我們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文化，那不是捨本求末、數典忘祖嗎？這種說法只相當於三歲兒童的水平。一個小孩子拿了一件玩具，本來覺得沒有什麼，已經玩膩了，哎，有另外一個小孩子要來搶他的，那就寶貝得不得了啦！人家都在學我們的，那我們自己還不應該寶貝一點嗎？不是的。從道理上說，西方人學我們，我們就更應該學西方了，不然的話我們就吃虧了。人家把你的學去了，你又沒有把人家的學來，你不是吃虧了？從事實上看，現在西方人既沒有丟掉自己的好東西，又在努力把我們的好東西吸收為自己的東西，彌補他們的不足；而我們既沒有真正學到西方的好東西，自己的好東西卻又由於固有的不足之處而日益丟失了。所以文化的互動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每一個民族都應該拚命去吸收新鮮血液，去學習其他民族的特長，一個文化才能健康發展。誰不學別人，故步自封，那麼哪怕你有好東西，你守著，你也會把那些好東西糟蹋、敗壞，使它完蛋。這就使西方人也沒有好東西可學了。所以現在西方人也不學習我們現代中國人，他們要學的是中國古人。於是我們就造一些假古董給他們看，騙他們的錢。但是現在西方人也學聰明了，他們不要看假古董，要看真古董，要看沒有經過「修復」的古董。可惜這樣的東西越來越少，被我們自己糟蹋了。所以我提出一種「雙重標準論」，就是在文化的傳播與學習中，西方要以非西方、包括中國文化為標準，而我們中國要以西方文化為標準，互相參考互相學習。所以我主張，你如果住在西方，你就應該以東方、以中國為標準，吸收我們東方的好的東西。
美國文化就是這樣，他們現在對於東方、對於異民族、甚至對於原始部落的少數民族特別感興趣，因為那對他們來說是新鮮血液，他們可以用來彌補他們那個文化的不足。那麼反過來，我們要把學習西方當作最重要的任務。在這方面看起來好像是兩個不同的標準，一會兒以東方為標準，一會兒以西方為標準，但是你要看對什麼人。對於美國人，比如說我們有一天到了美國，我們移居到美國，成了美國公民，那麼我主張大家要大肆宣傳儒家文化的好處，那可以彌補美國文化啊！但是如果你是中國人，你在國內，那就不要講了，你要講另外一套。事實上也是這樣，很多人在國外就是鼓吹中國文化，回到國內就大罵傳統，大講西方文化的好處。實際上這是正常的，不要以為這是雙重人格，或者是理論上不一致。實際上正好是一致的，在什麼意義上是一致的呢？就在於任何民族都要吸收異民族的文化因素，所以雙重標準其實是一重標準，就是你在哪個民族，你屬於哪個國家的國民，你就要把異民族的文化吸收進來，以便於本民族的文化能夠健康發展，這是同一個原則，當然在不同的處境就會有不同的運用。這才是我們說的「雙贏」嘛！為什麼馬克思特別強調「交往」，人與人之間交往，民族與民族之間交往，交往就是雙贏的，就像做生意一樣，我有的東西可以給你，你有的東西可以給我，我們兩個都可以得利，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嘛。如果沒有這樣一種雙贏，如果不是互相取長補短，那就是兩敗，兩敗俱傷。中國人絕對不會因為學了西方就成為了西方人，我們的文化在那裡，你不管怎麼批判它還在那裡，不但在那裡，它還要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我們手裡它還要發展。怎麼發展？通過批判來發展。我提出「新批判主義」就是這個目的，就是說，一個文化的發展只有通過它的自我批判。西方文化幾千年來就是這樣的，西方傳統就是一種自我批判的文化，盧梭啊尼采啊都是這樣，那麼中國文化也應該這樣。只有通過批判傳統文化才能夠真正發展中國文化，才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今的一條出路。否則的話只能是抱殘守缺，你只能守住那一堆東西讓它敗壞下去。用什麼來批判中國文化？一個是現實生活的發展，另外一個是西方文化的參照系。用這兩點，對於中國文化的批判其實就是加以促進。好，我今天講的內容就到這裡，謝謝！
學生一：我想問鄧老師一個問題：您說的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我們怎麼樣去學習西方？
