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縣祁儀鎮人。家系當地望族，多出秀才。馮友蘭的父親馮台異是清光緒戊戌科（1898年）進士，官至湖北崇陽縣令，不久卒於任上。母親吳清芝也識文通墨，做過唐河縣端本女學學監。
1910年，馮友蘭入開封中州公學中學班讀書，兩年後轉到上海中國公學預科，從那裡考進了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門。1919年，他又考取官費留洋資格，上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師從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和新實在論者蒙塔古，1923年完成博士論文《天人損益論》，並順利通過答辯，次年獲博士學位。
回國後，馮友蘭先後在中州大學、廣東大學和燕京大學任教授，1928年隨羅家倫加盟清華，才得以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曾任清華大學秘書長、校務會議主席，長期擔任文學院院長、哲學系主任之職，抗戰期間是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1946年赴美任賓西法尼亞大學、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歸國後繼續留在清華。1952年被調整到北京大學，卸去官位，專任教授。因馮友蘭學術貢獻卓著，先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部委員，曾獲印度德裡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馮友蘭可能是二十世紀中國名聲最大、影響最大、爭議也最大的哲學家，他勤於筆耕，自比春蠶，一生著述六百餘萬言。1934年出齊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奠定了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的大家地位。該書譯成英文後，流布歐美，被奉為經典教材。抗戰期間出版《新理學》、《新原人》、《新原道》等六部書，構建了一個中西貫通的哲學系統，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1948年用英文發表《中國哲學簡史》，後被譯成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和中文，影響廣泛。此外，馮友蘭還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三松堂學術文集》等。
馮友蘭一生受三位女性幫助極大：母親吳清芝、妻子任載坤、女兒馮鍾璞（宗璞）。吳老夫人培養了馮友蘭的學問，熏陶了他的人品；任載坤是辛亥革命前輩任芝銘先生之女，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院；宗璞是當代知名作家。她們支持著馮友蘭經風歷雨。馮友蘭為人穩重莊嚴、溫潤謙和，又不乏幽默感。晚年更是脫去名韁利索，臻於自由境地。這位好學深思之士，偏偏愛好收藏舊兵器，藏品有幾百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都捐給了歷史博物館。
「真正學者的材料」
1895年12月4日，馮友蘭降生在河南唐河縣祁儀鎮。那時侯，中國剛剛蒙受過甲午戰爭失敗的恥辱，而馮友蘭的父親馮台異，在末代王朝的會試場上，屢次失意。動盪的時代，似乎暗示著馮友蘭一生際遇的坎坷起伏。馮家經過幾代經營，雖算不上富豪，卻也是殷實之家，又出了幾個秀才，門庭興旺，一時成為鄉里望族。1898年，馮台異中了進士，後來出任湖北崇陽縣令，使馮家日趨顯赫。
馮友蘭六歲上私塾，學習環境比較寬鬆，八股文、試帖詩之類的舉業，並未被當成什麼寶貝。九歲的時候，他隨父母去了武昌，連私塾也不上了，由母親在家監督兄妹幾人讀書，讀熟了能背就行。他的父親馮台異是武昌方言學堂的會計庶務委員（相當於總務長），卻不願讓孩子們上這所外語學校，他擔心本地學生欺負孩子，也不希望孩子沾染官宦子弟的紈褲習氣，並且認為，紮實的中文底子比外文更重要。不過馮台異終究是教育界中人，學校裡的新鮮做法，他都會引進家裡，甚至還讓孩子們穿上像軍隊號衣一樣的淺藍色制服。
