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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老朋友爸爸:本和我倆的小蝌蚪

自我站在人生的起跑點上,他便與我並肩相伴。不管中間發生了什麼事,他總會回到我身邊。兩個像小蝌蚪似的男孩在河溝裡學著長出胳膊和腿來,跳進這個世界。

從記事開始,我就在腦海裡建了一個不知道該叫什麼好的存檔名單。列在這上面列的都是那些在緊急情況下能趕到我身邊的人,不論什麼情況,不問任何問題。如果我有了麻煩,只要給名單上任何一個人打電話,他就會跳上飛機趕過來,保釋我、借給我錢,或是握緊我的手支持我。每一次回顧這名單,有個人總是高居榜首。

多年來,這個朋友一直在我身邊,大概自我尚未記事起就是如此。他是那個住在街角的朋友,午餐時會坐在我旁邊,安慰我說某個女孩的確對我有意思。他是那個會用世代保密不外傳的甜餡餅食譜跟我交換最簡單的米蘭餅乾做法的朋友。他幫我完成了那個了不起的風火輪賽車的彎曲軌道,我們就像飛車天王埃維爾·科尼維爾那樣,操縱著模型車衝下樓梯,繞過他媽媽的古董櫥櫃,甚至還飛過了馬桶。如果我們不是後來被狗撞翻了,這段表演估計能上吉尼斯世界紀錄。

他是這樣一個朋友,我從來不會忘記他的生日,到現在還記得他家以前的電話號碼。不管他又長了幾斤肉,添了多少白頭髮,孩子都已經十幾歲了,他在我眼裡永遠是8歲。

他是這樣一個朋友,我們兩個除了一起長大,就根本沒什麼相似的地方。

可當我病倒的時候,他是那個我必須打電話通知的朋友。這樣的一個朋友總是和你千絲萬縷地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有時甚至無法用任何客觀理由解釋。我心情最糟糕的那個週末(在醫院過生日那天),也是他人生的低谷。他高中時的女朋友,也是和他結婚20多年的老婆,也是他兩個孩子的媽,親口對他說:「我要離開你。」

他是這樣一個朋友,怕我擔心,選擇獨自承擔,這件事他直到6個月後才告訴我。

本·愛德華茲在我二年級的紀念冊上寫道:

布魯斯,暑假快樂平安!我可能會去海邊看你!!!!!你人真好,又善良。愛你的,本。

三年級時他加上了我的外號,省略了「愛你的」。

泰迪熊,我喜歡你!本。

到了四年級,他變酷了,直截了當。

海邊度假愉快。本。

連一個感歎號都沒了!

不過,他每年級的入學照片可沒什麼變化。他臉上有小雀斑,眼神純真無邪,留著薄薄的直髮,額頭上還總翹起一撮頭髮。他穿著打扮就像個鄰家男孩,再加上典型的美式風格,好像是從漫畫書裡走出來的一樣。

本的小城生活來之不易。他爸爸是婦產科醫生,在佐治亞州的克拉克斯頓市長大,那兒盛產遭人嘲笑的水果蛋糕,通常只能在汽車服務站的廉價餐館賣給過路遊客。本出生那年,克拉克斯頓市的總人口是兩千多人。本的媽媽是附近的布魯克萊特人,那兒總共只有五百來人。我曾經問過本,搬到薩瓦納後,他父親是否適應城市生活。

「我想我爸還是更像個鄉下人,」他說,「他最喜歡在院子裡幹活打發時間,也不怎麼稀罕城市裡的星巴克、博物館和美食料理。只要在熟食店買份炸雞就好了。他也不喝酒,總去教堂。對了!他以前還想開一家加油站,可奶奶非要他上醫學院。」

愛德華茲醫生(本的父親)是一位慈愛的父親。「直到今天,」本說,「他還會摟著我,我也摟著他,我們一起窩在床上看電視。」

但慈父也有嚴厲的時候。

「記得我哥喬16歲的時候,有一次,」本回憶道,「是週五晚上,我們在客廳裡,我爸讓喬倒垃圾。喬說:『嗯,一會兒倒。』20分鐘後,我爸進屋又對喬說了一遍。喬答道:『爸,我說了會倒的!』又過了20分鐘,我爸又進來了,說:『兒子,馬上把垃圾倒了,要不我就打你屁股。』喬聽了,站起來說:『爸,我都比你高,你還以為能打我屁股?』」

「我爸一把拉起喬的領子,說:『兒子,讓我告訴你。你可能比我高,但我可有錢僱人打你屁股。所以我建議你趕緊把那垃圾倒了。』說完,他轉身走了。喬愣了一會兒,然後看著我說:『我去倒垃圾了。』」

與父親不同的是,本一直都喜歡城市裡的各種樂子:美食、好酒、夜生活,還有每年的拉斯維加斯之旅。和父親一樣的是,他也進了醫學院,然後和老婆搬到了孟菲斯和聖弗朗西斯科。可他一直忘不了南方的大家庭生活和甜茶。

