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第三節說老子對於社會政治有兩種學說：一是毀壞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張極端放任無為的政策。第一說的根據，上節已說過。如今且說他的無為主義。他把天道看作「無為而無不為」，以為天地萬物，都有一個獨立而不變、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著有什麼神道作主宰，更用不著人力去造作安排。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學的自然法(Law of Nature 或譯「性法」非)。日月星的運行，動植物的生老死，都有自然法的支配適合。凡深信自然法絕對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極端的放任主義。如１８世紀的英法經濟學者，又如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政治學說，都以為既有了「無為而無不為」的天道，何必要政府來干涉人民的舉動？老子也是如此。他說：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這是說「自然法」的森嚴。又說：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這個「司殺者」，便是天，便是天道。違背了天道，擾亂了自然的秩序，自有「天然法」來處置他，不用社會和政府的干涉。若用人力去賞善罰惡，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殺者殺」。這種代劊子手殺人的事，正如替大匠斫木頭，不但無益於事，並且往往鬧出亂子來。所以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所以又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所以他主張一切放任，一切無為。「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