馮台異升任崇陽縣令後，請了一位教讀師爺，這才使孩子們的學習走上了軌道。當時流行吳汝綸編的古文選本，其中的文章有聲調、有氣勢，馮友蘭讀起來雖不能全懂，也覺得津津有味。讀書在他從來就是賞心樂事。縣衙門的簽押房裡有兩大箱書，新學、舊學的書籍都有，馮友蘭經常趴在床上翻看，就這樣消磨掉了大部分課餘時間。在武昌的時候，一位祁儀鄉親黃公去拜訪馮台異，隨身攜帶著一套新購的《通鑒輯覽》。馮友蘭從未見過這書，十分喜歡，請求借閱。黃公答應了，但他告訴馮友蘭，說第二天自己要回河南。馮友蘭回說，決不耽誤您的行程。果然，次日一早，他就把書送到旅館，還給黃公。黃公料想他還沒讀完，就說，你留下慢慢看吧。馮友蘭說：「我一夜沒睡覺，把書翻閱了一遍。您帶走吧，不耽誤您趕路。」
馮台異顯然對這個穎慧好學的兒子格外鍾愛。有一次縣衙門舉行晚會，馮友蘭的伯父也從老家趕來，他出了一個謎：「慈禧太后的生日——打一字。」據說很難猜，賞格也是全場最高。馮友蘭琢磨：慈禧生日是十月十日，不就是個「朝」字嗎？當即悄悄探詢父親。父親連連點頭，喜形於色。夫人曾問馮台異：「照以前科舉的標準，你看像友蘭這個樣子能去考秀才嗎？」他說：「豈止能去考，碰巧了還能成秀才。」多年以後，這話才由吳清芝老夫人轉述給馮友蘭，那時他已經是清華教授了。
馮台異在崇陽做了一年多的縣令，因患腦溢血去世了。還未滿十三歲的馮友蘭攜同弟弟景蘭、妹妹沅君，隨母親回到唐河老家。吳夫人是難得的賢妻良母，思想又很開明，馮友蘭三兄妹最後均成大器，各自成為國內著名的哲學家、地質學家（景蘭，中科院院士）、作家（沅君），在唐河一帶被尊稱為「三馮」，與北宋以文學名世的「三蘇」相對應，這比什麼都更能說明吳夫人的賢良和教子有方。友蘭對母親的深情至老不減，稱她是封建社會的「完人」，是自己一生中最敬佩的人。吳夫人懷疑，如果馮友蘭兄弟不考個「秀才」文憑，縱然學得滿腹文章，只怕也要誤了前程。按當時的學制，秀才就折合為縣立高等小學畢業生，於是馮友蘭、馮景蘭和一位堂兄一同報考了。結果皆大歡喜，都考上了，主考的縣官還誇獎馮友蘭文章漂亮。
又過了一年，即1911年春，馮友蘭考進了開封中州公學，初試考了第二名，複試第一名，連他自己都吃驚不小。中州公學學校監督楊源懋是翰林院編修，請了一群有思想的教員，也深得學生們愛戴。僅過了一學期，楊源懋病死，不少好教員出走，於是在辛亥革命風波稍定之後，馮友蘭就轉到武昌的「中華學校」，不久又考入上海中國公學。上海中國公學雖然推舉革命領袖黃興為校長，但是殖民地氣息頗濃，幾乎以教習英語為主。而馮友蘭卻對邏輯很感興趣，艱難地啃完了耶芳斯的《邏輯要義》原著。因為誰都不懂這門學問，沒人指點他，有疑難也找不到解惑之人，然而邏輯和哲學在馮友蘭心中激起的理智熱情從此再也沒有消退過。
這樣四方遊學，馮友蘭到底學到多少具體的知識，我們無從查考，但是有一點很清楚，正是通過早期的博覽和遊歷，馮友蘭逐漸具有了世界的眼光，形成了一種開放的心態，對自己天生的智力傾向有了初步認識，為日後的學習確定了方向。這種自我的自覺選擇，動力是非常巨大的。
1915年，馮友蘭報考北京大學文科，那時候文科和現在的人文學科一樣，畢業生出路不好，免不了受考生冷落。法科卻像它的可以做官的畢業生那樣受到青睞。市面行情如此，當局只得出面干預：規定報考法科需要預科文憑，文科只要有同等學歷即可。北大招考辦事處的人一聽馮友蘭要考文科，很不理解，因為他有預科文憑，這也算是一種資格。馮友蘭堅持己見，那位善意的先生就出了個主意說：「你還是先報考法科，等到入學的時候，如果你還是要上文科，可以申請改科，由法科改文科，那是沒有不准的。如果你現在就報文科，將來再想改學法科，那就非常困難了。」馮友蘭聽從了，一進北大還是改入了文科。
當時北大有三個哲學系，即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和印度哲學。不過北大草創之初，後兩個系都是菜單上有名目，卻沒有做菜的廚師。實際上印度哲學系壓根兒就沒人提起，西洋哲學系倒是有位教授，可是沒過多久就去世了，這樣西洋哲學系又唱起了空城計。
馮友蘭原本打算學習西方哲學的，不得已學習了中國哲學，卻竟然讓他大開眼界，漸漸摸到一點學問的門路。
