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孩子，斐濟島來信，信封上寫明掛號，事實並沒有掛號，想必交旅館寄，他們馬虎過去了。以後別忘了托人代送郵局的信，一定要追討收條。你該記得五五年波蘭失落一長信，害得我們幾個星期心緒不寧。十一月到十二月間，敏有二十六天沒家信，打了兩個電報去也不復，我們也為之寢食不安；誰知中間失落了二封信，而他又功課忙，不即回電，累我們急得要命。
讀來信，感觸萬端。年輕的民族活力固然旺盛，幼稚的性情脾氣少接觸還覺天真可愛，相處久了恐怕也要吃不消的。我們中國人總愛靜穆，沉著，含蓄，講taste[品味，鑒賞力]，遇到silly[愚蠢，糊塗]的表現往往會作惡。生命力旺盛也會帶咄咄逼人的意味，令人難堪。我們朋友中即有此等性格的，我常有此感覺。也許我自己的dogmatic[固執，武斷]氣味，人家背後己在怨受不了呢。我往往想，像美國人這樣來源複雜的民族究竟什麼是他的定型，什麼時候才算成熟。他們二百年前的祖先不是在歐洲被迫出亡的宗教難民（新舊教都有，看歐洲哪個國家而定：大多數是新教徒——來自英法。舊教徒則來自荷蘭及北歐），便是在事業上栽了觔斗的人，不是年輕的淘金者便是真正的強盜和殺人犯。這些人的後代，反抗與鬥爭性特別強是不足為奇的，但傳統文化的熏陶欠缺，甚至於絕無僅有也是想像得到的，只顧往前直衝，不問成敗，什麼都可以孤注一擲，一切只問眼前，冒起危險來絕不考慮值不值得，不管什麼場合部不難視生命如鴻毛：這一等民族能創業，能革新，但缺乏遠見和明智，難於守成，也不容易成熟；自信太強，不免流於驕做，看事太輕易，未免幼稚狂妄。難怪資本主義到了他們手裡會發展得這樣快，畸形得這樣厲害。我覺得他們的社會好像氏著一個癌：少數細胞無限止的擴張，把其他千千萬萬的細胞吞掉了；而千千萬萬的細胞在未被完全吞掉以前，還自以為健康得很，「自由」「民主」得很呢！
可是社會的發展畢竟太複雜了，變化太多了，不能憑任何理論「一以蔽之」的推斷。比如說，關於美國鋼琴的問題，在我們愛好音樂的人聽來竟可說是象徵音樂文化在美國的低落；但好些樂隊水準比西歐高，又怎麼解釋呢？經理人及其他音樂界的不合理的事實，壟斷，壓制，扼殺個性等等令人為之髮指；可是有才能的藝術家在青年中還是連續不斷的冒出來：難道就是新生的與落後的鬥爭嗎？還是新生力量也已到了強彎之未呢？美國音樂創作究竟是在健康的路上前進呢，還是總的說來是趨向於消沉，以至於腐爛呢？人民到處是善良正直的，分得出是非美醜的，反動統治到處都是牛鬼蛇神；但在無線電、 TV[電視]、報刊等等的麻痺宣傳之下，大多數人民的頭腦能保得住清醒多久呢？我沒領教過極端的物質文明，但三十年前已開始關心這個問題。歐洲文化界從第一次大戰以後曾經幾次三番討論過這個問題。可是真正的答案只有未來的歷史。是不是不窮不白就鬧不起革命呢，還是有傢俬的國家鬧出革命來永遠不會徹底？就是徹底了，窮與白的病症又要多少時間治好呢？有時我也像服爾德小說中寫的一樣，假想自己在另一個星球上，是另一種比人更高等的動物，來看這個星球上的一切，那時不僅要失笑，也要感到茫茫然一片，連生死問題都不知該不該肯定了。當然，我不過告訴你不時有這種空想，事實上我受著「人」的生理限制，不會真的虛無寂滅到那個田地的, 而痛苦煩惱也就不可能擺脫乾淨，只有靠工作來麻醉自己了。
辛西納蒂，紐約，舊金山三處的批評都看到了一些樣品，都不大高明（除了一份），有的還相當「小兒科」。至於彌拉講的《紐約時報》的那位仁兄，簡直叫人發笑。而《紐約時報》和《先驅論壇報》還算美國最大的兩張日報呢！關於批評家的問題以及你信中談到的其他問題，使我不單單想起《約翰·克利斯朵夫》中的節場，更想起已爾扎克在《幻滅》（我正在譯）第二部中描寫一百三十年前巴黎的文壇、報界、戲院的內幕。巴爾扎克不愧為現實派的大師，他的手筆完全有血有肉，個個人物歷歷如在目前，決不像羅曼羅蘭那樣只有意識形態而近於抽像的漫畫。學藝術的人，不管繪畫、雕塑、音樂，學不成都可以改行；畫家可以畫畫插圖、廣告等等，雕塑家不妨改做室內裝飾或手工業藝術品。鋼琴家提琴家可以收門徒。專搞批評的人倘使低能，就沒有別的行業可改，只能一輩子做個蹩腳批評家，或竟受人僱傭，專做捧角的拉拉隊或者打手。不但如此，各行各業的文化人和知識分子，一朝沒有出路，自己一門毫無成就，無法立足時，都可以轉業為批評家；於是批評界很容易成為垃圾堆。高明、嚴肅、有良心、有真知的見的批評家所以比真正的藝術家少得多，恐怕就由於這些原因：你以為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