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赫斯曾說過：一個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往往是與這個民族大多數的精神狀況背道而馳的。
魯迅也正是以他獨立的人格抗拒整個國民劣根性而成為了「民族魂」，而這也就注定了魯迅的孤獨，這不僅表現在沒有多少人理解他，還表現在什麼人都認為自己可以大談一通魯迅。他自己歷來認為：自己的書被後人高度評價並不是一件好事，這只說明國家、民族的不幸，也說明自己白費了力氣。魯迅是孤獨的，大眾無法和他打交道（於是冷落他），他也無法與大眾打交道（於是抬高他），魯迅只和孤獨的清醒者打交道。
魯迅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他思想中那種深深的懺悔精神，那種極為敏銳的自我批判精神，他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我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裡也常有----我常常詛咒我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寫在《墳》後面），「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我知道，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明白，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狂人日記》。人類心靈永遠有個待認識的謎，一個人從出生之日起就已帶有「原罪」，只是尚未自知罷了，惟有通過深深的懺悔、反省和自我否定，才能走上救贖之路。《傷逝》中的懺悔精神則更加明顯和強烈，而且是對自己原以為的「真誠」進行的懺悔。在《墓碣文》中，魯迅說：「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與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希望中得救」。國人中，從來沒有人像魯迅這樣對自己作如此陰鬱的反思，這樣使自己「抉心而食」、置之死地而後生。他並沒有解決什麼問題，但他發現了自身的矛盾，這就是魯迅所謂「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矛盾，它導致魯迅對人類愛恨交加的複雜感情。魯迅的個性和人格就體現在他的不斷自我蠶食、毀掉內心一切堂皇的人生支柱，而向更深處尋求生命的意義，但表現出來則是向人類的病根開刀，是不向任何庸眾的「溫情」妥協，這就形成了他的「摩羅」（即梵語「魔鬼」）性格。
魯迅推崇魔性，是著眼於其獨立個性及叛逆精神，要「張個性而排眾性」，在這方面，尼采、拜倫、雪萊、彌爾頓等是其楷模。魯迅嚮往「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淡淡的血痕中》，相信「絕望之為虛妄，正是希望相同」，認為只有這樣，人類或許可以得救，當然也可能滅亡，但卻保持著人的尊嚴。人心的火焰不應當成為供人玩賞的玲瓏剔透的小擺設，與其不死不活地凍僵在那裡，還不如盡其火焰的本性而「燒完」----《死火》，這就譬如在一間封閉的鐵屋子裡，人們都睡得好好的，就是被悶死也是「安樂死」，你卻要去喚醒他們，使他們經歷「死亡」的痛苦----見《吶喊·自序》，你勝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失敗卻幾乎是必然的。但你偏要給這「太平世道」添上一點不平和煩惱，使那些安心享樂的人們不痛快，揭開他們坦然自得、問心無愧後面的虛偽和腐朽。這就是毛在坐穩江山後為什麼會說：魯迅如果活到現在，要麼「識大體」閉嘴，要麼蹲在大牢裡繼續寫一類話的真正原由。但這卻是魯迅「愛人類」的一種方式，尼采拒絕同情和憐憫，而要教人類以「超人」，亦即對人類抽鞭子；耶穌「愛人類」則採用了兩種方式，一是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出各種「愛」和「善」的奇跡，對人們一片溫情的開導和教誨，一是每進神廟前，都要拿起鞭子，對褻瀆神靈的神廟門前的牛販子、錢商和屠戶們進行驅趕，即辟邪的方式。可見愛人類的方式，要看是怎樣的對象而定。如果說蘇格拉底是雅典以至古希臘的「馬虻」（也稱「牛虻」），那麼魯迅就是中國的「牛虻」。魯迅似乎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決非洩私憤，而是要這些人站起來，進行自我反省，成為有自我意識和獨立意識的人。他在對自己深深的懺悔中揭示了整個民族普遍的病根，見到那些不知懺悔的人，就忍不住要刺他一下，使他自覺，要他站起來打破自我感覺良好的自欺，這似乎成立魯迅一項欲罷不能的使命。但無人能反省到魯迅的這個層次，這最明顯地表現在人們對待《阿Q正傳》的態度上，首先認為是在批判自己，即使認為是批判「國民性」也要怪魯迅「以偏概全」。
中國唯一出現的一次機會，或許就是晚清到民國期間，如若真能順應世界發展趨勢，無論是建立君主立憲制還是其他民主制，只要能確立憲政體制，就應該發生根本性的政治變革，但歷史的特殊性和文化傳統的頑固性，使這憲政理想化為烏有。19世紀後期到整個20世紀，中國最激進、最銳利的武器莫過於以嚴復為代表的啟蒙國人思想的進化論，即使後來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解也摻進了強烈的自然和生物進化論色彩，反而選擇性地丟棄了其原有的一點點人道主義，走上了批判和破壞一切社會之中。魯迅與其他進化論者有一點不同，即他對現實的全盤否定態度，把進化的希望留給了未來。他早就看出現實生活中並不一定能遵守人類進化原則（與自然進化不同甚至相反），人類社會的優勝劣汰只不過是有待實現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於將來「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救救孩子！」 ----《狂人日記》，對他所生活的現實世界，他毋寧抱有一種「原罪」觀，而把進化原則作為一種理想推到了未來，使之成為一種類似宗教的信念。但現實最終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無可奈何地走上了舊的軌道，一切都是老樣子，甚至在邪惡和原罪的帶領下，「進化」變成了優（文明、和平）汰劣（野蠻、暴力）勝。這樣，魯迅的思想就從進化論的藩籬超越出來，更多地帶上了存在主義的色彩。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不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實在、最致命的，他把文化傳統歸結為「吃人」二字，並勸青年不要讀太多的中國書、要多讀外國書，要先接觸外國人的眼光和方法，才具有抗拒傳統毒素的免疫力，他認為他對青年建議，「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激憤之詞」 （寫在《墳》後面）。
魯迅把整個中國五千年文明史概括為兩個交替循環的時代：一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二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燈下漫筆》。他對傳統文人的評價是：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論睜了眼看》，他的原則是：「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針對今天的國學熱和保守主義思潮，魯迅所批駁的當時「愛國論」五大論點至今還流行著，他們是：一、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二、外國物質文明，中國精神文明；三、外國的好東西，中國古已有之；四、外國也有叫花子和臭蟲等；五、中國就是原始的和野蠻的好。魯迅指出，前面幾條都不值得一駁，惟有最後一條最令人「寒心」，因為它說得更「實在」，承認事實的同時卻仍然說「好」，這是《水滸》中牛二的態度。國人至今仍無是非心，於今尤甚。
看來，魯迅是注定還要孤獨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