1916年，蔡元培入主北大，為北大帶來了嶄新的氣象。馮友蘭後來覺得，北大三年時光沒有虛度，收穫很大，「心胸一天一天地開朗，眼界一天一天地廣闊」。馮友蘭晚年寫《三松堂自序》時，對蔡先生欽敬不已，說他有北宋道學家程明道的「氣象」，溫良寬和、胸懷坦蕩，待人接物像春日暖陽、煦風時雨，其精神境界幽深冥遠，不可測量。馮友蘭說，他第一次進校長室，覺得滿屋子都充滿那種氣象。在北大，蔡先生極少公開講話，同學生也沒有私人接觸，但所有學生都能受到他的人格感召，衷心地愛戴他。
當時，蔡元培請來了陳獨秀、胡適、梁漱溟、劉師培等人，各人政見、主張分歧很大，但都各有一套學問學說。辦學如此兼容並包，百年中國也僅此一見了。比如劉師培，曾是為袁世凱復辟帝制鼓吹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遭到國人唾罵，但其國學功力非常人可及，馮友蘭聽過他的課，佩服得五體投地。陳獨秀專任文科學長，不開課，馮友蘭認為他氣象很豪放。馮友蘭一班畢業時照相，陳獨秀和梁漱溟坐在一起，陳獨秀的左腳伸得很長，把梁漱溟的腳都排擠到椅子下邊去了。等照片出來，陳獨秀看了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了一點。」
那時北大真是人才濟濟，百花齊放。陳獨秀等名教授把《新青年》雜誌辦成了新文化的一面旗幟，一批才華橫溢的「新青年」學生也心懷天下，朝氣蓬勃，組織了新潮社，馮友蘭和他的朋友羅家倫、傅斯年、楊振聲、朱自清、顧頡剛都是其中成員。自辦刊物，名為《新潮》，代表比較激進的左派，它正式出版的時候，馮友蘭已經畢業了。
1918年，馮友蘭跨出北大校門，回到開封，在一個中等專科學校教國文和修身。這一年，河南招考理工科的官費留學生，馮景蘭考上了，先期去了美國，馮友蘭卻因專業限制，只能望「洋」興歎。1919年，河南省的留洋名額有一個空缺，並被定為哲學專業。馮友蘭一試即中，同年年底抵達紐約，上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
馮友蘭的英語不大好，剛到哥倫比亞的那段時間，他每天專修英語一小時。從他的日記來看，那時他的情緒不很穩定，如1920年1月8日的日記寫道：「早飯後往圖書館去一遍，歸來心大不靜，竟至不能看書。」3月12日：「近幾日來心神不寧，有時大亂，皆為決定考不考（指選修課考試）而起。」
這種煩躁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學業上的暫時困難。語言障礙倒在其次，西方哲學思維方式迥異於中國哲學，這更使馮友蘭感到不好適應。中國哲學是「即事見理」，從日常事務中提煉出哲學道理來；西方哲學是「就理論理」，從抽像的概念、理論到抽像的概念、理論。馮友蘭自感理論思維能力不足，不免苦惱。二是文化的衝突。東西方文化間矛盾的這個問題，從北大時期開始就困擾著馮友蘭。他又帶著這重困惑，從東方來到了西方，直面西方的繁榮世界，西強東弱的強烈對照更具震撼力，從前的理論思索變成了人格和情感上的衝擊。國家和民族的貧弱，一些美國人對華人的歧視，不能不讓年輕的馮友蘭產生一種自卑感，雖然還不至於抬不起頭，但心理上可能會焦慮不安。國家不能自強，個人何以自立！此時恰好泰戈爾訪問紐約，馮友蘭立即拜訪了這位「東方第一流人物」，劈頭就問：「東西方文明的差異，究竟是等級的差異，還是種類的差異？」這個問題，顯然是他胸中久屈不得伸的苦悶。泰戈爾肯定地說：「是種類的差異。」馮友蘭一顆懸著的心落了地，被那位偉人對東方文明、中國文明的信心感染了，他逐漸地在西方世界找回了東方的自尊。
在哥倫比亞學習西方哲學的條件當然非北大可比。馮友蘭一本接一本地讀著原著，在他的面前，逐漸展現出西方哲學的巍峨殿堂。在度過一段艱難的摸索、適應時期以後，馮友蘭走上了哲學的大道。東西方哲學思想比較的結果，先是體現在馮友蘭討論中國為何沒有科學的一篇論文中，之後進一步凝結為他的一部書：《天人損益論》（又名《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後者幫助他獲得了博士學位。實用主義哲學的大師約翰·杜威對馮友蘭很器重。他曾寫過一封長信推薦馮友蘭申請獎學金，信末說：「這個學生是一個真正學者的材料。」這話是由衷之言，不是順水人情，杜、馮二人關係一直較好，1946年，馮友蘭故地重遊，還去看望過杜威。
1923年，馮友蘭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亟不可待地返回闊別了四年的祖國。這個「真正學者的材料」已然璞玉初成，只待找到一個一展才華的舞台了。