「我覺得吧,南方人有一種真誠坦率的善意,」他說,「我不是說北方人不好。如果你坐在加州的酒吧裡,會覺得周圍的人也挺和氣的,但並不是那麼坦率直爽。可如果是在佐治亞州,你當晚在酒吧認識的人可能就會送你出門,他也許是要開車把你送回家,也許是要邀請你參加明天的燒烤派對。」

「那是為什麼?」我問。

「那兒生活節奏慢,」他回答說,「沒有那麼多人急著想……贏。」

「除了橄欖球。」

「那玩意兒你最好給我贏!」

我告訴他,自打我病了之後,薩瓦納給了我許多感動。我們的同學、家長,哪怕是當年不和我們這些小孩子玩的校園風雲人物都突然組成了統一戰線,盡力伸出援手,幫我們這個遠離故鄉的家庭重整旗鼓。

「這就是南方人的特點,」本說,「忠實,真誠,重視友誼。」

而這些也是我希望本能傳遞給我女兒的優秀品質。他能告訴你追本溯源的重要性。無論你走到哪裡,都能讓故鄉陪伴在你身邊。無論你活了多久,都能讓故鄉的回憶永不褪色。「你爸爸從這個地方來,」他會告訴我的女兒們,「你們也一樣。」

本會教孩子們怎樣去刻下自己的回憶。

我們之間的友誼始於5歲。「我記憶中對你最早的印象,」本說,「就是我們拉著手,一起去幼兒園。」他記得我們在後院玩過的橄欖球比賽,記得五年級的時候我為他出頭。那時候他覺得莎朗·斯塔布暗戀他,可是查爾斯·舒瓦茨說沒這回事,還讓本欺負她。

不過他記得最清楚的事,也是最感人的。

「四年級的時候,我們總是躺在地毯上讀書,」他回憶說,「有一次,我挖了鼻屎後放進了嘴裡。大家都在笑話我,但你不動聲色,說:『本,大家都在看你挖鼻孔。』我抬頭,看見大夥兒都指指點點笑翻了天。接下來的兩個禮拜,每個人都取笑我,但你一個字也沒提過。」

「35年了,你就記得這個?!」

「你最好的朋友挖鼻屎後放到了嘴裡,可這毫不影響你對他的態度。這就是忠誠。」

我問他,為什麼那個時候就認為我們是朋友?

「一開始是因為住得近,」他說,「後來時間一長,就有了相同的興趣,不過我們倒沒什麼競爭意識。顯然,你更有藝術細胞,喜歡戲劇什麼的。而我的體育比你好。可你做什麼,我也做。我做什麼,你也做。哪怕並不那麼喜歡。」

不過,即使我們擁有再多的共同點,彼此之間依然有天壤之別。在種族問題解決後,那是當時美國南方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異了。

本是個基督教徒,而我是個猶太人。

聊天的時候,本有好幾次暗示了這事。因為是猶太人,所以我家裡的飲食和別家不同,因為是猶太人,所以我家週五晚上會點起蠟燭喝紅酒。

可是這樣的差異卻將我們聯結得更緊:每年12月,我都要去他家幫著裝飾聖誕樹。我喜歡其中的儀式感,綵燈、小天使,還有被接納的感覺。在我得癌症後,本的媽媽寫信給我,信有一個美好的開頭:「當我看見本的時候,就想起你。你們是很棒的團隊。」以一個問題結尾:「你還記得幫我們裝飾聖誕樹的事嗎?」

與某些猶太人不同,我家一直沒有聖誕樹。到現在,我和琳達也不擺。然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與愛德華茲一家共同裝飾聖誕樹的經歷為我後來的信仰打下了基礎。本也覺得這件事從很多方面影響了他的人生。

「如果你問我覺得自己的優點是什麼,」他說,「第一條就是,能和與自己不同的人交往。我不是說我是完美的。在大學裡,別人相互捉弄的時候,為了不破壞氣氛,我偶爾也會配合他們說兩句玩笑話。不過,我總是樂於接受這個世界的多元化。不管你是黑人、白人、猶太人、基督教徒、同性戀還是變性人,對我來說都一樣。」

「你從哪兒學到這個的?」

他毫不猶豫地說:「是在和你們家的交往過程中學到的。我不是把功勞都記在你身上,不過你確實幫了我很大的忙。因為你家和我家差異實在太大了。表面上看起來基本原則是一樣的,但背後的文化傳統卻全然不同。那差別就像是甜餡餅與米蘭餅乾。我家喜歡開玩笑找樂子,而你們家則更嚴肅、更具藝術范兒、更有抱負。」

「記得有一次,你說我是你眼中典型的美國男孩,」他接著說,「確實,我上了大學,有了工作,和高中的女朋友結婚,」他頓了一下,「現在要離婚了,我想我是越來越符合你的標準了。」

