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書》在中國知識界之所以大名鼎鼎和廣泛流傳，在於其字裡行間既體現了作為父親的傅雷（1908～1966年）對於孩子的親切關懷與嚴謹教導，也展示了傅雷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人間情懷」。而這種「人間情懷」我們在傅譯的法文名著中也不難體會。
除了家書之外，傅雷就是以法國文學翻譯大家而名世。其實，家書純屬「妙手偶得」，翻譯才是傅氏的「出色當行」，他後來選擇「閉門譯書」為業，以「稿費」謀生計，未取國家一分之俸祿，既可見他一生事業重心之所在，也可見其「譯術」之高超。而要談論傅雷一生事業之淵源，則不可不從其留學法國說起。
傅雷幼年喪父，全靠母親撫養成人，1924年他考入上海大同附中讀高中，由於他頗為激進，參與反帝反封建活動，並帶頭掀起反對學閥的鬥爭，頗遭學校當局的嫉恨。母親為了他的安全，把他拉回鄉下。正是在這種求學不得、歧路彷徨的情況下，1927年，傅雷經過反覆思考，向母親提出去法國留學的請求。傅雷是幸運的，母親是開通的，她變賣田產、籌集資金，極力促成了兒子的萬里留學之行。1927年底，傅雷乘坐法國郵輪昂達雷·力蓬號，離開上海，前往巴黎，時年不滿20歲。來到異國，人生地不熟，頗不容易，好在嚴濟慈先生給他介紹了正在巴黎留學的鄭振鐸，傅雷從馬賽轉乘火車到巴黎後，就通過鄭振鐸住在了伏爾泰旅館。
第一要克服的就是語言關，傅雷在國內時並未學過法語，只想著法國是藝術之都，為了從法國文學中汲取養分，便毅然選擇了法國。想著朋友「要好好學習Francais啊」的叮囑，傅雷趕往法國西部的貝底埃去補習法語。貝底埃是法國13世紀修建的古城，很有古典文化遺韻。傅雷在此膳宿在一位法國老太太家裡，老人出身於上流社會，受過良好教育，她既是房東，也充當了傅雷的法語教師，她教學的方法很是輕鬆，沒有正式的上課，只是在日常談話中隨時講解、糾正，傅雷的法語發音和會話就是這樣學出來的。另外一位教師則專教課本和文法。總之，傅雷本就天資聰穎，再加刻苦好學，他的法語進步很快。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半年之後，傅雷即如願以償地考入了巴黎大學文科。
巴黎大學位於拉丁區，分為文學、理學、法學、醫學四個學院，大學離盧佛爾美術館、盧森堡公園、先賢祠（名人墓）不遠。傅雷入校後，即住在法國青年宿舍，他一邊去大學聽主修課的文藝理論，一邊去盧佛爾美術史學校和梭旁恩藝術講座聽課。上課之外，他更主動接受歐洲良好的文化藝術環境之熏陶，一方面經常去巴黎和南歐眾多的藝術館、博物館參觀美術大師的傳世佳作；一方面實地去考察許多藝術聖地；至於接觸文化藝術界人士，更是題中應有之義。
上世紀20年代的歐洲大陸會集了不少中國遊子，他們胸懷大志，遊學西方，是為了求取真知，振興國家。巴黎作為歐洲的文化之都自然是這些學子首選之地，傅雷在這裡結交了不少朋友，如劉海粟、劉抗、朱光潛、梁宗岱、汪亞塵、王濟遠、張弦、張荔英、陳人浩等。誰曾料到，這批今日的遊子，來年竟是國家的棟樑。傅雷與他們時相過往，切磋學理，頗有所得，「有時在咖啡館裡一坐就是幾個鐘頭，海闊天空，無所不談，但歸根到底仍回到文學藝術的問題上來。」
此時的傅雷還只是一個二十出頭、風華正茂的青年人，交遊讀書、求取新知固然是域外求學之主流，但愛情的問題卻也難迴避，異域情緣竟真地就接踵而至了。雖然傅雷離家之前，就已與青梅竹馬的表妹朱梅馥定婚，但來法一年後，卻與浪漫多情的法國女郎瑪德琳好上了。不過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傅雷與風流浪漫的法國女郎固然能相互吸引一時，又如何能琴瑟和諧、白頭偕老？這種感情熱烈過一段之後，自然以破裂而告終。對傅雷來說，這段感情歷險對他教訓甚深，以後與朱梅馥之相伴到老，恐怕從此中不無所得。
傅雷留學法國固然有行萬里路、破萬卷書之收穫，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法國文學翻譯家的初步奠基與定型。傅雷為了提高自己的法語水平，嘗試翻譯一些法國文學名著，這其實是一個提高外語水平的捷徑。到巴黎一年後，他就譯出了都德的短篇小說和梅裡美的中篇小說《嘉爾曼》。他還頗注意將「游」與「學」相結合，1929年6月，他遊覽了法瑞交界處的避暑勝地萊芒湖，便幾乎同時譯完了與此勝地相關的作品《聖揚喬爾夫的傳說》，而一回到巴黎，他則立刻投入早已動筆的泰納（今譯丹納）的《藝術哲學》之試譯工作。一代大氣磅礡法國文學翻譯家構基於此，我們現在讀傅譯文字，似乎是構造了一個傅氏法國文學世界，那裡的巴爾扎克、伏爾泰，那裡的羅曼·羅蘭、梅裡美，似乎都是屬於傅雷的，所謂「似乎都用了同一種神韻的傅雷體華文語言」，從翻譯學角度如何彰丕，且不置詞，但至少可以說明的是，「優秀翻譯家的華語作品，同樣是華文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創造和豐富華文文學的歷史上，其貢獻與創作相同。」（陳思和語）
傅雷因留學法國進而致力於法國文學的翻譯事業，給世人所構造的傅譯法國文學世界，其貢獻應當予以肯定，至於其人格風範、學人風襟，既有《傅雷家書》行世，自是不用再去饒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