答：首先我們要對現實有一個正確的估價。學習不是書本上的學習，也不是僅僅是思想上，看了西方的電影電視，文化藝術，引起的感想，這個學習的必要性是產生於現實，就是我們要瞭解今天的現實，在中國文化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很多問題，我們要接觸社會。在座的有很多同學可能還在學校，還沒有去接觸社會，但是我們耳濡目染，我們已經有了一些對現實的感受。這個學習應該是建立在現實感上的，不要架空。你架空了，不論是學習西方還是學習傳統，你都是一種空的東西，不聯繫實際。那麼當我們感覺到現實中間的諸多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會有一種強烈的衝動，這些問題從哪裡來的？從現實中產生的，為什麼產生？因為傳統文化解決不了。所以它是一種問題。那麼帶著這種問題，我們去讀西方人的書，我們也許可以在他們那裡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道路。用這種方式來學習西方文化，我覺得是效果最大的。當然不排除有些人坐在書齋裡面做學問，把西方的東西介紹到中國來，或者翻譯過來，讓中國人能夠一般地瞭解瞭解，這當然也還是必要的，特別對於我們今天時代的發展是必要的。但真正的動力還是從現實中來的。所以我特別強調新批判主義不是僅僅按照外來的東西來罵中國人，不是這樣的。而是從中國本土產生的問題裡面尋求解決的辦法，尋求出路，這樣才轉向西方。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到西方去尋求救世之道，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當然他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現在還在找別的東西，都是一個目的，都是要解決現實問題。謝謝！
學生二：您剛才講的非常強調理性，我想問你對非理性怎麼看？另外我想問一下，現在很多人學習西方文化都是用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去接受西方文化的，所以他們在接受西方文化時都是「忘我」的，忘記了自己的主體性，您認為應該怎麼樣才是正確的？
答：後面這個問題跟剛才講的有些聯繫，就是你學西方不是一種單純學者的立場，看看西方人說了一些什麼話，這個在純粹學者圈子裡的學習效果是不大的，即算你學到了一些東西，你也僅僅是瞭解了一些外國的事情而已。而我強調的是你從現實出發，從人生的感受出發，從自己的生存處境出發，這就使你的學習有內容，有生命力，你就會有一種熱情，你渴望獲得一些東西。當你發現有些提法能夠解決問題時候，你就會感到一種痛快。再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問題，西方也有非理性的思潮，一般說西方傳統中理性是一條主線，而非理性思潮是一條副線，當然這方面也很重要，沒有這一方面你就不可能全面瞭解西方。但是這種非理性和我們東方的非理性是很不相同的。因為東方你要說理性嘛，也不能說沒有，但是東方是以非理性為它的主線的，中國人是以實用、特別是政治實用為核心的，李澤厚說是一種「實用理性」，只要實用，我不管它理論上是否站得住腳都要去做。所以東方的非理性和西方的非理性不一樣，就在於這種地位不一樣。西方的非理性始終處在理性的框架之下，所以它有它的不同的特點；而東方的非理性自古以來都是占統治地位的，直到今天還多半是這樣，我們一講就是強調人的情感，強調人的心性。理性這個東西中國人一般不太看重。非理性在中國是更帶有全局性的東西。理性的邏輯推理只是附帶的，甚至於你講多了人家對你還有不好的看法，說你巧言善辯，「巧言令色」，那麼你再說得頭頭是道，你說的話也值得懷疑。中國人相信一個人的話，主要在於看它是不是打動了我的情感，並不在於邏輯上是不是前後貫通。所以邏輯上是不是矛盾在中國人看來不是一個問題，邏輯上完全矛盾的，中國人也可能坦然接受。比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作為一種社會風氣來提倡就有些自相矛盾，因為總要有受益者嘛！否則你怎麼能夠「利人」呢？只能是損人而不利己。