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定史料之法

審定史料乃是史學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來史學大進步，大半都由於審定史料的方法更嚴密了。凡審定史料的真偽，須要有證據，方能使人心服。這種證據，大概可分五種(此專指哲學史料)：

一、史事   書中的史事，是否與作書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證那一書或那一篇是假的。如莊子見魯哀公，便太前了；如管仲說西施，便太后了。這都是作偽之證。

二、文字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不致亂用。作偽書的人，多不懂這個道理，故往往露出作偽的形跡來。如《關尹子》中所用字：「術咒」「誦咒」「役神」「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是道士的話。「石火」「想」「識」「五識並馳」「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是佛家的話。這都是作偽之證。

三、文體   不但文字可作證，文體也可作證。如《管子》那種長篇大論的文體，絕不是孔子前一百多年所能作的。後人儘管仿古，古人絕不仿今。如《關尹子》中「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又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這絕不是佛經輸入以前的文體。不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體，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文體。如《莊子》中《說劍》《讓王》《漁父》《盜跖》等篇，絕不是莊周的文體。《韓非子》中《主道》《揚榷》(今作揚權)等篇和《五蠹》《顯學》等篇，明是兩個人的文體。

四、思想   凡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學說，總有一個系統可尋，決不致有大相矛盾衝突之處。故看一部書裡的學說是否能連絡貫串，也可幫助證明那書是否真的。最淺近的，例如《韓非子》的第一篇，勸秦王攻韓，第二篇，勸秦王存韓。這是絕對不相容的。司馬光不仔細考察，便罵韓非請人滅他自己的祖國，死有餘辜，豈不是冤煞韓非了！大凡思想進化有一定的次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即有那個時代的思想。如《墨子》裡《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所討論的問題，乃是墨翟死後百餘年才發生的，決非墨翟時代所能提出。因此可知這六篇書決不是墨子自己做的。不但如此，大凡一種重要的新學說，發生以後決不會完全沒有影響。若管仲時代已有《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決不會二三百年中沒有法治觀念的影響。又如《關尹子》說：「即吾心中，可作萬物」；又說：「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這是極端的萬物唯心論。若老子、關尹子時代已有這種唯心論，決無毫不發生影響之理。周秦諸子竟無人受這種學說的影響，可見《關尹子》完全是佛學輸入以後的書，決不是周秦的書。這都是用思想來考證古書的方法。

五、旁證   以上所說四種證據，史事、文字、文體、思想，皆可叫做內證。因這四種都是從本書裡尋出來的。還有一些證據，是從別書裡尋出的，故名為旁證。旁證的重要，有時竟與內證等。如西洋哲學史家，考定柏拉圖(Plato)的著作，凡是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書中所曾稱引的書，都定為真是柏拉圖的書。又如清代惠棟、閻若璩諸人考證梅氏《古文尚書》之偽，所用方法，幾乎全是旁證(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及惠棟《古文尚書考》)。又如《荀子·正論》篇引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又曰：「人之情慾寡(欲是動詞)，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尹文子》說：「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鬥。」《莊子·天下》篇合論宋鈃、尹文的學說道：「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又說：「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慾寡小為內。」又《孟子》記宋鈃聽見秦楚交戰，便要去勸他們息兵。以上四條，互相印證，即互為旁證，證明宋鈃、尹文實有這種學說。

以上說審定史料方法的大概。今人談古代哲學，不但根據《管子》《列子》《鬻子》《晏子春秋》《鶡冠子》等書，認為史料。甚至於高談「邃古哲學」「唐虞哲學」，全不問用何史料。最可怪的是竟有人引《列子·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一段，及《淮南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一段，用作「邃古哲學」的材料，說這都是「古說而諸子述之。吾國哲學思想初萌之時，大抵其說即如此！」(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第一編第一章，頁六)。這種辦法，似乎不合作史的方法。韓非說得好：

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即誣也。(《顯學》篇)

參驗即是我所說的證據。以現在中國考古學的程度看來，我們對於東周以前的中國古史，只可存一個懷疑的態度。至於「邃古」的哲學，更難憑信了。唐、虞、夏、商的事實，今所根據，止有一部《尚書》。但《尚書》是否可作史料，正難決定。梅賾偽古文，固不用說。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來，也沒有信史價值。如《皋陶謨》的「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如《金滕》的「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這豈可用作史料？我以為《尚書》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書，或是古代歌功頌德的官書。無論如何，沒有史料的價值。古代的書只有一部《詩經》可算得是中國最古的史料。《詩經·小雅》說：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後來的歷學家，如梁虞 ，隋張胄元，唐傅仁均、僧一行，元郭守敬，都推定此次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人食限。清朝閻若璩、阮元推算此日食也在幽王六年。近來西洋學者，也說《詩經》所記月日(西曆紀元前７７６年８月２９日)，中國北部可見日蝕。這不是偶然相合的事，乃是科學上的鐵證。《詩經》有此一種鐵證，便使《詩經》中所說的國政、民情、風欲、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價值了。至於《易經》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學史料。《易經》除去《十翼》，止剩得六十四個卦，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乃是一部卜筮之書，全無哲學史料可說。故我以為我們現在作哲學史，只可從老子、孔子說起。用《詩經》作當日時勢的參考資料。其餘一切「無征則不信」的材料，一概闕疑。這個辦法，雖比不上別的史家的淹博，或可免「非愚即誣」的譏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