「上繼往聖，下開來學」
在回國之前，馮友蘭已被內定為中州大學的文科主任兼教授，一回開封就走馬上任了。他正值風華正茂的年紀，渴望在事業和學術方面有所建樹，當然不願終老在院長職位上。在事業方面，馮友蘭並沒有很大野心，只想辦一所很好的大學。1925年，中州大學校務主任（主管校內事務）離職，一時尚無合適的繼任人。馮友蘭就通過一位朋友向校長自薦，並且表明態度：如果事業不成，他惟有走學術一途，這就務必離開中州，到一個學術文化中心去。校長很讚賞他的開誠佈公，但不打算委以重任。馮友蘭就在暑假悄然離去，南下廣州，任廣東大學教授。他聽信了於右任的話，以為「革命者可以去」廣州，要去感受革命根據地的氣氛，孰料滿眼所見、充耳所聞的都是國共分裂和鬥爭。馮友蘭僅待了一學期，就趁亂離開了。在到廣東之前，他已和燕京大學一位朋友約好，要去燕京，一半時間在「哈佛——燕京」中國研究社做研究工作，一半時間講一兩門課。
燕京大學是教會學校，教育經費來源相對穩定，教師的收入比較有保障，不像很多學校那樣拖欠工資。馮友蘭的工作又是一邊教學一邊研究。這樣的運氣，在別人看來，是可遇不可求的。然而馮友蘭心裡卻不是滋味，他很反感教會學校出來的人身上的那種「教會味」：酸溜溜的，言必稱西方，話語裡冷不防蹦出幾個英文字，讓地道的中國人聽來，像吃飯老嚼著石子。有位朋友用英文寫了一篇文章，批評教會學校，他極為歎賞其中的一句妙語：「有人說教會學校也出了些人才，我說這些人才並不是因為受了教會學校的教育而成為人才，而是雖然受了教會學校的教育也還是人才。」這句話翻成中文稍嫌累贅，英文原文是notbecauseofbutinspiteof，妙趣天成。馮友蘭給在廣東大學做文科主任的傅斯年寫信，說燕京不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為清華校長。羅家倫是馮友蘭的北大同學，後來留美上了普林斯頓大學，兩人過從甚密。羅家倫到北平後，開始組織領導班子，邀請馮友蘭為哲學系教授兼校秘書長。馮友蘭欣然應允。他終於找到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從此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馮友蘭只做了半年秘書長，就辭職不幹了，他又被任命為文學院院長。雖然他覺得行政工作麻煩，只做教授最舒坦，但事功之心始終不滅。他先是協助羅家倫完成了清華改制，正式成立國立清華大學。以前清華由外交部管轄，沒有納入中國教育系統，在清華校長之上，還有一個清華董事會和基金會，由美國駐華公使和一群腐朽的舊官僚充任成員，權力很大，積極作用很小。清華教授會通過羅家倫向南京政府據理力爭，最後撤消了董事會和基金會，清華劃歸教育部管轄。不久羅家倫離職，清華校長之職幾度易手，直到梅貽琦接任後才穩定下來。在過渡期內，馮友蘭被推舉為校務會議主席，維持日常校務，在這個風口浪尖上，他應付得很不錯。
清華大學成立後，各系也隨之建立起來，教授、學生紛紛歸隊。原來只有金岳霖一名教授上哲學課，這個時候哲學系又加聘馮友蘭和鄧以蟄為教授，馮兼系主任。這樣，中國哲學界聲名顯赫的清華學派就逐步成形了。後來陳寅恪、張申府、沈有鼎、鄭昕、張蔭麟、張岱年等著名教授相繼加盟，陣容蔚為壯觀，人才於斯為盛。馮友蘭和金岳霖是清華學派的核心人物，二人各有所長，相互影響。金岳霖說，他的特點是能把非常簡單的事情說得格外複雜，馮先生的特點是能把複雜的事情說得簡單。馮友蘭對這種說法的解釋是，金先生見識敏銳，能於常人看不出問題的地方發現問題，而他自己不善分析，思想失之籠統。
馮友蘭歸國後一直希望以傳播介紹西方哲學為己任，然而一個偶然的機緣卻使他轉向中國哲學的研究。1927年，燕京大學給他一個任務，講中國哲學史。從那時起，他開始一邊研究，一邊著手寫兩卷本的大書：《中國哲學史》。1931年，該書上卷問世，一鳴驚人，好評如潮；三年後下卷又脫稿，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在馮著哲學史之前，1919年胡適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由蔡元培作序，一時名噪全國。胡適在史料的考據上確實下了很大工夫，也具備較為新穎的歷史眼光，因此他的書讀來讓人耳目一新，精神為之一振。但是隨著中國學術界哲學觀念的更新，胡書在義理闡發上的欠缺就顯露出來了，他的基本視角——實用主義——也使他對中國思想缺乏瞭解，因而金岳霖批評他為「美國人的成見」。而且《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下卷遲遲出不來，有頭無尾，難免為人譏議。