文革期間對立的兩派各自都用一條毛主席語錄來攻擊對方，就沒有一個人出來用邏輯的方法把毛主席語錄拿來分析一番，當然那樣做是要殺頭的，問題是沒有人想到要去分析一番，而是每個人都覺得有人撐腰、理直氣壯。當然一般說來，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可分的，西方的理性有它的非理性的根源，這就是自由，我們剛才講了「自由的理性」和「理性的自由」，每一方少了對方都不能成立。自由意志就在於不能用理性把它必然地規定下來，規定下來就不是自由了。但是這種自由本身又有它的自由規定，有它的一貫性，我今天自由明天還想自由，所以我就得把自由保持在今後也能夠自由的法則之下，這種法則就不是外來的規定了，而是自由本身的自律。所以自由本身內在的有它的理性。而理性內在的又有它的非理性，比如說，你運用自己的理性，那是你的自由。康德講運用自己的理性你要有勇氣，有勇氣，這就是理性中的自由，你不要受權威的束縛和恐嚇，要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理性和非理性相互有一種相通之處，當然也有相分裂的地方，相對立的地方。所以中國也好，西方也好，往往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傾向，比如佛家中講漸悟和頓悟，宋明的理學和心學，西方基督教的理性和信仰，近代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都有這種對立的因素。但是骨子裡頭它們有一種辯證的關係。我們把這個搞清楚了，我們就把握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或者中國文化的精髓。
學生三：我對西方的啟蒙思想有一種基本的認同，但是在討論問題的時候經常有一種尷尬的情況，比如說伊拉克問題，朝鮮問題，有的同學說伊拉克很糟糕，朝鮮很糟糕，但是另外有人就主張文化相對主義，說人家朝鮮好好的，過得很開心，你把民主強加給他，這對他們是一種殘忍。我想就此請鄧老師關於美國對伊拉克的關係談點看法。
答：這個問題，當然具體地你可以去揪他，如美國打伊拉克，該不該這樣做，方法對不對，或者有些什麼樣的情緒摻雜在裡面，這些你都可以批評。但是從歷史的大尺度來看，我們認為雖然美國打伊拉克這個做法是不對的，我們是反對的，但是從總的傾向來看我覺得是對的。包括朝鮮，當然看起來無害，但是他整天在那裡窮兵黷武，總想要挑起什麼，這個就很危險。其實中國人也不希望朝鮮搞核武器，希望朝鮮半島保持一種無核狀態。因為誰知道呢，他手裡一旦有了核武器，說不定一時興起就給你扔一個，叫你吃不了兜著走。美國當然也有核武器，但是他還是有一個基本的原則，他打伊拉克也是這樣，比如說他盡量減少平民的傷亡，花大量的美元去研製精確制導炸彈。這個跟那些恐怖分子就大不相同，那些人就是要造成大量的傷亡，死的人越多越好，不管是軍事人員還是無辜平民。所以如果不能消滅核武器的話，我們還是寧可美國、中國這樣的國家，這些「負責任的」國家擁有核武器，不想看到恐怖主義者或者恐怖主義溫床的國家擁有核武器。這兩個原則你可以選擇一下你願意要哪個，一個是啟蒙理性之上的原則，一個是前啟蒙的原則，如宗教狂熱分子，原教旨主義者，他們的原則。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是比較能夠接受歐美的啟蒙理性原則，覺得這個原則還可以保持一個基本的和平環境，至少能夠給和談、對話提供一個基礎。事實上大家也在這麼做，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談判雖然不斷地為情緒化的東西所中斷，雙方打來打去，但大家都意識到真正要解決問題還是靠談判嘛，談判就不能講情感，要講理性，不然談個什麼呢？大家都打下去死光了算了！但是還是有些老百姓他願意活啊，他們不願意像哈馬斯那樣。其實哈馬斯已經不得人心了，阿巴斯為什麼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就是他代表了老百姓的這樣一種傾向。這種傾向從哪裡來？從原教旨主義那裡是得不到的，只能夠從西方價值那裡找到。所以西方人他認為這是普世價值，我認為這沒錯，他是普世價值。不管你對他採取敵對態度還是友好態度，你將來你總要按照這樣一條價值觀來和他進行談判，哪怕你是敵人，你最後還是要回到這個上面來。這才叫公平，你要活別人也要活嘛！美國他也不是就佔領了伊拉克把它當作自己的領土，他還是讓你們把自己的事情搞定了就走嘛。當然他有他的利益，我們不能太天真，但是大的原則他是對的。
