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神話官書，都可作史料，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卻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歷史便無信史的價值。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何等崇拜孔子，但他對於孔子手定之書，還持懷疑態度。何況我們生在今日，去古已遠，豈可一味迷信古書，甘心受古代作偽之人的欺騙？哲學史最重學說的真相，先後的次序和沿革的線索。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為真書，必致(一)失了各家學說的真相；(二)亂了學說先後的次序，(三)亂了學派相承的系統。我且舉《管子》一部書為例。《管子》這書，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後人把戰國末年一些法家的議論和一些儒家的議論(如《內業》篇，如《弟子職》篇)和一些道家的議論(如《白心》《心術》等篇)，還有許多夾七夾八的話，並作一書；又偽造了一些桓公與管仲問答諸篇，又雜湊了一些紀管仲功業的幾篇；遂附會為管仲所作。今定此書為假造的，證據甚多，單舉三條：
(一)《小稱》篇記管仲將死之言，又記桓公之死。管仲死於西曆前６４３年。《小稱》篇又稱毛嬙、西施，西施當吳亡時還在。吳亡在西曆前４７２年，管仲已死百七十年了。此外如《形勢解》說「五伯」，《七臣七主》說「吳王好劍，楚王好細腰」，皆可見此書為後人偽作。
(二)《立政》篇說：「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立政九敗》解說「兼愛」道：「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人國如吾國。如是則無並兼攘奪之心。」這明指墨子的學說，遠在管仲以後了(《法法》篇亦有求廢兵之語)。
(三)《左傳》紀子產鑄刑書(西曆前５３６年)，叔向極力反對。過了二十幾年，晉國也作刑鼎、鑄刑書，孔子也極不贊成(西曆前５１３年)。這都在管仲死後一百多年。若管仲生時已有了那樣完備的法治學說，何以百餘年後，賢如叔向、孔子，竟無一毫法治觀念(或言孔子論晉鑄刑鼎一段，不很可靠。但叔向諫子產書，絕不是後人能假造的)？何以子產答叔向書，也只能說「吾以救世而已」？為什麼不能利用百餘年前已發揮盡致的法治學說？這可見《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乃是戰國末年的出產物，絕不是管仲時代所能突然發生的。全書的文法筆勢也都不是老子、孔子以前能產生的。即以論法治諸篇看來，如《法法》篇兩次說「《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可見是後人偽作的了。
《管子》一書既不是真書，若用作管仲時代的哲學史料，便生出上文所說的三弊：(一)管仲本無這些學說，今說他有，便是張冠李戴，便是無中生有。(二)老子之前，忽然有《心術》《白心》諸篇那樣詳細的道家學說；孟子、荀子之前數百年，忽然有《內業》那樣深密的儒家心理學；法家之前數百年，忽然有《法法》《明法》《禁藏》諸篇那樣發達的法治主義。若果然如此，哲學史便無學說先後演進的次序，竟變成了靈異記、神秘記了！(三)管仲生當老子、孔子之前一百多年，已有那樣規模廣大的哲學。這與老子以後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的思想發達史，完全不合。故認《管子》為真書，便把諸子學直接間接的淵源系統一齊推翻了。
以上用《管子》作例，表示史料的不可不審定。讀古書的人，須知古書有種種作偽的理由。第一，有一種人實有一種主張，卻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輕，不見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莊子》所說的「重言」，即是這一種借重古人的主張。康有為稱這一種為「托古改制」，極有道理。古人言必稱堯舜，只因為堯舜年代久遠，可以由我們任意把我們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堯舜的時代。即如《黃帝內經》假托黃帝，《周髀算經》假托周公，都是這個道理。韓非說得好：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
正為古人死無對證，故人多可隨意托古改制。這是作偽書的第一類。第二，有一種人為了錢財，有意偽作古書。試看漢代求遺書的令和諸王貴族求遺書的競爭心，便知作假書在當時定可發財。這一類造假書的，與造假古董的同一樣心理。他們為的是錢，故東拉西扯，篇幅越多，越可多賣錢。故《管子》《晏子春秋》諸書，篇幅都極長。有時得了真本古書，因為管幅太短，不能多得錢，故又東拉西扯，增加許多卷數。如《莊子》《韓非子》都屬於此類。但他們的買主，大半是一些假棄內行的收藏家，沒有真正的賞鑒本領。故這一類的假書，於書中年代事實，往往不曾考校正確。因此莊子可以見魯哀公，管子可以說西施。這是第二類的偽書。大概這兩類之中，第一類「托古改制」的書，往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在內。第二類「托古發財」的書，全是下流人才，思想既不高尚，心思又不精密，故最容易露出馬腳來。如《周禮》一書，是一種托古改制的國家組織法。我們雖可斷定他不是「周公致太平」之書，卻不容易定他是什麼時代的人假造的。至於《管子》一類的書，說了作者死後的許多史事，便容易斷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