馮友蘭更多地是以哲學家的眼光而不是歷史家的眼光來寫《中國哲學史》的。他也反對胡適「疑古」的立場，而代之以「釋古」的立場，同情地理解古人的學說，看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地方，就用西方思想與之相互闡發。陳寅恪在該書的《審查報告》中，盛讚他「取材謹嚴，持論精確」。李約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說：「馮著是當今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最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將長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視。」燕京大學的研究生、荷蘭裔美國人卜德（DerkBodde）歷時多年，將全書譯成英文，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1952年出版。
1933年，馮友蘭在清華做滿了五年教授，獲得一年假期出國考察。他在英國住了半年，到十來所大學做過關於中國哲學的講演。又看了一些關於共產主義的書，有點相信唯物主義，但僅限於歷史研究方面。第二年，馮友蘭到巴黎住了一個月，後來又從巴黎到瑞士，從瑞士到德國，從德國到蘇聯。馮友蘭不懂俄語，既不能和普通蘇聯人談話，又不能讀報，只能走馬觀花。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說他的觀感：「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但據《清華週刊·副刊》所載《在蘇聯所得之印象——摘錄馮芝生先生在座談會上之講演》，編者按語說：「馮先生此次出國考察，以在俄印象最佳。聽馮先生講演『在蘇聯所得之印象』後，足證蘇聯之進步，並非虛傳。」馮友蘭得出結論：社會主義社會「尚賢」，也就是尊重有學問有技術的人。這個結論對他後半生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回國後，馮友蘭做了兩次講演，一次講蘇聯見聞，一次講《秦漢歷史哲學》，其實是借題發揮，講述他瞭解的唯物史觀。聽眾都很吃驚，紛紛議論說：「馮先生變了。」約莫過了二十天，文學院辦公室來了一個人，這個人一面對馮友蘭說：「警察總監請你去說一句話。」一面暗中用手槍對著他。馮友蘭來不及回家吃午飯，當時就和來人同去了。到警察局後，馮友蘭獨自在門房等了兩個鐘頭，這才又來了一個人，那人手裡拿著一張收條，上面寫著：「收到馮友蘭一名口。」隨後馮友蘭被拷上手銬，同十幾名「囚犯」一起，被秘密押解到保定行營，當晚被迫寫旅歐經過。馮家的人費盡力氣，才打聽到他的下落，忙著營救。馮夫人親自去拜見北大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清華校長梅貽琦前去拜見北平行營主任黃郛，傅斯年在南京奔走求救。第二天上午，有人來對馮友蘭說，「你寫的上邊已經看了」，又拿出軍政部長何應欽的電報：「馮友蘭如無重大嫌疑，著即釋放。」那人陪馮友蘭逛了一上午公園，中午請他進館子吃飯，下午送他上了返京的火車，一天的牢獄之災就此結束。
抗戰爆發後，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校南遷，先在長沙合併成長沙臨時大學。旋即武漢失守，長沙難保，三校又西遷至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大文學院院長一職原擬由胡適擔任，但因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公使，改由馮友蘭擔任。