學生四：鄧老師您好！剛才您說到文化之間的互動，講到美國宣揚儒家思想，然後到中國就批判傳統文化。我想到錢鍾書先生在《圍城》裡面借助於方鴻漸這樣一個形象，諷刺他在大學裡面讀不了什麼課程，轉了很多系，最後去留洋是以「中文系」學生的身份留洋的。但是錢鍾書先生說，恰恰是學中文的學生留洋是最合適的，因為其他自然科學都是舶來品，已經都洋味撲鼻了，只有學中文的留洋才有助於文化的互動和交流。我想聽聽您對錢先生這種論調有什麼看法，結合到中國現在這樣一個大環境。謝謝！
答：這個當然是一個現實的狀態，就是說中國人在國外能夠幹得出成績、能夠被美國人承認的，在美國造成大的影響的，大部分是研究中國文化的，比如說杜維明啊，陳榮捷啊，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在美國也是教科書，幾十年都是教科書，很有名。所以中國人到美國去、到西方去，這不失為一條成功的捷徑。我們在其他方面很難說自己是世界一流，但是在研究中國文化方面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我們是世界一流，因為我們就是中國人嘛！林語堂寫了《道家的女兒》，轟動一時，大家都非常感興趣，他確實在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夠填補西方文化的空缺，彌補西方文化的不足。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有的人覺得這種做法顯不出中國人的能耐，有取巧之嫌。例如陳康先生就認為，如果你只能到雅典去演武藝，到斯巴達去演悲劇，那個不算什麼本事，因為雅典的武藝本來就不如斯巴達，而斯巴達的悲劇也不如雅典。他認為只有中國人到西方去講西方哲學，講得讓西方人口服心服，這才是中國人的能耐。陳康就是這樣，陳康在西方講亞里士多德，這個是西方人也承認的。他學了好幾門外文，希臘文、拉丁文，英德法文，他全學，這個是西方人也甘拜下風的，他的書西方人做學問也要引用的。所以他講中國人要顯真本事，要到西方去講西方哲學，讓西方人服氣。當然一般講這是一種苛求了，我們一般人到了外國首先要謀生，你要當教授，要讓別人不能取代你，談何容易。所以一般的捷徑就是到西方講他們沒有聽過的東西，我有一個同學在新西蘭開了一門課：「孝道」，那些講英語的外國大學生趨之若騖，覺得這非常有意思，人跟父母的關係還可以是這樣。他們是18歲就趕出門了，趕出門就不回來了，幾年以後才來一封信。他們就是那樣的社會，搞久了以後覺得很空虛，覺得家庭還是應該有一種其樂融融的關係才好。所以他講這些東西在西方很受歡迎。我覺得也是這樣，一個社會當它走向一方面的發展了以後，它有了一定的基礎以後，它回過頭來在以往的東西裡面，在過去的東西裡面，它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彌補自己的缺陷的因素，這個是毫無疑問的。剛才講的只是從功利的角度，就是中國人在西方講西方文化不容易，西方人在中國要想講中國文化也不容易成功。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是在文化互動中必然的一個過程，我們不必現在就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超過西方人，但是我們將來也許可能做到這一步，比如說我們講中國人自己的哲學，能夠把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康德、黑格爾都講進來，讓西方人覺得我們的講法不僅很專業，而且有新意。這樣就有可能實現陳康所講的理想目標，就是有朝一日，我們中國人的學問做得要「讓西方人以不懂中文為恨」。當然目前我們還沒有到這個層次，我們現在還只能到西方去賣中國的東西，回到中國則賣西方的東西，但這個理想還是應該有的。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