「但是說真的,你家可不是這樣,」他說,「你們一家都和我想像中的南方人不一樣。可能就是這種文化多樣性改變了我,並最終成了我心中衡量當代美國人的標準。」

接下來,本給我講了個我從沒聽過的故事。高中畢業後,本去了佐治亞大學,加入了一個兄弟會社團。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他和兄弟會裡的哥們兒討論納新。「當時我和兩個認識了一年的傢伙坐在一起,其中一個說:『可那是猶太人,我們真的要招猶太人嗎?』可能我很傻很天真,但我從來沒有聽過那麼掉份兒的話。『你怎麼說這話呢?』我問。『啊,你知道的,他們和咱們不一樣啊。』那人接著說。我決定讓他開闊一下思路,就說:『你怎麼知道的?說幾個你認識的猶太朋友。』」

「最後,我們投票決定讓那個猶太人入會。」

和我一樣,本也有失去的一年,比我還早幾個月。那天上班時,他堂兄羅爾打電話找他。以前住李將軍大道的時候,羅爾家與我家只有三戶之隔。他13歲的兒子腿上出現了異常的增生。本是骨放射科醫師,看了磁共振結果後,他想,「天哪!這是個骨肉瘤。恐怕是這輩子我唯一見過的一個。」

「然後呢?」我問。

「這孩子會死的。」

接下來的一年,在小羅爾接受化療和手術的過程中,整個薩瓦納社區都團結起來支持他,就像他們後來為我做的那樣。他們為小羅爾送飯,聖誕節幫著裝飾房子。學校裡所有七年級的男孩子為了向他表示敬意,都剃光了頭髮。

然後,就在小羅爾逐漸康復的時候,本又接到了我的電話。

我問他聽說我得癌症的時候是怎麼想的。他結結巴巴地說:「和我之前的想法一樣。為什麼這種災難總是要落在好人身上。我真是受夠了。給病人做切片檢查的時候,光看他們的樣子,就知道腫瘤是不是惡性的了。人越好,病得反而越重。有些人看起來凶狠惡毒,結果只是一般感染。和藹可親的老太太卻得了胰腺癌。在整個放射科,這是個持久不衰的笑話,太諷刺了。」

「那你的第二反應也和聽說小羅爾的事時一樣嗎?」

「完全一樣。那時我想:媽的,我最好的朋友要死了。」

「那麼,試著想像20年後,」我說,「我女兒們去看你。她們說:『你是認識我爸爸最久的人。』你會把她們帶到哪兒去呢?」

「這很難回答。我能想起來的地方估計別人都想到了。」他說了泰碧島和我們的學校。「最後,我想我會帶她們到你家後面那條髒兮兮的小河去,就是我們抓蝌蚪的地方。」

「運河!」我叫起來,「我好久沒想起那地方了。」

漢普斯蒂德運河其實不太像河,頂多算是條排水溝,裡面滿是最低等的生物——藻類、蝌蚪,還有調皮的小男孩。說實話,它寬不足兩米,不過那時候在我們眼裡就像是亞馬孫河。有一年春天,我們決定抓蝌蚪,把它們養成青蛙。我們把蝌蚪放進塑料桶,拿到車庫裡,準備觀察它們長出腿來變成青蛙,不過後來整個車庫臭的不行,我們只好放了這些小東西。

「那伊甸和泰碧會從中學到什麼呢?」我問。

「那條河就是我們的故鄉,」他說,「那地方髒亂差,我們本來不該去的,但是就在那裡,我們學會了做自己。所以,那就是家。」

我忽然意識到他說中了埋藏在我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東西。這個我幾乎不瞭解的朋友,這個我很少見面的朋友,這個總是排在我緊急聯繫人名單首位的朋友,突然讓我明白,我做這名單的目的,其實只是要提醒自己,他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

他就是我的蝌蚪。

自我人生的起跑點,他便與我並肩相伴。不管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每次我以為一切即將結束,他總會回到我身邊,回顧我們走過的路,指給我起點的方向:兩個像小蝌蚪似的男孩在河溝裡學著長出胳膊和腿來,跳進這個世界。

和本聊天,讓我又一次意識到了「失去的一年」所教給我的東西:地域對我的人格形成至關重要,但我卻從未正經挖掘過自己祖輩的根脈;生命中的人們對我影響深遠,但我卻從未認真探索過自己家族血統的延續。我不曾讀過祖父的回憶錄,不曾問詢過父親的過去,也不曾去瞭解朋友們的背景經歷。我滿足於一知半解的世界,從不想多問一句。

我是在迴避運河。

只有投入過去,我才發現那條河裡漂浮著滋養我成長的東西。就像女兒們走過泰碧島上的小橋時總會唱的那首歌:「你總會瞭解你的鄰居/你總會瞭解你的夥伴/如果你曾在伊利運河上航行。」

在運河上航行。

照顧好你的小蝌蚪。

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需要一個好朋友。