民族存亡絕續之秋，馮友蘭雖然面對西南美景，也只覺得「江山半壁太淒涼」。當時日軍經常空襲昆明，好在大家很快便摸清了空襲的規律，沒有受到大的傷害。當時的生活非常艱苦，物價飛漲，教授的工資加到幾百萬，不到半個月就花得沒影了。馮友蘭也參加了教授們組織的賣文、賣字、賣圖章的合作社，但是生意清淡。馮夫人在校內擺鍋設點炸麻花，賣給學生們，大概比字畫的銷路稍好一些。顛沛流離的環境反而激發了馮友蘭的創造力和創作力。在完成《中國哲學史》的著述後，他就轉向哲學創作。用馮友蘭的話說，研究哲學史是「照著講」，闡釋前人的理論見解；哲學創作是「接著講」，以前人的理論見解為思想資料，別開生面，創立自己的學說。這一學思歷程，概括起來就是：「上繼往聖，下開來學。」1939年，《新理學》一書出版，闡明了馮友蘭「新理學」哲學體系的一個總綱。隨後幾年，他的《新事論》（1940年）、《新世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和《新知言》（1946年）陸續出版，合稱「貞元六書」，寄托了馮友蘭對抗戰必勝，民族必興的希望和信念。
1945年底，昆明爆發了「一二·一」運動，聯大學生罷課，要求撤換昆明警備司令關麟征。重慶政府非常惱火，下了最後通牒，要求學生必須先回課堂，否則就要以武力解散聯大。馮友蘭和訓導長查良釗向教授會提議，由教授會出面向學生保證，於學生復課後十五天內調走關麟征。提議獲得通過，學生也復課了，但關麟征卻陞官到東北做「接收大員」去了。學生不滿意，覺得受騙了，「進步人士」認為馮友蘭帶頭破壞運動。馮友蘭很灰心，原想居間調停，保全聯大這個「民主堡壘」，誰知兩面不討好。正好這時卜德來信，邀他赴美，他就趁機離開了昆明。
馮友蘭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了一年客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其餘時間幫助卜德繼續翻譯《中國哲學史》下卷。他的英文講稿彙集成《中國哲學小史》（中譯本名為《中國哲學簡史》），交由麥克米倫公司出版。這本書表面上是兩卷本大史的縮編，實際上因為作者的哲學和哲學史思想都更加成熟老練，書中不時地冒出新穎獨到的洞見，而且文筆流暢優美，確實是關於思想史的佳作。
馮友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是很深厚的，但是國外的聽眾只把這些東西當成博物館的展品，沒有生命活力。展品的講解人也彷彿是從古墓裡走出來的，也喪失了生命活力。馮友蘭的文化自尊心又一次受了傷害，他忍受不了，毅然決定回國。在夏威夷登船以前過海關的時候，查護照的人看見他的印有「永久居留」字樣的簽證，告訴他保存好證件，隨時可以再來美國。馮友蘭只簡單地說了聲「不用了」，便把簽證交給了查護照的人。
國內風雲變幻，轉眼間，南京政府已經風雨飄搖了。馮友蘭沒有追隨梅貽琦再次南渡，他相信他對蘇聯社會主義的結論——「尚賢」，相信自己在共產黨的天下同樣可以有所作為。他選擇了留下，又做起了清華校務會議主席，迎來了一個新的社會，一種新的生活。
在磨難中尋找新生
北京解放之後，馮友蘭等待著被接管。進駐清華的解放軍、文管會的負責人張宗麟鼓勵校務會議成員好生維持清華，並對馮友蘭說：「我們對於你的行動曾經做了估計，現在你的表現跟我們的估計差不多，黨中央很重視你。」不久，校務會議被改成校務委員會，仍以馮友蘭為主任委員。解放軍入城之後，吳晗被文管會派為軍代表，實際主持清華校務。南京解放後，清華校務委員會改組，馮友蘭不再擔任主任委員，依舊還是委員、文學院院長、哲學系主任。不久，馮友蘭因曾兩次加入國民黨而辭去一切兼職。
雖然馮友蘭以「無官一身輕」自解，但巨大的失落感還是壓抑不住的。他給毛澤東寫信，積極下鄉參加土改，想讓自己思想意識向無產階級靠近，向自己證明馬克思主義千真萬確。
1952年，在三反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書面檢討1949年前後的思想言行。第一次，他狠批1949年前的名位思想，想當大學校長，樂觀地認為1949年後有進步。這樣不疼不癢、對自己沒有殺傷力的批評當然沒有通過。第二次，他還是狠批名位思想，又挖出了反共擁蔣的黑暗念頭，遲疑地承認1949年後進步不大。第三次，反共擁蔣的黑暗念頭成了頭號敵人，馮友蘭斷然認定自己沒有進步，名利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所幸反共擁蔣之心已死。這樣折騰了很久，雖檢查逐步升級，但馮友蘭始終過不了這道檢查關。有一次金岳霖去看望他，兩位老友悲從中來，不禁抱頭痛哭。
這種毀人尊嚴的自我批判甚至延伸到了國外。1951年在德裡大學，印度總統普拉沙德授予馮友蘭名譽博士學位，在介紹馮友蘭的學術貢獻時，他提到了《中國哲學史》及《貞元六書》。外交部獲悉後，當即致電訪印代表團，說這個介紹有問題，要馮友蘭在適當時機給予更正。於是馮友蘭在加爾各答講演時承認：「中國革命成功，我認識到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
馮友蘭的學術創作基本停止了。他忙於寫自我批判的文章，同時獻身給理論家們做「學術批判」的靶子。他戲稱自己是「臭豆腐」，聞起來臭，吃起來香，他的任務就是「樹立一個對立面」，以供批判打擊之用。不過風雨經歷多了，馮友蘭的「政治覺悟」真是「提高」了。1957年反右，北大有關領導有意送他「右派」帽子，多次「啟發」他「鳴放」。馮友蘭「謙遜」地不吭聲，被逼得沒法子了，就提了兩條小意見，一條說1952年調整到北大後，清華的書沒有隨調，用書不便；二條說北大住房太小，沒地方放書。領導們慎重地分析這些意見，覺得夠不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就沒有給他戴帽子。「文化大革命」前期，馮友蘭已經視批鬥如等閒了。知道要挨批鬥了，他就吃飽飯，多穿點衣服，先休息休息，養精蓄銳；鬥完回家，拿餃子犒勞自己。翦伯贊自殺後，北大領導去探視馮友蘭。馮友蘭心知其意，從容拿出已經準備好的「思想匯報」，保證「絕不自殺」，敬請領導放心云云。
但是馮友蘭畢竟老了，已經心力交瘁，經不住太多折騰了。1972年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時，馮友蘭感到自己又成了人家案板上的魚肉了。批孔當然要批尊孔，批尊孔少不得樹馮友蘭這塊靶子。這位老人非常無助，突然之間他想通了：為什麼總要站在「與人民為敵」的立場上呢？就不能主動站到「人民陣營」中去嗎？馮友蘭就寫了兩篇罵孔子的文章，不料被毛澤東看中了，發表在《光明日報》上。馮友蘭一夜之間由「新儒家」變成了「新法家」，然後稀里糊塗地被拉進江青的「大批判組」當了「顧問」，其實只是被當成古書的活辭典使用。
這一段「顧問」經歷，在馮友蘭算不得「附逆」，也談不上政治污點。他沒有政治圖謀，他的「野心」，僅僅是想獲得原本無需個人代價的人身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懺悔自己沒有做到「修辭立其誠」，所說的話不是自己真誠信仰的，有譁眾取寵之心。但即使這種過錯，也不應由他個人全盤負責。在那樣惡劣的生存環境下，馮友蘭要想不被後人詬病，只有「死節」一條路了。1934年的牢獄之災，已經讓他體驗過「從容就義」的滋味，他不是貪生怕死之徒，死沒什麼可怕的，但他還有他的歷史使命，必須活下去。知我罪我，留與後人評說。
「海闊天空我自飛」
「文化大革命」一結束，馮友蘭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幸而壓迫性不如以前那麼強了。他被當成垮台的「四人幫」的「幫兇」，反覆受到審查。這位對權力泥潭不明究竟的學者，還在慶幸自己總算成了「人民」的一員時，眨間發覺，不知怎麼自己又轉到「階級敵人」那邊去了。他的行動受到一些限制。1978年11月，卜德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北大，要求同馮友蘭見面，校方推說馮友蘭身體不好不能會客。卜德不死心，往馮家打電話，但接通北大後，卻被告知沒有他要的分機號碼。這兩位異國老友，自1949年分別後，已將近三十年不曾會面了，而今卜德跨過了大洋，卻跨不過一道無形的屏障，真有「隔花人遠天涯近」的悲歎。卜德托人轉交馮友蘭一封信，說他再也不來中國了。馮友蘭將來信和自己的回信譯成中文，上交哲學系黨總支。
外界的榮辱得失，馮友蘭已經不復動心了，久處樊籠，如今他掙脫出來了。否定了萬物，只留下自由不羈的心體，屹立於天地間，要去完成它未盡的使命。1977年，夫人任載坤去世，馮友蘭寫了一副輓聯：「同榮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黃泉君先去；斬名關，破利索，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下聯真實地寫出了馮友蘭晚年的精神境界。他曾論證過哲學可以替代宗教，這種為他提供宗教式精神憩息地的哲學，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是儒學、道學。二十多年來，他身體雖在中國，精神卻彷彿被驅逐到了異邦，如今這漂泊的遊子回來了，生命和學問，在他身上漸漸融為一體。
馮友蘭受過很多誤解和苛評，左翼人士批評他認同於「封建的」傳統文化，右翼人士又指責他依附於馬克思主義。兩種批評合在一處，正好表明他念念不忘的「闡舊邦以輔新命」的事業。馮友蘭對中國歷史、傳統文化、傳統哲學不斷產生新見解，他計劃傾盡餘生全力，寫成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苦心孤詣地要「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從文化上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從1982年到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前六冊。在這期間，他耳近失聰，目近失明，還經常住院。有一次在醫院，他對女兒宗璞說：「等寫完了《新編》，這病就不用治了。」這時期馮友蘭生活得很有規律：上午著述，通常他口述，助手記錄；下午閉目養神，也構思下一步的寫作。有人擔心他的身體狀況，怕書稿未成人已先逝，就建議他只管勾勒出全書骨架，血肉部分由別人填充。馮友蘭不同意，說他的新思想都是在寫作中湧現出來的，不親自寫就創不出新意。
馮友蘭寫前三冊的時候，還保留了較多的正統色彩，這也不難理解，畢竟在那種氛圍下熏陶了二十多年。況且寫書的過程又是個反思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馮友蘭不斷改造自己。到第四冊的時候，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境界漸臻化境。他雖然是用早期的「四種境界」學說把握魏晉玄學的精神境界，但因他本人對人生理想的「天地境界」有了更深的切身體認，那種把握當然獨見功力。
《新編》第七冊講現代中國哲學，其中既包括熊十力、金岳霖、毛澤東和馮友蘭本人的哲學，也包括他對中國現代社會變遷的認識，有許多是政治上敏感的話題。馮友蘭多次對朋友談到，他將不避利害，獨抒己見，縱然因與當局的正統觀念相左而不能出版，亦在所不惜，他寧願藏之名山，以待來者。馮友蘭提出了一些「非常可怪之論」，其實只在正統的思想背景下才顯得「可怪」，對開放的心靈來說是「非常可喜」的。
1990年，《新編》第七冊終於脫稿，交人民出版社審查，等候出版。隨即馮友蘭又住進了醫院，但宏願已了，使命已盡，他坦然極了。同年11月26日，這位世紀老人溘然長逝。原定在95歲生日那天（12月4日），為他舉辦國際學術討論會，結果改成了紀念大會。《新編》第七冊當時並沒能在大陸出版，1991、1992年分別出版發行於台灣和香港。直到1999年，才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更名為《現代中國哲學史》在國內出版發行。
馮友蘭逝世後，《紐約時報》發表評論說：「為什麼馮友蘭一直堅定地為他留在共產黨中國加以辯護，以及為何至少在公眾場合始終用馬克思主義重新詮釋他的思想，對許多人來說，仍是不解之謎。」傅偉勳先生在悼念文章中說：馮友蘭「到文革初期為止，既是很愛國的哲學家，同時又是自認忠實的馬列毛信徒，這是他的內在真實。只是他仍看不出，講求獨立自主而具批判精神的哲學家與馬列毛的忠實信徒之間，是有本質上的矛盾而解消不了的」。馮友蘭「本來是個為人單純的哲學家，他一心一意所要做的，也不過是開發動用內外資源，打開一條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化之路。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這麼一個性格單純的學者，只因極端愛國，終於不知不覺捲入政治漩渦，變成現代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苦難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